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皮克林的新旧高能物理学不可通约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理学论文,新旧论文,克林论文,通约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6)05-0036-07
美国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早年分别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学习高能粒子物理学，于1973年获高能物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哥本哈根的玻尔实验室及英国达累斯伯的SERC实验室从事粒子物理学研究工作。1976年皮克林加入正在兴起的爱丁堡学派，接受社会学训练并于数年后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皮克林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一系列高能粒子物理学发展史的文章，就“夸克探索”实验、“弱中性流发现”、“粲夸克的发现与‘色’、‘味’之争”等高能物理学中的典型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出版了《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史》一书(即他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书中从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利益”模式出发阐述了夸克模型与规范场论的发展过程；以传统的科学哲学以及主流物理学家所描述的物理学发展史作为参照对象，提出了其科学发展史的“历史解释”；引用托马斯·库恩的新旧范式不可通约论对六、七十年代的高能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史作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期，并认为新旧物理学是“不可通约”的。
《建构夸克》及相关文章发表后很快在西方物理学界、科学哲学界及科学史界引起较大反响与争论，皮克林也由此成为九十年代中期西方世界爆发的“科学大战”中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试图摈弃皮克林早期文献中的个别激进言论，探讨他关于新旧高能物理学不可通约论的具体含义。
一、新旧物理学的划分
皮克林的新旧物理学划分，以1974年11月由丁肇中领导的布鲁克海文实验小组及里希特(B.Richter)领导的斯坦福直线加速中心的实验小组分别独立发现的J/Ψ粒子事件为分野，认为“1974年是‘十一月革命’的一年，在1974年11月之前新物理学传统无论在理论及实验方面都只是高能物理学实践的一个次要方面，旧物理学仍占主导地位。1974年11月，一系列十分不平常的基本粒子的首例发现和宣布，…它导致随后五年内旧物理学跟新物理学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因此，1974年11月事件构成了粒子物理学史的分水岭。”([1]，p.231)
皮克林的新旧物理学划分有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依据。从理论层面看，直到J/Ψ粒子发现之前，物理学界倾向于认为强子是类点结构的粒子，但对其内部结构还不十分肯定；表示强子结构的模型有盖尔曼与兹维格的夸克模型和费曼的部分子模型等；描述软散射现象的数学模型是雷吉(Regge)理论以及描述弱衰变的“V-A”理论。随着弱中性流及J/Ψ粒子的发现，弱电统一理论(WS模型)取得了正统地位；物理学界对强子的内部结构夸克微粒的存在取得了一致意见，描述强子强相互作用的理论是量子色动力学(QCD)；更进一步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实现WS模型与QCD的大统一(GUTS)。
从实验层面看，旧物理学时期主要关注的是在较高能量条件下的共振态粒子的产生以及高能条件下的软散射；而新物理学关注的是一些罕见的现象，比如弱中性流实验、新粒子产生(c、b、t夸克以及τ[-]轻子及相应的中微子υ[，τ]、中间玻色子w[+]、w[-]、z[0]等)、硬散射(夸克喷柱)、质子衰变等。
皮克林以1974年7月在伦敦举行的高能物理学会会议记录来说明当时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变化。那是11月革命前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是罗彻斯特(Rochester)会议系列的第17次会议，该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记录将会议内容分成五个部分(括号内为报告所占的页数，每一部分均由近年来这个分支里的实验和理论研究进展的报告组成)：([1]，p.236)
Ⅰ.高能强相互作用(280页)；
Ⅱ.共振态物理(199页)；
Ⅲ.弱相互作用和统一理论(115页)；
Ⅳ.轻子-轻子与轻子-强子相互作用(173页)；
Ⅴ.大横动量反应(80页)。
按照皮克林的划分，其中的Ⅰ和Ⅱ属旧物理学部分，这两个领域从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高能物理学界的主要兴趣所在，此次会议报告中也占了主要篇幅。第Ⅲ、Ⅳ、Ⅴ部分则属于新物理学，其中第Ⅲ部分“弱相互作用和统一理论”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前面的“弱相互作用”基本上属于旧物理学内容，而后一部分“统一理论”则致力于弱电统一及更广泛的规范理论，属于新物理学内容。
伦敦会议记录说明，直到1974年夏，旧物理学仍然是物理学家的主要研究传统。虽然新物理学实验已经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对实验数据的理论解释还未达成统一；弱电统一理论已开始得到重视，但仍未取得真正的统治地位；量子色动力学则未产生实质性影响。随着11月革命粲夸克的发现及引发的一系列后继发现，高能粒子物理学界的研究兴趣迅速发生转移，旧物理学很快衰落，弱电统一理论及量子色动力学取得了正统地位，对新发现粒子及其他实验现象的解释主要以这两者为依据。同样地，各主要实验室也纷纷调整实验方案，或更新设备，围绕新物理学的理论预测而展开。
此外，皮克林还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等作为案例分析了整个七十年代高能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兴趣转移，以大量的事实说明了七十年代中期高能粒子物理学研究发生明显的变迁，从旧物理学到新物理学。总的来说，旧物理学在理论上是个多元化、无定形时期，面对大量涌现的新现象，物理学家一时间还找不到合适的解释模式，各自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研究传统试探性地对新现象做出解释。旧物理学实验主要是探测粒子的详细特征，尤其是共振态粒子的质量、能量、量子数及守恒特征等以增进对粒子的认识和合理分类，没有明确的理论导向。而新物理学是明显理论负载的，随着中性流及粲粒子的发现，弱电统一理论与量子色动力学取得正统地位，对新实验现象的解释以之为准绳；新的实验方案也围绕理论的预测而展开，甚至专为规范理论认为有意义的罕见现象而设计，避开旧物理学现象的背景干扰，往往只能从上万张照相底片中才能挑选出几张认为有意义的实验结果。因此，新物理学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新规范的物理学。
二、新旧物理学的不可通约性
在《建构夸克》的最后，皮克林引用托马斯·库恩的观点，认为新旧物理学是“不可通约”的，因为“每种理论只有在其自身的现象范围内才是站得住脚的，之外它是无效的或无关的。不存在超越文化之外的事实领域使不同理论的经验知识足以无偏见地对照。”([1]，p.409)不可通约性表现在从旧物理学到新物理学的变迁过程中物理学家的关注领域及相应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两者有明显的分离，因此，“在库恩的意义上，旧物理学与新物理学由不同的和不相通的世界构成。”([1]，p.409)
皮克林的不可通约论分两个层次，即“局部性的不可通约”(local incommensurability)和“整体性的不可通约”(global incommensurability)。局部性的不可通约指具体某个实验现象或活动应用新旧物理学理论会得出不同的解释，两者不可通约；整体性的不可通约指新旧物理学研究关注的领域不同，世界观也不一样，两者没有交叉，缺乏共同言语，因此无法交流。此外，整体性不可通约又分观念层次和物质层次两个方面，前者指物理学家在新旧物理学不同时代使用的是不同的理论工具去分析问题，比如旧物理学的“A-V”理论与新物理学的“WS”模型等，而且由于关注的问题领域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物质层面的不可通约指新旧物理学时代使用的仪器设备不同，观察现象领域不同，从而没有共同的语言可交流。例如旧物理学时期的仪器观测的是大量的常规现象；新物理学时期的仪器专门排除常规现象而只探测罕见的现象。
关于局部性的不可通约，皮克林举出的最典型例子是弱中性流发现问题。中微子实验从60年代到70年代一直是高能物理学界研究的兴趣，在60年代即旧物理学时期，解释弱相互作用的主导理论是标准“V-A”模型，它预测两个轻子(比如电子与中微子)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交换带电的中间玻色子(W[+]、W[-])而实现，其散射过程可由如下的费曼图(a)表示：
中微子υ与电子e[-]相互作用时在上、下两个顶角间交换一个单位的电荷量，入射中微子释放出一个单位的正电荷转变为电子e[-]，而入射电子获得一个单位的正电荷转变为中微子υ，其间有带电流(W[+])产生。在六十年代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所有弱相互作用均是带电流过程，只有交换带电的中间玻色子的过程是真实存在的。([1]，p.182)
然而，根据七十年代公认的温伯格-萨拉姆模型(WS)，不仅存在带电流过程，还存在交换电中性的大质量中间玻色子Z[0]的过程，如图(b)所示。皮克林称：“弱相互作用的新旧理论分别在自己的现象范围内得到证实，而在此之外得不到证实；在两个不同时代的理论间作选择，必须同时选择相应的中微子物理学的解释活动，它决定了中性流的存在或不存在。”([1]，p.409)皮克林还举出标度无关性的发现、裸粲D介子的发现等事例来说明这些新物理学现象的存在，是由于转换解释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即采用新的解释模型或观点从而看到了跟以往不同的现象。因此，新现象的产生是伴随新的解释语境而来的，不能脱离解释语境而把现象孤立出来作为判据。
整体性的不可通约则是高能物理学界整体社会行为的结果。在旧物理学时期，物理学家关注的主要兴趣是那些最平常的现象：低能共振态产生、高能软散射等；而新物理学集中在那些罕见的现象：弱中性流、硬散射等，两者不相关联。实验室硬件设备的变化反映了两个领域互不相容的情形：旧物理学实验使用的是平常的粒子束及检测器，以描绘和研究强子束和标靶间高几率(大散射截面)过程的情形，因此它掩盖了新物理学感兴趣的那些发生几率极低的现象。新物理学则相反，通过特殊的设置过滤掉常规现象而专门寻找那些稀有和珍奇的现象，比如对撞机中进行的正负电子对湮灭；在固定标靶实验中用的是轻子而不是强子束；甚至是不用加速器的地下实验探测(质子衰变)等等。
因此，皮克林认为，新物理学现象在主流的旧物理学实验中是不可见的；同样，旧物理学现象在建构新物理学实验中也是不可见的。新旧物理学现象不相关联，导致旧物理学面对新物理学的罕见现象无话可说；同样，新物理学理论面对旧物理学的常规现象也无话可说。因此，各自的现象世界都是自我包容、自我关涉的理论和实验活动的整体，试图在共同的现象基础上对新旧物理学作选择是不可能的；不同理论是不同世界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是不可通约的。([1]，p.411)
三、批评与分析
皮克林对高能粒子物理学在六、七十年代的实践作新、旧物理学划分有一定的合理根据。的确，在弱电统一理论及量子色动力学在物理学界得到普遍公认之前，对粒子世界不断涌现的诸多新现象，存在多种理论解释相互竞争的局面。尤其是对强子的结构及相互作用，有早期描述强子弱衰变的“V-A”理论，描述强子软散射的雷吉极、强子结构的夸克(部分子)模型及颇有争议的“靴靽理论”(bootstrap theory)等。这些模型或假说各自在一定范围内对经验现象做出了成功的解释，但运用范围相对较小，有的假说(比如“靴靽理论”)由于数学上的极其困难，很难进一步发展，因此被其他更成功的理论所取代是自然的。1964年盖尔曼与兹维格提出的夸克结构模型很好地继承了原子物理学时代的物质分层结构的传统图像，形式简洁优美，六十年代末又得到标度不变性及费曼部分子模型的支持，因此，夸克模型在竞争中胜出有其自身的优势。
如果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观点来分析，粒子物理学的“革命”应以1964年盖尔曼与兹维格夸克模型的提出为肇始，历经十年酝酿，1974年11月的粲粒子发现是革命的爆发。“11月革命”在物理学界也是普遍认同的看法，对量子色动力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埃利斯(John Ellis)就曾认为“粲粒子是转变世界的杠杆”。([1]，p.252)粲粒子的发现不是一个孤立的实验现象，它是伴随着统一规范场论的成功解释而得到确认的，而规范场论的成功又联系到1973年弱中性流的发现。因此，粲粒子的发现是对规范场论的进一步巩固，也引起了对中微子实验的更广泛兴趣。对标度无关性实验发现做出重要贡献的比约肯(James Bjorken)在1979年挪威举行的有关中微子研究进展的高能物理学会上也明确指出，11月革命已确立了近五年来中微子物理学的概念基础，使得弱电统一理论与量子色动力学成为“新正统”，它们的结合可以解释粒子物理学的一切现象。([1]，p.235)J/ψ粒子不是七十年代发现的唯一重要粒子，在它之后不久发现的Ψ′粒子(粲家族的另一成员)及τ轻子，1977年发现的Υ粒子(新夸克味，即底夸克粒子)等都几乎具有与J/ψ粒子同样的重要性。可是在粒子物理学史上它们的发现已不再能引起像11月革命那样的巨大轰动，因为此时新的范式已经确立，对新现象的理论解释已经准备就绪，只需在原有模型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整和补充。
皮克林的新、旧物理学不可通约论引起不少争议。有学者认为，皮克林的旧物理学原则上可由新物理学从数学上导出，并从概念上做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什么不可通约性。[2] 曾分别在新、旧高能物理学从事研究多年的布兰迪斯(Brandies)大学物理学教授彭德尔顿(Hugh Pendleton)也认为皮克林的新、旧物理学不可通约论及其导致的文化相对主义是不可接受的：“既然新物理学最适合于描绘亚质子层次的大量现象，说明理论反映了实在的某些方面，而不仅仅是由一伙自命不凡的、受过很高程度的教育训练但却在认识论方面落后的科学家所达成的某种有社会用途的协约。”[3] 同样自称是还原论者的著名物理学家温伯格则批评它“仿佛告诉人们那不过是一种时尚的改变，就像从印象派转向立体派，从长裙子转向短裙子。”([4]，pp.149-150)温伯格认为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或不可通约论只适用于科学发展的早期，比如哥白尼革命与牛顿力学的诞生，之后的物理学发展不存在不可通约问题。([5]，p.168)
皮克林的不可通约论主要来自托马斯·库恩，但却与库恩有不同的理解。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不可通约的解释是：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之间，在观点上总难有完全的沟通，“科学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常规科学传统，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6]，p.95)库恩所给出的新旧范式不可通约的理由有三：一、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对于候补范式所应解决问题的清单看法不同；二、在新范式中，老的语汇、概念和实验彼此之间有一种新的关系；三、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中从事他们的事业，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方向时，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6]，pp.134-135)
六、七十年代的高能粒子物理学真的像皮克林所说的那样是不可通约吗？这需要对皮克林的“不可通约”的意义作全面的理解才能说得清楚。按皮克林的“局部性不可通约”与“整体性不可通约”的区分，局部性不可通约的确是存在的，对个别经验现象(比如中性流事件)，新、旧物理学理论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其整体性的不可通约，若只从概念上来理解，就显得有些言过其实。虽然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兴趣发生了明显的转移，但转移是渐进式的，其间存在较长时间的两种研究传统的交叉，多数物理学家是在旧的传统训练下成长，随着研究兴趣的转移，他们能够通过学习与实践比较自如地适应新的研究传统，并不存在明显不可沟通的两个世界；也不存在对旧传统的明显反常或危机感；新物理学面对旧物理学的现象也并不是完全无话可说，实际上，新物理学是从旧物理学的一个边缘分支逐渐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我们似乎只看到了库恩不可通约理由中的一和二，却看不出三。
但若从实践的物质层面来理解，皮克林的确在库恩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如果按照库恩对新旧范式不可通约的激进理解，是“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中从事他们的事业”，它意味着两者间毫无共同语言，不能交流。许多当代反实在论者常抓住这一点作为批判科学实在论的有力武器；一些社会建构论者也以之作为科学知识相对性的立论基础。([7]，p.67)但是皮克林并没有循着这一条老路，他试图另辟蹊径，寻求新的更直接的思路，使不可通约变得更易理解。皮克林认为，通常人们对不可通约的理解只是“表象论的”(representational)，即只从观念层面来理解不同科学理论或范式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于仅仅把科学当成一种知识概念的结果。而他的实践研究则把科学当成一种实践活动，它除了考虑科学革命中观念的变化外，还要更深入地考察实践的物质层面及社会层面等，它必将导致人们对不可通约的新的更基本的理解。([8]，pp.186-189)他的新思路即物质仪器的不可通约：在新、旧物理学的不同时代使用的仪器不同，关注的领域不一样；没有中性的仪器、现象和事实来解释两者间的关系；在新、旧物理学两个时代各自有一套仪器设备产生出各自不同的现象世界，导致了两者的不可通约。这是导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的根本原因。世界只有一个，只是由于物理学家的活动领域已经不同，由于整个高能粒子物理学界的社会性互动，已经从旧物理学实践过渡到新物理学实践，他们所使用的仪器设备，他们跟自然打交道的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即不可通约不仅仅是观念层面的，它有实在的物质基础和相应的社会条件，是由于不同时代的科学实践的物质手段和科学家活动的社会组织的不同而导致了新、旧物理学的不可通约。
由此看出，皮克林将六、七十年代的高能粒子物理学作不可通约的理解虽然有些过于激进，它容易使人想象两个时期的高能物理学完全隔阂和不可沟通；但他也确有创新之处，他不仅将不可通约划分为“整体性”与“局部性”不可通约，还进一步将整体性的不可通约细分为“观念”与“物质”两个层面。他试图将观念层次与物质层次结合起来，以消除库恩在认识论层面的反实在论与科学进步观的矛盾，挽救在科学革命中由于范式转换而导致认识论的相对性问题(在《建构夸克》中这一点还不很明显，也因此受到不少科学家及哲学家的批评，但在后期的文献里皮克林作了改进。([9]，pp.275-297))。库恩的新旧范式不可通约指明了更替的后继理论并不比其先前的理论更接近真理或取得进步，它只是格式塔式的心理转换，从而导致认识论的相对主义，科学上也就没有进步可言。可后期的库恩又从新旧范式的不同解题能力来判断理论的进步性，认为科学家可以从理论可解决问题的多少及问题的重要性来做出理性的选择。理论解决的问题越多、越重要则是进步的，库恩也想以此否定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劳丹也持与库恩相似的观点，以解题能力来判断科学理论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但是，若新范式在认识论上并不比旧范式更进步，其增加的解题能力从何而来？科学家面对竞争的理论应该如何选择？皮克林认为传统哲学并不能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逻辑说明。库恩及费耶阿本德将逻辑问题放置在不可通约的、大一统的实体中——库恩的“范式”、费耶阿本德的“理论”，从而将哲学未能解决的问题分裂成两部分。由此，寻找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所打开的“理性的裂缝”的逻辑桥梁，拯救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成为哲学家纠缠不休的事情。波普尔、拉卡托斯、劳丹等都为此写过不少文章，尤其是劳丹，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先后提出过合理性的几种解决方案，但后来都否定掉了。皮克林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将科学知识放在一个相对性的框架中，但仍指望在此框架内拯救它的客观性。这显然毫无成功的希望。”[10]
由此可知，皮克林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引入物质仪器来挽救范式转换或科学革命过程中科学知识包含的客观性成份。他的新、旧物理学的不可通约也并不意味着用新物理学时代的理论工具对旧物理学时代的现象完全无话可说，而只是说两个时代关注的领域已不相同，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或“断裂”。这是由于理论高能粒子物理学家在新物理学时代普遍相信标准模型，也促使实验家围绕标准模型建构他们的实验仪器，排除了旧物理学时代的常规现象，生产出跟从前不同的罕见的现象世界，从而使他们的确“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对高能粒子物理学实验做了详细研究的美国科学史家彼特·加利森(Peter Galison)尽管在不可通约问题上与皮克林有不同看法，([11]，p.258)可他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由于实验仪器及科学家社会组织的变化，导致实验物理学家跟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而物理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加利森将皮克林关于不同时代的科学理论与实验仪器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他通过对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等主要高能物理实验室的研究，提出了跟逻辑实证主义及库恩等历史学派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12]，pp.784-803)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累积性进步的；因为实验是刚性的，不同时期科学家对同一类经验现象的认识是一致的，只因新的实验结果的不断涌现，旧理论不能解释新的经验问题，因此理论需要不断更新，即呈现所谓“铁打的数据流动的理论”。其科学发展模式为：
相应地，汉森及库恩等历史学派的科学发展模式是：
历史学派将每一组观察都严格对应于相应的理论，不同理论间的观察实验是不相通的。加利森则认为，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中，新理论的出现并不立即要求做新的实验；科学家总是信赖原有的成熟的实验和观察，只当原有实验条件不能满足新理论的要求，科学家才建造新的仪器，进行新的实验。因此，他的科学发展模式是：
在加利森的模式中，不同时期的理论与实验是有交叉的；同样，不同时期使用的仪器与实验、理论之间也有交叉，而不是严格的不相容，它是一种“交错分期”(intercalated periodization)的发展模式。从加利森的这一模式看，他明显地受到皮克林的影响，把不同时期仪器的发展同理论及实验作同等看待(逻辑实证主义将实验放在首要地位，认为是观察实验完全决定了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派将理论放在首要地位，认为是理论决定了观察的结果，但两者都没有提到仪器的作用。)在不同的科学理论与实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手段，虽然它们有一定的交叉，但还是有明显的分期，仪器的发展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皮克林的科学发展模式可表示为：
他认为不同时期由于理论认识的不同，所使用的实验仪器也不一样，但是仪器与实验之间有少量的交叉。即在新物理学时期也还有少量的旧物理学实验；同样旧物理学时期也已经开始少量的新物理学实验。由此看出，皮克林的模式是介于历史学派与加利森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
四、结语
皮克林作为爱丁堡学派的早期核心人物之一，其相对主义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但他的相对主义跟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等的相对主义有所不同，在他的相对主义中包含客观性的成份。他并不是把科学知识仅当成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而是科学家的思想观念与物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二者的辩证互动来阐述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尤其在后期的思想发展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此外，几乎所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在解读维特根斯坦和库恩的思想基础上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皮克林也不例外，但他对库恩的解读方式跟别人有所不同，他寻求对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或范式的更替)与常规科学的发展模式作新的理解，并结合当代高能物理学的历史发展作新的诠释。虽然在早期他的个别激进言论有失偏颇，也受到科学界及科学哲学界的不少批评，但他的诠释对我们了解当代大科学的历史发展却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他试图以集体互动关系来分析高能物理学在六、七十年代实践变迁的动力机制，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史料和精彩的个案分析，受到西方不少科学史家的称道。皮克林作为接受过系统的高能物理学训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虽然在早期追随爱丁堡学派，以社会文化的观点来阐述高能物理学的发展，甚至以“社会利益”模式来阐述物理学家达成共识的根源，但他无疑深知实验室中的物质实践活动对科学家的判断是强有力的制约因素，因此，回到实践的物质维度是必然的选择。这也反映出他力图纠正爱丁堡学派过分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而忽视了物质的、客观的维度的制约，避免走向激进的社会建构论。同时，这也是他八十年代中期之后逐渐与该学派有所疏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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