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研究至今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厚 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学科逐步走向了成熟。站在新世纪之初来回顾这一段历 史和展望今后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还有许多亟待开拓的课题 和须调整的格局。从宏观角度言之，20世纪的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经历了一条从附丽于文 学批评史学科到独立发展的过程，这一进程决定了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基本格局和思路，即 在整体上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小说领域的延伸，而研究格局和思路也是文学批评史研 究的“翻版”，以批评家为经、以理论著作及其观念为纬成了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常规格局 。这一研究格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略了理论批评在小说领域的特殊性。实际上，中国古 代小说理论内涵相对来说比较贫乏，这种理论思想对小说创作的实际影响更是甚微，而单纯 从理论思想的角度来研究小说理论批评，常会感到它与小说发展的实际颇多“间隔”，更与 那种重感悟、重单一文本的“评点”方式不相一致。因此，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新格局 或许应是：以文学批评史为背景，以小说史为依托，探寻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史的发展中所 做的实际工作及其理论贡献，从而将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融入到小说史研究的整体构架之中。 我们拈出“小说学”一词来取代“小说理论批评”目的，正是以“小说学”的“宽泛”来调 整以往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偏仄”。
一、小说的“名”与“实”
研究中国小说学，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对于“小说”的界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浦江清先 生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小说’是个古老的名称，差不多有二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文 学里本身也有蜕变和演化，而不尽符合于西洋的或现代的意义。所以小说史的作者对此不无 惶惑，一边要想采用新的定义来甄别材料，建设一个新的看法，一边又不能不顾到中国原来 的意义和范围，否则又不能观其会通，而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在过渡的时代里，不免依违于中西、新旧几个不同的标准，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和看法。” （注：浦江清：《论小说》，《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浦江清先生所说的这种“惶惑”在当今的研究中仍然存在。“我们面 临着一个基本选择：是以‘小说’古义为准，把有关的庞杂议论皆列入小说理论史的范围呢 ？还是以‘小说’今义为准，只研究关于这种文学样式的理论内容呢？”（注：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绪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对此，研究者作出 了不同的选择，有的认为：“中国古代有文言与白话两个小说系统，与之相应的也有两种小 说理论，”“这两个系统的小说理论互相联系、互相渗透，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 体系。”（注：周伟民：《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概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页。）
有的则认为，“我的选择便取折中，研究对象的确以‘小说’今义为准，但注意 古义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注：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绪论》。）这里实际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小说”之名的演化，二是“
小说”的名实关系。
“小说”之名历来纷繁复杂，所指非一，清代刘廷玑即感叹“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 ，则相去天壤。”（注：刘廷玑：《在园杂志》，引自《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388页。）但细绎其中，亦有线索可寻，大别之，约有如下几种最为基本的内涵：
其一，由先秦两汉所奠定的有关“小说”的认识。“小说”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 ，从先秦到两汉，“小说”之名约五见，即：《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吕氏春秋· 慎行·疑似》“贤者有小恶以致大恶，褒姒之败，乃令幽王好小说以致大败。”张衡《西京 赋》“匪为玩好，乃有秘术。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桓谭《新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 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 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上述五种说法除《吕氏春秋》外均对 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并奠定了“小说”的基本义界：即“小说”是无关于道术的琐屑之言； “小说”是一种源于民间、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语”；“小说”是篇幅短小的“残丛小语” ，但对“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一“义界”对后世的影响大致有二：确定了“小说 ”的基本范围，“小说”是一种范围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相对于正经的著作而言，如经、 史著作等，大凡不能归入这些正经著作的历史传说、方术秘籍、礼教民俗，又以“短书”面 目出现的皆称之为“小说”。确认了“小说”的基本价值功能，从整体而言，此时期的“小 说”是一个基本呈贬义的“语词”，且不说《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的下句即为“其于 大达亦远矣”。所谓“丛残”“短书”亦均为贬称，王充《论衡·骨相》云：“若夫短书俗 记，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论衡·书解》又云：“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 凿失经之实，传违圣人之质，故谓之丛残。”而“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更是如此，唐人 刘知己曾一语道破：“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语之损实。”（注：刘知己：《史通·采撰》，《史通通释》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8页。）此一“小说”的内涵和外 延对后世小说观念影响甚巨，为以后“小说”进入史部和子部的观念上奠定了基础。
其二，“小说”是指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这一史乘观念确立的标志是南朝梁《殷芸 小说》的出现，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二云：“案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凡不 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这是 中国最早用“小说”一词作为书名的书籍。而在唐宋两代，人们在理论上对此作出了阐释， 刘 知己谓：“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 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 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注：刘知己：《史通·杂述》，《史通通释》上册，第273页。） “偏记 小说”与“正史”已两两相对，以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明言“遍阅旧史，旁采小说 ”（注：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欧阳修倡言“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注：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二书》，《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亦将小说与正史相对。宋人笔记中大量出 现的有关“小说”的记载大多是指这些有别于正史的野史笔记，如陆游：“《隋唐嘉话》云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号崔公望省楼 。’又小说载：‘御史久次不得为郎者，道过南宫，辄回首望之，俗号拗项桥。如此之类， 犹是谤语。’”（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
如沈括：“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法，李白为之作《蜀道难》 。 按孟棨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读未竟，称叹数四 。时乃天宝初也，此时白已作《蜀道难》，严武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 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皆此文之类。”（注：《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蜀道难》，《梦溪笔谈校证》，中华书局1959年版。）至明代，更演化为“小说者， 正史之余也”的观念。（注：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引自《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70页。）故在中国小说史上，将“小说”看成为正史之外的野史传说是一个 延续长久的认识。
其三，“小说”是一种由民间发展起来的“说话”艺术。这一名称较早见于南朝宋裴松之 注《三国志》所引《魏略》：“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 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 千 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耶？”（注：《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 “俳优小说”显然是指与后世颇为相近的说话伎艺，这 种民间的说话在当时甚为流行，如《陈书》载王叔陵“夜常不卧，烧烛达晓，呼召宾客， 说民间细事，欢谑无所不为。”（注：陈书·始兴王叔陵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魏书》载蒋少游“滑稽多智，辞说无端，尤善浅俗委巷
之 语，至可玩笑。”（注：《魏书·蒋少游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至《隋书》卷五八言侯白“好为俳优杂说”，《唐会要》卷四言韦绶“
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记当时之“市人小说”，均与此 一脉相承。宋代说话艺术勃兴，“小说”一词又专指说话艺术的一个门类，宋吴自牧《梦梁 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 ，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踪变泰之事。”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有灵怪、 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此 “小说”即指说话中篇幅短小的单篇故事，以别于长篇的讲史，所谓“最畏小说人，盖小说 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注：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以“小说”指称说话伎艺，还与后世作为文体的 “小说”有别，但却是后世通俗小说的近源。
其四，“小说”是指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此一概念与近世的小说观念最为接 近，亦与明清小说的发展实际最相吻合，体现了小说观念的演化。这也有一个过程：首先是 确认“人物故事”为小说的基本特性，这在宋初《太平广记》的编订中已显端倪。该书之收 录以故事性为先决条件，以甄别前此庞杂的“小说”文类，但仍以“记事”为准则。随着宋 元说话的兴盛，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勃兴，这一在观念上近于“实录”的记事准则便被故事的 虚构性所取代。于是“小说”专指虚构的故事性文体。这在明代已基本确立，如嘉靖年间洪 楩编刊的话本小说集《六十家小说》即是如此，且纯以娱乐为旨归，体现了小说文体向通 俗化演进的迹象。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一文中亦专以“小说”指称《水浒传》等通俗小 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 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称为行中第一。”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也 屡屡出现“小说”一词，而所谓“小说”即指通俗小说，如“这样好小说替他流芳百世”， “要替做小说的想个收场之法耳。”（注：《连城璧》外编数集总评，康熙年间写刻本。）
清罗浮居士《蜃楼志序》对“小说”一词的界定更是 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特色：“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 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心诚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 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 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 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故在明清两代，“小说” 可视为通俗小说的专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小说”既是一个“历时性”的观念，其自身有一个明显的演化轨迹 ，但同时，“小说”又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小说”观念的演化主要是指“小说”指 称对象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象之间的不断“更替”，而常常表现为“共存”，如 班固《汉志》的“小说”观一直影响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即与《汉 志》一脉相承，《总目》所框范的小说“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和明清以来 的通俗小说在清人的观念中被同置于“小说”的名下。
二、“小说学”之由来及其研究对象
“小说学”，顾名思义，即指有关“小说”的学问和学说，这一名词较早见于近代的小说 批评，如“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注：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此所谓“小 说学”其实即指“小说”本身而已，而并没有涉及小说的研究问题。近代以后，“小说学” 一词转而指称小说的理论研究，较早以“小说学”命名其小说研究论著的是出版于1923年的 《小说学讲义》（董巽观撰），全书分二十章较为详尽地讨论小说的创作问题，如“意境”、 “ 问题小说”等。其后，陈景新于1925年出版了题为《小说学》的论著（上海泰东图书局），另 如金慧莲《小说学大纲》（注：天一书院1928年版。）
、徐国桢《小说学杂论》（注：1929年《红玫瑰》5卷1、2、5、10、14、29期连载。）
、黄棘（鲁迅）《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等（注：1930年《萌芽》1卷4期。）。以“小说学”指称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批评当在近数十年间，宁宗一主编的《中 国小说学通论》和康来新的《发迹变泰——宋人小说学论稿》即如此（注：宁著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康著由台湾大安出版社1996年出版。）。那么“小说学”与 “小说理论”、“小说批评”之间有何关联呢？从《中国小说学通论》来看，其中区别并不 明显，这部书将“小说学”分为“小说观念学”、“小说类型学”、“小说美学”、“小说 批评学”和“小说技法学”五个部分，其实只是对传统小说理论批评借用当今的文艺学观念 作横向展开而已，其主要研究对象没有越出传统小说理论批评的范畴。小说理论与小说批评 ，这同样也是两个内涵不确定、外延十分模糊的概念，在使用上并没相应的区分，如方正耀 《中国小说批评史略》用“批评”为书名，但通观全书，其基本构架却是以理论观念来统领 的，如第一编“小说批评的萌发时期”（先秦至宋元）分四章：“朦胧的小说观念”、“幻奇 理论的产生”、“实录理论的形成”、“小说功能的发现”。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相 对来说“名实”较为相符，该书主要是从理论思想上清理中国小说理论史的发展。而一般则 将“理论”和“批评”作为组合词同为书名，如王先需、周伟民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 、刘良明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等。其实，“小说学”“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三 者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但也有相对独立的部分或各自的侧重点。如“小说理论”应以有 关小说的观念、范畴和小说的创作理论为研究对象，它关注的是理论思想的发展历史。“小 说批评”则应主要探讨对文本的个体阐释，故“小说批评史”应该着眼于小说文本的阐释历 史。而“小说学”既以“学”为名称，则自然地应侧重于“学问”这一层面。简言之，所谓 “小说学”主要侧重于小说的学术史研究，它以古人对小说的文体研究、文本批评和对小 说存在方式的研究为主要对象。故一部“中国小说学史”应包括理论层面的文体研究史、鉴 赏层面的文本阐释史和操作层面的小说存在方式史（如小说的著录、选辑、禁毁等）。
如上所述，“小说”一词在中国古代所指称的对象是相当庞杂的，以致冯梦龙曾发出这样 的感叹：“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注：《醒世恒言序》，明金昌叶敬池刊本。）
这当然不切实际，但“小说”外延的宽泛 和庞杂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学”研究面对如此庞杂的对象该作怎样的取舍，无疑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问题。这里必须要明了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小说学史的研究目的在于梳理古人对于 “小说”这一对象的认识和研究历史，而古人对于“小说”的认识是多元的，这种多元的认 识就中国小说史而言，无论是“小说”之名，还是“小说”之实，相互之间都是关联的。故 以“小说”的所谓“今义”来确定小说学或小说理论批评的研究对象，往往会掩盖中国小说 学史发展的本来面目，从而难于揭示中国小说学史的真实状态。或许以“名”“实”两端来 确定小说学的研究对象会有所帮助，我们的拟想对象是：
（一）以“小说”之名为观照对象，全面梳理古人对于“小说”的认识流变、演化及其相互 关系。突出古人对于“小说”的发生、分类、地位、功能等的研究，以期将中国小说学史置 于 一个相对宽泛的文化史背景中加以审视，这一研究对象以“小说”的外围研究为主体。
（二）以“小说”之实，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相对文体意义的形式为研究重心，如唐前对 神话传说、寓言、志怪志人的研究，唐及唐以后对传奇小说、章回小说的研究和近代对于小 说的整体研究。这一研究对象则以中国小说史的本位研究为主体。
三、小说文体研究
“小说”之名既纷繁复杂，则小说文体亦颇难界定。一般就小说语言角度将小说文体约分 为两类，即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然而以语言角度区分小说文体犹略显宽泛，对于小说文体 的分类，笔者接受这样的观点：“古代小说可以按照篇幅、结构、语言、表达方式、流传方 式等文体特征，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等四种文体，而不同文体的小说，可 按照题材分成若干类型，譬如将笔记体小说分为志怪类、志人类、博物类等，将章回体小说 分为历史演义类、神魔类、世情类、侠义公案类等。”（注：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这四种小说文体既是平面的小说文 体类型，同时又大致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发展线索。中国小说学史正可循此梳理和分 析历代对于小说文体的研究和评判。中国古代对于小说文体的研究，大别之可分为“小说” 观念研究、“小说”的范畴、理论命题研究和“小说”的技法研究。
小说观念问题历来受到小说理论批评史研究者的重视，对“小说”这一名称的理论和历史 梳理至今已颇为清晰，所谓“小说”所指称的对象及其流变轨迹已有迹可循。然而其中存在 的一个认识“误差”是：人们常常视小说观念仅为“小说”这一名称所指称的内涵。这种过 于狭隘的认识，使得人们对于小说观念的追溯，往往局限于“小说”这一名词所涉及的内涵 和外延的演化，因而人们所揭示的所谓小说观念的演化史常常表现为“小说”这一名称的发 展历史。实际上，小说观念的研究对象应是中国古代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本质研究，包 括“小说”的本体研究和“小说”的形态研究。故对于小说观念研究应有一个理念的转换： 即从“小说”作为一个“名词”转换为“小说”是一种“文体”。这样，所谓小说观念的研 究或许会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人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认识历史。循着这一思 路，我们将看到，小说观念研究的外延是非常宽泛的，可以以“小说”这一文体为中心视点 ，全面梳理小说在形成过程和发展流变中的相关观念、术语和理论思想，而不必被“小说” 这一名称所束缚。如《庄子》一书，作为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的研究资料，人们常引用的是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一段话，但其实，此“小说”一辞与小说文体并无干 涉，作为中国小说史上“小说”一词的首见当然自有其价值，但后人视《庄子》为“千万世 诙谐小说之祖”并非指其对“小说”一词的发明，而是指《庄子》一书接近小说的创作实践 ，故《庄子》一书中有关自身创作特色的揭示更应成为中国小说观念史研究的对象，我们在 《庄子》中能找出许多比“小说”一词更有价值的术语，如“寓言”、“卮言”、“志怪” 、“曼衍”、“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等，这些术语及其内涵都对后世的小说 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小说的范畴和理论命题研究也是当今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的重心，尤其在明清小说理论批 评研究中，人们对小说评点家的理论思想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要使这一层面的研究引 向深入，或许还得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揭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范畴的总体特征，在中国 文学理论范畴的背景上寻求小说理论范畴的独特个性。从整体而言，中国小说理论范畴并不 发达，与传统诗学、词学乃至曲学相比，相对缺少具有自身文体特性的范畴术语，除了“虚 实”、“幻奇”、“教化”等少数命题外，更少在小说理论批评史上一以贯之的理论范畴， 就是上述一以贯之的理论命题，其实也是对传统文学理论范畴的“移植”。而明清小说评点 家在对通俗小说的评论时所使用的范畴术语也有很大的随意性，缺少相对意义上的理论延续 。这一中国小说理论范畴的总体特性，我们毋需讳言，更不必强求其中的所谓体系，寻求那 种空洞的所谓“范畴体系”，而应该从发生学的角度去探求其原因，梳理其对小说发展所产 生的实际影响。二是在小说范畴和理论命题研究中强化“文体”意识，从而使小说范畴和理 论 命题研究真正切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实际进程之中。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大致可以分 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四种文体，这四种文体之间既有一定 的传承性，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各自形成了自身的文体特性。对这四种小说文体的研究 ，古人明显地是以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加以对待的，从而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小说文体学说 。如对于“笔记体”小说，古人所采用的视角是传统的“实录”准则，这种“实录”同时又 与史学的“实录”准则不尽一致，它主要的是指“记录”，而对传闻的“记录”同样也是笔 记小说所允许的，故干宝在《搜神记序》中标举“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 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其实并非是干宝有意提倡虚构，而是确认了笔 记体小说的基本原则。明乎此，则对纪晓岚指责《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这一小说批 评史上的公案就可理解了，纪氏正是区分了笔记与传奇小说两种小说文体的不同，从而对《 聊斋志异》提出了不满，而今人对纪昀的指责恰恰是模糊了这两种小说文体。故强化“文体 ”意识，一方面可以揭示各种小说文体的相关学说，同时又可与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状况相 一致。三是在对小说范畴和理论命题的研究中，要尽量贴近古人，把对小说发展实际有直接 价值的理论命题和学说当做研究对象。今人对小说理论批评的研究常采用两种方式：或以当 今的小说学观念来套用传统小说学，如“性格”、“结构”、“叙述视角”等，于是中国古 代小说学命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小说学的翻版，而忽略了中国小说学自身的本位性；或 在古代小说评点家的著作中寻求相关命题，但往往忽略了这些命题与小说发展实际的关系， 金圣叹在《水浒》评点中提出的“因缘生法”、“以文运事”等固然有其价值，值得探究， 然而将评点家颇为随意的命题进行更为细密的挖掘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诸如“囫囵语”、 “趁窝和泥”说等看似新颖，但对小说的发展有几何关联呢？我们强化小说命题研究与小 说发展实际的一致，正是要求小说命题的研究贴近中国小说的自身发展，从而使小说学研究 真正成为小说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在明清通俗小说史上颇有影响的“奇书”、“ 才子书”、“世情书”等命题，都与小说史的发展直接相关。
小说学中的技法主要是指明中叶以后小说评点家对古代小说创作法则的揭示，它的出现确 乎与评点这一形式密切相关，同时又因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形式的主体而在古代小说批 评中延续长久。小说评点之所以重视技法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这是评点形式的传统 特色；另一方面，这与明清的八股之风和小说评点家长期受八股文法的熏染有关。金圣叹 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中的一段话正代表性地说明了这两方面的影响：“盖天下之书 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 ，部有部法是也。”故以“精严”之意识揭示小说之“法”即为评点之首务。对小说技法作 品评分析较早见于明万历年间的袁无涯本《水浒传》，其中提出的《水浒》“叙事养题法” 、“逆法离法”、“实以虚行法”等开了小说技法研究的先河，其后，袁于令评点的《隋史 遗文》、传为李渔评点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尤其是金圣叹评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 传》，将技法研究推向深入和细密，金氏在《读法》中就标列《水浒》“文法”十五例，又 在具体品评中不断揭示其中蕴涵的文法，以后又经毛批《三国》、张批《金瓶梅》和脂批《 红楼梦》，小说技法研究成了评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中叶以后技法研究有所减 弱，但仍不绝如缕，故技法研究可谓始终贯穿于小说评点史之中。对于这一部分批评史料自 胡适指责金圣叹批评《水浒》“八股气”以后，一直受人诟病，建国以后又将其判定为“形 式主义”而一笔抹杀，迄至近年，小说理论批评研究方逐步得到重视。诚然，古代小说评点 中的技法研究确乎有“八股”的痕迹，但技法研究在小说批评尤其是通俗小说批评中，最具 小说 本体特性的批评内涵，而小说批评借鉴八股技法理论也使小说的形式批评不断走向细密和规 整，在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诚不可偏废，其价值层面犹如诗学中之“诗格”一体。还须看到 的是，小说技法研究中虽然借鉴了八股技法的某些术语，但在批评视角和论述思路上则明显 采用的是“史学”的叙事法则，与史著叙事法的比附几乎是每一个小说评点家在小说技法研 究中的常规思路，而史著和小说在叙事法上的相通又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显著特性。故剔除小 说技法研究中陈陈相因、浅俗无聊的内涵，以八股技法和史著叙事法的双重视角研究古代小 说技法批评，并将其与中国小说的创作实际结合起来，无疑也是中国小说学研究中一个不可 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小说存在方式研究
长期以来，小说存在方式研究一直被素来重视“理论形态”的小说理论批评史研究排除在 研究范围之外。道理很简单，所谓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并不以“理论形态”的面貌出现。但其 实古人对于小说的认识、把握和研究历来是双管齐下的：诉诸于理论形态，在理论观念指导 限制下具体操作。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后者还体现为对前者的检验和实践，故缺其一都不能 构成完整的中国小说学史。古人对小说存在方式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著录、禁毁、 选辑和改订。
所谓著录是指“小说”这一文体在历代公私目录中的存在情况及其价值判断，这是一种以 目录学的形式表达小说观念和小说思想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学而言，最 起码在两个方面显示了独特的小说理论思想：一是从班固《汉志》到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历代目录学家对文言小说的著录体现了中国古代对文言小说的认识流变，也显现了中 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发展流程。同时，对历代目录学的清理，可以梳理出“小说”这一文体在 目录学中的变异状态，而这种变异正体现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历史演进。如班固《汉书·艺文 志》首次设立“诸子略·小说家”，著录《伊尹说》、《鬻子说》、《周考》等十五家“小 说”。《隋书·经籍志》承其思路，在四部分类中设“子部·小说家”，著录《燕丹子》 、《杂语》等“小说”二十五家，又在“史部·杂传”类著录《述异记》、《搜神记》等多 种小说。《旧唐书·经籍志》大致与其相类，“小说”作品亦被分置于“子部·小说家”和 “史部·杂传”类。至宋代，欧阳修等修撰《新唐书·艺文志》，将前此书目中归于两部的 “小说”统一归于“子部·小说家”中，还著录了《玄怪录》、《传奇》等唐人传奇小说。 这一归并，基本确立了后世目录学中对“小说”的著录位置，也基本确认了文言小说的两大 部类，即“笔记体小说”和“传奇体小说”，还显示了文言小说与“子”“史”两部类的渊 源关系。二是梳理通俗小说的著录情况及其演化轨迹，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通俗小说的地位 及其流传的实际情况。古代通俗小说源于“说话”艺术，就小说文本而言，可以追溯到唐代 。唐以后，随着宋元话本的兴起和明清章回小说的繁盛，通俗小说在创作和传播两方面都非 常发达，但通俗小说的著录却远远滞后于创作和传播。据考，通俗小说的著录较早见于明初 ，明代约有九种公私书目著录了通俗小说，其中以话本为主，亦著录了《三国》、《水浒》 等明代新创小说。入清以后，通俗小说的著录反而见少，除清初钱曾《也是园书目》设“戏 曲小说”类、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设“稗乘家”外，一直到清后期，公私书目对通俗 小说殊少著录，清代最重要的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通俗小说未提只字。直到晚清以 后，通俗小说的著录才得以兴盛，这一著录的流变轨迹明显反映了通俗小说在明清两代的实 际地位。但颇有意味的是，明代的皇家书目《文渊阁书目》和《文华殿书目》著录了通俗小 说，清初的私家书目《也是园书目》则为通俗小说独立设部，这种现象无疑可使我们更细致 地把握通俗小说在明清两代的实际传播状况。（注：参阅潘建国《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论略》，《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小说的禁毁主要发生在明清两代，这是传统的书籍禁毁在小说领域的延续。作为中国小说 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禁毁”问题涉及历朝被禁毁的小说书目和与禁毁相关的官方法令 、社会舆论。它在小说学史上有三重价值：首先，历来对小说的禁毁出自于中央和地方法令 ，带有颇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这对于以“民间性”为主流的古代小说而言，体现了上层对 小说的一种文化政策和文化限制。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政策法规无疑可补足同样处于“民间” 状态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其次，小说禁毁本身及其相关资料所涉及的面相当宽泛，它上至 中央政府，下及民间家庭，内容包括法律、法规、官箴、家训、清规、学则、乡约、会章和 社会舆论，全方位地表现了小说在古代社会的实际存在状态，我们从中能更真切地把握古代 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价值判断。这虽然仅表现了古人对小说存在形态的一种认识，即体 现了古代社会对小说的钳制，但涉及面的宽泛性和对社会的渗透性是其他小说理论批评史料 所无法比拟的。复次，小说的禁毁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将禁毁问题纳入“小说学”的研究 范围，可以接通小说研究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它起码涉及这样几层内涵：特定社会 环境对小说创作及其传播的影响、有关小说的特殊文化政策、小说与教育等。
将文学选本视为一种批评形式，这已成为一个共识。鲁迅先生在《选本》一文中甚至认为 ：“凡是对于文学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作文心、 文则、诗品、诗话，而在于选本。”（注：载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小说选本同样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的小说选本有文言
和 白话两大部类，而以文言小说选本为主，在形式上主要包括选集和总集，“丛书”、“类书 ”也大致可归入这一类别。就小说学而言，研究小说选本有多方面的价值，一是小说选本本 身所体现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思想，如明嘉靖年间洪楩编刊的话本小说集《六十家小说》， 其中分为“雨窗”、“欹枕”、“长灯”、“随航”、“解闲”、“醒梦”六集，即已表明 对小说娱乐消遣性质的重视。冯梦龙编辑《情史》更是其“情教”学说的集中体现。二是 小说选本的分类及其演化是研究中国小说类型的重要史料，尤其是文言小说类型，同时还可 与当时的理论表述相互印证。如明陆楫《古今说海》录前代至明代小说135种，分为四部七 家：说选（小录、偏记）、说渊（别传）、说略（杂记）、说纂（逸事、散录、杂纂），其分类与同 时代胡应麟的分类颇为接近，可证这是当时的一种常规分类法。
小说的改订主要指通俗小说，而改订又大多出自小说评点者之手，故这是古代小说批评家 直接参与小说文本和小说传播并影响中国小说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小说评点家之所以 能对小说文本做出修订，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通俗小说地位的低下和小说作家的湮没无 闻，为这种修订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二是古代通俗小说世代累积型的编创方式使得小说文本 处于“流动”之中。因其是在“流动”中逐步成书的，故成书也非最终定型，仍为后代的修 订留有较多余地；同时，因其本身处于流动状态，故评点者对其做出新的改订就较少观 念上的障碍。对通俗小说的改订最集中且成就最高的是在明末清初，而此时期正是通俗小说 逐步定型并走向繁盛的时期，尤其是“四大奇书”，这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中具有典范意 义。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家对“四大奇书”的修订并使之成为后世流传的小说定本，在通俗 小说的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小说批评参与小说发展实际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历来 治小说史者，常常把小说创作和小说评点分而论之，叙述小说史者一般不涉及评点对小说文 本的影响（有时更从反面批评），而研究小说评点者又每每过多局限于小说评点的理论批评内 涵。于是，小说评点家对于小说文本的改订就成了一个两不关涉的“空白地带”，这实在是 一个研究的“误区”。故如果我们在小说史的叙述中适当注目评点对小说发展的影响，并对 其有一个恰当的评价，那我们所叙述的小说史也许会更贴近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原生状态 ”。
五、小说文本批评
由于受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格局的影响，长久以来我们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一直以“理论 思想”为主要对象，于是对各种“学说”的阐释及其史的铺叙成了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首务 ，原本丰富多样的古人对于小说的研究被主观分割成一个个理性的“学说”，一部中国小说 理论批评史也就成了一个个理论学说的演化史，而在这种研究格局中，中国小说学史上最富 色 彩、对小说传播最具影响的“文本批评”却被忽略了。这无疑是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 究中的一大缺憾。
所谓“文本批评”是指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对单个作品的品评和分析，它着重阐释的是单 个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这在中国小说批评尤其是明清通俗小说批评中是占主流地位 的批评方式。故一部中国小说批评史，其实主要就是对单个小说文本阐释的历史。但在以往 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这一批评方式及其内涵常常被理论观念的研究所掩盖，这一“掩盖 ”至少有两方面的“失误”：
以理论观念为研究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文本批评”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的实 际存在及其价值。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批评”是建立在对个体小说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的 阐释之上的，因而古代小说的文本批评明显地构成了两条线索：单个小说文本批评的自身演 化线索和不同小说文本批评的历史演进线索。前者体现为单个小说文本的接受史，后者则显 现为古代小说文本批评的总体演进历史。清理和把握这两种线索无疑可深切地观照中国小说 史在创作和传播两方面的实际状况。就单个小说文本的接受史而言，不同批评家、不同历史 时期的批评均显示了独特的时代情状和批评家的个性风貌。如《水浒传》，从“李卓吾评本 ”到金圣叹评本再到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其中体现了明显的演化轨迹，“李卓吾评 本”以“忠义”评《水浒》旨在抬高《水浒传》和小说文体的历史地位，金圣叹以“才子书 ”评《水浒》则主要从艺术形式角度评判《水浒传》的艺术价值，而他对“李评本”“忠义 ”的驳难又明显地表现了明末社会特定的时代状况。至近代，燕南尚生评《水浒传》全然舍 去了作为小说文本所应有的艺术分析，而从当时现实政治的需要，从君主立宪的实用角度判 定《水浒传》为“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和“伦理小说”。这一条演化的轨迹既体现了 《水浒传》在中国古代被逐步接受的历史，同时也显示了《水浒传》在接受过程中的时代印 记。从小说文本批评的总体演进来看，古代小说的文本批评在对作品的选择上也有一个明显 的演进线索：《水浒》、《三国》是最先得到批评家“青睐”的小说作品，一时评本蜂起， 其后，《金瓶梅》也逐步得到重视，而在清中叶以后，小说的文本批评几乎成了以《红楼梦 》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一统天下了。而这一线索正是与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实际相一致的。
以理论观念为标准研究古代小说批评，还常常使一些相对缺少理论思想而注重小说文本阐 释的批评文本不受重视，甚至被排斥在小说批评研究的视野之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明清《 西游记》的批评文本明显受到冷落，《西游记》自“李卓吾评本”之后，有明末清初的“汪 象旭评本”，至清中叶出现了大量的评点本，如《新说西游记》、《西游真诠》、《西游原 旨》等，这一系列的评点本大多以阐释作品的内涵为主，以传统的“三教合一”思想和明中 后期以来的“心学”阐释《西游记》的思想内涵。其中偏颇甚至荒唐之处不少，但这是明清 小说批评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西游记》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存在，不应排斥在小 说批评研究之外。《红楼梦》批评文本的研究同样也是如此，在《红楼梦》传播史上影响最 大的无疑是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本，但这三家评本同样以阐释作品的情感内涵与艺 术形式为主，而较少理论思想的发挥和概括，故在小说批评研究中也不受重视。倒是哈斯宝 的《新译红楼梦》因其有理论思想的概括而广受注目，其实，哈斯宝的所谓理论思想大多拾 金圣叹之“余唾”，对于《红楼梦》人物和结构的分析与三家评本相比尚有较大距离。这种 研究状况和价值评判显见是以理论观念为标准所带来的后果。
故我们强调中国小说学研究中“文本批评”的回归，其目的正在于追求小说学研究贴近小 说 史的发展实际，强化小说批评的文本意识和批评家的个性色彩、时代特性，从而清晰地梳理 出古人对于小说文本阐释的历史。
在小说批评研究中强调“文本批评”的回归，其实所要“回归”的是中国小说批评的实际 状态。上文说过，中国小说批评以“文本批评”为主体，而这正是由古代小说批评形态所决 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源远流长，批评形式也丰富多样，有发为专论的如陆机《文赋》、 刘勰《文心雕龙》，有专注于诗歌一体的如钟嵘《诗品》，有“话”、“品”、“评点”、 书信、序跋等，各种批评形式制约了理论思想的生成，而批评形式的多样性使得中国古代的 文学理论思想呈现了丰富多彩的特色。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背景上，古代小说批评尤其是明 清的通俗小说批评形式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小说批评史上没有出现一部对小说文体进行专题 研究的论著，而具有相对综合性的“小说话”形式一直到近代方始出现，故小说批评最为基 本的形式是“评点”和序跋，尤以评点为中国小说批评的主体形式，而无论是评点还是序跋 ，均以单个小说作品为批评对象。尤其是评点，这是古代小说批评中一以贯之的批评方法， 在中国古代延续了近四百年，与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相始终。这种批评方式是传统诗文评点 在小说领域的延伸，但没有全盘接受诗文评点的传统，中国古代的诗文评点自唐以来，是作 家评、文本评同时并重的，还略带对文体的研究，而古代小说评点可谓单纯的文本批评，是 独立的对于小说文本的赏析和阐释。故对小说评点而言，首要的是对文本的阐释，其次才在 此基础上表达一定的小说理论思想，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极为明显。因而以理论观念研究掩 盖文本批评无疑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国小说批评之实际。
还须看到的是，以“文本批评”的视角梳理古代小说批评，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小说批评 与小说创作和传播的高度一致性，中国小说批评的主体线索正是由对古代小说史上一部部名 家名作的文本批评所构成的，明代“四大奇书”、清代的《红楼梦》、《儒林外史》、《聊 斋志异》是古代小说文本批评的主体，正是对这些名作的文本批评形成了古代小说批评的主 干线索。而清晰地梳理古代对于这些作品的文本批评及其演化轨迹无疑是中国小说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任务。
综上所述，中国小说学研究主要由三个层面所构成，即：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 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这三个层面构成了小说学研究的整体内涵。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 相对的独立性。而我们以这三个层面作为小说学的研究对象，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 的研究格局，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小说学研究更贴近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实际，将中国小说 学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研究融为一体，从而勾勒出一部更实在、更真切的古人对“小说”这一 文学现象的研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