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治理到组织化扶贫：“十户一体”实践模式研究
——基于内源性发展的分析视角
文／杨发祥 郭儒鹏
摘要： “十户一体”起缘于村落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是一个在熟人社会的村庄内部自我管理的有益探索。“十户一体”的实质，就是将村民进行小规模划分，形成多个模块化的组织结构，并通过具有地方特质的体制机制，形成一套完整的闭环运行体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作为一种协同运作的经验模式，“十户一体”被逐步应用到抱团脱贫工作中来，成为组织化扶贫的有效载体，并成为农村内源性发展的一种可能路径。
关键词： “十户一体”；抱团脱贫；组织化；内源性发展；精准脱贫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日益临近，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截至2018年底，中国尚有1660万农村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1]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任务依然十分艰巨。201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更加注重培养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并强调通过提升组织化程度来提高就业质量。[2]作为全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前沿重镇和开放式脱贫试验区，贵州省在精准扶贫上取得的进展和经验，同样具有全国性意义。贵州面临的基本困难和问题，也是全国性特点的表征。[3]肇始于环境治理的“十户一体”实践模式，正是贵州省T县C村通过激发村庄共同体的内源性发展动力，成为将分散的贫困户有效组织起来并形成脱贫合力的重要载体，这种抱团脱贫模式逐步成为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组织化扶贫模式，这对于破解当前贫困治理难题，[4]跳出贫困治理陷阱，进一步提升贫困治理成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样本。
梨友的行帐，仅次单于，由二十二匹牛拖拉，黄绸大帐，金顶，门前悬着六旄大纛。周围，营帐一座接着一座，旌旗招展，战马嘶鸣。梨友早迎候在外，后面，是一支万人队。梨友看到秀容月明，就像看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快步上前，拉着他的手，笑着说：“秀容元帅，可把你盼来了。”
一 村庄环境治理：“十户一体”之滥觞
“十户一体”发展模式，缘起于村庄环境治理的内生需求，是由贵州省T县C村首创的一种村庄管理模式。从总体上看，“十户一体”模式的组织架构、核心人物、奖惩措施、制度保障等，是这一模式有效运作的内在机理与实践逻辑。
(2)问卷施测：采用单独测试和小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回收后采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
（一）组织架构：模块化责任共同体
C村是一个自然村庄，位于T县城北25公里的一个半山坡上，属苗族人口聚集地，村内共有220多户，计1060人左右。由于村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且位于半山坡上，村寨内的生活和生产垃圾不易于收集和排放。村庄内多数农户都有散养家禽的习惯，家禽排泄物常常散落在村庄的道路上，不仅影响村容村貌，也影响村民的生活质量。每逢重大节日，村委都会组织党员及群众进行突击打扫，但是用不多久就又恢复了原样。因而，村庄环境卫生脏、乱、差状态，成为长期困扰村庄发展的突出问题。乡镇规划工作小组在对C村进行考察后，决定利用其整体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将C村打造成旅游村庄，对村庄内的环境卫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解决村庄环境卫生问题的顽疾，驻村工作队、C村村委及村民小组反复商议，制定了“十户一体”解决方案。具体方案是，根据居住相邻的原则，将村庄内的农户以每10户左右划分为一个主体单元，从而将整个村庄划分为19个主体单元。每个主体单元相当于一个小的组织模块，这样，全村形成了19个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紧密关联的模块。每个模块化组织从村庄认领一定的环境卫生清理责任片区，在模块内部再以户为单位进一步细分。分散的时候，这些模块是19个自我管理的模块化责任共同体，组合起来则是整个村集体，其优势在于将村庄内分散的农户通过一个个模块单位整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具有利益相关性的微观组织。
王昌龄诗作于太子丹和荆轲的精神人格并无识见，亦不察小说笔墨灌注之处的用意。但是，认识到秦国瓦解之因在于“无道”，与小说所揭示之秦王无道相一致。
从形式上看，将10个农户作为一个责任主体单元，是“十户一体”模式的基本特征。从实质上看，则是将村庄内部的农户进行了组织化的安排。该模式最基本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于在共同体内部形成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社会氛围。“福”是责任主体在任务检验合格后，主体单元的全体成员均会得到的一些物质和精神奖励，这需要大家共同合作才能完成，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会进一步使组织单元更加紧密团结；“难”则是指没有达到任务标准的要求时，整个责任主体成员都要受到村级通报批评，而“一户没达标，整个责任主体均受牵连”的制度安排，在熟人社会的共同体内部，每户都碍于“面子”，不希望自身“拖累”整体利益，往往会选择积极主动完成份内的任务，从而激发了人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而在责任共同体内部逐渐形成一种自我认同感，主动维护本共同体的利益。[5]通过这种模块化的责任共同体，深化了村庄内环境卫生工作的分工，提升了组织间的协同效应。[6]经过短短三个多月的施行，长期困扰村庄的环境卫生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该模式不仅得到了村民的普遍认同，而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核心人物：选取内部意见领袖
在“十户一体”模式中，“户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户长需要有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带头作用，对村民的认知和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往往是致富能手，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社会声誉可以获得村民的认可。同时，户长是长期扎根在乡村社会内的一员，对村庄内部的乡土逻辑和责任主体内部各个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比较了解，能够收集和提供较为真实的基层信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个户长具备类似的特质，能够将村庄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治理体系中，是新兴的乡村精英阶层，他们向上为本责任主体发声，辅助村干部向下传达国家的相关政策和信息，配合村级层面开展相关工作，如环境卫生治理过程中的监督作用，是信息上传下达的“中间桥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户长是类似“意见领袖”的带头人，但他们并没有被区别对待。户长自己同属于责任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不仅要遵守相关规定，还要带头将工作做得更好，没有徇私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担任“户长”需要有一定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当然，由于户长是责任主体内部民主选举产生的，在熟人社会里，户长作为“意见领袖”而存在，户长以其非正式权威发挥着作用，建构和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可以为自己积累一定的道德和社会资本，从而获得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尊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他们的内心需求。户长一旦被选举产生，将受到村委相应的授权，以保障户长具备一定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更多地来源于行政层面对地方制度的维护。[7]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合力，使户长在“十户一体”具体运作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动力机制：监督与奖惩措施
在“十户一体”的运行过程中，监督和奖惩机制是组织行之有效的动力来源。就监督层面而言，以村委监督为主，以村民相互监督为辅。为保证环境卫生治理成效，村委组织专门人员，每周对19个“十户一体”责任单元的环境卫生整治情况进行督查，每个季度开展评比打分并公示。对于环境治理效果好的责任主体，村委会颁授流动红旗。能够坚持半年或者一年卫生达标的责任主体，该责任主体的每个家庭均会获得一定形式的奖励。对于不达标的，则是在村委公示栏里通报批评。如果责任主体内部的10户家庭中有1户的卫生清洁任务不达标，将直接影响整个责任主体的考评成绩。由于每个主体单元是按照“居住相邻”的原则划分的，主体单元内的村民可以相互监督，营造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氛围，村民往往会为了保住“面子”而积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当然，由于村庄整体贫困程度较深，很少采用罚款的形式，而是采用一种权利限制的方式。在熟人社会中，无论是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奖励，都会被在一定程度上放大，[8]村民会认为，获得奖励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整改户考察”就是将摊派任务与村民切身利益进行挂钩，通常是在村民环境治理任务长期不达标时采取的一种惩罚方式。这一措施使被惩罚户暂时性失去自身相关权利，又在村庄中丢了“面子”，因而是一种较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一般在户长的权威受到挑战后才考虑施行。
为引导和鼓励村民自觉参与到改善村庄环境卫生行动中来，村委建立了面向本村居民的垃圾“聚宝盆”兑换平台，旨在通过积分制度，鼓励村民积极拾取村内垃圾。农户需要将捡到的垃圾集中到指定地点，由管理人员清点后方可登记积分，所有的积分累积到平台的个人账户，不允许转让。村委根据垃圾分类情况、垃圾拾取的数量，兑换相应的积分，积分累积到相应的数量后，则可以兑换一定的物品。积分兑换标准，涵盖了废铁、废电池、果皮、水沟淤泥等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垃圾，所兑换的物品以鸡精、牙膏、洗衣粉、纸巾等生活用品为主。例如，拾取20个烟盒可以记1分，累积到3分就可以换一包食用盐；拾取2斤废旧塑料可以记1分，累积12分就可以换1瓶洗洁精。作为一个深度贫困的村庄，C村的整体物质水平还处于较低阶段，即便是简单的物质奖励，如肥皂、食用盐、食用油等生活用品，对当地的村民尤其是贫困户来说，仍然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聚宝盆”兑换平台，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导向性的激励措施，有效地将村内的一部分闲人和小孩子都调动起来，营造了一种“男女老少”全员参与环境治理的氛围，其效果远超过当初的预想。
（四）制度保障：重构村规民约
模块化责任共同体的形成，意味着以“十户一体”为运行载体的组织架构的初步确立，而以村落传统为基础的村规民约的约束，则是这一载体持续运行的非正式制度保障。长期以来，C村内部社会的有效运行都依赖于一些本土化的约定，包括人际交往、伦理、孝道等，内容广泛，村民依据这些约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9]展现了乡村社会独特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与价值皈依。[10]这些约定多数是以非制度性的形式，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被村民所熟知，但长期维持了村庄内部良好的社会秩序。“十户一体”模式的探索与实施，完全在村庄内部自发展开的，是村庄自我解决公共事务的典型案例。
为了能够保障“十户一体”各项措施顺利施行，村委经商议将村庄内的传统礼俗和约定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村庄的发展需求，仍然以“村规民约”为名进行了一定的建构，形成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制度性安排。例如，规定不履行卫生保洁的责任者、不按照规定滥办酒席的铺张浪费者、不孝顺父母者、偷盗者、不服从户长管理者等等，均要被列为“整改户”进行考察，考察期为一个月，考察期间不给整改户办理任何相关手续，不落实国家任何优惠政策，并由村委最后评定是否取消考察。这些村规民约以文字的形式确立下来，便于从制度层面为村庄管理提供一种合法性依据，这些依据并非凭空捏造悬浮于上层，而是依据村庄内部的文化基础建构和发展起来的，契合了村庄整体的道义逻辑和价值取向，被村民们普遍认同和接受，因而具有相应的约束力，这在相当程度上为“十户一体”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 组织化扶贫：“十户一体”内涵拓展
为了能够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T县从上到下都在积极探索地方脱贫之路，“十户一体”组织化模式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产物。[11]随着精准脱贫工作的持续开展，C村进一步将该模式应用到抱团脱贫工作中来，在“产业发展脱贫”和“基层党建脱贫”两个关键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推动了精准脱贫工作的开展，成为组织化扶贫的重要载体。
（一）产业发展脱贫：培育地方扶贫产业
为了推进产业发展脱贫，村“两委”通过引导和鼓励将农户按照技能相似、发展意愿相同的原则，将全村农户以一定数量划分为一个单元的责任主体，同时注重资源互补、优化配置，均衡地将富户、一般户、贫困户和党员、非党员等几类农户安排到一个发展主体。农户则可通过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等方式入股参与产业的经营管理。例如，在扶贫资金的帮助下，C村发展食用菌产业，扶贫资金投资建设大棚、购买菌棒以及提供培训服务，每个责任主体以土地入股，管理一个食用菌大棚，期间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年底还可以根据实际效益和评比拿到一定奖金和分红。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十户一体”还应用于手工刺绣、农家乐、种养殖等产业。截至2016年底，全县63个中心村组建“十户一体”责任主体2664个，实现农户全覆盖。依托“十户一体”新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460多个，覆盖农户5800多户，其中贫困户2600多户，产业涉及银饰刺绣、种养殖业、农家乐等。
作为小学科学课教师，我们要善于反思和总结，通过反思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在理解素质教育的基本核心理念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地组织教育教学活动。首先，教师要重视自己在教学当中是否体现出科学的理念，是否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其次，教师也要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组织能力，是否能够关注到学生的表现，并且通过动态化的评价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后，反思教学设计问题。实际的教学进程和效果要与教学设计的意图相一致，但也难免产生两者不一样的现象，教师在教学反思中捕捉这类事件无疑有助于完善日后的教学，积累教学智慧。
金玉其中：促进第三产业更快发展是协调“稳增长”和“稳就业”的共同依归。我国第三产业成长空间还很大，就业密度也远不及发达国家水平。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例，这些国家平均以占GDP 67.2%的三产增加值，解决了75.7%的就业，而我国则以占GDP 51.6%的三产增加值，解决了44.9%的就业。因此，无论从体量或就业密度来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都存在较大空间。
（二）基层党建脱贫：“十户一体+党支部”
基于“十户一体”模式的治理成效，C村逐步将该模式拓展到村庄内其它公共事务中，例如防火防盗、民事调解以及邻里互助等社会生活层面，形成了良好的事件处理联动机制。基层党组织建设是精准脱贫工作实施过程中执行力的保证，既强调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纵向的扶贫体系形成强大的约束力，又强调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紧密联系，是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乡城人口流动加速，农村发展活力释放，村级组织与村民利益关联纽带日益松散，基层党组织难以将村民有效地组织起来，T县通过“十户一体+党支部”的模式，将基层党建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运用到扶贫及相关的村庄治理工作中，在依靠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通过党员进一步组织广大群众，开辟了基层党建脱贫的新路。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将农户以10户左右为单位捆绑在一起，入股参与合作社的经营，形成“党支部+合作社+‘十户一体’”的党建嵌入模式，即党建引领、抱团脱贫、合约管理的脱贫发展良性发展模式，[12]形成了新型的基层党组织形式，成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有效组织群众的一个实践创新，大大丰富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地方经验。
为了推动“十户一体+党支部”工作模式的落地，T县以党建扶贫作为总抓手，制定并细化了《“十户一体”工作推进方案》，将“十户一体”推进工作列入党建目标年度考核内容。在“十户一体+党支部”的制度安排中，优先将有能力的党员推选为户长，尽量将党员均匀分散在每个责任主体中，这样，可以依托党员组织群众，将党员的力量显性化，将党支部的作用扩大化。[13]党员的带头示范作用，激发了各责任主体内部的原生动力，组织化效果更加明显。利用党员户长的纽带作用，将村级层面的任务更清晰有效地传达到本责任主体内的村民，提高了任务执行效率，村民能够更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把握相关的政策内容，促进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极大地提升了村庄的动员能力。同时，将最真实的村民情况、意愿和诉求向村级层面传达，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党支部与村民之间信息传递不对称的现象，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传递和反馈机制，促进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紧密联系。“十户一体+党支部”工作模式，既缓解了当前普遍存在的村庄“精英流失”现象，改变了农村基层组织涣散的局面，形成了“支部统领、主体落实、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性发展的组织模式，也极大提高了精准脱贫相关工作的开展效率。
[1]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19年6月2日。
（三）脱贫成效：普惠式发展与整体性提升
“十户一体”是将村庄整体作为组织化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对象不仅仅是贫困户，也包括被整合在其中的所有村民。相比于一些只针对贫困户定制的特惠式扶贫政策，“十户一体”模式体现了熟人社会里协作发展的朴素价值观，提升了全体村民的获得感，有助于村庄内部形成共识，从而促进村庄内部的社会团结，最终从整体上提升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它所带来的利益是普惠性和持续性的，是一种益贫性的社会政策。“十户一体”发展模式的有效性，受到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引来周边县市纷纷前来“取经”。T县党委政府将“十户一体”模式列为县域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方针，在全县范围内的乡镇、村庄内推广运用，并鼓励各基层单位以“十户一体”为基础，探索和拓展适合本地发展的新路径。
[9]张广修：《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三 内源性发展：“十户一体”模式何以可能？
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探索经验，“十户一体”形成了具有较强整合能力的组织架构，并有一套内部约束的文化机制，在推动当地农民组织化、提高扶贫效率和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有别于传统的组织化形式。从内源性发展的视角来看，随着以行政干预和政策供给为基础的外源驱动的有限性日益凸显，“十户一体”与内源驱动具有较强的耦合性，使以共同体集体行动为基础的内源性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成为一种可能。
（一）行政干预与政策供给：外源驱动的有限性
长期以来，在农村组织化实践过程中，往往通过政策导向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一些企业的盈利行为等外源因素为驱动力。在外源驱动占据组织化主导权的情况下，村庄内部往往处于一种被动配合的局面，组织化的探索常常流于形式，不会从根本上起到应有的作用。外源驱动是一把双刃剑。外源因素的强势介入，确实会导致村庄发展的主体性丧失。然而，外源因素可以有效地打破村庄内长期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壁垒，从而推动村庄发展从“慢车道”向“快车道”转轨。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正是依靠外部资源的强力嵌入才得以有效开展。要跳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就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外力嵌入，建构与其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发展环境，释放社会活力。作为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先行环节，外力“嵌入”是一个常用的方法。面对民族地区薄弱的发展基础和现实的脱贫需求，需要对嵌入的内容和形式提出更高的要求。即要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开展统筹规划，对相关资源进行协调、分类、组合，通过理念更新与政策嵌入、行政帮扶与主体嵌入、党建引领与组织嵌入，形成一个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多维嵌入体系，以期保证嵌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保证多方资源的有效下沉，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15]当然，内源驱动是根本性的，外源驱动效应是有限的。
作为一个深度贫困的村落，C村的客观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环境卫生是一个长期累积的历史性问题，与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互为因果，多数村民甚至认为那是农村生活的常态，一直未形成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强烈动力。环境治理需要一定的成本，这显然还不能成为C村的工作重心。作为一种运动式的治理工作，[16]精准扶贫体现的是国家对底层贫困群众生活的政治关怀，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来强制推动。发展旅游观光产业，是乡镇层面根据C村的自然资源与区位优势，量身定做的脱贫之路。发展旅游产业，对C村内的环境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扶贫资源的嵌入，又为村庄环境治理提供了便利条件。可见，C村环境治理工作是借助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所形成的外力推动的，这种基于冲击—反应的内部探索一开始还是比较被动的。国家贫困治理的决心与C村积极的自我探索，共同催生了“十户一体”的生动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正确的认识外源因素的两面性，积极引导和发挥其有益的功能，同时处理好外源驱动与内源驱动的关系，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十户一体”与内源驱动的耦合性
目前，我国大多数贫困村落，因地理位置的隔断和传统的小农习性等缘故，社会结构呈现同构、封闭、松散、稳定等特点，自我组织能力很低，难以形成目标一致、利益统一的有机体。组织化程度低，既是这些地区农户发生贫困的原因，也是他们摆脱贫困的主要障碍。能否跳出扶贫的制度性陷阱，取决于农民组织的数量、规模、形式和效率。[17]长期以来，为满足国家管理和控制的需要，农村的组织化探索大多是“他组织”力量被行政“嵌入”到农村社区中，脱离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实际，弱化了作为村落生活共同体的功能，使农村社区内自助与互助合作的集体精神丧失。[18]这种传统的组织化形式，往往是以外源力量主导而形成的，在组织运行过程中常常因缺乏生命力而不能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最后往往沦为一种有名无实的组织形式。无论是组织化探索的既有经验，还是贫困村落发展的现实困境，都说明村落内部的驱动力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内源驱动并不排斥外部力量，内源性发展并不排斥外部干预，但强调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话语权和主导权。[19]
但曾先生订酒店时出现错误，本来计划预订1日入住的酒店，但订成2日入住的酒店。虽然有网友质疑“斯德哥尔摩发电机”旅店是一家廉价青旅，但记者16日看到了曾先生出示的预订信息，在上述旅店用人民币831元订了一间房间。
作为一种内源驱动的探索，“十户一体”产生的背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作为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它不仅回应了当前农村组织化的困境，更与内源驱动具有高度的耦合性。首先，“十户一体”将10个左右农户作为一个责任主体单元捆绑发展，以“户长”为连接纽带，形成了村委、户长、责任主体三方构成的“金字塔”组织形态，将村庄的全体村民整合到同一个体系框架中，改善了村庄内原有的“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形成了组织化得以实现的基本架构。其次，与传统的组织形式相比，“十户一体”规模小、容易控制，行政意味更淡，具有更高的自我管理效率；责任主体内部推选的权威人物，既是本乡本土的“熟人”，又是具有示范作用的“能人”，是有力的内部驱动因子。最后，“十户一体”的奖惩机制、村规民约等制度性保障，也是村庄内源驱动力的表现形式。“十户一体”的内涵与形式不断拓展，渗透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推动了村庄整体发展。同时迅速向全县及周边县市推广，与不同村庄的文化形态相结合，成为具有本地发展特色的重要载体。可见，“十户一体”具有可复制和可持续的双重特征，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组织形式，获得了村庄内外的共同认可，为深化农民组织化研究提供了一次理论和实践上的尝试。
（三）共同体集体行动：内源性发展的可能性
[10]周家明、刘祖云：《村规民约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基于要素—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4期。
一个成功模式的形成，往往是一项系统工程，大致可以从组织化的环境、形式架构、运作、制度等四个维度展开。[21]首先，C村保留了较为明显的以地方文化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特征，是“十户一体”最重要的背景环境。C村地处贵州大山深处，苗族人口高度聚集，地理环境和语言的双重约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其与外界主流社会的信息交流，逐渐与外部社会发展节奏脱节，形成了封闭的社会发展样态，贫困问题也长期持续。也正是因为这种封闭性，更好地保留了熟人社会的特征，包括地方生活群体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及社会约束机制等，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熟人社会中，村民对“面子”的珍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民的行为，这正是“十户一体”得以成功的内在因素。其次，从形式架构而言，村庄原有的组织架构与其他村庄没有什么区别，包括村委和村民小组等组织形式。“十户一体”将整个村庄的村民整合到同一个框架体系中，具有更高的联防和机动性，成为村庄内部原有组织形式与功能的重要补充。再次，在运作层面，主要是通过“户长”这一中间角色，将村委和村民联系起来，形成了高效的执行和反馈机制。最后，制度层面，主要依靠有形和无形两类制度，确保“十户一体”的持续推进。有形制度主要包括村规民约、奖惩制度、引导机制等，无形制度则更多通过长期内化于村民意识中的价值观念发挥作用，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提到的只能“意会”的一些东西起到约束作用。[22]
四 结 语
组织化问题始终是“三农”研究的重要内容。分散的小农经济如何适应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形成组织来维护和发展自身的权益，是农民组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23]近年来，农民组织化从“外源性”到“内源性”的研究转向，是对农民组织化发展困境的一种回应。作为一种地方内部实践探索的结果，“十户一体”缘起于村庄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后被应用到抱团脱贫等村庄公务事务的各个方面，在实践层面超越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形成了一种村庄内源性发展模式。“十户一体”的根本作用，就是将分散的村民组织起来并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中。它不仅提高了地方扶贫工作的效率，也为农民的组织化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当然，本文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特殊性，C村是一个长期处于封闭发展环境的少数民族村落，内部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熟人社会特征。作为一个典型的深度贫困村落，C村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获得了各方面的资源扶持。这些因素在“十户一体”探索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作为一种有效的基层组织经验，当“十户一体”向更广大的开放性农村地区推广时，如何以外部力量为契机来推动内源性的组织发展，始终做到外生性因素与内生性因素的平衡，确保内源性因素在过程中的主导和权力，确保基层群众能够广泛参与，确保与地方文化和价值体系相结合，以达到对当地有效农民组织化的目的，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注释：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唱的永远比说的好听。尽管风影依然迷恋红琴的身影，迷恋她说话与唱小曲儿，可慢慢的也适应与习惯了寺院里的生活，开始与青灯黄卷作伴，开始没日没夜地敲木鱼，偶尔也吹一吹笛子。风影开始长大了，长大了就不会那么任性了。
[5]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156页。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2018年6月15日，http://www.cpad.gov.cn/art/2018/8/20/art_46_88282.html，2019年6月10日。
[3]王春光：《贵州省脱贫攻坚及可持续发展研究》，《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4]刘小珉：《贫困的复杂图景与反贫困的多元路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快要走到体育馆的门口时，校长突然停下来，对爱德华说：“你去给客人们讲讲那里的陈列品吧。”校长说完冲我们意味深长地笑笑，停下脚步，跟正在做楼体保洁的工作人员闲聊起来。爱德华突然兴奋不已，他跑过去，指点着门口陈列架上的陈列品，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们哪个奖杯是哪次比赛得来的，哪件球衣是哪个校友在哪场大赛中穿过的……我们问他，你怎么对这些信息掌握得这么全面准确呀？他得意地一笑说：“我是学校橄榄球队的。你们看我领带上绣的这个图案，这就是橄榄球队的标志。”
近、现代以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迅猛发展，极大地突破了人们认识和思维的局限性。尤其是现代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晶体学等新兴学科的诞生，使观赏石不论从客观的本体论，还是从主观的认识论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在趋利性、功利性的经济人的追逐中，也开始有了人性化的返璞归真与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发展脱贫过程中，“十户一体”更加趋向于概念化，是“十户一体”理念应用到产业发展脱贫的生动实践。“十户一体”原本是为了便于环境卫生整治，将居住位置相邻的十户家庭划分为一个单元的责任主体，但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因各农户自身的优势和发展意愿不同，责任主体的划分突破了居住地理位置的限制。如在食用菌的产业项目里，会依据耕地位置相邻的原则进行划分，以便于形成规模化优势。实践表明，基于耕地地理位置的划分，将十户左右的家庭作为责任主体单元，形成一个较为有效的规模，更易于把握和管理。当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有时也突破了“十户”这一数量规模的限制，出现了一个主体单元低于或者高于“十户”的情况。但总体而言，由于产业发展脱贫主要在村庄内部展开，各个责任主体的规模都不会太大，往往处于一个可控的规模范围内。随着“十户一体”模式内涵的不断拓展与衍生，它的影响力逐步渗透到当地村民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6]曹虹剑、张建英、刘丹：《模块化分工、协同与技术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7期。
[7]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0-102页。
[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7-150页。
在“十户一体”抱团脱贫模式的推动下，C村充分利用外部的项目、资金等帮扶资源和内部强户带弱户、富户帮穷户等帮带方式，实现农户取长补短、互促共进，将村庄打造成T县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区核心区之一。2018年上半年，C村集体经济收益达23万元，主要来自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乡村旅游收入。根据利益共同体和公司考核办法规定，C村“两委”将其中的2.23万元用于基础分红，实现全村全覆盖，户均收益100元。同时，将20.864万元用于绩效分红，其中苗乡大舞台表演主体获得12.08万元、农家乐经营主体获得7.1万元、独木龙舟表演主体获得1.684万元。从各户绩效分红来看，分到红利最多的贫困户为3600元，最少的也有465元。[14]“十户一体”抱团脱贫模式，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提升了当地精准脱贫的成效。截至2018年底，全村可支配收入达到10000元，贫困户从2014年的67户284人减少到7户18人，贫困发生率从28%降到了1.76%，脱贫成效十分显著。
在“十户一体”模式探索过程中，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高度关联，使共同体集体行动成为可能。正如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Olson）所强调的，实现集体行动的核心，在于克服“搭便车”困境。只有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将外部性内部化，即将集体收益转化为个人收益，才能充分激励个人参与集体行动。集体行动要达到集体利益的帕累托利益最优化，关键在于实施选择性激励，区别对待集体行动中的积极行动者和消极行动者。[20]C村原本处于分散无序的状态，很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在“十户一体”的制度安排中，强调责任主体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密切相关。当责任主体满足考核要求时，集体利益就会转化成个人利益，实现外部利益的内部化；当责任主体内部有一户考核不达标，则会影响集体利益，责任主体可能面临惩罚，个人责任外部化。通过这种利益相关的约束机制，有效避免了“搭便车”现象，使村庄治理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宏观角度看，作为一个利益相关的共同体，C村在“十户一体”的推动下，壮大了集体经济，并通过整体分红的方式，再次实现了外部利益的内部化，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效果，进一步推动了村庄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实现。
[11]T县2017年扶贫工作报告。
可以说王维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禅宗思想是活泼泼的、愉悦适意的“空”，而芭蕉更多的是枯淡无常的“寂”，其原因乃是禅宗传入日本后与本土宗教文化相互渗透的结果。
[12]杨发祥、郭儒鹏：《嵌入、建构与增能：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实践探索——以贵州省T县为个案》，《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13]赵凯明：《关于T县“十户一体”村庄治理模式的思考》，贵州省委组织部座谈汇报发言，2016年3月11日。
[14]龙承元：《T县长滩：23万村集体经济分红迎州庆》，《黔东南益农信息》 2018年7月20日。
课堂教学设计是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将教学诸要素合理安排与优化组合，确定合适而有效的教学方案的设想和计划，它对课堂教学具有定向作用。一般主要包括教学内容(或课题)、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难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在课堂教学设计中，要重视“四个围绕”：要围绕技能形成，能力培养、素养提升设计过程；要围绕知识系统优化整体设计；要围绕转变学习方式改进教学组织；要围绕效益提升整合教学策略。
[15]杨发祥、郭儒鹏：《嵌入、建构与增能：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实践探索——以贵州省T县为个案》，《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16]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25页。
教师重点追问，不管那种思路都能转化出“4x=140”，这一步的根据是什么，让学生体会运用“两个内项的积等于两个外项的职”求比例中的未知项。
[17]胡敏华：《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一个基于组织的分析框架》，《财贸研究》2005年6期。
[18]钱宁：《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视角》，《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
[19]黄高智等：《内源发展：质量和战略因素》，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173-175页。
[20]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41-42页。
[21]李长健、伍文辉等：《和谐与发展:新农村文化动力机制建构研究》，《长白学刊》2007年第1期。
[22]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3页。
同时，也要优化投入要素的比例，根据城市的具体状况、旅游资源、适当的调整资金、劳动力、基础建设、交通建设等要素的投入比例，进而实现城市旅游的高效发展、协调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5-0046-08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新型城乡关系研究”（2019-01-07-00-02-E0004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ZDA07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交叉项目“新时代县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研究”（50321051921001）
作者简介： 杨发祥，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200237；郭儒鹏，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市，200237。
责任编辑 刘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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