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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回顾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曾掀起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运动，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与活力，使中国富强民主起来，并进而奠定世界和平。他们所以群趋于乡村教育一途，是因为他们同样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及中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并认为农村尚具有图存的基本条件及乡村居民尚保存有较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所以由狭义的乡村教育运动进而至于广义的乡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逐渐认识到教育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认定不可能单靠教育来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虽然终因他们未能认清不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不推翻以封建土地占有制为核心的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致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改良的道路，并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但他们认识到农村问题在中国的十足重要性，提出了乡村教育及乡村整体建设的多种理论及实验方案，进行了大量且具有一定成效的实验，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从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演变略述如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国政权很快被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所占据，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等，使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单从政治上推翻封建统治是不够的，于是掀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其中即有民主主义或平民主义的思潮，形诸教育，即为平民主义教育或平民教育。主要目标是教一般不识字的民众认识本国的语言文字，以为进一步求知识技能的工具，并启发他们一定的政治觉悟，学习一定的民主知识和技能，以奠定民国的坚实基础。具有各种色彩的知识分子从事的平民教育活动逐渐形成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8月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为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主持实际工作。此后平民教育运动以更大规模，更大声势，更为科学的教材和教法，推行到几乎每一个角落，包括军营和监狱，南陶北晏交相辉映，一时蔚为壮观。
平民教育运动一开始即包括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并订有城乡分配比例：第一年10%，第二年18%，第三年50%，第四年70%，第五年100%在乡村。[①]这一是因为乡村居民占80%以上，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平民教育运动“要是没有城镇的领导，在农村就无所作为”。[②]但在推行过程中很快即鼓励平民教育到乡下去运动，并发现了寒暑假利用回乡知识分子推行乡村平民教育及边学边教的连环教育方法等，使平民教育运动在农村得以较广泛的平民。
1926年可以说是平民教育运动转而为较正规的乡村教育运动的一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陶行知尖锐抨击中国的乡村教育，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③]陶行知还明确宣布：中华教育改进社“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励行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④]为取得试验经验，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任校长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著名的晓庄师范开学，在南京市郊进行了三年多一点的试验，并在试验中逐步形成了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其乡村教育思想及晓庄师范的办学经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随后逐渐建立的乡村师范曾较多地借鉴了晓庄师范的经验。
1926年10月，晏阳初任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河北定县设立办事处，划以东亭镇为经济中心的62村为第一乡村社会区，开始定县实验，以总结一套大规模推行乡村平民教育的经验和学术，同时着手以科学的方法调查定县各方面的情况，以为进一步整体实验工作的依据。
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1925年先后提出“划区施教”及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划区施教是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思想，要点是农村应以区域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校为中心，施教者应当兼顾该区的经济、卫生、交通、治安等，把它们和教育放在一起统筹解决。黄炎培1925年底《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以征求同志意见》，指出，“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⑤]划区施教的设想自然成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内容之一，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26年秋，职教社与国立东南大学农科等几个单位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筹办农村改进试验区。1928年4月职教社独力再办起来，着力“在生活上，尤其是在生产上”帮助农民，同时还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工作，从而使面积四十平方公里的改进区出现了新气象。
后来成为乡村建设运动著名领袖的梁漱溟1926年认为乡治是解救中国危局的唯一要道，于1927年南下广州，向国民党广东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进言，请办并着手筹组乡治讲习所，讲授了《乡治十讲》。
可以说1926年在全国形成了乡村教育运动，并已取代了平民教育运动的主流地位。但随着乡村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一旦超过了教农民识字，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及使用良种的范畴，就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而且运动者发现，乡村各项问题原本是联系在一起的。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晏阳初“觉得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⑥]于是“1929年运动的重点就开始从广泛的识字教育转移到乡村生活的深刻研究方面。”[⑦]晏阳初于1929年7月举家搬往定县，并“从十九年（1930年）秋季起，决定集中我们人力、财力在定县做一个彻底的、集中的、整个的县单位实验”。[⑧]这种“深刻研究”和实验的主要结果，可以说是认识到，农村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贫、弱、私”，“要根本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我们便要从事四种教育工作，这四种教育是：（一）文艺教育；（二）生计教育；（三）卫生教育；（四）公民教育。”[⑨]这四大教育是连锁的，并且要综合运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来进行。每一种方式都可推行四大教育，每一种教育都要运用三大方式。
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1929年提出了“富教合一”主义。同年，职教社与江苏著名乡绅冷遹（御秋）合作，在京沪线桥头镇办了三益改良蚕种制作所，同时在镇江黄墟办了农村改进试验区。此外还创办了中华新农具推行所。1930年，职教社为培训乡村改进人员，开办了徐公桥乡村讲习所。1931年2月，职教社又与张一{g1ha06.jpb}合作，在苏州善人桥开办了乡村改进试验区。4月职教社又在江苏泰县顾高庄开辟了一个农村改进区。此外还于1931年春在浙江省的余杭县诸家桥、宁波的白沙、长兴县的渡口镇等地，开办了一些农村改进试验区。
梁漱溟1929年2月从广州北上，沿途考察各地的乡村改进运动，到北京主办《村治》月刊、到河南参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该院分农村组织训练部和农村师范部，附办农业教育及其推广，各部均注重农村自卫问题。后村治学院因蒋冯阎中原大战停办，1931年1月，梁漱溟与同仁应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邀来到山东，6月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农场四部分。鉴于乡治、村治不够通俗，后改称“含义清楚，又有积极意义”的“乡村建设”，但主张却是一以贯之。邹平实验初采取组织乡农学校办法，后改乡学村学办法，乡农学校则用来逐渐推广于山东大部地区。
另一个新发展起来并成为全国三大乡村教育运动中心（定县、邹平和无锡）之一的是高阳主持的江苏教育学院。1928年春成立民众教育院，12月成立劳农学院。1930年6月两院合并，改组定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该校1928年春夏从事民众教育实验，秋冬从事各种民众教育设施的实验。1929年春始从事整个乡村改造的实验，院外设黄巷实验区，院内设民众教育馆，以附近数村为施教区。1932年夏化零为整扩大规模，在乡村设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及惠北民众教育实验区，1934年秋更增设实验民众学校。此外，还有于1929年春成立的农场，是全院学生农事实习、研究、实验及农事推广的场所。
陶行知任校长的晓庄师范1930年3月呈请江苏省民政厅、“准予组织实验乡，以谋村治研究之精神，并图乡村工作人才训练之切实”。[⑩]该呈请当月获得批准，使晓庄师范在以师范学校为枢纽，以中心学校（小学）为中心改造乡村社会的努力可以大大前进一步。但晓庄师范在四月初即被国民党中央当局封闭，陶行知亦遭通缉。
1932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讨论地方自治问题。晏阳初、梁漱溟、高阳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议，建议乡村建设问题由各省以县为单位进行实验，每省建立一个“县政建设研究机构”，而且要建立实验区研究。从而使乡村建设运动达到和县政建设相结合的阶段，亦即政府合一阶段。
1933年春，成立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以定县为院址，以晏阳初为院长，平教总会其他有经验的干部也被聘担任负责工作。从此，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作为一个私人学术团体进行的实验事实上和县政改革实验高度结合在了一起，实验自然也获得了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
山东省政府则按第二届内政会议决议，由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兼县政建设研究院职能，划定邹平、菏泽两县在乡建院指导下进行工作。“大致邹平注意于乡村组织之实验而菏泽则于地方自卫训练民众等事，甚为着重”。(11)后随着日寇侵华的步步紧逼，菏泽模式逐渐推及山东大部分地区。
乡村教育运动试验点逐渐增多，召集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是势所必然，且酝酿多时。最先发动者，是江苏镇江黄墟乡村改造实验区，1932年7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福州年会，拟同时召集，全国农村改进机关联合会”，均因时间仓促，未能成功。12月国民政府召集的第二次内政会议上，晏阳初、梁漱溟、高阳等有发起全国乡村工作组织之议，后于1933年7月14日至16日在山东邹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参加者63人，所属机关团体35处，多系办理国内乡建事业最有成就且具有较长历史者。会上交流了经验，加强了联系，会后相互取长补短，分工协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邹平会议后，又于1934年10月10日在河北定县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1935年10月10日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此外，中国社会教育社1933年8月在济南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为讨论中心，此后各年会事实上也是以乡村建设为主要讨论内容。从而在国民党官方机构罗致乡村建设人才进行的小范围讨论外，定期进行了群众性组织的交流和研讨，实际上把全国乡村教育运动联成了一个松散的整体。
乡村教育运动在上述之外，还有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在巴县开展的乡村教育运动，河南镇平县的自治实施，燕京大学设的农村建设科及清河实验区，金陵大学的乌江实验区、齐鲁大学的龙山实验区，华洋义赈会的合作社提倡及实验等。乡村教育运动的各类实验区1935年达193处之多。193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山东济宁行政公署等组成华北农村改造协进会，晏阳初任执委会主席。
在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政教合一洪流中，还有一支主流外的力量，即是1932年年底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陶行知1932年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思想，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要想起死回生整个的民族，须以最敏捷的手段，实施下列六大训练：（一）普遍的军事训练；（二）普遍的生产训练；（三）普遍的科学训练；（四）普遍的识字训练；（五）普遍的民权训练；（六）普遍的生育训练。乡村工学团要将上列六大训练，具体而微的在自己乡村里尽量推进，把自己的乡村，造成中华民国的健全分子，并与全国一百万乡村联合起来，推进这六大训练，以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12)
作为全盛期的乡村教育运动，随着日寇侵华的铁蹄而迅速消失，只有在后方或少部分转移到后方的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华北农村改造协进会转移到贵州定番，改称农村建设协进会，下设乡政学院，训练各校四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在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基础上建立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抗战时期则曾在巴县等地进行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工作。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则于1936年7月应邀在湖南建立衡山实验县，10月成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同时应邀协助四川建设工作。1940年春开始积极筹备创办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10月28日正式开学。育才院和以璧山为中心的华西实验区构成一个整体，把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45年育才院扩大为四年制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把大学办在农村以培养乡村建设高级人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但此时的乡村教育运动已不再构成主流的社会运动，且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节节胜利，更迅速地被真正根本解决农村问题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合作化、大生产、群众教育运动所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融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洪流中。
晏阳初建国前夕到了国外，1951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的特别顾问，考察并指导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建设工作，1967年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每年一届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工作骨干予以训练，并以附近68个村庄作为社会实验场。开展广泛的乡村建设实验与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经验的国际化。
二、农村教育改革的瞻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和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也逐步开展，实行了分级办学、分工管理的办学体制。同时，教育内部逐步做到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在教育同外部的关系上逐步确立了县以下教育主要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新方向，并逐步确立了农业（或经济）、科技、教育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国务院确定的燎原计划、星火计划、丰收计划逐步推广并日渐结合。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民政府的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程度及综合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均已远远超过了建国前的乡村教育运动。但是，今天的农村教育改革尚在进行当中，尚有许多有待发展和完善的地方，我们正可以借鉴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为今天的农村教育改革服务，并从中可以看出农村教改发展的一些趋向：
1.农村教育改革将进一步由分散走向联合，在政府机构和半政府机构主持的经验交流和研讨的同时，进行农村教改的单位和个人将定期召集类似于三十年代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会议并建立类似于当时建立的乡村建设学会的组织，以加强专业联系和经验交流以及深入研讨，俾能相互间取长补短，分工协作，工作有更大的进步。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领导全面发动和有力推动与群众深入研讨的两个积极性。
2.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实践已取得一些宝贵的经验和理论认识，但还需要进一步上升为系统的理论，需要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教育理论，需要有对得起这个伟大时代的象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高阳等人那样的伟大的农村教育家。
3.要形成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一套或多套理论，要更有力地促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向前发展，就需要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亲临农村教改第一线，向广大农民学习，向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学习，总结、升华他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同时指导实践并实验，检验自己的理论。今天尚不能够有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下乡自有许多主客观原因，值得人们深思，但相信不久的将来会重视这种局面，并有更高的发展。
4.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将更切实地联合，建立切实能协调各方的机构和良性运行机制，以更好地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和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种机构、机制不能够切实建立、农村教改只能够和党政领导个人紧密地联系而难以有效地推广和持久。现在各地不乏积极探索和建设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5.将进一步加强农村各级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培养，形成培养农村建设人才的网络系统，同时在面向农村的各级各类学校中，都要加强了解农村、热爱农村、献身农村建设的教育并使之具备投身农村建设的多项或专项技能。
6.将培养既能全面教育农村青少年，又能直接间接地对学生家长、社会群众施加教育影响，同时具备一定农村生产技能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俾使学校和社会，教育和生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农村中小学发挥多种服务功能。
注释：
① ③ ④《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435—436，653，646页
② ⑥—⑨《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60，246，257，247页
⑤《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74页
⑩ (12)《陶行知全集》第二卷216、593页
(11)《邹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5年）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