论《胡适文集》里的胡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文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0)03-0003-07
一、胡适的思想来源——古今中外兼容并蓄
为论述《胡适文集》[1]里的胡适，将胡适的思想来源分成两大块：其一是胡适东方的思想渊源；其二是胡适西方的思想渊源。
（一）胡适东方的思想渊源
胡适秉承他父亲胡传求学务实的精神与解决外交纠纷的能力；自幼深受其母冯顺弟实用主义的影响（嫁大她三十二的胡传，给村塾先生多几倍的学金等）；少年时受二哥牵引读司马光《资治通鉴》，不仅对史学产生了兴趣，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接触了范缜的《神灭论》；在上海求了6年(1904-1910)的“新学”，读了维新人物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前者教他理解新民的真义；后者引发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因而有了对老子年代的考证，有了孔丘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有了墨子的“实用主义”，有了惠施、公孙龙等人的雄辩，有了庄子的进化思想。同时胡适以新的精神说儒，还儒的历史本来面目；吸收老子的虚君主张，赞赏《吕氏春秋》的贵生主义，喧染汉代为期不短的无为而治，对王充、王莽感兴趣，费神费力研究佛教，尤对中国禅宗史钟情，鼓吹禅宗史中的革命者荷译大师神会和尚。与此同时，读《诗经》，撇开一切郑笺，朱注，直接回到《诗经》的年代，读《楚辞》不再关注其“微言大义”，写《淮南王书》深得其政治思想，说《论语》是最初的传记文学。汉代的民歌纯朴而率真，佛教的翻译文学直接影响唐初白话诗的形成，王梵志等和尚诗人为白话诗文立下汗马功劳，杜甫的写实主义，元、白的白话诗文运动，两宋的白话语录，明清的白话小说等都引发了胡适的双线文学史观，刺激了胡适的新文学革命的热情。再者，胡适对朱子的敬礼，对顾炎武开山之功的认同，对颜李学派的宣扬，对戴震的倾心，对章实斋“通达”的理解，对崔述“考而后信”的钦佩，对反理学健将吴稚晖的膜拜等都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源泉。而且，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学识，鲁迅的小说史略，陈恒的谨严，单不庵的老到，陈独秀的激进，钱玄同的疑古、徐志摩的热情，丁文江的务实，汤尔和的乡间气，郭绍虞的文学批评，汤用彤的佛学根力，任叔永、陈衡哲、梅光迪、杨杏佛等朋友的较劲，许怡荪的鞭策，梁漱溟、冯友兰的抬杠，蔡元培的提携与引荐，赵元任的揭底，梁实秋、罗隆基的协助，傅斯年、俞平伯、顾颉刚诸君的跟风，都或多或少激发了胡适的思想，也成了补充胡适思想的养料，促成了胡适思想的成熟与系统化。
中国固有的文明土壤，滋生了胡适的思想大树。9年(1895-1904)的私塾童子功训练，已深埋下思想大树的良种。忆亡父，不忘他受过龙门书院掌门人经学大师刘熙载，自修而成大学者吴大，两宋新儒教理学代表朱熹等人的影响。身在美国，穿西装，交美国女朋友，读美国教科书，撰写博士论文时，又忘不了用西洋之法治《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今译《先秦名学史》）。26岁当北大教授，30左右当北大文学院院长、北大教务长，37岁任中国公学校长，穿的却是长袍马褂，浑身上下地道的中国夫子。他要为王莽平反，要翻出李靓的学说，要认费经虞、费密父子为清学的先驱。他要世人知道：黄梨洲论过学生运动，《镜花缘》里有女权主义者，平民李超有作传的必要，中国的宗教是“名教”，钻“烂纸堆”能“捉妖”，“打鬼”，范仲淹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哲学里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中国人思想中有不朽的观念，中国近一千年不是停滞不进步的。他们的新文化运动是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胡适晚年集中于《水经注考》是为同乡戴东原“辩冤白谤”，他六七十岁还不知什么是专业，是因为他凭兴趣而为。……
（二）胡适西方的思想渊源
年仅13岁的胡适就跑到大上海求“新教育”，一混就是6年(1904-1910)。读林琴南的意译，他初识一大批欧洲小说家：司哥特、狄更斯、大小仲马、雨果、托尔斯泰；读“笔锋常带感情”的梁任公之文，他渐得略知笛卡尔、卢梭、康德、达尔文；前者叫他知道屈原、杜甫、李白、韩愈、苏东坡、吴敬梓、曹雪芹之外还有中华之外的文学大家；后者把他从古旧文明的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得知欧洲人注重公共道德，国家思想，爱冒险，爱自由，注重身体的培养与健康等。它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此同时，胡适又读严复翻译穆勒的《自由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教他“拿证据来！”教他问问“为什么？”达尔文主义使他明白改进只能一点一滴，连绵不断，连胡适二字中“适”字也是当初受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诱发而取名的。
1910年，不到20岁的胡适侥幸考上第二批庚款赴美留学，一留就是整整7年(1910-1917)。一踏上美国，就与美国家庭发生亲密的接触，领略和享受美国家庭、教育以及美国人的温情。不久又读英文《圣经》，参加宗教集会，对犹太人治学的本领和排除万难、力争上游的精神印象极深。1912年，又对美国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训练讲演，参加政治集会，关注美国大选，导致他一生与政治难舍难分。胡适刚去美国时悲观厌世，后来研究乐观派诗人勃朗宁，在美国乐观向上的大环境感染下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胡适在美国产生了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使他一生致力于和平事业，尤致力于“国联”的构思与建立，也就是后来的联合国。留美7年，对胡适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杜威与实验主义。1915年暑假，胡适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决定由康奈尔大学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去向杜威学习哲学。胡适对实验主义的宗师和领袖皮尔士，詹姆斯等都十分敬仰，特别倾慕杜大师。尽管杜子不善辞令，胡适还是对杜子大加赞赏，不仅听课洗耳，下课也常师徒交流。杜威的实证思维术及其方法主宰了他四五十年所有的著述，对胡适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1919年5月1日，杜威来中国讲学，一讲就是2年2个月。胡适在杜老夫子来华之前就四处讲演，为杜学恩师扫平障碍，在杜子讲学时，胡适常尾随其左右，当翻译，发材料，集讲义出版，鞍前马后，殷勤有加。杜威离开的当天，他就撰《杜威与中国》一文高度评价恩师对中国的影响，胡适去世前3年，还津津乐道恩师杜威思想领域中的“遐征”，足见胡适一辈子服膺杜老夫子，一辈子挣不脱杜学的固若金汤式的枷锁。
胡适几十年的人生，还对美国妇人的自主精神，易卜生的自强意识，屠格涅夫的精妙文字，苏格拉底精神，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伽俐略的实证，哥白尼的天文学，哈维的《血液运行论》，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爱迪生的不折不挠，福特的流水线，西洋近世的文明，尤其是西洋近世的科学精神等均兼收并蓄。黑格尔、叔本华、培根、拉萨尔、马克思、斯宾塞、康德、尼采、罗素、马文、格林、泰戈尔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胡适的思想，连莫斯科的3天游都对胡适震动极大。
胡适终其一生不过72年，但在国外转悠了好几十年。胡适一只脚在东方，一只脚在西方。所以，要公允探讨胡适的思想来源，古今中外缺一不可。
二、胡适与新文学运动——提倡有心创作无力
胡适二三岁，父母就给他讲方块字；9年村塾，先生又给他用白话讲古书；13岁开始在上海读了6年《明报》，主笔了《竟业旬报》几十期；到美国又与中国留学生朋友辩论中国文字改革，认定白话文是新时代的工具。归国前就逼上梁山，与国内陈独秀、钱玄同诸君里应外合酝酿文学革命运动。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等口号；编《国语文学史》，考证明清白话小说，论句读符号，论短篇小说，谈新诗，设计中学国文的教授，谈白话文法，推出双线中国文学史，大力倡导白话诗文，大谈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不厌其烦地讲习国语文学。由酝酿、发起到普及白话诗文，胡适均有意识地引导潮流，充当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扮演新文学运动的主角，是前沿阵地的猛将，是挑大梁，扛大旗的中坚。无论是最初的发动，中间的引导与鼓气，还是后来的巩固革命成果，胡适都卖大力气，不懈地从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中挖掘白话文学、白话语录、白话诗歌、白话佛经翻译、白话词曲、白话信札、白话小说。一句话，只要与白话相关的史料，胡适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件。同时，胡适还大力推介新文学运动中的健将：如鲁迅、周作人、吴稚晖、钱玄同、徐志摩、康白情、汪静之、汤尔和等人的白话文学作品。而且胡适还大声疾呼要翻译外国名著，补充养料。真可谓费尽心机，竭尽思虑。
然而，胡适出国前，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却是半文半白的；他在美国与中国留学生辩论白话诗文的一系文章还不是纯粹的白话文；胡适使出吃奶的蛮力而写成的《尝试集》，还有后来的《尝试后集》都是无法去掉旧文学阴影之作，也都是“一念”、“一感”、“一思”“一笑”之类的小家璧玉，几无成熟的、有气魄的大作品。胡适这位新文学运动的马前卒，摇旗呐喊还行，对创作实不敢恭维。胡适自己有自知之明，多次提到他的朋友赵元任修改他的不地道的白话诗，多次坦白承认自己比不过少年朋友的诗才，多次想写白话诗而苦索未成；坦白承认自己不会写白话戏剧，《终身大事》还是用英文所为；承认他写不出小说；承认他翻译的作品有许多欠缺，而且胡适后来的诗译的确比前期的要差好远。
胡适评价自己说：“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不是自谦之辞，的确是事实。胡适是个实在人，别以为胡适谦逊，别把胡适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行列。不过胡适奉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因而胡适很少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也很少说别人的话，也能说胡适时代的话，能明白畅晓地行文讲演，但不免罗嗦、不免重复、不免泛滥成灾。
三、胡适治哲学史——上部虎头下部蛇尾
胡适十一二岁就对史感兴趣；十五六岁就有野心要补梁任公中国思想史中的不少章节；1915年花一个暑假研究杜威派哲学，1915-1917年受业于杜子门下，受其影响，又念念不忘本土文化，故而下功夫撰写博士论文，自题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今译《先秦名学史》）。要过杜大师一关，不下大功夫，不有真货色不行，以胡适之才，运用杜学精神与方法治出的博士论文还是落一个“大修”的下场。尽管胡适对他的博士论文自我感觉良好，可没有顺利通过，因为还有欠缺，也决非胡门唐德刚讥贬杜威们对东方文化狗屁不通，或是居高临下，有小瞧心理。胡适在博士论文中的确采用了不同于中国传统治学的论述方法，对原始资料作了独到的选择，也对原文的校勘与训释下了扎实的功夫，抛却了传统学人的主观偏见，加之胡适曾对欧洲哲学史作过不浅的研究，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有了比较研究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西方哲学的治学方法来解决中国古代思想体系，而且，胡适起初只把研究的主题限于中国古代逻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别的众多方面暂缓涉及，这样就有了明确的主攻方向，现今译为《先秦名学史》就是充分体现了其书主旨的译名。而把个古代哲学史疏理得有条有理，清晰可辨，明变，求因，评判均上新台阶。
胡适原本计划完成《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近世思想史》，三本汇集而成《中国哲学史》。可惜只完成了上卷，只开了一个崭新的头，而且开得太好了，后来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充其量可归于较高水平的读书札记。其中论齐学，论杂家，论秦汉之间的思想状态，论道家，写《淮南王书》，论统一帝国的宗教，论儒家的有为主义。后来的《中国中古思想小史》所讲授的中古时代，重讲齐学，重论统一帝国之下的宗教，重讲道家，论儒教，论王充，论中古第一期的终局，讲佛教，佛教的输入，佛教在中国的演变，印度佛教变为中国禅学，以及所列中古思想史试题等，都只能算是一个哲学史教师的讲义而已，比起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那一部简直差的太远了，只是胚胎罢了。
至于近世哲学，胡适连象样的讲义都没有编成，时不时地写一二篇论文而已，花时间多一点的只有《戴东原的哲学》，别的算是东一榔，西一锤，把近世哲学弄得七零八乱，不成体系。在中古思想史研究中还或多或少有较弱的胡适思想，可到了近世哲学史就几乎看不出胡适当年的豪情。
胡适治中国哲学史，对上古开了一个很不俗的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开山大师，加之胡适鲜明的主张，清晰的思想，倾重于儒道内在之关系，尤好墨学，还孔丘以历史本来面目，对无为派、有为派弄得一清二楚，真不愧是虎头。而到了中古的研究，不如上古那样集中精力，费精费神，而是显出明显的衰势，到了近世则更是力不从心了。虽则好几次发誓要完成，立志要补救，无奈气势、精力、魄力、才力、功力等都如长江之水东逝，徒叹奈何！真如蛇尾一样草草收兵。
四、胡适与国故整理——自始至终难舍难分
胡适13岁前在家乡上了9年村塾，摸的、吟的、背的都是国学，12岁就开始编历代帝王年代歌诀和国故整理。胡适上了6年“新学”，大部分还是读中国书。到美国7年，喝的是洋水，辩论的却是中国文学，主攻的还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就连留学日记中论国学也占了不少篇幅。为了更有力地提倡白话文运动，自然要在几千年中国文学史史料中挖掘；为写好《先秦名学史》同样需对中国古代哲学史料搜集、审定、整理。胡适的国故整理不是如胡门唐德刚所言的：庚款留学生回国卖了几年美国“教科书”，店里缺货了，只好钻到故纸堆；也不是胡适的朋友们如西滢所言：胡适一会儿新文学运动，一会儿编哲学史，一会儿又钻“烂纸堆”。胡适的国故整理从未间断过，从幼童的血液中，一直流淌到去世的那一天。只是每一阶段因具体的问题，变化了的形势，侧重点不同而已。不同的是胡适的国故整理，一则充分吸纳清代朴学的精神实质，又有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主体思想方法是胡适一辈子运用不止的实验主义。故而胡适的国故整理既不同于清代朴学，也不同于同时代人。其区别在于胡适采用的方法更为科学。胡适在写作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时已大规模进行了国故整理，后来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主要特点依旧是运用西人的治学方法治出别开生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这一开山力作；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同样大规模进行了国故整理，《白话文学史》简直就是胡适国故整理的大成果。胡适本人有意识有成效地大规模整理国故，大面积铺开了战场，加之又回到了国故学的本土，国故园地里又藏龙卧虎，而且他乡还割不断国故情。1917年回国，1918-1920年，他一边大肆鼓吹白话诗文运动，身体力行作《尝试集》。同时，胡适没忘怀他的国故整理，一则要为运动提供国语材料，二则要宣传鼓动，没有切实的材料不行，三则在北大讲哲学史也逼着他不得不整理国故。1919年新诂《墨子·小取》，同年发起《新潮》，召集傅斯年、俞平伯、顾颉刚等可畏后生。1920年与《建设》的猛将廖仲恺，胡汉民辩井田；1921年做五万字的《水浒考》、《水浒后考》，隆重推出他的《红楼梦考》。早在1919年，胡适就奉劝大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响亮推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已为《新潮》定了宗旨，定了基调。那时，胡适就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旗帜鲜明地主张“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的材料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就是成功的一例；《国语文学史》同样是成功的实证。胡适本人用了科学的方法，作了精确的考证，比如《水浒》、《红楼梦》考证等。让世人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要人养成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功夫；而要达到再造文明的宏伟目标，必须多研究问题，多输入学理，多整理好国故，才有再造文明的希望。
1921年胡适完成《费经虞与费密》一文，1922年论王莽、记李靓的学说、读《楚辞》、为梁启超《墨经校释》作序、论墨学与章太炎讨论、作《吴敬梓年谱》等，还发起《读书杂志》，力劝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这些都为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上郑重推出“整理国故”的宣言作了极为扎实的铺垫。胡适在宣言中声嘶力竭地呼吁要给国故的烂帐结算，要用历史的眼光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要用系统的整理来勘核国学的资料，要用比较的研究来对国学的材料进行整理与解释，最终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因为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城。
胡适与毛子水论国故学；与浩徐论整理国故与“捉妖”、“打鬼”，与陈恒讨论校勘学方法论；与钱穆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与刘大白谈《诗经》；与钱玄同论《春秋》；在东南大学讲《研究国故的方法》；在辅仁大学讲《考证学方法来历》，在教育部讲《墨家哲学》；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中国禅学的发展》，在庐上讲《颜习斋哲学及其与程朱陆王之异同》。胡适虽知清代朴学可怜，知道整理国故是死路一条，与古为邻是与鬼为邻，力劝少年朋友别上死路，要学近世西方的科学技术，然而胡适却因中“毒”太深，因坚信烂纸堆里有“鬼”，有“妖”，它们与细菌一样可怕，胡适本人不能走自然科学之路，有自知之明，黄豆捡熟的吃，业已成习，有历史癖、有考证癖、加之相信国故整理也是运用科学的方法，也是实验主义的具体运用。因而胡适离不开国故，割不舍国故，如此血脉相连，如此难舍难分，胡适自然就不但要开整理国故之风气，在前沿阵地呐喊摇旗，而且身体力行，一马当先，扎实而为。不是盲目的整理，而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有方法地整理；不仅青少年时整理，而且壮年、中年乃至晚年都不止不休地整理；不仅是哲学史料，还有文学史料，教育史料，甚而禅宗史料，生命的末尾居然集中到《水经注考》，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不仅自己宣传、鼓动，犯手而为，而且满怀豪情介绍国故整理疆场上的老兵与新将；不仅有中国同志，还有英国人，瑞典人，法国人，日本人等。真是自始至终，难舍难分！
五、胡适的启蒙思想——苦口婆心不遗余力
胡适一生好为人失，他的职业，或者说他的天职就是“启蒙”二字。胡适一生一世就重在“启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启蒙”为中心，这是他一辈子的主旋律，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胡适的所作所为，所学所思，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读书，执教，当官议政，无论引发白话诗文运动，还是编哲学史，还是耗费了他一生的国故整理，还是办杂志、漫游、写信、为文、讲演，都只为“启蒙”。这是胡适的主骨，这是胡适的崇高追求，这也正是胡适的真正价值。
胡适第一次接触《资治通鉴》就编历代帝王年号歌诀，启发他人；第一次主编《竞业旬报》就甘当主笔，高产时论；第一次写哲学史就要破天荒地用英文介绍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发动白话诗文运动，要使国民知道在庙堂正统文学之外还有平民白话文学；既讲国语来自方言，又讲国语的文法，符号等。胡适修改《中国古代哲学史》只是要人知道治哲学史要先弄明白史料之可信，如何审定史料，如何明变，如何融会贯通，如何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教人知道一部中国哲学史“也不过如此”而已；胡适钻入“烂纸堆”只是因为他相信其中有“鬼”、有“妖”，他要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捉妖”、去“打鬼”，好清算烂帐，好让国人不受迷惑。胡适的每一个考证，每一次整理都是教人一种做学问思想的一种方法，要注重事实，要据实而言，要“考而后信”。胡适的谈政治也是要教人别高谈主义，别脱离问题实质，要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要有思想的自由，要有独立的精神。胡适的自由批评，不仅叫人知道一切的人物、学说、思想都不完善，而且要人渐养一种自由批评的精神，相互监督，相互提高。
胡适一生的使命就是“启蒙”，而要启蒙好就必须一马当先，身体力行。胡适采用了明白畅晓的语言写作，思想也异常明白，让天下人一见即知。他不嫌罗嗦，不怕浅薄，要老百姓都明白，要天下人都接受，言之有物、有文、有情、有理，故而能行之广远。胡适很善于利用新闻媒体，少年时主笔《竞业旬报》，留学时编《留美学生季报》，未归国就与《新青年》健将里应外合，接而又接管《每周评论》，还自发组织《读书杂志》，创办《努力周报》，介绍兄弟杂志，参股《新月》，主编《独立评论》，幕后操纵《自由中国》。而且还与各种出版社，出版公司，出版人密切交往，使他的文章著述“货”畅其流。
胡适启蒙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中学生、社会青年、图书馆管理员、检察院官员、天下父母，尤其是中国妇女，胡适的数不胜数的朋友、学界同仁、新闻工作者、杂志主编、出版社社长、教育家、教育官员、军阀、政府要员；不仅是中国人，还要启蒙西方汉学家、日本国民、日本军界、印度历史学家、美国大学毕业生、美国国民、美国上流社会、太平洋研究会的学者、“国联”的发起人等等。
对启蒙思想，胡适时时刻刻都为之，国内国外也都为之，故而贯穿其一生的始终，也真卖力气、下功夫，不厌其烦、不殚其精、不遗余力。胡适学孔丘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倾慕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明知杯水车薪，明知自己在“卖膏药”，但胡适还是乐此不疲，到处发议论，到处作演讲，时时著书论学。杜威还没来中国，胡适就开讲杜夫子的实验主义，为恩师铺路搭桥；“五四运动”刚过，胡适一方面总结其历史意义，一方面提醒国人要回到新文化运动上来；刚去莫斯科二三天，胡适就对苏俄的改革、苏俄的教育、苏俄的领导者大加赞赏，迫不及待地借《新月》告之国人；考证禅宗史，兴奋地推出荷泽大师，又是写文，又是作传，又是演讲宣传这位和尚；自己却陷入“烂纸堆”中出不来，但他又力劝少年朋友别跟风，别上死路，走西洋近世科学之活路；眼见国中人太悲观，胡适又大吹特吹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眼见国中人过于乐观，好大喜功时，他又搬出西洋近世文明，美国摩托车文明，日本学西方的军事文明来告诫国人要认错要认输，要承认自己百不如人；当国中人正在浴血奋战日本侵略军时，他鼓舞中国人的士气，大斥日本军国主义将导致日本文明的崩溃，大侵略是“一个民族的自杀”，要国人有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他认为中国大学的考试太松，就大声疾呼要搞考试制度改革；了解大学里选修课太少，就力劝学生凭兴趣选科，象他胡适一样；对大学毕业生讲防身药，对新闻文字同仁讲负责任的文章，等等。
胡适的72年，有强烈的使命感，有许多的理想，有许多的引导，有许多的阵地，运用了不少的工具，作了一大堆的讲演，写了一筐篓的文章，批评了一长串的人物，评判了无数个事件、学派、思想主张等，但都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开启民智，灌输他胡适的启蒙思想。
结语——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胡适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各种优势恰好是他的各种劣势：胡适丰富而复杂，对大大小小的思想，古今中外的人物捡到蓝里就是菜，来者不拒，采取兼包并蓄的策略，这就使胡适短短几十年什么都想窥探一下，什么领域都要踏上一脚，什么行业都要试它一试。
1.胡适几个朋友坐在美国大学宿舍里衣食足而辩论中国的文字改革，大闹什么白话诗文运动，正好国内有革命派陈独秀，疑古派钱玄同，老辣派周氏兄弟等一班人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胡适虽是其中的较温和派，但也把几千年长流不息的正统文学推向白话文学的对立面，革了它的老命，置它于死地而后快，严重偏向了白话文学这一线；加之胡适属于能扛大旗的主将，倡导什么身先士卒，可轮到他尝试尝试，来点真格儿的白话诗、白话小说、白话戏剧，可就傻眼了，使出了全身的蛮劲还是认输了。他胡适就知道自己的缺陷，也不忌讳，长处在于提倡，但不能又兼为创作的高手。
2.胡适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喝了长达7年的洋水，不可一世，傲视群贤。胡适敢于第一个用英文写中国哲学史，敢于破天荒地讲哲学时将其“拦腰折断”，敢于对史料像法官一样审判，可他只开了大头，但大气磅礴，所向披糜，横扫一切，确有开山的大功。可写中古思想史，明显不如上古，对近世思想史则更是零打碎敲，不成体系了。这当然是高标准、严要求，相比于胡适二十七八岁时的风光而言，他本人也知道对上古哲学史下的功夫极大，又正值年轻气盛时，思想也相对而言单纯些，没有后来的各种干扰，主要是不知集中精力专治，直到再后来想还文字债为时已晚，无可奈何了！60几岁了自己还讲不出自己是哪一行专业的，还发誓要补上这一大缺陷，可惜的是力不从心，望史三叹！
3.胡适一辈子不离国故整理，真还运用了较科学的方法整出了不少国粹，辨别了不少国渣，捉出了国故中的“妖”，打死了国故中的“鬼”，还真引导了几十年的中国考证学，可谓劳苦功高。然而正是由于胡适太过理性，太过注重考证，一部《红楼梦》被胡适们考得破碎支离，胡适本人忘了彪炳千古的《红楼梦》之真情真泪，一部《西游记》，一部《水浒传》、一部《三国演义》，考证派大师胡适常常不能尽情去欣赏白话小说大师们的精妙；上庐山不游玩，去考一个不知名的小塔；写《齐白石年谱》还是考来考去，全忘了白石老人流芳百世的是别开生面的绘画与单刀直入的篆刻；考上了瘾，连佛教史、禅宗史也大摆考场，把个宗教氛围弥漫一身的佛经、和尚考出毛病来。按胡适这股子考劲，基督教中的《旧约》、《新约》、《福音》，回教中的《古兰经》，道教中的《道德经》都经胡适一考，天下的教徒都将无所适从，寺庙、禅院都要关门大吉，信仰自由无从说起，胡适也交不上那么多宗教界的朋友，下个世纪的胡适门徒不少要失业了。
胡适的一生就是这样丰富而复杂，胡适并非不知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并非不知人类自身的局限，并非不知有得必有失，并非不知盛极而衰之理。胡适的成功在于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失败也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这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入世之人，这是一位不甘寂寞，奋发向上，不敢苟且，以天下为己任，深知任重而道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实行者。笔者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位独特的罕见的理性启蒙思想家，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位脚踏东西两只船，吸纳东西文化精华，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不在创作而在提倡；胡适治中国哲学史不在完备而在拓荒；胡适整理国故不在其功力而在他的做学问思想的方法；胡适启蒙天下人不在于天下人都怎么啦，而在于有了他胡适不遗余力的启蒙，天下人直接或间接受了胡适思想的影响。
没有胡适发疯式的辩论中国文字与文学，新文学运动也许要推迟好几年；没有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后来的哲学史也许还多三皇五帝开讲；没有胡适的国故整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考证就不可能那样有气焰，“红学”也许还是索隐派占上风，等等。而且，特别要提出的是胡适的理性主义虽则不免形而上或形而下，不免走过头，不免非理性，然而终其一生在文化人中理性贯穿一生实属罕见。胡适尽管本土文化很浓很重，在20世纪初大力倡导科学的精神，力劝少年朋友学习西方科技，纠正国人对西方近世文明的态度，挖掘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倡导自然科学的普及，坚守实验主义的精神，却是不折不扣的先见之明的启蒙思想家。胡适的成功与失败不失为中国文化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值得借鉴的历史个案。
收稿日期：199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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