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崇文论文,倾向论文,气质论文,政治论文,宋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3-0098-09
一
中唐以降，文学之臣多参机要，常登显位，在朝廷中的作用、地位显著提高，尤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内外制”词臣为甚。（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唐代翰林学士的研究已经形成热点，最近的研究则有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社会科举文献出版社，2000年），傅璇琮先生的系列考论《唐德宗朝翰林学士考论》（与施纯德合写，《燕京学报》，新十期）、《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等，以及马自力的《翰林学士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国学研究》，第九期），而对唐代中书舍人、宋代知制诰（任中书舍人之事）与翰林学士的研究则较少。）这一趋势因唐末丧乱而暂时中断，五代以武功为国本，多轻于文治，尤以更替频繁的北方王朝为甚，史家往往已言之。[1](P471-474)赵宋承后周余绪，开国之初亦颇染此风。[2](P5)不过，宋初君主已经意识到武人政治的危险性，开始转向文官政治的建设，这一倾向在太祖朝开始萌芽，到太宗、真宗两朝有了很大的发展。
太祖朝终结武人政治与有力者宰相赵普以吏干见长，并非词臣。赵普之后任相的卢多逊才是宋代第一位词臣出身而主政之人。太祖开宝六年九月，卢多逊以翰林学土、兵部员外郎迁中书舍人的身份拜参知政事，执政三年，至开宝九年十月遂拜相。[3](P25)太祖之后的太宗、真宗两朝，宰辅中词臣出身者占绝大多数，而他们入主中枢之前的职务几乎无一例外是翰林学士。（注：为了凸现翰林学士进迁中枢的捷近性，此处统计只选取由翰林学士直接授除宰辅者，故而像李昉这样入宋之后长期担任翰林学士，后来改迁文明殿学士，太平兴国年间再由文明殿学士参知政事者，就未计入。这一过滤，实际上将“曾任”翰林学士的人员缩减到“现任”的范围，排除了离任之后的其他种种迁转机缘，更能说明入主朝政与翰林学士职位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据宋人徐自明编撰的《宋宰辅编年录》初步统计，太宗朝可见，太宗、真宗两朝翰林学士一职几乎是词臣主政之前必践的清要之职。翰林学士晋升机遇空前提高，不但恢复到甚至远远超出中唐之局面，所谓“文明天子重词臣”[4]，时人一语道破。
宋初翰林学士的设置情况，《宋会要辑稿》引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所修《两朝国史志》记载如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六“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丁亥”条载：“监修国史王旦等上《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学士六员，掌大诏命。凡国有大除拜，晚漏上，天子御内东门小殿，遣内侍召学士赐对，亲谕秘旨。……凡他官入院，洗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阙，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5](P2519)可知宋初翰林学士限定六员，只有极少数文翰精工者得以跻身此列，确实是清华荣耀之职。他官暂领而无学士之号者，只能称为“直院”或“权直”。翰林学士偶尔出现了增员的现象，史官也郑重记载，说明这是很罕见的情况，如：“至和元年九月，翰林学士杨察为承旨，知制诰吕溱、王洙并为翰林学士。故事，学士六员，今洙为第七员，盖宰相过除也。”[5](P2521)翰林学士的任务是直接面对皇帝本人，参与大臣除授等极其敏感的人事问题书面起草工作，乃朝政之紧要者，甚至关乎国运，故其工作过程也非常严密。作为直接对皇帝个人负责的内侍之臣，翰林学士刻意保持其职事的“纯正”，不与外廷混杂。淳化二年闰二月，命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同勾当差遣院、李沆吏部流内铨，“学士领外司自此始也”，当时史官梁周翰对此颇为不满，称：“故事：学士掌内庭书诏，在金銮殿侧，深严莫二，不当预外司事……内外相参，清浊一混，惜哉！”[5](P2520)可见翰林学士一职在时人心目中的清贵地位。
谈到翰林学士，不能不涉及知制诰，两者合称“内外制”，一掌内翰，一掌外书，关系十分密切。翰林学士自唐代设立以来，往往由曾知制诰者担任（唐代领知制诰者的“正式”官职是中书舍人）；宋初太宗、真宗两朝也不例外，知制诰往往成为翰林学士的必经资历。需要说明的是，北宋前期实行使职差遣制，中书舍人只是表明品序高低的寄禄官职，实不任事，而以他官领“知制诰”者实掌外制之职。《宋史·职官志》之“中书省”条记载：“（中书）舍人四人，旧六人，掌行命令为制词……国初，为所迁官，实不任职，复置知制诰及直舍人院，主行词命，与学士对掌内外制。”[6](P2534)作为隶属中书省的负责外廷文书（外制）的重要词臣职务，任知制诰事者往往接触政事机要，向上晋升的机会很大。例如，太宗雍熙四年二月，以右补阙、知制诰范杲为工部郎中、知京兆府，从其所请。史称：“知制诰出领外藩，自杲始也。”[5](P2529)把知制诰出领外藩作为罕见的特例记载，可见它一直也是进入政治中枢的特别通道。知制诰的选拔非常严格，史载：“真宗至道三年四月，以工部郎中、史馆修撰梁周翰为驾部郎中、知制诰。故事，入西阁，皆中书召试制诰三篇，二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唯周翰不召试而授焉。其后，薛映、梁鼎、杨亿、陈尧佐、欧阳修亦如此例。”[5](P2529)终宋之世，不试而拜知制诰者亦寥寥无几，一代文宗欧阳修本人便多次以此自诩，以为平生幸事。[7](P325,P1909)（注：欧阳修认为“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者才三人”，即陈尧佐、杨亿及他本人。今观《会要》所载可知欧阳修所记略有漏误。）可见知制诰亦是属于少数文翰“精英”的职务。关于知制诰、翰林学士与其他相关词臣之间的关系，英宗治平元年，时任翰林学士的张方平在《上英宗乞知制诰详择人材》奏中说得很清楚：“知制诰之职，所以代王言为诰令，由此召入禁林充学士……其修起居注、史馆修撰，即次除知制诰之资序也……必其人流品才地、辞学器识，他日可以备大臣之用，而后擢处其职。”[8](P620)也就是说，馆阁词臣之优异者，可以选拔为知制诰；而知制诰之优者，则可以提拔为翰林学士；位居翰林学士之后往往有很大机会入主中枢参政。要之，“馆阁——两制——两府”的升迁途径正是相当多宋代词臣常规、有效的仕宦历程，其中知制诰升任翰林学士正是“两制”这个中间环节的内部迁转流通渠道。因此，在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知制诰之“外制”与翰林学士之“内制”在出身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彼此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例如，至和二年，刘敞为右正言、知制诰，居西垣“红药”之署，此时韩绛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居翰林“玉堂”之地。刘敞在给韩绛的《寄子华内翰，时亦宿斋，是夕风雨》一诗中就说：“君居白玉堂，我在红药署。出处岂不同，咫尺限相遇。”[9](P5694)认为两人办公地点虽然一内一外，然而工作性质、仕途前景并无根本不同，这种看法正是内、外制之间普遍认同感的反映。
宋初在翰林学士及其相关职位的设置、任用诸层面上体现出的崇文倾向，其实自中唐以来就已经萌芽生长，只不过因唐末五代战乱而中断，此时又得到了恢复乃至加强。太宗、真宗两朝刚结束不久之后的仁宗天圣三年，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回顾前两朝情况，总结道：“我国家累圣求理而致太平，大约纪纲法象唐室。以臣观之，宜法唐兴之时，不宜法唐衰之后。唐兴之时，特开馆殿以待贤俊，得学士十八人，声满天下，此文皇养将相之材以论道经邦而成大化也。暨至中兴，往往得人。唐衰之后，此选不盛。我朝崇尚馆殿，目为清华，辅相之材，多由此选。”[10]（第9册，P582）盛赞太宗、真宗两朝在学士选任的职官制度上师法中唐（“中兴”）、崇尚文治的举措。（注：范仲淹泛论唐代政治，着眼点不同，故将初唐十八学士与中唐翰林学士统而言之，现代学术研究已经表明了两者渊源、性质、作用的不同，所以此处我们就题论事，只讲中唐。）关于中唐与宋初崇文政治中一脉相承的重视内外制词臣的“历史理路”，我们还可以从这两个时期有关翰林学士著述的“呼应关系”发现。中唐元和十三年，李肇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次年即作《翰林志》。元和十五年，杜元颖自翰林学士赐紫，加承旨，迁中书舍人，即作《翰林院使壁记》。长庆元年，韦处厚自户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即作《翰林学士记》。同年，元稹自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即于当年八月作《承旨学士院记》。长庆二年，韦表微任翰林学士，大和二年，加翰林承旨学土，他于其间（大和元年十二月）作《翰林学士院新楼记》。开成二年五月，翰林学士丁居晦作《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注：以上例证，部分参考了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序言。）我们知道，翰林学士在玄宗时期已经出现，为什么直到贞元、元和之后才突然大量出现关于它的著述呢？一言以蔽之，中唐时期，尤其是贞元、元和之后，翰林学士在朝官中的地位提高了，对朝政的作用增强了，韦处厚在《翰林学士记》中说：“贞元中，由此而居辅弼者，十有二焉；元和中，由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焉……建中以来，简拔尤重……时论以为登玉清、翔紫霄，岂蓬山、瀛洲而足喻乎？”[4]很能代表翰林学士们的自诩及时论的褒崇；翰林学士们有了引以为荣的自觉“身份意识”，再加上这个职位本来就具有的文翰工作性质，使得他们很容易通过编撰著述来对自身加以追溯、统计、展示、期许。因此，贞元、元和之后大批翰苑著述的出现实在是势所必至。随着唐末五代的战乱，对翰林学士及其机构的记载则坠入沉寂。进入宋代，恰恰在刚开始全面提倡文治的太宗朝，从体式到内容都完全取法于中唐翰林相关著述的编撰行为又恢复了，这就是苏易简及其所著《续翰林志》（“副产品”还有《禁林宴会集》）。苏易简是太平兴国五年科举状元，雍熙三年充翰林学士，淳化二年，迁中书舍人，充翰林承旨学士。苏易简在翰林学士任上曾经有过“争名分”的举动，体现出自觉的身份意识。[6](P7534)他会来续写李肇《翰林志》，再自然不过。《续翰林志》开篇即称：“李肇述《翰林志》，禁庭之事详矣。”接下来主要叙述五代至宋太宗时期翰林院的沿革情况，从书名到内容都俨然是“继中唐之翰苑、开赵宋之文明”的姿态。真宗朝大中祥符六年，苏易简之子苏耆作《次续翰林志》。（注：《次续翰林志》文末称：“时圣上幸亳之岁，孟春月书。”即指真宗于大中祥符七年亲谒亳州太清官事（见《宋史》卷八《真宗本纪第八》）。）同一时期，李昉之子李宗谔亦有《翰林杂记》之作，记当代翰林制度，应真宗要求呈进。[6](P7514)此后，编撰翰苑之书又成为一种延续不绝的传统，终宋之世，先后有《学士年表》、《翰苑题名》、洪遵《翰苑遗事》、周必大《玉堂杂记》以及程俱《麟台故事》等著述问世。
可以说，在“文明天子”太宗、真宗有意识提倡“文治”的前提下，宋初词臣敏锐而自觉地将当下与中唐联系起来；与当时“民间”学术界的道统文统学说一样，以知制诰、翰林学士为中心的词臣职官系统所代表的宋初“官方”崇文倾向最终将目光“聚焦”于中唐。宋初词臣以中唐为自身历史镜像的“照应”心态，对当时社会文化诸多层面产生了很大影响，波及文苑，则形成了诗坛普遍的“宗白”之风。
二
“诗到元和体变新”，在体现中唐诗歌新变的几位诗人中，对唐末五代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白居易。唐末江南诗人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推举乐天为“广大教化主”，即可见一斑。推崇白居易的风气，在宋初又到达了一个新的高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1](P144)宋韧崇文倾向中对内外制词臣的重视，使得他们得以把自身职位与白居易担任过的知制诰、翰林学士身份对应起来，而白居易晚年分司洛阳之后的闲适生涯，又与宋初两制词臣出身的宰辅大臣罢政之后的半退休生活类似。——种种相似性，使得宋初词臣抓住了白居易这个中唐的“历史镜像”，以此大做文章，突破了此前“宗白”之风仅限于诗艺的狭隘局面，从而在具有宋代开国特色的职官制度、文化心态层面上将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存在的“宗白”风气进行到底。宋初“宗白”诗风中的这种跨越单纯诗歌艺术领域的多重“互文关系”是它最鲜明的特点。
早在后周广顺三年，陶毂作《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借重修乐天影堂之机，盛赞白居易的人格文风：“世称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秉笔之士，由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人焉，得不谓法施于人耶？”[12](P1583)陶毂后任翰林承旨学士，曾预拟后周逊位于赵宋之诏书，虽为宋太祖薄鄙，实乃赵宋开国词臣之首选，毂自许甚高，尝自称骨相非常，盖意在大用。[6](P7577)此文中“秉笔之士由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人焉”之语，实有以自期焉，可见五代宋初文官心目中白居易的形象正是由词臣取位卿相的典型。真宗景德四年，更是由朝廷出面，下诏命白氏后人修奉乐天坟茔影堂；[2](P561)大中祥符二年，真宗又命江州修葺白居易旧第。[2](P638)这在北宋前期是其他唐代文人没有过的殊遇。要之，唐代文人在北宋前期士林中影响最大并获得官方认可者，莫过于白居易。（注：张海鸥《宋初诗坛“白体”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期）还谈到宋太宗学习白居易诗的情况，可以参见。）在当时普遍“崇文”的呼声下，士人找到白居易这个早就塑造“成型”的现成典范，实在是水到渠成。
在宋初文坛的“宗白”风气中，李昉、李至、王禹偁等人最为突出。李昉出身文学世家，仕后周为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翰林学士，入宋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历任参知政事、平章事等宰辅之职，是宋初最典型的以文学起家、位至宰辅的词臣。在李昉心目中，近代文人最著者莫过于白居易。他在《王仁裕神道碑》中说：“著述之多，流传之广，近代以来，乐天而已。”[10]（第2册，P25）李昉对白居易的喜好，在其与李至所作的《二李唱和集》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端拱元年至淳化二年的四年间，李昉罢知政事，任尚书右仆射，李至亦罢政任吏部侍郎兼秘书监，一个位高身闲，一个地清任简，“朝谒之暇，颇得自适，而篇章和答，仅无虚日，缘情遣兴，何乐如之……为《二李唱和集》。昔乐天、梦得有《刘白唱和集》流布海内，为不朽之盛事。今之此诗，安知异日不为人之传写乎？”[10]（第2册，P18）我们注意到，李昉这里选取《刘白唱和集》而非元、白《因继集》作为仿效对象，潜台词是排除了元、白唱和中那些涉及贬谪流离的篇章，而更认同白居易晚年分司东洛时与太子宾客刘禹锡唱和的闲适萧散之作。[13]李昉在集中提及乐天诗处不少，如“避宠怕闻调鼎鼐，爱闲专喜掌图书”，自注：“白公任秘书监诗云：‘专掌图书无过地，遍寻山水自由身。’”[9](P175)用白居易曾任秘书监一职来比附李至此时职位。又如“最喜举觞吟绿篠，谁能骑马咏红裙”，自注：“白公云：‘亦曾骑马咏红裙。’”[9](P184)拈出的都是闲适之什。再如《自思忝幸因动咏吟》：“清职美官皆遍历，物情时态尽深谙……安得故人频会面，一罇相对共醺酣。”[9](P177)完全是功成名就而老于世故的朝臣摆脱日常事务、朝政纷争之后自得其乐、独善其身的从容姿态，这与白居易晚年不问朝政、分司东都的半退休状态极其相似，李昉所谓“比愧多病仍多告，犹拟分司洛下居”是也。[9](P176)不过，在中唐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对白居易来说这种姿态是明哲保身的必要途径，而在强调“崇文”政治的宋代这却是文官享受优厚政治、生活待遇的一种自然流露。两者表象相似，实质大异。如李昉《更述荒芜，自咏闲适》中诗句“腰下转嫌金印重，眉间渐长白毫长”，[9](P184)明显从乐天《六十六》中“瘦觉腰金重，哀怜鬓雪繁”一句化出，但一哀一乐，辞气中情调、口吻自不可同日而语。此后真、仁朝宰辅张士逊还政事之后，也效法刘、白唱和，“与故相宫师陈公角才联唱，诗筒日至，搢绅多传讽焉，况之刘、白”，[10]（第11册，P554）可见二李其道不孤。
李昉效法白居易“洛中九老会”之事更能说明他对白居易的喜好乃着眼于闲适一面。中唐会昌五年，白居易等七老于白家履道宅同宴赋诗，[12](P850)后又有洛中遗老李元爽与僧人如满预会，共称“九老”。[12](P1521)此事引起宋代士大夫的艳羡，纷纷效法，始作俑者正是李昉。史载：“昉所居有园亭别墅之胜，多召故人亲友宴乐其中。既致政，欲寻洛中九老故事，时吏部尚书宋琪年七十九，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运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张好问年八十五，吴僧赞宁年七十八，议将集。会蜀寇而罢。”[5](P7511)由于宋代对文臣的优待，得以高龄致仕善终的士大夫越来越多，此类雅集也就越来越频繁。如，庆历年间，徐佑、叶参等人的“吴郡五老会”。[14](P15)庆历六年，郎简、范鋭等人的“吴兴六老之会”。[15](P368)至和年间，杜衍、毕世长等人的“睢阳五老会”。[16](P47)（注：以预会诸人行迹比勘考证，《渑水燕谈录》定此会于“庆历末”，误，当从《宋诗纪事》卷八“杜衍”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定为至和年间。）治平三年，赵抃、吴天常等人的“西湖四老会”。[9](P4162,P4198)元丰年间，章岵、卢革等人的“吴郡十老会”。[14](P15)元丰二年，以太师致仕闲居洛阳的文彦博与司马光、富弼、王拱辰等十三人作“洛阳耆英会”。[16](P49)在崇尚文治的宽松政治环境下，富于闲适意味的诗酒雅集并不只是退休老臣的“专利”，甚至入仕不久的青年才俊也热衷于此。明道元年，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八名任职洛阳而经常诗酒文会的青年官员文士，彼此以“老”为号，隐然准拟当年洛阳九老会。[7](P2445)欧阳永叔初未预会，得号“逸老”，他很不满意这个称呼，要求改为“达老”，为此专门两次致书梅尧臣请求：“诸君当世名流，为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将来，使后世知诸君子以轻逸名我……必欲不遗，‘达’字敢不闻命。然宜尽焚往来问答之简，使后之人以诸君自以‘达’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7](P2444)命名品题一事看似“戏说”历史，而当事人竟至于郑重如此，可见宋人对“九老会”故事体现出来的闲适情趣颇为看重，对它的摹仿也井然有序，抱着取信将来的严谨态度，将一种由唐至宋的文化传承心态展露得淋漓尽致，这种心态直至欧阳修晚年依然如故。熙宁五年，也就是欧阳修去世的当年，当时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赵叔平远涉道路，自南京应天府至颍州看望老友欧阳修。这份情谊让欧阳修非常感动，他将会客之地起名“会老堂”，作诗云：“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美景难并良会少，乘欢举白莫辞频。”[7](P2056)同年，欧阳修在与朋友吴冲卿的信中写道：“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见访，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绝稀，始知风月属闲人也，呵呵！”[7](P2372)闲适中怡然自得之情，溢于言表。陪同欧、赵二人与会的还有当时知颍州的吕公著，三人皆曾任职翰林学士，故欧阳修专门拈出“玉堂金马三学士”这一点引以为荣。在承袭前人闲适雅集的传统之外，欧阳修还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传统背后不可或缺的“崇文”背景，并特地用翰林学士的身份契合画龙点睛，颇有为之总结的深意。要之，翰林学士出身的退位宰辅大臣的闲适生活与白居易分司东都后的生涯相当类似，导致了他们在思想状态、行为方式及文学气质等层面上对白乐天的多重效仿，从而助长了唐末五代以降文坛的“宗白”之风。
但是，这只是“宗白”诗风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现任”知制诰、翰林学士词臣也注意到白居易任知制诰、翰林学士一职的经历，并自觉地“对号入座”，形成了“宗白”风气有别于一味闲适、而是在政治（或者说仕途）上汲汲进取的另一面，这在号称主盟“宗白”诗风的王禹偁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王禹偁以文学受知，仕宦颇多坎阑（注：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4月）考证详赡，可参见。），“三直西掖，一入翰林”[17](P3)，是他最引以自豪的经历，也是他在诗文中提及最多的话题。至道元年正月，王禹偁甫任翰林学士不久即遭外放滁州，五月，他照惯例上表谢恩，文中流露出对自己两制任职履历的看重：“优游两制，出处八年……翰林学士，朝廷近臣。陛下登位已来，御前放人之后，从吕蒙正而下，拜此职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预其数，由于圣选，不为不精。数月之间，忽然罢去，众情尚或惊骇，微臣岂不忧惶。”[10]（第4册P274），我们据南宋人洪遵《翰苑群书》收太祖建隆元年至英宗治平四年《学士年表》记载统计，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即位以来，任翰林学士者只有汤悦、徐铉、扈蒙三人。太平兴国四年，汤悦罢，就只剩徐、扈二人。到太平兴国八年五月，突然增补吕蒙正、李至、李穆、宋白、贾黄中五人为翰林学士，六月，徐铉罢翰林学士，十一月，又除吕蒙正、李至、李穆三人参知政事。此后，雍熙二年增补了苏易简；端拱二年增补了李沆；淳化二年增补了韩丕、毕士安；淳化四年增补了张洎、钱若水。其间，扈蒙、韩丕、毕士安相继罢职，而贾黄中、李沆、苏易简又陆续离任而参知政事，钱若水同知枢密院。学士院中进进出出，到至道元年正月王禹偁、宋湜二人拜翰林学士时，加上此前尚在任的翰林学士张洎、宋白，此时朝中翰林学士仅四人。——如果我们从吕蒙正等人主政之后算起，到王禹偁任翰林学士为止，新除的翰林学士有苏易简、李沆、韩丕、毕士安、张洎、钱若水、宋湜、王禹偁，恰如王禹偁所说：“从吕蒙正而下，拜此职者止有八人。”雍熙元年吕蒙正等一批翰林学士的人事调动，是宋代翰林学士首次显示出其迅速入主政治中枢的要津地位，此事对后来继任者的暗示、激励作用可想而知。而吕蒙正之后的八人中，又有四人位至宰辅，其中张洎更是在与王禹偁共事的当年四月除拜参知政事，堪称近在咫尺的榜样。有着众多前辈及同僚的先例，一时间王禹偁的前途一片光明，可谓搢绅之望、文官之英。因此，当王禹偁遭遇外放时，会在上表中郑重提及“拜此职者止有八人”云云，对自己的当下处境流露出极大的失望，潜台词是说：对于刚担任过翰林学士清要之职、仕途前景看好的政坛新星，作如此轻率的外放处置，实在有悖于当时的升迁惯例。咸平元年真宗即位，召还王禹偁守刑部郎中、复知制诰。王禹偁本来就对自己的掌翰经历十分看重，此前曾有诗云：“三入承明已过分，有何词笔敌常、杨。”[8](P766)（注：《全宋诗》据四库全书本将四部丛刊本原来正确的“常、杨”误改为司马相如之赋“长杨”。按，“常、杨”为常衮、杨炎，是唐代有名的制诰之臣，宋初人多有言及。王禹偁《谢除翰林学士启》（《小畜集》卷二十五）亦自言之：“自非枚、马、渊、云之述作，常、杨、元、白之才名。”）自注：“予两知制诰，一入翰林。”语似谦虚，实则自负。此时，更是以中唐词臣白居易等人自拟，表达了重返西掖禁林之地的喜悦：“阶前药树，重吟谢客之诗；观里桃花，免动刘郎之咏……李杓直翰林退职，复践掖垣；白居易禁署出官，终知制诰。享兹殊事，实越昔贤。”[10]（第4册，P365）启中所言“红药”、“掖垣”正是王禹偁诗中最常见的主题。在被真宗召还之前，王禹偁由滁州改知扬州，见扬州僧舍植数千本牡丹繁艳可爱，因赋《芍药诗》三章，借“红药”抒发其“西掖情结”，序云：“谢公直中书省，诗云：‘红药当阶翻。’自后词臣引为故事。白少傅为主客郎、知制诰，有《草词毕咏芍药诗》……予以端拱己丑岁由左司谏为制诰舍人，后因事黜弃；淳化甲午年，又以礼部员外郎牵复旧职，寻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则谢公、白傅之任再蹂躏矣……而编集之内，未尝有芍药诗，言于词臣，不得无过。”[9](P765)已经成为一种诗史传统的象征西掖禁地的“红药意象”，自然成为王禹偁再三强调其词臣经历的下笔首选。任职西掖时，其诗中的“红药意象”出现就极其频繁，诗例极夥，开篇即是，不必赘举；离开西掖之后，王禹偁在诗中一再用“红药意象”表达自己的“西掖情结”，也就不奇怪了。其实，早在雍熙四年，时任长洲宰、尚未担任过朝官的王禹偁在送别苏州知州柴成务赴阙的《贺柴舍人新入西掖》一诗中就说过：“久为俗吏殊无味，合掌王言亦有时。好继忠州文最盛，应嫌长庆格犹卑。”[9](P719)已经表现出了对西掖之地的向往。一言以蔽，在宋初“崇文”的政治氛围下，进入西掖外廷掌知制诰，继而进入翰苑内廷任翰林学士，最终以此为“登天之梯”入主中枢之政，不妨说是每个文官的理想。从这个意义来看，“出入西垣与内廷，十年四度直承明”[9](P801)的王禹偁正是宋初文官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理想化人格模式的一个缩影。在这层意义上，王禹偁与白居易早年仕途顺畅、担任词臣而试图“兼济天下”的经历契合，从而使得他对白居易心有戚戚，在诗歌创作的题材、气质上自觉追随乐天，这在他的“红药意象”、“西掖情结”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宗白”诗风中身居清要的自矜心态，与退休大臣“宗白”蕴涵的晚景闲适之趣不同，属于宋初“宗白”诗风的另一层面。
当然，“宗白”风气中的这两种倾向并非截然分割、不能融会。毕竟，有了早年的仕途畅达带来的高位，才能奠定晚年闲适逍遥的心态，两者其实是前因后果的关系。而且，禁林清要之职还使居其位者摆脱了日常杂务，投身到朝廷的涵咏雅集之中，这也造成了词臣们普遍的轻松悠闲的从容心态。所以，全面综合来看，宋初“宗白”诗风普遍表现为在“崇文”政治氛围之下进取与闲适的融和，这一特色在《禁林宴会集》记载的朝廷唱和活动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太宗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续翰林志》二卷以献，上嘉之，赐诗二章……又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书召易简付之，榜于厅额。上曰：‘此永为翰林中美事。’易简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荣也’[2](P279)。十一月，苏易简与本院学士及他司词臣会于翰林院，观御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并三体书诗石，各赋诗以记其事，参加者有翰林学士、左谏议大夫、知制诰韩丕，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知制浩毕士安，司封郎中、知制诰柴成务，起居舍人、知制诰吕祐之，右正言、知制诰钱若水，右正言、知制诰王旦，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杨徽之，右司谏、史馆修撰梁周翰，仓部员外郎、直秘阁潘慎修，翰林侍读、右正言吕文仲，翰林侍书、行殿中侍御史王著，清一色皆为朝中文翰精英，此会成为一时盛事。苏易简诗云：“雨晴禁署绝纤尘，宴会名贤四海闻。供职尽居清显地，崇儒同感圣明君。翩然飞白璇题字，焕若凡青翠琰文。梓泽笙歌诚外物，兰亭诗酒不同群。少年已作瀛洲老，他日终棲太华云。莫怪坐间全不饮，心中和气自醺醺。”[4]雍和闲雅，矜持从容，顾盼自得，正是白居易台阁诗的闲适气度。当时已经身为右仆射平章事的李昉闻听此事，欣然作诗以和，他在诗序中说：“昉顷在禁林，前后出处凡二十有五载，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凡此七事，并前例特出异恩，有以见圣君待文臣之优厚也。”[4]以宰辅之尊追昔抚今，流露出对翰林学士清要地位的高度重视，屈指历历道来，确实发自内心，并非一味故作姿态。一时间，现任、前任宰臣如张齐贤、贾黄中、李沆、李至等纷纷赓和。宰辅诗作与此前的两制、三馆秘阁诸人诗作由发起人苏易简编为《禁林宴会集》（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太宗淳化二年十一月辛卯”条载：“宰相李昉、张齐贤、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亦赋诗以贻易简，易简悉以奏御。上谓宰相曰：‘苏易简以卿等诗什来上，斯足以见儒墨之盛、学士之贵也。可别录一本进入，以其本赐易简。’”太宗所言苏易简所献之本即今题《李昉禁林宴会集》一书。它的编者应该是苏易简，只不过在收录顺序上，按照惯例将官位最高的李昉置于首位，故一般误认李昉为本书编者。），精英荟萃，琳琅满目，实在是宋初“白体”诗歌的一次集中大检阅。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白居易也有遭遇贬谪的失落一面。由于宋初词臣政治生涯普遍顺畅，这一面在宋初“宗白”诗风中并未得到重视，到北宋后期党争激烈、词臣屡遭贬谪之时，“宗白”已经不再是一种大规模的风尚，所以它始终没能明显凸现出来。不过，在宋初个别经历过政治挫折的词臣身上，这一面也产生过一定影响。例如，淳化三年由左司谏、知制诰贬任商州团练副使的王禹偁，从清要职位外放到地方，失落之余，对西掖之地念念不忘、低徊难舍，因而对元、白的贬谪诗倍感兴味，仿元、白《放言》而作同题诗。当时，朋友昭文馆直学士李蕤也劝他“看书除庄、老外，乐天诗最宜枕籍”，所以王禹偁说：“谪居不敢咏江蓠，日永门闲何所为。多谢昭文李学士，劝教枕藉乐天诗。”[9](P720)既然屈原的诗太过激愤，不符合当下清明宽松的政治气氛，所谓“迁客生还知有望，商山不敢读《离骚》”[9](P727)，那么不妨读一读离而不怨、哀而不伤的乐天诗，既跟上了朝间的流行时尚，又能抑止个人的内心冲动，实在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总之，白居易一生的仕宦经历及相关之诗歌创作，不但满足了宋初作为政治新秀的词臣们的要求，也迎合了退休老臣的闲居口味，甚至还能抚慰暂时遭受挫折的士人心灵，真是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个绝好的中唐“历史镜像”。处于不同人生阶段上的宋代士人，总能在白居易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像，难怪王禹偁要说“本与乐天为后进”，难怪宋初诗坛会兴起“宗白”之风，并在此后长久地保持其影响力。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宋初真宗皇帝曾亲自为一班武臣授学，太尉杨崇勋“结业”之后，“尤嗜《白翰林集》……因诠次乐天自未三十岁至七十五所著歌诗凡八十一篇，目之曰《白氏编年集》，公自制序，手写其集，传诸好事。”[10]（第13册，P59）尽管武臣们的仕途路径、经历与词臣截然不同，但是受到诗坛时尚的感染，他们也开始附庸风雅，成为白居易诗歌的爱好者。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之际，司马光持不同政见，蛰居洛阳，在给邵雍的诗中自称：“只恐前身是，东都白乐天。”[9](P6213)邵雍当时亦居洛阳，常与司马光唱和，自号安乐先生，其《伊川击壤集》大半皆为效仿乐天分司东都的安乐闲适之作，如《闲居吟》效仿乐天《闲居篇》，称：“闲居须是洛中居，天下闲居皆莫如。”[9](P4552)明确点出其出处行事及诗歌创作与白居易东洛生涯的承袭关系。再如苏轼，一生开阖起落，也以白居易早年兼济天下、晚岁独善其身的出处自拟，称：“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自注说：“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9](P9392)与前贤遭遇契合，心灵有所慰藉，方显达观从容。北宋后期，苏颂在神宗朝任知制诰之时，因朝廷除官僭格，拒不草制，封还词头，同为知制诰的宋敏求、李大临亦继之，天下誉为“三舍人”，他也屡屡以白居易相勉励，称：“制诏温纯诗什健，若非元白更谁齐。”[9](P6406)元符二年，年届八十、曾任哲宗朝宰辅的苏颂已经功成名就，在参加东园“四老会”时，他回忆起青年时代任职南京留守推官时与席杜衍“雎阳五老会”及欧阳修“庆老公宴”的情境，感慨万千道：“昉览祁公五老诗，仍陪三寿燕留司……定知此会人间少，五十年才一再期。”自注云：“白乐天诗云：‘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定应无。’”[9](P6411)怡惬自得之中，不无沧桑之感。由此可见，宋初的“宗白”诗风——或者干脆说，白居易及其诗歌——对整个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人格、文化气质影响之大。要言之，赵宋立国以来，政治重心由五代“尚武”逐渐向中唐“崇文”回归。这一“拨乱反正”的国策转向，对当时的政治建构、文化心态、学术理路、社会风气等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出现了“（中）唐——宋”互文一体的局面。（注：关于北宋前期在政体观念、学术理路诸层面上追中唐的问题（如北宋前期道统文统的建立与正统之辨），笔者另有专文阐述。本文只就职官制度中的“内外制”词臣加以论说。）作为文化表征之一端的诗歌，其藉以生成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既然与中唐有着最亲密的“血缘关系”，故而在风格类型上也产生了很大的一致性。白居易正是体现这种诗学要素的代表，他也成为宋初被效法得最多的中唐文人。如果说，宋初三体中的“晚唐体”是唐末五代江南诗风的延续，其主要诗人往往是隐士、僧侣或者中小官员，宽泛的说属于“在野派”。那么，“白体”风气的倡导、应和者则绝大多数是前途看好的政坛新秀、身居高位的朝廷宿老，可称之为“在朝派”。在野的“晚唐体”诗人承袭了唐末五代的江南诗风，在诗歌艺术上作了认真、艰难的探索尝试，但办法不多、成就不大。与“晚唐体”诗人相比，在朝的“白体”诗人选择传统的“问题意识”更明确，他们摆脱了五代局限于学习乐天诗艺的“俗套”，更自觉地发出了“上追中唐”的声音，也就是说，“白体”诗人在对自居易的效法上并不十分重视艺术上的追求，他们关注的是双方在相似历史情境下身份、经历的一致性（当然，其中不排除宋初士大夫对白居易的选择性“误读”），他们更强调这是个人情感的认同，而不是诗歌技艺的师承。因此，白居易对宋初诗歌的影响，与其在具体的诗学技巧操作层面中去寻找，不如说它其实更本质的体现在文学的精神气质上——在宋代士大夫普遍成为，或者说有望成为仕途“成功人士”的政治氛围下，乐天诗渗透进宋初诗歌中，使之呈现出一种矜持、从容、闲适、成熟的“中年气质”，这种“中年气质”在北宋中后期的诗歌中进一步发展成型，最终成为宋诗的基本格调之一。它是宋诗基本格调中既来源于唐诗（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唐诗中“盛唐之音”的新变——中唐诗歌）、而又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学特质，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诗在某些方面源于唐诗而又高出唐诗的成熟性。
收稿日期：2004-01-02
标签：王禹偁论文; 宋朝论文; 白居易论文; 欧阳修论文; 读书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吕蒙正论文; 乐天论文; 中书舍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