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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008－8865（2000）03－0047－08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李白研究在唐诗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杜甫研究一样，向来是唐诗研究的两大重镇。但在五四以前，杜甫研究却远比李白研究来得广泛充分。对杜甫全集研究素有“千家注杜”之称，而对李白全集的研究，却只有杨齐贤注、萧士贇补注、胡震亨注、王琦注等寥寥数家。这与李白在唐诗中的地位是很不成比例的。这种状况，只是在五四之后，才有了很大的转变。直到建国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来说，五四以后，是学术转型时期，建国以后是深入发展期，而改革开放以来是变革繁荣期。
建国50年来，从总的情况上来说，唐诗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李白研究的发展可以说是唐诗研究的一个缩影。但它经过了建国初期——文革——改革开放一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最后发展至健康繁荣的阶段。现将这50年分作两个时期，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1949－1976）为前期，改革开放时期（1978－1999）为后期，分别进行论述。
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1949－1976）的李白研究
建国前期， 从李白研究发展上来看， 可分为建国初期的十七年（1949－1965）、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两个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知识分子纷纷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改造思想和世界观，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和研究古典文学。在唐诗领域中展开“盛唐气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以及“人民性”、“阶级性”的讨论。因此，在学术界展开了对盛唐诗歌及李白的诗歌如何定性的讨论。
最先提出李白是盛唐气象的代表者是舒芜。他在《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的前言中说：“在盛唐诗人当中，具有全面的代表性的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林庚也在《诗人李白》（《光明日报》，1954－10－17）中提出盛唐时代的诗歌就是“盛唐之音”，“盛唐之音”代表着“少年的解放精神”，在这个诗歌的“高峰上，于是出现了李白。”其后，林庚又写专文《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 期）指出“盛唐之音”所歌唱的就是“盛唐气象”，而“李白是歌唱了盛唐时代的”。此观点受到裴斐的激烈反对。他在《什么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精神》（《光明日报》，1955－07－24）和《谈李白的诗歌》（《光明日报》，1955－11－13）中，坚决反对李白的诗歌表现了“最典型的‘盛唐气象’”，他认为“那些御用文人捏造出来的‘盛唐之音’之类才是反现实的虚伪的声音”，“李白没有被‘盛世’的假象蒙蔽，深刻地看出了当时政治的腐败本质。……李白根本不是什么‘盛世’的歌唱者，而是那黑暗社会的无情的揭露者”，“在李白所有的诗歌中，有两个最常见也最动人的主题——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同意他这一观点的还有张志岳先生（见《略论李白》，《新建设》，1957年第1期）。关于盛唐气象的讨论， 无疑是对盛唐诗歌和李白诗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所谓盛唐气象不仅仅是盛唐时代的光明面，而且还应包涵在盛世之下所掩盖的危机和阴暗面。而李白诗歌中所反映的所谓“盛唐气象”中，除了青春的歌唱和对光明的向往和歌颂之外，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光明与黑暗、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和斗争以及对统治阶级的朝政腐败与骄奢淫逸生活的揭露。
对于李白诗歌的风格是浪漫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的问题，也有所争论。林庚（见《诗人李白》）、齐云（《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中山大学学报》，1966年第3期）、 胡国瑞（《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艺术特点》，《文学遗产增刊》第4集，1957）、 王运熙（《李白研究》第147页，作家出版社，1962 ）等人都坚持李白诗歌是浪漫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的观点，而范宁（《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及其创作特征》，《光明日报》，1955－09－18）却认为李白诗的风格“虽然带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但基本上应该是属于现实主义风格的范畴。”他还把李白与杜甫列入同一创作类型：“李白和杜甫同样应是我们历史上最出色的现实主义诗人。”这个观点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混为一谈，并未得到大家的接受。张志岳则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人”（《略论李白》，《新建设》，1957年第1期）。胡国瑞也指出， 李白的诗歌“是积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良好范例”。但他特别指出李白诗歌“主要是浪漫主义的”。这种调和的观点，其实并不能突出李白的创作特色，大多数学者认为，浪漫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乃是李白诗歌风格的基调。
在李白的阶级属性的问题上，林庚提出，李白终身是一个“布衣”，“布衣也就是平民”。他认为，布衣与统治者的矛盾，“就是封建社会中一个主要矛盾”，“布衣的斗争因此与农民起义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对于这个观点，俞平伯、游国恩、何其芳等人都不同意。何其芳认为，“布衣”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他们的政治理想未必与当时的人民的利益一致。因此把李白终身布衣说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妥当的。把布衣想参与当时的政治说为和农民起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观点自然也就与事实不合了。舒湮认为李白反对帝王中贵，“正是代表了中小地主、富农、商人的利益而并非代表农民的利益”，但是仍然承认李白“要求开明政治，要求缓和阶级矛盾，要求行‘仁政’，是符合广大人民（包括农民在内）的要求的，是有进步性的。”（俱见陈贻焮《关于李白的讨论》，《光明日报》，1954－10－24）。胡国瑞对林庚把李白的“中心思想”归结为“布衣民主思想”也表示反对。他说：“假如要说李白与统治者的矛盾，那只是要求上升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与高据要津阻碍贤路的统治阶级的矛盾”，而不是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指出李白与统治者的斗争，仅是要求统治者开放贤路，但还不能说是表现了“民主斗争”的思想，也就是说，李白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的因素（《评〈诗人李白〉》，《光明日报》，1955－03－09）。
此外，有的文章还对李白诗歌的人民性、现实性和时代精神作了充分的探析和讨论。认为李白那些反对侵略战争、讽刺权贵以及在安史之乱时所写的富有爱国热情的诗歌，无疑是说明李白诗歌的人民性和现实意义的重要方面。提出，对于人民性的内容，不能简单从出身或和劳动人民的接近的多寡以及有无观念来理解，更主要的是要看作者对待人民利益的态度如何，他的作品是否反映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思想感情来衡量的（见张志岳《略论李白》，《新建设》，1957年第1期）。
在诗歌艺术方面，有的文章用“典型形象”的理论来分析李白的诗歌，认为“李白诗歌的巨大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创造了一系列的典型形象”（齐云《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中山大学学报》，1966年第3期）。有的文章对李白浪漫主义艺术特色进行具体的分析。 认为对人生前途充满乐观信心、渴求自由的解放精神、超越现实的艺术形象、夸张比喻的艺术手法等特点，形成了他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见胡国瑞《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艺术特点》，《文学遗产增刊》第4集，1957）。还有的文章从李白的咏物诗、游仙诗、山水诗来研究李白诗的写作特点（王尚文《试谈李白诗中的一些艺术形象》，《光明日报》，1960－01－24）。更多的文章针对李白的具体诗歌如《蜀道难》、《古风》、《清平调词》、《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进行思想和艺术上的分析评价和美学研究。
在以上对李白研究的基础上，王运熙等人著的《李白研究》一书，对李白诗歌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渊源继承等方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对李白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诗歌中的极具个性的艺术形象、独创的艺术风格作了全面的阐发，是一本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
1962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1963年出版的由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建国以来的李白研究基础上，对李白的生平、思想和艺术成就，作了综合性的介绍、研究和评价，认为李白是“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或“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认为李白诗歌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达到浪漫主义艺术的顶峰”或“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对其历史地位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在基础研究方面，对于李白的家世、生平、交游和诗文考证，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进展。比较有影响的文章有俞平伯《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 麦朝枢《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1958）、 陈贻鄜《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稗山《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1962）等。 俞平伯和麦朝枢就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展开讨论，俞认为李白自认为是中国人，这一点不应有错，我们也没有理由说他错；推测他的先祖为凉武昭王李暠之子达摩之后，即李渊从兄弟行；其先人先到碎叶、又到条支、后逃回巴西；李白与汝州诸李（幼成、令问）是近亲，而汝州诸李是唐宗室，因此李白的先人是李暠之后，虽或不隶属籍，仍然是唐室宗亲。他们这些考证，对后来的李白家世属籍和出生地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陈文从唐代的统治者尊崇道教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多从隐逸走“终南捷径”的事例，说明李白隐逸山林、求仙学道的目的之一，是在寻找一条从政的门路。稗山的文章，考证出李白在开元二十六年（738 ）夏至二十八年（740）春之间，到过长安。稗文首倡李白二人长安之说， 对李白的生平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乔象钟的《李白从璘事辨》（《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1959）对李奭事件的性质、 李白从璘的目的和从璘的过程，在李璘幕府中的时间、离开幕府的时间及当时的舆论等问题，都作了细致的考辨，纠正了历史上错误的看法，是一篇很有功力的文章。
李白词的真伪问题，一直是词学界关心的焦点，也是李白研究的一个难点。建国以来，对此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任二北在1954年《敦煌曲新探》一书对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词的写作年代作了考证，认为此词必作于天宝元年以前。并说明《菩》词一调在开元间已流行；《菩》曲为南诏佛曲，在开元间已在国内流行；《菩》词为古缅甸曲说，开元间已传入中国。俞平伯在1957年《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中，认为李词为伪作，理由同詹琯之说（詹说见《李白诗论丛》）。他又对李白《清平调词三首》也发表意见说，此三首是诗，而不是词。从此《清平调词》也加入了讨论。任二北、罗庶园对俞文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清平调》是曲牌名，而不是宫调名。任、俞所展开的李白词真伪的争论，为改革开放后又掀起的李词大辩论，埋下了伏线。
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著作，对李白的家世、生平及其诗文作年，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和考证。王瑶先生的《李白》（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一书，充分吸收以往李白研究的成果，对李白的一生作了全面而详尽的介绍。这是第一本比较详细的李白传记，对普及李白事迹起着很大的作用。詹锳先生的两部著作《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尤其是后书，对李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着奠基的作用。《李白诗论丛》一书，是作者20世纪40年代研究李白生平和诗集版本的论文结集，《李白诗文系年》一书，是一本关于研究李白生平的年谱和诗文作品的系年的著作，对李白的生平事迹多有新的辨正，同时将李白集中的70%诗文，作了系年考证。李白的诗文向无编年，给研究李白造成了相当大的不便和困难。这部书的问世，对李白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为进一步整理李白的全集，研究李白的生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出版了一些李白诗集的选本。如舒芜选注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苏仲翔选注的《李杜诗选》（上海春明出版社，1954）、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等。其中以复旦大学中文系选注本最善，该书吸收了建国以来李白研究的成果，对李白的生平作了大致的分期，对所选的大部分诗歌作了编年，题解明确有新意，注释较详明通俗，对旧注间有驳正和补充，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本。
建国前期的十七年，中国的学术研究曾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尽管步履艰难，但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李白研究也是这样，但在文革中却遭到了灭顶之灾。文革初期，不但停顿了一切学术研究，而且所有的古代文学研究都被戴上为封建主义招魂的帽子，被付之一炬，或被尘封于图书馆。文革后期，在批孔或评法批儒的运动中，发表了一批李白尊法反儒的时文，把李白歪曲成为一个崇法反儒的诗人，失去了历史的真面目。这些文章把李白研究导入了政治斗争的误区，因其不属于学术研究，此俱从略。
文革中出版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一书，是为数不多的一部有学术性的书，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本书，带有明显的文革时代色彩，有着严重的扬李抑杜倾向。但平心而论，在研究李白的这一部分，郭老还是有贡献的。如关于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托克马克）；接受稗山的李白曾二入长安之说，但认定第一次入长安是开元十八年（730）；天宝十四载（755）冬曾回梁园，适逢安史之乱，《奔亡道中五首》即写于此时；《别内赴征三首》写于永王幕府时；《戏赠杜甫》并非伪作等问题，都很有创见。此外，还出版了《李白诗选注》（哈尔滨师院中文系选注，黑龙江出版社，1976）的诗选本，此书也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改革开放时期（1978－1999）的李白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李白研究也是这样，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李白热”。李白研究与楚辞研究、杜甫研究、《红楼梦》研究和《文心雕龙》等研究一样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几大显学之一。从1978年至今，共发表李白研究论文有2000余篇，著作114部。从数量上来看，是20 世纪前80年的总量的十倍。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的李白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已开了14次。1987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李白研究学会。马鞍山市政府对李白研究工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工作上的方便。学会秘书长李子龙先生，十多年来，在中国李白研究学术讨论会的组织工作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此外，全国各地的地方性的学会也有六七个，有会员近千人。台港澳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俄国、西欧都有李白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从1978年至1999年的李白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3年为第一个阶段，1984－1990年为第二个阶段，1990－1999年为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拨乱反正阶段，此时期主要是对在极左思潮中及文革中被歪曲的李白研究进行纠正。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用新思想、新思潮、新理论、新视角对过去的李白研究进行反思、调整研究视角、试用新理论、新方法对李白进行新的研究和评价。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对李白进行综合和整体研究，对20世纪和建国以来李白研究进行回顾、反思和总结，并展望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本时期的李白研究可分为思想艺术研究、生平事迹研究、李白词真伪讨论、全集整理、资料汇编、李白选集和鉴赏普及六部分进行评介。
一、思想艺术研究
老一辈的学者刘忆萱、王运熙，对李白思想艺术研究坚持不懈，著述不辍。刘忆萱和她的研究生管士光合著的《李白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15篇介绍李白的生平创作、时代背景和诗人的政治思想，对各种体裁的作品诸如古赋、古诗、乐府、律诗、绝句、散文等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并论述了其作品的渊源和影响，论述比较全面。王运熙在文革前对李白研究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后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如《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并庄屈以为心——李白诗歌思想内容的一大特色》（《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李白的文学批评》（《李白学刊》1989年第1辑）等文， 对李白的思想特色和诗歌创作主张作了透辟的论述。
80年代初期，出版了一批当时还是中年学者现在已是前辈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多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有得之作。他们有的人在文革前在研究李白方面就初露锋芒，有的是乘改革开放东风之际大放光彩。裴斐、乔象钟属前者，安旗、罗宗强、周勋初等属后者。裴斐在建国初期曾与他的老师林庚在李白是否代表“盛唐气象”展开过争论，提出李白并不代表盛唐气象，而是一个深入反映盛唐由盛变衰转变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时代矛盾的诗人，他的诗歌并不是少年青春的歌唱，而唱的是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悲歌。他是一个“豪中有悲”的悲剧式的诗人。裴斐的“李白十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以及后来出版的《看不透的人生》（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仍然坚持这种看法，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因他的看法不同流俗，因此他的观点特别令人瞩目。乔象钟在文革前对李白研究就颇有成绩，曾参加过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其中李白一章就出自她手。她的《李白论》（齐鲁出版社，1986）一书，就全面地阐述了李白诗歌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着重探讨其诗歌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根源，其中对李白的古风、乐府诗、山水诗的艺术特点也作了深入的分析。她还任中国大文学史唐代卷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主编，其中对李白专章又作了新的研究和评价，在学术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安旗原先搞新文学的评论，在文革前就是一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对毛主席诗词有着深湛的研究，当时在全国很有影响。后来转入李白研究，先后出版《李白纵横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李白年谱》（与薛天纬合作，齐鲁出版社，1982）、《李白诗新笺》（中州书画社，1983）、《李白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李白诗集导读》（与阎琦合作，巴蜀书社，1988）、《我读李太白》（三秦出版社，1988）等著作。她的中心观点是李白诗歌大都是有比兴寄托的，如李白的《长相思》，表面上是爱情诗，其实是思君报国之作；如《蜀道难》，若仅作山水诗便浅，若作寓意仕路艰难之作来读，更能得其深意。罗宗强的《李杜论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对李白与杜甫的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方法等方面的全面比较，找出特征，发现规律，公允客观地评价了李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反对抑李扬杜或抑杜扬李。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一书中，他系统地评述了李白的文学思想。从李白的创作实践来看，他认为李白所追求的美学风格是清真、自然，是近乎口语的语言创造，而不是复古。此论澄清了在李白文学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在前辈学者中，周勋初先生特别值得一提。他的主要精力主要是集中在搞唐代文学文献的，但他对李白也情有独钟。在90年代初期他写了一系列关于李白的研究论文，着重于从文化背景来解释李白扑朔迷离的身世、李白及其家人名字的寓意、李白的婚姻悲剧、夷夏观念、侠士风概、丧葬习俗、谪仙称号、异端思想以及政治上的失败等问题，后来结集为《诗仙李白之谜》（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出版。此书考论结合，对李白的身世和思想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多有启发意义。
在8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接受文艺新思潮的洗礼，对李白诗歌的思想和艺术运用新方法和新视角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使人耳目一新。葛景春在90年代初期出版了《李白思想艺术探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台北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李白与唐代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等专著，着重从美学、文艺心理学、意象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立论。前二书着重从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纵的方面论析李白与儒、道、释、墨、纵横家、兵家、杂家、屈骚及魏晋玄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后书着重从横的方面探讨李白诗歌与唐代的宗教、社会风尚、外来文化、饮食文化及其它文化艺术如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之间的关系。对李白思想个性和艺术特点与广阔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扩大了李白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这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入研究的还有陶新民、孟修祥、杨海波、张瑞君等人的著作。陶新民的《李白与魏晋风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把李白放在社会与文学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来考察，探讨了魏晋风度对李白性情与诗歌内容、风格的影响，及李白受魏晋风度影响之原因及得失，时有精到的见解。孟修祥的《谪仙诗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将李白的咏酒诗、游侠诗、咏史诗、游仙诗、送别诗、怀乡诗、妇女诗、山水诗、边塞诗、讽谕诗等以历史的文化意蕴和现代审美理论作了新的阐释。杨海波的《李白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分别从李白的主导思想、忧患意识、哲学观、伦理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妇女观、英雄意识、战争观、社会交往观、反传统意识和李白思想的复杂性等方面，作了细致深入的剖析，对李白的思想作了全面的观照。张瑞君的《李白与盛唐诗新探》（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对李白与庄屈思想、古诗十九首、阮籍的理想人格、魏晋人物的精神及其诗歌的禅宗思维方式和时空的描写艺术等都作了纵深的文化历史透视和新的理论探讨，观点新锐。对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专著有房日晰《李白诗歌艺术论》（三秦出版社，1993）。该书收入对李白的各体诗歌、艺术风格特点、表现手法、美学特征都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论析，多有中肯之论，是第一本专门研究李白诗歌艺术的专著。此类的书还有梁森的《谢朓与李白管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内收入6 篇关于李白的文章：解道澄江净如练——李白与谢朓诗风；今古—相接，长歌怀旧游——李白皖南、吴越诗作品评；李白乐府短章论略；李白五律论；李白诗歌中的水与月；冲突下的和谐——李白个性的另一面。对李白的诗歌特点作了新的抉发。
此外还有詹福瑞、朱易安、王定璋、杨明、何念龙等人，都有关于李白思想个性的有分量的文章问世，这些研究著作和论文的特点是视野广阔，研究角度新颖，思想较为解放，敢于大胆尝试，勇于吸收新知识，较多地运用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
二、李白家世和生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对李白的家世和生平的研究仍是一个热点。因为李白的家世和生平，一直是一个未能揭底的谜，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有许多学者对此倾出诸多的研究精力。詹锳、裴斐、安旗、郁贤皓、胥树人、李从军、薛天纬、阎琦、葛景春、刘崇德、刘友竹、李庆元、王辉斌等人对这方面用力甚勤。李白一生足迹遍天下，在四川、湖北、安徽、山东等地居住时间甚久，各地的研究者出版了《李白与四川》（吴明贤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李白在安陆》（朱宗尧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李白在安徽》（常秀峰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李白与马鞍山》（四册，李子龙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李白在山东论丛》（郑修平著，山东友谊书社，1991）、《李白与三峡》（重庆市万州区李白研究会、太白公园管理处编，1998）、《李白在兖州》（武秀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等书，对李白在其地的踪迹都作了细致深入的考辨。
对于李白的家世，王文才、张书城、胥树人、李从军、钟吉雄等人都有著作或文章问世，作了深入的考证和探讨，如李白为李陵后人说（张书城《李白先世之谜》，《唐代文学论丛》第8期）、 李白是隐太子李建成之后人说（钟吉雄《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谈李白的身世之谜》（《台湾时报》1984—10—28，第8版）、 李白为陇西李氏丹阳房李伦之后说（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李白先祖因参与与李渊争天下被流放说（王文才《李白家世探微》，《四川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李白先人因倒武被贬西域说（李从军《李白家世考索》，收入《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等。由于众说纷纭，又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至今未能取得共同认可的意见。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是李白研究的又一焦点。自从清人王琦提出李白在神龙初其家入蜀隐居时已经5岁，可能生于西域的观点后， 郭沫若考证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此论受到郑畅、蒋志、裴斐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李白是出生于蜀中绵州州的昌明县（即今四川江油市），以裴斐所论证据较充足（参见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但此观点仍受到严重挑战，未能取得共识。关于李白的生卒年问题，李从军认为：“李白应该是享年六十四岁，卒于代宗广德二年（764）。”（《李白卒年辨》， 收入《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阎琦提出，李白在宝应元年（762 ）十一月大病一场，但未死，直到广德元年（763 ）冬才去世（《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康怀远认为“李白有可能卒于大历元年（766）。由此上推六十二年， 李白的生年就不是长安元年而是神龙元年（705）。”（《李白生于神龙元年新证》， 《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此问题，大多数学者还是持谨慎态度，谨守旧说。
李白生平行踪的研究仍以长安为焦点，其中二入长安讨论得较为热烈，也有提出三入长安的，但赞同者甚少。就是二入长安之说，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郁贤皓在《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中力主二入长安之说，他完全接受郭沫若李白开元十八年（730 ）入长安的说法，并进行了多方的考证，力证其说。并对与李白交游的40多人作了考辨。安旗、薛天纬的《李白年谱》、林东海的《诗人李白》也赞同这个说法。但裴斐、葛景春、刘崇德等人仍坚持一入长安之说。葛在《李白“三十成文章， 历抵卿相”是在东都洛阳》（《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1996）一文中说，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他在开元十八年（730）“西入秦海，一观国风”只是一种打算，其实并没有成行。 李白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到东都洛阳，一样可以“历抵卿相”， 并以李白在洛阳给皇帝所上的《明堂赋》等为证。刘崇德在其《李白》（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一书中，仍坚持李白一入长安之说。胥树人在《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及李从军在其文《李白三入长安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 期）中提出李白在天宝十三载（754）曾到过长安，是谓三入长安。后有安旗赞同其说。 这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促进了对李白家世和生平研究的进展。
三、关于李白词真伪的讨论
改革开放之后，词学界和李白研究界又对李白词二首展开了争论。有三种意见：非伪论、伪作论和真伪并存论。
1978年，唐圭璋、潘昭君发表《论词的起源》，又重申：词二首是李白所作。此后，主张李白能作词的还有孟庆复、何满子、李汉超、庞石帚、黄进德、刘继才、安旗、葛景春等人。何满子指出李白善学民歌、善于创造。李白写词是“得风气之先”的超前现象，《忆秦娥》词调当为李白首创。李汉超认为，《忆》词与李白的《三五七言》一诗在结构上非常相似，而《三五七言》正如谢冰心所说的：“既是最后的诗，又是最早的词”。庞石帚认为李词“气象磅礴，无论宋人不能为，唐人温庭筠刻镂有馀，朴质不足；李煜有其质朴，感慨比较深远，但不及其博大，非李白不能为！”黄进德从唐代的燕乐新声的兴盛而谈到初唐词的兴起，李白之前已有李景伯、沈佺期、裴谈所作之《回波乐》、张说之《舞马词》、崔液之《踏歌词》、唐玄宗之《好时光》，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才有可能孕育出李白词二首那样的精品。陈尚君考证著《教坊记》之作者崔令钦，是李白好友，曾做过宣城令的崔钦，后人讹为崔令钦。因此，他的《教坊记》对李白作词是有影响的。安旗认为古本李集所无并不能证明此二词为伪。因宋本李集也误收有非李之作，集外所佚的也有李白的真作，如《汉东紫阳先生碑铭》，虽是王琦从道藏《茅山志》中所录，但却是李白之作。至于风格，李白风格多样，晚年气象衰飒，也是有的；现存资料不足证李词之伪，还是存在李白名下为好。葛景春从版本上找出了古本李集有李二词的证据，即现传咸淳影刻本《李翰林集》中就载有《菩》、《忆》二词，而咸淳影刻本《李翰林集》即是源出于古本李太白集，即乐史、宋敏求所编的《李翰林集》三十卷本。而这个本子正是曾巩未改编的古本。《湘山野录》中所说的藏有古本李集的曾子宣内翰，正是曾巩之弟曾布。曾布之妻魏夫人，就是见过古本李集的魏泰（字道辅）之姊。曾布家藏有乐史、宋敏求所编的《李翰林集》，正是曾巩所改编的《李太白集》的原本。
认为李词是伪作的有袁行霈、吴企明、黄刚、刘永济、罗元贞及台湾学者杨胤宗等人。袁行霈认为《忆》词风格哀婉、衰飒，是晚唐人的风格，应出于晚唐人之手。黄刚认为鼎州有无李白的《菩萨蛮》词还是个疑问，曾子宣家有无李白《古风集》也靠不住，而《忆秦娥》连一个托名的《古风集》也没有；宋人的《乐府诗集》、宋本的李白集都不载词二首；《教坊记》系记录教坊掌故之书，难保有后人增补；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与李白的《菩》词相去甚远，疑是宋人所作。刘永济认为词的真正开始，是中唐诗人刘禹锡的《春去也》一词。杨胤宗认为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才有“骠国王遣使……朝贡”， 《菩》词调不早于贞元年间；李白是个复古主义者，律诗尚不肯为，不会新创倚声，词二首亦绝类温飞卿。吴企明甚至认为《清平调词三首》也是伪作，理由是杨玉环被封为贵妃是天宝四载（745），而李白天宝三载（744）已离京，焉能为其写词？《唐国史补》只记《宫中行乐词十首》，而未提《清平调词三首》。
也有人认为李白词真伪并存。施蛰存认为，李白的词只有《清平乐》词四首为唐人吕鹏《遏云集》、欧阳炯《花间集序》两家所著录，因而确为李白所作，其馀包括《菩》、《忆》二词都是伪作。（关于李词真伪的讨论，请参考葛景春《李白词真伪讨论述评》，《文学评论丛刊》31辑，1989，又载《李白思想艺术探骊》，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1）
要证明《菩》、《忆》等词确是李白所作，目前尚有一些困难，但是通过进一步发掘资料，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一步步地接近它。而彻底地否定它们为李白之作，显然是理由不足的。
四、李白全集的整理
李白研究在20世纪以来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没有一部新整理的李白全集。1980年以后，连续有三部李白全集的整理本先后问世。第一部是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此书以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行的王琦注本为底本，以宋本、萧本、缪本及唐各总集、选本详加校勘，以唐宋以来的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评笺。此书在校勘上功夫下得很大，采用校勘的版本有17种之多，很有文献价值，注释间采杨、萧、胡、王四家之注，评笺兼采唐宋以来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第二部是安旗主编，薛天纬、阎琦、房日晰参加编写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三册，巴蜀书社，1990）。此书以王琦本为底本，将李白诗按编年诗、未编年诗、编年文、未编年文排列。编年部分占李集作品的85%左右。资料汇编部分增加了一些新资料。年谱重加编写。前有题解，说明题意，注释部分基本采用王琦注，间有补充，并增加了引文中的卷数、篇目。集说部分多采用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后附有编者按语，说明编年之理由。此书的特色重在编年，是第一部为李白全集编年的著作。第三部是詹琯主编，葛景春、高崇德、詹福瑞、王锡臣、张瑞君、陶新民、丁立群、李庆元等八人参加编写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八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此书每诗以题解、注释、集评、备考四部分加以详释考证品评。此书以宋蜀本为底本，以咸淳本、萧本、刘本、郭本、缪本、胡本、王本、全唐诗本及唐总集、选本、诗话、有关资料20余种，重新详加校勘。对杨注、萧注、胡注、王注尽量采用，对注释的条目都重新以原书予以核校，新增加了不少注释。在句意串解方面，尽量采用古人的串讲，以提供资料参考。历代学者对李诗的评语都广加集辑，特别是对严羽评、明人评、日人伊豫松山、近藤元粹的选评及近人的研究成果尽量采入。在题解和备考部分对李诗的编年作出意见。备考部分还大量引用近当代学者研究李白的新成果，以备研究者参考。末附对李集的版本源流详加论考。此书为国务院古籍整理重点项目，是对李白集的集大成式的整理。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五、李白研究资料的基本建设
在基础研究和李白研究资料的基本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两部书值得介绍。第一部是裴斐、刘善良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中华书局，1994），此书收入了自金元明清的别集、总集、诗文评、词话、笔记、方志等，计收入资料以人计916家， 以书计共865种。功夫之大，资料之全，前所未有。 另一部是郁贤皓主编的《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此书分生平、作品提要、交游、诗文中的地名、版本、研究著作、研究学者、海外研究、胜迹、名篇鉴赏十个部分。后附李白年表、宋本李白集、研究资料索引等。五四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李白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本书应此要求，给研究和爱好李白的人提供了一个反映前人和近人的研究成果的内容丰富的资料库。既能为李白爱好者提供有关李白的各种基本知识，又能为李白研究工作者提供稽查资料的方便。因此此书约请了海内外李白研究专家通力合作撰写，力求总结和反映学术界已有的成果，提供最可靠的结论。并附入可供进一步研究的新说。
六、李白诗文选本和诗歌鉴赏、译注本
作为李白诗歌的普及工作，1978年以来出版了许多李白诗文的选本。如上海师大中文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选注组选注《李白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李晖编《李白诗选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马里千选注《李白诗选》（香港三联书店，1982）、刘忆萱、王玉璋编选《李白诗选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刘开扬、周维扬、陈子健选注《李白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牛宝彤主编《李白文选》（学苑出版社，1989）、郁贤皓选注《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张才良主编《李白安徽诗文校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张才良主编《李白诗四百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裴斐选注《李白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林东海选注《李白诗选》（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等。其中以郁选本和裴选本最有影响。
80年代以来兴起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欣赏热。其中李白诗歌也是大家所喜爱的对象。因此出版了不少李诗的鉴赏集和李诗今译本。其中有安旗、薛天纬、阎琦编著《李诗咀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毛水清编著《李白诗歌赏析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裴斐主编《李白诗歌赏析集》（巴蜀书社，1988）、詹琯、陶新民、张瑞君、丁立君、詹福瑞注译《李白诗选译》（巴蜀书社，1991），此外还有詹福瑞、刘崇德、葛景春等人译注的《李白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对李白全集中的诗歌都进行了译注，是首次全译工作的尝试。
成绩、不足与今后的研究方向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李白研究，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论文2000多篇，论著80多部，选本、赏析本、注译本10多部，全集整理3部，资料汇编1部、大辞典1部，共计有114部之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无论是从数量上来看，还是从质量上来看，都超过了前人。但是，从研究方面来看，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还是远远不够的。基础研究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资料收集得还不够全，理论方面还比较薄弱，眼界还不够宽阔，对李白研究史方面研究还缺乏深刻的反思和总结，特别是在综合研究方面，还缺漏甚多，如在世界范围内，从中外文化对比方面研究李白的风格特点，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来研究李白诗歌的影响和李白词的产生的可能性等等。关于李白的家世、生平、交游，有许多问题，至今还是一个个谜，有待我们进一步寻找答案。
[收稿日期] 200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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