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优势、发展战略与金融危机——对“东亚奇迹”及金融危机的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东亚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奇迹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综述：赶超战略论与比较优势战略论之争
（一）赶超战略论与比较优势战略论之争的由来
二战以后，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实施了积极干预经济发展，旨在尽快赶上并超越发达国家的所谓赶超战略。然而，事实上战后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都陷入了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中。只有东亚极少数国家和地区（甚至严格来讲只有日本）真正实现了赶超目标而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赶超战略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指责。出于对赶超战略的否定，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1999）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论。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只有在产业发展中以比较优势作为基本准则，该国经济才会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能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达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升级并实现现代化。然而，对于比较优势战略论，许多人并不以为然，并开始用后发优势理论重新论证赶超战略的合理性。许多人迄今仍然坚信，只要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扶持并迅速发展那些技术含量较高、关联效应比较大的产业，就能使一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事实上，这就形成了比较优势战略论与赶超战略论之争。
（二）背后是两种理论之争
这场比较优势战略论与赶超战略论之争，其背后实际上是比较优势论与绝对优势论两种理论之间的争论。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论是严格基于新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认为，根据赫克歇尔－俄林（HO,1968）模型，一国应该发展的是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才具有低成本的竞争力。而赶超战略论的理论基础表面看是后发优势理论，但是由于赶超战略实际上是主张和鼓励后进国家政府“跨越式”地选择、扶持和迅速发展那些技术含较量高、竞争优势明显的“高端”产业，因此，其赶超战略论的实质是绝对优势或竞争优势理论。在新贸易理论中，“动态比较优势”实际上也就是指绝对优势和竞争优势。绝对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含义大同小异，都是指源于科技创新、分工及规模经济的优势，都十分强调绝对优势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三）陷入僵局的争论
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固有缺陷，它默认贸易格局本质上是永远不改变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这明显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很可能会产生“贫困化增长”问题。而且它无法解释诸如里昂惕夫之谜① （Leontief Paradox）和林德贸易模式② 等许多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也无法阐明以下问题：（1）众所周知，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政府都承认是因实施“赶超战略”而实现经济现代化；（2）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就相应的制定了一些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私人企业并未遵循所谓的“比较优势战略”，而是自主地选择了跨越式发展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汽车制造业，结果很快日本就成了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3）拉美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其产业政策基本上遵循了发挥包括资源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内的比较优势，但是拉美国家的经济迄今仍在困境中徘徊。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用后发优势理论“重新武装”的赶超战略就是绝对合理的。反对者认为，如果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经济本身就具有自发升级甚至跨越式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那么再实施赶超战略确有画蛇添足之嫌。而且政府干预常常失灵，这样很容易造成市场扭曲和企业活力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实上，许多国家在盲目追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动态优势）的同时，也极有可能因支付过高的成本而陷入“动态比较优势困境”（即赶超困境）之中。这也是许多企业过分追求（动态）竞争力而陷入创新困境的主要原因。显然，比较优势战略论与赶超战略论之争已经陷入僵局：谁都很难说服对方！
二、综合优势战略：一种新的假设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小凯（Yang,X.,1991,1998）等经济学家将研究的目光从地域和国家重新转向个人，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活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并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分支都统一于他们命名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尽量充分利用外生、内生分工和交易效率的综合优势，而避免综合劣势。由于分工具有“报酬递增”效应，随着分工的发展，内生比较利益（由生产率提高产生的比较利益）会不断地被创造和增进。但是分工的发展会相应的增加交易次数，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结果就产生了最佳分工水平，即由分工所增加的收益与所增加的交易费用相等之时。
新兴古典经济学较好地解释了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和经济增长现象。例如，新兴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能同时预见更多的增长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分工水平低，增长来源于积累的学习效果，经济增长率低且递减；当学习积累到一定程度，生产率改进，付得起一定的交易费用时，分工演进速度加快，增长率高且递增，此时经济起飞；当交易效率没有进一步改善，导致分工的潜力被耗尽时，增长率又会下降；它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要比发达国家低导致了林德贸易模式现象的产生。在解释要素密度逆转现象③ （如里昂惕夫之谜）时，它认为当外生、内生分工和交易效率比较优势之间相互冲突时，一国是进口还是出口某产品就由该国生产该产品的外生比较劣势是否超过其内生分工优势或交易效率中的比较优势而定。
显然，新兴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及交易效率作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前提。而且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二）综合优势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本文认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交易效率视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前提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将宪政框架视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更是有悖常识。但它提出的每个国家都应该尽量充分利用其外生、内生分工和交易效率比较优势组成的综合优势，而避免综合劣势的观点是可取的。实际上，德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是在完成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之后才废弃专制政体转而采用宪政体制的；新加坡迄今基本上仍是权威政治；印度以及拉美国家独立后均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但是这些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迄今经济仍落后不堪；而曾经是世界头号强国、被誉为共和宪政体制改革先锋和楷模的英国，现在已经明显落后于许多“曾经的后进国家”。因此，本文认为唯一合理可取的是“综合优势战略”：每个国家应该选择充分利用其综合优势的产业，而避免选择有综合劣势的产业。当这些比较优势之间相互冲突时，选择何种产业则应该由该国从事该产业的外生比较劣势是否超过其内生分工优势或交易效率中的比较优势而定。总之，一切以综合优势原则为准绳。
除了内生分工优势具有“动态”的特性外，事实上在长期中“静态”比较优势也具有比较缓慢的“动态性”。一般来说，一国禀赋优势呈现阶梯性变化特征，即大体遵循这样一个演进程序：资源禀赋优势→劳动禀赋优势→资本禀赋优势→技术禀赋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按照综合优势战略，一国必须随着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变动，不断对其产业及其产品结构进行稍微超前一些的升级和换代，以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之中。另外，从空间上来说，由于区域资源禀赋的非均衡性，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不同的区域或企业所适合从事的“综合优势产业”也各不相同。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由于要素（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具有自主的可流动性，所以综合优势往往体现在贸易投资一体化和产业转移之中。实际上产业转移在本质上就是“内生分工优势”的要素（如资金、技术等）主动去寻找其最优匹配的资源要素的过程。而当各种高级要素（如高层次人才要素和资金技术要素）往某个区域不断聚集时，就会发生“要素密度逆转”现象。例如，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已经“逆转”成为全球性的高科技产业基地和研发中心。
除了发生“要素密度逆转”等情形之外，一般来讲，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国家的“综合优势产业”是那些与一国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相匹配但是仍需要进行相当努力才能够形成的产业（即“比该国已经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产业稍为高级一点的产业”）。这就有些类似于舒马赫（E.F.Schumacher,1999）所讲的“中间技术”，即最适合用于发展经济的技术是介于先进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的技术的某种中间技术。因为，这种产业最能同时体现（静态）比较优势与内生分工优势（创新优势）的有机结合。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一国或地区“综合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形成，需要有相应的产业扶持政策和市场机制，也有赖于政府积极而理智的行动。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综合优势发展战略意味着一国可以通过某种恰当的后天努力，诸如改进交易效率（制度创新）和促进内生分工优势的产生（包括科技创新）等，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按照传统主流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等），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只能基于先天的或外生的禀赋优势，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政府放任自流的“无为”政策。现在，理论和经验显示，传统主流经济理论的这种教条是错误的。一国要取得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发挥综合优势，除了要充分利用外生的比较优势，还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改进市场交易效率，并且也要积极促进内生分工优势的产生。
三、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
众所周知，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些国家（如德国）相继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外，严格来说，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只有日本在战后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当然，紧随其后的是地处东亚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过去数十年，这些经济体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同的起点，实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成为世界经济中高速、持续经济增长的典型，被誉为“东亚奇迹”。然而，关于战后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到底是实施“赶超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的问题迄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本文认为，实际上战后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成功实现了对当时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并非实施“赶超战略”，也不是实施的“比较优势战略”，它们都是凭借“综合优势战略”。而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所争论，是因为从以现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的角度看，综合优势战略很像比较优势战略。从政府积极行动的角度看，综合优势战略又很像赶超战略。但是，实际上综合优势战略既不是比较优势战略也不是赶超战略，它有其固有的特征。
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重视培育竞争优势，而且也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考虑了提高交易效率，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综合优势战略”：一是实施高级化的产业促进政策。日本实行的是追赶型的产业政策，即以欧美先进工业国的产业结构和先进技术为蓝本，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其具体做法主要有：将新兴产业、成长产业、出口产业等列为需要保护扶植的战略产业，先后对诸如钢铁、汽车、石油化工、机械制造、计算机、电子等战略产业实行贸易保护、给予税收金融扶植，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二是“接近”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目标。正如林毅夫等学者（1999）的研究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时，日本已经超越资本短缺的阶段，重点发展的是能源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这些目标产业仍未真正形成，它们比当时的比较优势产业还要高一级或半级，仅是接近其比较优势而已，并非实施的“比较优势战略”；三是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政策（James,et al.1987）。一方面，日本政府用非正式的“劝说”指导企业界的做法取代了直接干预企业决策的做法，产业政策也由此开始从直接干预型向间接指导型转变，这使得企业的竞争力得到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另一方面，虽然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政府干预过多，但是价格机制仍在相当程度上起作用。而韩国的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④，实施的也是典型的“综合优势战略”：一是既基于当时的禀赋优势又适度超越当时既有比较优势产业、“以赶超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当时韩国推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正式出台了产业政策，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历了发展基础产业、发展出口产业和重化工业等政策阶段；二是尽管韩国政府的干预色彩最鲜明，但是其实行的仍然是以民企为主的市场经济，而且20世纪80年代其政策已经变化为放松政府管制，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同时实行进口自由化，增强自由竞争。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与赶超战略截然不同的特点就是，综合优势战略中政府的积极行动主要体现在其产业推进政策上，比赶超战略的“强力推进”力度弱了许多，而且比赶超战略的“反市场”更加尊重市场。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林毅夫，1999）。但是，还有一个与比较优势战略截然不同的特点是：尽管综合优势战略选择的这些目标技术和产业要比当时的所谓比较优势产业和技术高一些，但仍然需要努力才能够真正形成。而且除了中国香港之外，这些经济体一般都通过政府的强力推进才建立起其主导产业。甚至在发展的早期，都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或者说作为次级进口替代阶段的重工、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即使是在中后期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政府仍然通过税收减免、出口退税、信贷优惠和行政措施等政策工具，推动其产业升级和产品出口。这些都说明，这些经济体实行的是介于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之间的一种战略——综合优势战略。
总的来说，综合优势战略既具备比较优势战略的优点又克服了赶超战略的缺点：它以现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市场扭曲没那么大，资源没那么浪费，效率比较高；同时它既具有赶超战略的优点又克服了比较战略的缺点：目标技术和产业推进和升级比较快，避免了产业低级化和“贫困化增长”。可见，综合优势战略是一种最优选择。
四、金融危机新诠：偏离综合优势
（一）美国金融危机：过度创新之困境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最后演变成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是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金融危机，堪比1929年的大萧条。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目前尚未见底，美国的实体经济遭受重创，欧盟及日本、中国的实体经济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微观层面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它的成因涉及美国的消费模式、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因素。尽管各方的说法还不尽一致，但由于过度的金融创新使得虚拟经济严重偏离实体经济这一观点已为多数人所认同。
1.危机的源头：资产价格泡沫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使得美国居民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营，进而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为了刺激经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先后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直至达到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历史最低点1％，这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而对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使美国居民不惜借款买房进行投资，这也促进了债务大量增加、金融机构杠杆率提高，导致资产泡沫迅速膨胀。而由过快上涨的资产价格引发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近年来，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高达70％。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这6年中，美国个人累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另外，美国所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留下了隐患。2004年6月美国进入加息周期，两年内加息达17次，幅度为4.25％，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价格也正好达到最高点。2006年6月，标普Case－Shilier住房指数从2000年1月的100上涨至226.29。
2.过度“金融创新”引发的巨大风险
风险与收益不均衡的创新产品催生了次贷业务和金融危机，次贷的迅猛发展、次贷类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和最终破灭，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是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证券化产品的发起人通过证券化赚取了高收益，却利用复杂的金融工程技术，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身成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这样一来，提供次贷的银行变魔术般地销掉了账上的抵押贷款这类资产，把基础资产中信用和市场风险通过证券化全部转移给了遍布全球的投资者。同时以信用违约掉期（CDS）为代表的场外衍生产品的发展也相当迅猛，而且规模庞大。CDS市场存在严重的投机氛围，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气氛，对危机的产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美国基于1.5万亿美元贷款，创造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MBS），超万亿的债券抵押凭证（CDO），近万亿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为了这些证券的高评级，债券保险公司产生2.4万亿担保产品，以及各自近万亿的信用卡证券化产品，汽车消费贷款证券化产品，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值泡沫。这些创新的金融工具超过美国4.3万亿美元的国债市值2倍，已经远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虽然，资产证券化所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效率的作用。但是，“金融创新”一旦过度，就加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使金融衍生品越变越复杂，金融市场也就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至于最终没有人再关心产生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和前提，也忽视了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
3.金融监管之责
当然美国金融监管机制发展滞后对这次金融危机也负有重要责任，监管理念和制度的漏洞，以及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金融市场的决策者和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市场不断积聚的风险没能进行充分评估和正确的判断，导致未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来采取有效的监管行动。美国金融监管机制发展滞后体现在几个方面：（1）负有维护美国经济整体稳定重责的美联储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投资银行的监管方，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可谓毫无经验；（2）由于评级机构不负责任地给予很多产品较高的评级，并在短期内降低其评级，导致金融机构大规模减记资产，这些行为直接助推了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和泡沫的积聚，并加速了资产泡沫的破灭；（3）在监管滞后的整体气氛下，金融机构的贪婪性迅速膨胀，同时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追求短期利益，漠视风险控制，缺乏制衡机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金融创新只不过成为其贪婪欺诈的工具罢了；（4）国际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而美国又无视一些国家多次提出的加强监管的建议，因此，整个国际层面也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总之，脱离于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金融机构过度逐利，数量膨胀，结构繁复，加上监管不力，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比较优势陷阱
正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成功之谜被人们广为探讨和争论的时候，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几乎不同程度的波及了这几个经济体，人们自然要提出这样的疑问：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经济体们所实行的发展战略是否有某种联系。同样，本文在总结并认同这些经济体所实行的综合优势战略之后，也不可回避地要对这一重要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本文认为，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实行了综合优势战略，产业结构相对优良，企业效益好，产品具有竞争力，资金积累较快，可以较少地依赖外债，并有较高的偿债能力和信誉度，整个经济仍有竞争力，外贸继续增长，即使发生货币危机和支付危机也不至于出现，这些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具有一定的防范能力，故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而这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恰恰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
从表面上看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各国的货币对外发生贬值，但实质上金融危机的直接导因是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过高，而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则是由于“比较优势产业”盈利持续下降和泡沫经济的破灭所致。实际上，泡沫经济的形成主要也是“比较优势产业”盈利持续下降所致：日益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传统产业由于其回报率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资金从这些产业撤出并投入到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从而积累起越来越大的泡沫。
东南亚国家（地区）后来逐渐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主要原因是缺少持续的自主创新。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产业不断升级从而发挥综合优势的源泉。在经济发展早期，综合优势产业中的科技进步或许尚可通过技术引进来实现；但是，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之后，没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全面的科技进步，仅凭技术引进获取的零星技术，是无法实现产业的不断升级从而发挥其综合优势的。显然东南亚国家（地区）与发达国家在自主创新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学家刘遵义、保罗·克鲁格曼等就指出了这种现象。刘遵义（1990）分析指出，东南亚国家除日本外，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成长完全依靠生产投入的增加，基本上没有依赖技术进步。保罗·克鲁格曼（1997）分析指出，东亚的发展主要是靠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而不是靠要素效率，特别是没有依靠技术进步，因此他预测，东亚经济必然会由于要素收益递减而进入一个衰退的阶段。而东南亚金融危机正应验了克鲁格曼预言。
而且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加入到实施“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即“出口导向型比较优势战略”）的行列。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产品生产相对过剩——出口企业产品大量积压，房地产大量空置且价格暴跌，银行企业破产和失业增加。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跨国公司开始把工厂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原材料更廉价的中国、越南等国家或地区，投资和产业转移使这些东南亚经济体靠外资拉动的出口加工型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此外，这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银行体系缺乏监管，对金融机构的发展和贷款额的发放几乎没有限制。从而大量贷款继续流入效益越来越低的行业和企业，以及房地产等泡沫经济领域。一旦泡沫破灭，发生信心危机或国外投机者狙击，金融机构必然大批破产、坏账激增。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又在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实行了货币可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及固定汇率政策等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结果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就出现了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支付危机并发的金融风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使得东南亚国家无法提升产业结构，就只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鏖战，最终败下阵来。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这些东南亚各个地区“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困境和痛苦。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也是一场“比较优势战略”的危机。
（三）启示：从上述金融危机形成的机制和实质来看，发展战略与金融危机关系密切
通过对美国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成因的深度分析，本文认为实施综合优势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
第一，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可见，过度的金融创新使得虚拟经济严重偏离实体经济实际上是相当于实施了“赶超战略”。而一味的实施“赶超战略”容易背离经济的实际情况，违背创新的要求和规律。通常看来，创新总是好的，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是通向未来的云梯。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没有发展。但现实告诉我们，创新必须从实际出发，发展过程中如果一味强调创新，没有量力而行，虚拟成分太多，且缺乏在创新中的约束机制，不能规范它的走向，就会蕴含巨大的风险。
第二，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可见，实施综合优势战略的这些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具有一定的防范能力。而且由于这些经济体遵循综合优势原则的程度和阶段不同，在经济结构的健康程度上、在经济发展的绩效上、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上，这些经济体之间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比较中国台湾、韩国和东南亚“四小虎”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最为典型。同为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都曾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发挥了综合优势，享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者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从而在经济体制上也大相径庭。韩国采取了偏向于“赶超”的战略：政府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扶持超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而且自那以后，这一特点是有增无减。而中国台湾则继续采取综合优势战略：既不像韩国那样热衷于建立超级大企业、重化工业，也不像东南亚“四小虎”那样简单出口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产品，许多企业常常选择为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等进行配套供货。结果反而是中国台湾产业的利润率高，企业资金雄厚，技术进步快，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以台湾新竹科技园区为例），中国台湾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中国台湾新的投资项目规模一般不超出岛内资本市场所能动员的资金规模，因而外债很少。所有这些特征，都大大降低了台湾的金融风险。正因如此，尽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台湾经济也有泡沫的迹象⑤，但经济和出口仍可维持适度的增长，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并未受因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而破灭。即使未来中国台湾经济像日本经济增长那样，由高速增长期转向技术趋于成熟的慢速增长期，从而泡沫经济破灭，也不至于像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那样立即转为货币危机和支付危机，发生大崩溃。
注释：
① 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 Paradox）：里昂惕夫发现资本充裕而劳动力相对匮乏的美国竟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在传统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眼里显然是一个谜。
② 林德贸易模式：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要远小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而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产和禀赋条件，它们之间应该比具有相同生产条件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更大。
③ 要素密度逆转现象：即一个国家会违反比较禀赋优势原理出口禀赋资源稀缺产品的现象。
④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然而，30年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0多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7美元上升为6700多美元，净增76倍，被称为“汉江奇迹”。
⑤ 根据美林证券台湾分公司的估计，台湾银行贷款的40％用于房地产投资，与发生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不相上下；全部金融贷款中有2/3是以土地作抵押的，这个比例是日本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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