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美国社会中的无家可归者_流浪者论文

论当代美国社会中的无家可归者_流浪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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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说,20世纪60和70年代的黑人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构成美国当时最重大的社会问题;那么,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无家可归、贩毒吸毒、艾滋病蔓延、枪支泛滥等问题则显然是这一时期困扰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仅就当代美国社会的无家可归者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着重论述无家可归者队伍构成情况、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及凄惨境况、官方和非官方的应对措施以及公众的态度和舆论界的反响。舛误之处,尚祈有关专家和读者指正。

著名美籍华人专栏作家梁厚甫先生在他的《海客随笔》一书中写道:“世上有无产阶级,美国却多了一种‘无家阶级’。‘无家阶级’者,不但没有了生产资料,而且干净到无家可归。……晚上在街头,看到了憧憧黑影,千万不要叫鬼。这是人,这是有血有肉的人。”[1](P57)

美国的无家可归者,究竟有多少人?由于其流动性太强,很难求得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据政府和民间组织大致估算,80年代初期全美国无家可归者约有500万人,80年代末升至700万人,1994年已达952万人。[2](P83)按照人口比例计算,如今美国每二十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无家可归者。比例之大,令人咋舌。1990年2月6日,布什总统在致美国国会咨文中承认无家可归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1993年12月23日,克林顿总统无奈地说,无家可归者问题已成为美国“最头痛和最令人难堪的社会问题之一”。

1994年2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西斯内罗斯明确表示:“无家可归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持续发展,规模巨大而复杂。”

关于美国无家可归者大军的构成情况,美国《哈泼斯》杂志曾有文章分析指出,其中有失业者、残疾人、精神病人、酗酒者、吸毒者、退伍军人、单身母亲、退休金不够支付房租的老年人、离家出走的儿童、新来乍到的外国移民,等等。从民族成分看,无家可归者中有56%是黑人,27%是白人,13%是拉丁美洲裔人,3%是印第安人,1%是亚裔人。[2](P92)

全美各地区的无家可归者问题,各有其特点:美国北部的无家可归者是以黑人为主,南部则以白人为主,西部的显著特征是举家流浪,东部的特点是吸毒者居多。[3](P41)大约有20%的流浪者,堪称铁杆流浪汉,因为他们离家流浪的时间已超过4年。

近年来,美国社会的这个老大难问题呈现出两种新趋势:一是原先大城市才有的无家可归问题正在迅速向中小城市蔓延,并且由市区向郊区蔓延,由城市向乡村蔓延,如今全国各地收容站里收容的无家可归者约有1/4是来自农村;另一个新趋势是由单身个体流浪发展到全家集体流浪,有些地区举家流浪的情况已占到1/3以上。

纵观美国历史上的流民问题,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是奴隶制时期,许多黑人奴隶不堪奴隶主的压榨和凌辱,愤然逃离种植园,成了浪迹天涯的流浪者,他们的人数相当可观;[4](P10-17)二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破产农民、退伍军人四处流浪,为了寻找工作,足迹踏遍国中,凄凄惨惨戚戚,真是一幅催人泪下的流民图。[5](P3-70)然而,时间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人均国民收入近3万美元,号称富甲天下的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竟然会有几百万人沦为无家可归者,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人间悲剧?

仔细分析起来,千百万人沦落为无家可归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失业和贫困 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斯卡皮蒂指出,“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贫穷却是美国生活场景的突出部分。……美国经济制度偏爱富人,这一点又妨碍了穷人状况发生有意义的改善。”[6](P136)由于美国推行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据Mary Hombs在《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一书指出,1987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约有3250万人。白人贫困率为10.5%,拉美裔人为28.2%,黑人则为33.1%。[3](P42)

新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促使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巨变,原先制造业所提供的蓝领工作岗位大幅度减少,新的高科技产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良好的专业素质,致使大批不能胜任的蓝领工人遭到解雇。失业者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政府部门却在大幅度削减对失业者的救济金和对贫困者的福利补贴,这就迫使交不起房租的人们不得不走上街头。

也有一些中低收入者,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房屋。当他们在岗时,住房自然不存在问题。一旦失业下了岗,他们的住房就会毫不留情地被银行或业主收回。失去了住房,也就只好露宿街头。

一些老年人在退休之后,所领取的退休金不足以支付房租或者所购房屋无法按期付款,也同样遭到住房被没收的厄运,于是只好踯躅街头,徒自伤悲。

2 住房问题上的种种不合理因素 20世纪80年代,许多城市的房租急剧上升,使广大中低收入者难以承受。路易斯·约翰逊在《美国社会福利政策》一书中提及1989年的一项调查证实,约有45%的贫困人家不得不将其全部收入的70%用于支付房租。[3](P42)房租上涨的同时,失业救济金和退休金却在减少。这样一来,昂贵的房租驱使许多贫困家庭加入流浪者大军。

原先,许多贫困家庭将低租金住房作为栖身之处。但是80和9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城市的低租金住房不复存在。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市政当局在旧城改造中将一大批低劣破旧的住房统统拆除,但未给拆迁户安排足够的过渡住房,这客观上无异于将一部分人赶进无家可归者的行列。另一种情况是,低租金住房的业主总嫌房租太低油水不大,于是脑筋一转掀起了一股装修热,将原来的楼房装饰修茸一新,凭借一层豪华富丽的外包装收取高额租金。房租猛涨,遂使许多贫穷人家放弃住房,走上街头去流浪。

3 家庭内部发生的危机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大约90%的离婚案中,法院将小孩判给其母。由于妇女没有收入来源或者薪水明显低于男性,便很快坠入贫穷匮乏的深渊,不得不卖掉住房以解燃眉之急,或者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迫流浪。

也有不少美国家庭尤其是黑人家庭常常发生丈夫一怒之下弃家出走的情况。这些对妻子儿女缺乏起码责任心的丈夫拂袖而去,顿时将其家庭推入困境,其妻小沦为无家可归者不过是一眨眼的事。

此外,美国家庭暴力事件频仍,丈夫殴打妻子,父母虐待孩子,成了家常便饭,这也迫使每年有成千上万不堪折磨的妇女和儿童离家出走。

4 酗酒成习吸毒上瘾 不少失业者和低收入者心灰意懒,萎靡消沉,精神变态,靠酗酒吸毒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借酒岂能消愁,举杯消愁愁更愁。吸毒者的毒瘾频频发作,瘾君子们无以自拔,于是孤注一掷,不惜倾家荡产,将存在银行的储蓄取光,将房屋出售给他人,只图再过一把瘾。带来的后果往往是,钱用光了,住房没了,饭碗丢了,身体垮了,心也灰了,成了废人一个。这种人除了上街流浪乞讨,你说他还能干什么?据估计,酗酒吸毒者约占流浪者大军的40%。[3](P41)

5 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方针陷入误区,致使大批病人离开医院走上街头 美国一些州制定的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没有伤害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一律不得强制住院。美国推崇并流行所谓“心理疗法”,认为自由宽松的氛围有利于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于是,许多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将大批住院病人认作无危害型病人,将他们打发出院,或者转到社区康复机构。这样的治疗对一部分病人产生效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造成后患。由于许多病人病情严重,反复发作,而社区康复机构的医疗设施和条件相对欠缺,疗效很成问题,于是精神病人轻而易举地溜之大吉,到外面的世界去作自由自在的逍遥游。就这样,从1955年至1982年美国精神病的住院病人人数从56万人锐减至13.8万人。住院的患者大大减少了,而在外面游荡的病人却日益增多了。这些疯疯癫癫的游子们,竟占到全美国无家可归者总人数的29%。[3](P41)

无家可归者失去了住房,他们当中有的人进了临时收容站,有的寄居在亲戚朋友家里,其余的只好流落街头。其中最悲惨的,当数街头流浪者。而在流浪者队伍中,处境最凄凉的无疑当数老人、妇女和儿童。

街头上的无家可归者,白天四处流浪,或向行人乞讨,或在垃圾堆中捡拾杂物,或打零工。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各处寻找地方歇息,或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在汽车站的候车室,或在地铁隧道,或在废弃的旧汽车里,或在建筑物的屋檐下,或在墙角,或在桥堍,或干脆蜷缩在纸板箱里。

生存法则异常残酷,流浪者常常为争夺食物和栖身之处,恶言相加,大打出手,斗殴事件层出不穷,轻者打得鼻青脸肿,重者头破血流,甚至致残致死。在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大楼旁边,一位名叫罗伯特的70岁的流浪汉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结成伙伴,二人共享该处地铁热气窗旁的一席之地,以免在寒夜中冻死。这位老人说:“这是一个为生存而残酷斗争的地方。如果没有我的伙伴保护我,我就根本没法活下去。我设法每天为他搞到酒喝,他保证我不被别人糟践。”

由于生活条件极为菲薄,营养不良,加上环境不洁,缺医少药,多种疾病因而流行。造成美国无家可归者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肺病,此外有胃病、肠道疾病、关节炎、高血压、痛风、癌症、性病、艾滋病、忧郁症、精神病等等。有关部门所作的调查报告表明,美国无家可归者比全国平均寿命要低20岁左右,他们的死亡率是其他人的4倍。一位名叫艾伯特·皮尔庞特的老年男子,贫病交加,面容枯槁,形销骨立,每天呆坐在乔治城的一座立交桥下。他说,“我岁数太大了,身无分文,身体也垮了,患上了肺气肿。我多么想活下去,但是我很可能就要死在这里。”

女性流浪者备受侮辱和摧残,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辛酸的历史。对于她们来说,城市的大街小巷简直就像野兽出没的丛林,就像魔鬼横行的地狱一样可怕。在纽约市和其他大中城市,无家可归妇女遭歹徒强奸、毒打和杀害的悲惨事件屡屡发生。据有关部门估计,全美无家可归的妇女中竟有近半数的人曾被强暴。76岁的迪安娜是成千上万个“提袋妇女”之一,她的衣物和全部家什都装在一只袋子里。当这位年迈体弱的老妪走得气喘吁吁,想停下脚步休息时,她只能坐在袋子上打个盹。如果躺下身子睡一觉,就很可能会遭到袭击和抢劫。61岁的莉贝卡·史密斯在1982年1月一个寒夜里蜷缩在纸板箱里睡觉。翌日清晨,街上的行人发现这位老妇已经冻死。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竟发生在纽约市曼哈顿区一条最繁华的商业街上。

由于家庭暴力、代沟或其他原因,每年约有200万美国儿童离家出逃。一位名叫多森·雷德的新闻记者由东至西走遍全国,采访过许多流浪儿童。他说:“他们所有的人无不渴望得到成年人的爱抚、关怀和照顾,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着恐惧和不安,……许多人因父母不喜欢自己而感到苦恼和沮丧。”雷德抱怨他写的报道仅使少数读者为之动情,他激动地质问道:“难道我们能忘记成千上万浪迹街头、夜宿公园、住在弃置不用的破房和汽车里的孩子吗?”[7](P212-213)出逃的儿童大多身无分文,尤以为生,流浪一段时间后往往沦为雏妓,以卖淫为生,因为他们实在别无生路。美国每年约有100万16岁以下少女和30万少男就这样走上卖淫之路。[7]他们精神空虚,身心疲惫,不少人饮酒成癖,吸毒成瘾。离家出走的儿童的死亡率也相当惊人,每年约有15万流浪儿童丧生,他们或因贫病冻饿而亡,或路遇歹徒而被残忍地杀死。

对于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来说,洗澡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大难题。长年累月没有条件洗澡,许多人身上肮脏不堪,走到哪里都散放出一股臭烘烘的刺鼻气息,头发和胡子里长满了虱子。也有少数人干脆在光天化日之下,脱掉衣裤,赤身裸体,不顾街上行人的惊骇日光,纵身跃入城市街心花园装有喷泉的水池中,匆匆忙忙洗去身上累积已久的污垢。

每年12月25日圣诞节,美国许多大中城市的慈善机构和教堂的门前都有成百上千的无家可归者排成长龙似的队伍,每人依次领取一份免费供应的快餐。这样就把他们打发了,就算度过了西方人心目中一年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广大无家可归者来说,恶劣的气候乃是严酷无比的炼狱。春季,春寒料峭,食物短缺,多种疾病肆虐,无家可归者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夏季,赤日炎炎似火烧,流浪者头顶烈日,汗流浃背,不少老弱病残者不堪溽热,中暑倒在路上。秋季,秋风萧瑟,秋雨绵绵,流浪汉周身湿透犹如落汤之鸡,冷风一吹,不少人感冒发热,其中的体弱者竟一病不起,命归黄泉。冬季,天寒地冻,北风凛冽,刺骨的寒流频频袭来,仅1991年圣诞节前后美国十几个城市就有750个流浪者被严寒夺走了生命。[2](P93)

无家可归者的处境本来已够凄惨,而美国的市政当局却动辄以整顿城市秩序为由,将无家可归者从他们栖身的街道、公园、广场、地铁、汽车站等公共场所强行赶走,遂令这些不幸的人们雪上加霜。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和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等大城市所制定的旨在打击无家可归者的政令尤为严厉。1994年12月14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题为《由于露宿街头的人越来越多,各城市对无家可归者的限制更加严格》的一则报道指出,许多城市制定和实施禁止街头游荡和拦路行乞的条例。无家可归者或被罚款,或被监禁,或被赶出市区。1996年夏季奥运会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举行,市政当局为了维护城市的良好形象,从春季起就采取行动,将市区数万名无家可归者赶走。并且出台一项严禁街头行乞的政令,违者处以高达1000美元的罚款。

面对日趋严重的无家可归者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当局、社会机构、慈善团体和教会开始采取一些应对措施。

首先,全美各地的慈善团体济困扶危,为无家可归者行善,他们把一些废弃的旧房子、旧仓库和教堂的地下室改作收容站,接待南来北往的流浪者。室内一般备有简易床铺、床垫和毛毯。疲惫的流浪者们总算有个地方歇息。问题在于,此类收容站往往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挤住一间大屋,看上去简直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室内拥挤不堪,肮脏无比,空气恶浊,臭味熏天,人声鼎沸,混乱嘈杂,令人难以忍受。更糟糕的是,住上一段时间后极易感染诸如肺结核、性病等多种传染病,或者沾染上酗酒、吸毒等恶习。由于不少流氓、恶棍、小偷、流窜犯、心理变态者等不良分子混住其间,导致各类犯罪事件屡屡发生。许多无家可归者惨遭殴打、抢劫、强奸。有些人早晨醒来刚刚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的衣物和鞋袜已被窃贼盗走。收容站的伙食质次量少,主要是些麦片、面包、三明治、可乐之类,难以果腹。至于像奶油一类稍稍好点的东西,则往往被贪污成性的管理人员据为己有。由于收容站内种种弊端丛集,很多无家可归者愤然走开,不愿在这样乌七八糟的收容所栖身,宁可扛上个纸板箱到马路的人行道上去露宿。

上述收容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仅有食宿二项,毕竟治标不治本。于是在有关专家学者的建议之下,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机构创设了“无家可归者多功能服务中心”。此类中心除了为无家可归者解决食宿问题外,还有戒毒专家为其中的吸毒者实施戒毒措施,有医生为病人和残疾人提供医疗服务,有心理医生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有托儿所为带孩子的单身母亲提供日托服务,有就业培训专家为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等等。多功能服务中心的宗旨就是帮助无家可归者驱散长期笼罩心头的阴霾,克服心灰意懒的消极情绪,恢复身心健康,让浪迹天涯的游子及早告别辛酸痛苦的流浪生涯,回归主流社会,过上正常人安居乐业的体面生活。创设此类中心的初衷无疑是值得嘉许的,但由于资金不足以及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具体运作中问题不少,总体状况并不乐观。

近几年来,由于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增无已,美国联邦政府也不得不开始正视国内日趋严重的无家可归者问题。1990年联邦政府下拨专款5.96亿美元,分给全美50个州和一些大中城市,用来援助无家可归者。1994年联邦政府制定并公布一项耗资17亿美元的方案,试图解决这个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难题。然而,这17亿美元平均分摊到全国的无家可归者身上,每人不过100美元,犹如杯水车薪,显然于事无补。同每年上千亿美元的巨额军费开支相比,拨给用以解决无家可归者的款项简直微不足道。难怪有人讥讽美国政府在“巧妙地促使穷人继续穷下去”。

成千上万无家可归者胸中郁积的愤懑,如同火山熔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们在呐喊,他们在抗争。流浪者的境况日益受到媒体的关注,他们的斗争也渐渐赢得公众的同情和支持。

1986年5月5日,700万美国人在15分钟内手拉手连成了一条横跨美洲大陆长达数千公里的人链,由大西洋边的纽约市绵延至太平洋边的加州。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募捐活动,募得的款项专门用以救助全国的无家可归者。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草坪上参加了这次活动,站在人链之中。但是,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杰西·杰克逊牧师抨击说,里根与无家可归者及其同情者无缘,他没有资格加入人链,正是他所极力推行的劫贫济富政策导致美国无家可归问题日甚一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其中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有“全美流浪者工会”、“美国无家可归者全国联盟”等。此外,早先以反战为宗旨的“非暴力创造性组织”,在70年代中期越战结束后改变宗旨,成了一个替无家可归者仗义执言的重要组织。

1989年10月7日,非暴力创造性组织和其他一些民间团体,在华盛顿市中心举行了有25万人参加的“要求住房全国大游行”。此次游行示威规模空前,游行者强烈呼吁美国政府为无家可归者拨款建造廉价的住房。游行的一位组织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竟有数百万人没有栖身之地,这的确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国内外舆论界自然把美国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在1994年2月20日发表社会论指出:“美国无家可归者是令每一颗关注的心破碎的一幅悲惨图景”。在1990年12月17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中,南希·吉伯斯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国内无家可归者问题已造成不良影响,并且有损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文章指出:“当外国访问者来到美国城市,他们对在街道上见到的景象的反应是几乎一致感到惊讶和悲痛。……由于在创造性地、慷慨地、仁慈地对待它最穷途末路的公民方面遭到失败,这个国家丧失了比其信誉更多的东西,它的地位受到了削弱。”[2](P81)

一位名叫巴塔格里亚的意大利摄影师,在纽约采访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之后发表谈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沮丧过。往上望去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高耸入云,但向地面看去,却是一片绝望的景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悲惨景况,即使意大利最贫穷的巴勒莫地区也比这里好些。”[2](P81)

我国学者王沪宁教授在其《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无家可归的人本身,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社会的原因,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对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挑战。”[8](P370)“……社会的财富,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分配,足以使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问题是,这种分配方式在这个制度下难以形成,不符合这个制度的性质。”[8](P369)

通过对当代美国社会无家可归者问题的考察,人们不难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美国:一个是高楼大厦、灯红酒绿、锦衣玉食的美国;另一个是哀鸿遍野、颠沛流离、啼饥号寒的美国。二者的反差,何其大也。

可以断言,只要美国社会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一日尚存,它就不能不为国内外舆论所诟病。几百万人无家可归,这实在是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线,实在是美国的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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