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资产阶级论文,中国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关联到20世纪初的中国——这样一个小农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工业无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国家，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能否走通共产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如果走共产革命道路，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如果不能走共产革命道路，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问题。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概念，既是一个社会分析概念，又是一个文化认同与思想批判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赋予过改造主观世界，去除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批判功能，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实行联共政策，苏联和共产国际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进入中国，小资产阶级概念随之深入中国政治。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对于谁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如何发动和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理解和判断，深刻影响了中共的政治抉择和国共两党关系。以往的国共合作及国民革命研究，大都忽略这一问题；有关小资产阶级的研究，更多局限于观念分析或文学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论述；①对于国民革命期间小资产阶级概念在实际政治中的功能，对于政治概念与政治实践相互激发、相互生成的复杂互动关系，则缺乏充分揭示。 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既是现实的社会阶层，又是一套分析话语，两者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分离。这种复杂交织的状况在中国革命早期已有充分体现。本文试图从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呈现小资产阶级概念在1924-1928年间，被不同政治群体使用时的不同政治目标与功能，借助清理这一概念的历史内涵，呈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政治方针；国共分裂后，不同政党和政治派系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有着小资产阶级认同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困顿、追求；以及自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知识分子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确立自身政治主体性的最初实践。借助对于以上问题的探讨，本文将揭示与小资产阶级问题相关的中国革命的丰富内涵。 一、发展国民党“左派”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发展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民众运动，发动国民革命。当时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中共都认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包括自耕农、小业主、小知识分子在内的所谓小资产阶级。“在现时中国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包罗着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在民族革命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些群众绝不是C.P.所能包办组织起来的……并且他们也不能接受C.P.的政纲。”②因此，必须发展出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政纲，在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之外，来表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形成动员最多数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③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④。彭述之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说：所谓小资产阶级，即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之小私有财产的生产者，里边包括着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并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数量，是异常之大的，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就有举足轻重之势”⑤。 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小资产阶级的论述，早期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小资产阶级受其经济地位的决定，在革命面前必然犹豫、动摇，没有独立的政策。但恰恰因为其动摇性，可能靠近革命，也可能反对革命，加之人口数量庞大，因此，无论是在动员全体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中，还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中，中共都试图通过支持国民党“左派”，来联合小资产阶级，扩大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他们希望借助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将广大小资产阶级和非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在革命阵营当中，同时保证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在“北伐”军队到达两湖之前，这一思想主导着国共合作。虽然，那些曾经被中共认定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的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邓演达、徐谦等人，并不曾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绝大多数的自耕农、手工业主、小商人们，也未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并认同自己是小资产阶级。 当国民革命随着“北伐”战争，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时，特别是在1927年的武汉政权下，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了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焦点问题，影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民党的一系列判断和决策。1926年底至1927年初，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这一迅猛爆发的革命形势，展现出底层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也使两湖地区的中小地主、小工厂主、店东等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一些国民党“左派”和军事将领感到恐慌，要求停止革命。 在这种形势下，重新评估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和确立革命进一步前进的策略和方向，就成为国共两党必须面对的问题。大部分“左派”国民党人倾向于调和阶级矛盾，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激进派别，则试图抛开小资产阶级，将革命进一步推向深入。1927年2月，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纳索诺夫致信青年共产国际，认为，目前“对小资产阶级的明确政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以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制定的，这一切都是不成文的历史性妥协的结果……可是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中心应该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现在重要的任务是“要对小资产阶级做出评价”，改变从前依靠小资产阶级的方针。⑥ 从国共合作建立以来，国民党“左派”就一直被中共看成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的方针，即意味着改变对国民党“左派”的方针。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共”，而两湖工农运动却如火如荼发展，这促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做出新的判断，认为蒋介石的叛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中国革命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并提出了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武装的要求。⑦ 1927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到武汉，带来共产国际要求将中国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的最新指示，反对国共合作之初鲍罗廷曾推行的分化、联合国民党领导人及军事将领，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策略。罗易认为，对国民党“左派”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同北方作战的情况下，武汉的“小资产阶级领导集团”在军官和其他势力的压力下，会“转身逃跑而抛弃群众”。罗易认为，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若没有中共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就“活不到明天”。他坚决主张立即从下层开展土地革命，设想在两湖武装农民，建立一支共产党的军队，自下争取士兵，使其转身反抗军官。⑧ 罗易认为，汪精卫及武汉“左派”既反对蒋介石，又反对共产主义传播，这种情绪，正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革命面前的恐慌和动摇。中国共产党应该支持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斗争中赢得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使他们“信服”而站到革命的阵营中来。⑨罗易的观点，得到张国焘的附和，他们代表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激进派别。鲍罗廷、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则反对罗易的观点，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太“左”，土地革命的纲领，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革命联盟将因此瓦解。稳健派别主张约束工农运动，向小资产阶级让步，仍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 在1927年4月底至5月初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说：“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由于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工作做的不够好，没有很好的把小资产阶级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此，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人不多。今后，我们要通过国民党更好地向小资产阶级做工作。”关于土地问题，陈独秀认为：“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太激进了”，小地主的土地不能没收，因为“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在相当时期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⑩ 1927年5月12-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汉口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陈独秀提出六条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的意见：(1)小地主和军官的土地不没收；(2)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纠纷的仲裁委员会；(3)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4)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5)邀请国民党参加工农组织；(6)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11)讨论的结果，稳健派占了上风。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决议案，指出：“我们在此革命阶段中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是健强并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共产党的策略一定要兼顾到同盟中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利益……现时革命的发展，使本党对于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上，亦有规定明确政策的必要。”在该决议案中，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五条办法，希望以此消灭“国共两党的关系(特别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之可能的困难”，包括调和雇主与店员冲突，对于帝国主义商业不加禁止，商民得享政治与公民权利等。(12) 这份决议正视了两湖农工运动早已超出国共两党控制的现实，否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激进政策，在社会发生激烈冲突与分裂的情况下，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维持国共合作。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中，这被当作试图利用国民党“左派”并向小资产阶级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遭到批判。蔡和森说，这一路线的确立，意味着中共中央“再一次恢复了对汪精卫的幻想，把他当作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这样，汪精卫就成为我们全部政策的中心”。(13)这一路线一直维持到罗易为了“重新赢得汪精卫的信任”擅自将斯大林含有指示中共发动土地革命、组建工农军队、建立革命法庭等内容的“六一电报”副本交给汪精卫，并直接导致了汪精卫在武汉的“分共”。 因为汪精卫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武汉“分共”就被理解为是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14)这种判断在国共分裂之后，对共产党内的“左倾盲动路线”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很快，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就认识到，如何动员包括农民、市民、小商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同情中国共产党，参与中国革命，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共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小资产阶级哪里走? 1924-1927年间，共产国际和中共试图发展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但国民党“左派”并不自认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广大的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未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有着自觉的小资产阶级认同的，主要是那些新知识分子。 国共分裂之后，白色恐怖在中国蔓延，数以万计的革命者和激进青年遭到杀戮，中共则迅速走上工农武装革命道路，并以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展开了殊死斗争。许多共产党人陷入恐怖主义情绪中，不仅要求用恐怖手段对付国民党当局，也要求用恐怖手段对付消极的群众。许多地方基层党组织公开要求实施红色恐怖，作为对付白色恐怖的自卫手段。(15)1927年10月，中共东江特委发动第三次海陆丰暴动，暴动纲领提出：“对于中立之不革命分子，或用威赫，或用欺骗手段，使其不敢躲在家里，而出来参加示威暴动，及迫其杀人放火工作，使其无法向反动队伍妥协或投降。无论男女，有敢弗从者，将之枭首示众，以反革命宣布其罪状，为杀一儆百之手段。”(16)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在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说：在湖北，党委组织了一周的红色恐怖活动；在广东的汕头地区，一些党员由于对党的策略不满，成立了名为“三K党”的新党，提出不仅要对当局实现恐怖，对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也要实现恐怖。从广州暴动中逃出来的人说“离开那里就要给资产者留下一堆瓦砾”。在海陆丰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决定，“每个党员都要杀死九个同村人”。在长沙，党组织由于迷恋恐怖，被人们称为“深夜党”。(17)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虽然色彩不同，反正恐怖的空气已经布满了各地”。(18)1927-1928年的中国，在两种恐怖的交织中战栗。 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的对决，深深震撼着试图置身决斗之外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有人撰文《反对共产党之理由》说：“共产党人昭示我者，为暴风疾雨，为惊涛骇浪，非吾人所爱之春光暖波；为深山虎啸，为长林狮吼，非吾人所爱之花间鸟语；又为坚冰积雪，不若青山绿水之可游乐；又为枪林弹雨，不若晨风夕月之可留连。我爱晨风夕月，我爱青山绿水，我爱花间鸟语，我爱春光暖波。”(19)然而，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没有春波秋月，没有鸟语花香。革命的巨浪，让置身其中的人和旁观者，都感受到了它的威力，感受到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大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小人物……她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她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20) 1928年3月，朱自清写下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那里走?》，表达了一个自觉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恐惧和彷徨。他看到Class Struggle短兵相接时的狰狞面目，看到共产党“像出笼的猛虎”，“真专制的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量”。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你可以说这破坏是残忍的，可以说这些人是暴徒，他们毁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然而，这只是“我们”的“阶级意识”，而这，正是“他们”所要打倒的。“我们”的怨毒和恐惧，只是“我们”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历程，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有他们的阶级意识”。(21) 朱自清悲哀地预感到，如今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Class Struggle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切权力属于“党”。个人——自我——是渺小的，不加训练的情感是没有用的。“如今最需要的，是在理智的权威领导下开展强韧而有组织的工作，是个人的无条件的牺牲”。在这狂风暴雨的Class Struggle面前，“我们的阶级”——Petty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如同风雨中坍塌的古老建筑一样，正从昔日的繁荣走向衰颓、走向灭亡。 哪里走?跟上这时代的大潮，革自己的命?还是甘做时代的落伍者?朱自清说： 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是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我虽不是生在什么富贵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阔过是真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Petty Bourgeoisie里。……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伦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22) 像朱自清这样，不愿也无法转变成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Petty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并非少数。这些人该怎样生活，往哪条路上走?朱自清指出一条道路——文艺。他说：既不能革命，又不能反革命的人，如何解决这惶惶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磨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无可奈何的人，如果不是自我麻醉或去享乐，便将向着文艺的道路走去。(23) 国共分裂后，文艺成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避难所。许多曾信奉、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怀着困惑与失望的心情，离开了政治斗争，走上了文艺道路。1927年8月30日，武汉的《中央副刊》刊登了早期中共党员施存统的《悲痛中的自白》，“经过一个多月中慎重的考虑，我终于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24)1928年9月，施存统与陈望道、汪馥泉、冯三昧等人一起，合资创办了“大江书铺”，出版进步文艺书刊，10月，又创办了《大江月刊》。据曹聚仁回忆： 当时我们这一群人……一般朋友都称之为左倾的文人；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连陈先生在内，都是属于“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罗亭型的人。有战斗的气氛而缺乏战斗的勇气的人。参加了渔阳里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瞿秋白、陈独秀先生往还甚密……结果依然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对于社会革命，我们都曾讴歌过，宣传过……我们的思想，多少受过这一革命潮流的影响。社会革命这一列车向我们正面驶来，终于到了我们眼前，在我们身边驶过，我们的感受如何呢?(25) 退出共产党的施存统，发愿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为国民党的革命的存在而奋斗”。这个“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是要联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实现一种“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非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社会”，坚决地向非资本主义的路上走。(26)随后，施存统投入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在《革命评论》等刊物上，阐发了一系列国民党“左派”的革命理论。 文艺的道路看似软弱，却并非全然逃避。它反映了那些恐惧残酷阶级斗争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1928年3月，林风眠、孙伏园、孙福熙、樊仲云等12人发起“文艺通讯社”，意在唤起人间的相互同情，扩展人的同情心。林风眠认为，引起人间种种纠纷的原因在于人的自私，相互不能同情，而艺术恰恰“能把彼此的甘苦交换”，能“传达人类的情绪，使人与人间互相了解”，使人的自私在同情与美感下消失。如此，“人类社会的各种纠纷与苦恼，大半可以不再发生了!”(27) 孙伏园在武汉时期曾主编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副刊》，又与茅盾、樊仲云、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组织文学团体“上游社”，出版《上游周刊》，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支持汪精卫。国共分裂后，孙伏园与孙福熙、曾仲鸣创办《贡献》旬刊。从《中央副刊》到《贡献》旬刊，这一群体始终对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抱持同情，歌颂民主政体，呼吁言论自由。《贡献》曾刊登过《给我们言论的自由》《德莫克拉西研究》等文章，及汪精卫的多封书信。他们赋予文艺崇高价值，认为文艺的使命是润泽“人类的心灵，宇宙的哲理，文化的光彩”。(28)他们希望艺术的美，能如春风感动草木般，陶冶中国人的性情，带给人们战胜私欲和物欲的“伟大勇猛的力量”。(29) 在这些“缺乏战斗的勇气”的“罗亭型”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热情、向往革命，并曾真正地投身于革命，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身心感受?早期中共党员，曾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武汉中山大学讲师、《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的沈雁冰，在国共分裂后，脱离了党组织，开始以茅盾为笔名，进行文学创作。1927年9月-1928年6月间，茅盾蛰伏上海寓所之中，陆续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目睹了这个时代的各种矛盾，内心也充满矛盾。茅盾清楚地看到他们在革命洪流中的兴奋与幻灭，动摇与追求，试图通过描写这个他最熟悉的群体，反思那个变动的时代。 《幻灭》的主人公“静女士”，是一位恋爱场中的失败者。她从乡下来到大都市上海，与一位少年几度春风。事后才发现，此人不但是一位轻薄的女性猎逐者，而且是个正在受着什么“帅座”津贴的暗探。革命军攻占武汉后，静女士来到武汉，想在革命中找到内心的安慰。然而，武汉政权下的所见所闻，处处体现着矛盾，一边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边是日常工作中普遍的疲倦和烦闷，各类新式男女在颓丧中追寻着感官的刺激。反封建口号喊得震天响，亲戚故旧却纷纷凭关系来混饭吃。静不由地困惑起来，感到“矛盾哪，普遍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中革命就前进了吗?”(30)《幻灭》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不断幻灭。“静女士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当她被卷进革命的潮流时，她对革命充满幻想，以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经发动，就不会有失败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潮中她很热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她就受不了，觉得一切都完了。”(31)她的恋人“强连长”的部分题材，取自革命作家顾仲起的人生经历。他也是个幻灭的人，不但对革命幻灭，对生命也幻灭了。《幻灭》试图反映的，是革命中处于中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的矛盾心境。 《动摇》是一个更典型的小资产阶级隐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就是动摇。茅盾试图借助《动摇》，呈现革命剧烈爆发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动摇。小说的主人公方罗兰，代表了国民党“左派”的形象。他作为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认不清时代的性质，思想迷惘乃至错乱，却充当着党部要人。冒充“左派”的胡国光，是个凶狠的投机分子，土豪劣绅的代表。他混进革命阵营，以极左面目大肆活动，毁坏共产党的声誉，破坏革命，然后真相毕露，血腥镇压革命。茅盾说，《动摇》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大革命的动乱，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是要写大革命时期一大部分人对革命的心理状态，他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32)《动摇》的素材取自茅盾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如实的描写了大革命中，各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追求》描写的也是青年知识分子，茅盾想写一个“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的故事。1930年三部小说重新排印，命名为《蚀》。 茅盾在《蚀》的题词中写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33)但是，《追求》并没有呈现出光明和希望，茅盾写了一个“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而都失败了”的故事。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正是中共左倾盲动路线领导全党的时候。在革命正发展到一个新高潮的理论下，中共到处发动暴动，损失惨痛，许多党员被捕、牺牲。作者完全被这些不幸的消息压倒，陷入深深的悲观。他陈述写作《追求》时的心情：“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34)“亲爱者的乖张”——作者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是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茅盾对那种宣称革命高潮已经来临的理论不能理解，试图通过文艺创作，探讨一条更加现实的革命道路。他说：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35) 茅盾始终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小资产阶级，中国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的国民革命，不能不动员小资产阶级，要进行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也不能不团结小资产阶级。他说： 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说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现在的“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了。……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没有痛苦么?他们不被压迫么?……曾有什么作品描写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么?没有呢，绝对没有!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然而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罢!(36) 因此，茅盾提出，文艺的第一要务，是要从青年学生中间出来，走进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描写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亦即小商人、小市民、破落的书香人家以及中下层的农民，要抒发他们的痛苦，在小资产阶级中站稳了脚跟。茅盾说：“他们应当包括在革命队伍之中，而重要的是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37) 三、小资产阶级革命论 虽然阶级话语自清末已出现于中国报刊之中，但阶级分析作为有力的斗争武器进入中国政治并渗透社会、深入人心，却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战争和大革命的巨浪，引发了急剧的社会斗争，也造成革命观念与阶级意识在各个阶层中的扩展深化，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小资产阶级问题，纷纷进入人们视野之中。国共分裂之后，革命潮流退却，阶级观念反而高涨起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蓬勃兴起，唯物主义蔚然成风。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说：“革命运动使得阶级冲突在中国由一个抽象的概念变为一个现实的具体问题……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其命运最低潮的几年中，马克思主义却浮现为中国社会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潮流。”(38) 无论是革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受到大革命的激发，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视角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希望在明确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现在已不是单纯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式的农民暴动可以夺取政权的时代，同时现在也不是……独夫专暴式的统治可以镇压革命的时代。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碰壁，而革命的潜力又不可以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途径的时候。……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当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39) 许多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并非是要论证共产革命的合理性。恰恰相反，许多大力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反对共产革命的。他们是要用自以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去反驳、批判共产主义，去发现一条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建设道路。一批在政治上追随汪精卫的自称国民党“左派”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到了知识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道路的论战之中。 国民党“左派”的中国社会性质分析，以陶希圣的理论为主要代表。陶希圣(1899-1988)在大革命期间，曾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党军日报》主编。武汉政府垮台后，受到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萧淑宇、刘侃元邀请，由汉口至南昌主办党务学校。1928年又受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之邀，出任该校政治教官，并与周合编《新生命》月刊，在此期间，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史与社会性质的研究。同年12月加入改组派。 陶希圣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和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40)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是“超阶级”的士大夫官僚阶层，它不直接代表任何一个生产阶级，而是处于各生产阶级之上，受他们的“供奉”，具有“超阶级”的压迫性和剥削性。自战国末年起，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就很活跃，但一直游离于生产之外，并与土地资本交相为用，依靠高额地租和高利贷获得收益，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入侵，使得中国上层社会在兼具地主与资本家身份的残余士大夫阶层之外，又催生了依附帝国主义的新兴资产阶级。在各大都市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已见端倪。又因资本主义工业不发达，导致新式知识阶级无法被现有社会结构吸纳，失业问题严峻。在全国乡村中，耕地大半属于地主，农民缺乏土地问题严重，乡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游民充塞。因此，陶希圣认为，中国革命不能走土耳其式的道路——在都市建立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农村建立大土地经营。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非常贫弱，一方面，他们的财产部分投资到了土地上，与地主阶级密切融合；另一方面，他们屈服于外国资本而内部分裂。对于无产阶级的反抗，他们会祈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保护。在外国资本的压抑之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不过是少数资产阶级得食其利，“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工商业者——小市民——都陷于痛苦的深渊”(41)。因此，中国一定要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此，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工和小市民阶层才能求得解放。陶希圣所说的“小市民阶层”，可以看作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有一个区分“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看他们同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是否参与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统治。武汉政权时期，孙科曾提出：“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资产阶级。”汪精卫也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所谓小资产阶级，系指不隶属于帝国主义之工商业者，及乡村间之小地主而言”(42)。 国民党“左派”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小作农业社会”，整个的大资产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城市的资产阶级依附于外国资本，乡村的资产阶级是封建社会的遗物，他们没有经济政治的组织，尤其没有操纵生产和消费的权能，实际支配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资产阶级。(43)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这种寄生关系，他们没有能力反抗帝国主义。因此，中国革命的基础，必须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者，风雨飘摇中的农民、手工业者，濒于崩溃的士大夫阶层，新式知识分子，破落的游民无产者，都是革命的力量。革命的领导者，则应是“代表农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统一的革命的国民党”。(44)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的阶级话语，赋予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以“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身份，但汪等人对此并不认同。然而，在北伐战争和“大革命”中剧烈爆发的阶级斗争面前，以汪为首的“左派”主张压制农工运动，调和阶级矛盾，保护工商业者利益，客观上站在了小资产阶级一边。国共分裂后，汪精卫被排除出国民党的领导核心，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一边反对国民党的“腐化”，一边反对共产党的“恶化”。追随汪的知识分子，则适时接过中共关于国民党“左派”是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说法，提出了一套以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依靠和扩大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中间道路。小资产阶级革命论的阐发，是国民党“左派”试图打造自身理论和政治立场的尝试，也反映了大革命后知识分子对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中国式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 1927年武汉“分共”时，陈公博写的长文《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分析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翌年印成单行本发行，轰动一时。陈曾自我夸耀说，凡“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手捧一册”。(45)在这篇文章中，陈公博提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解决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概括为三个：第一，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命运；第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能力；第三，小资产阶级在建设国家资本中的力量。这三个问题解答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有答案了。(46) 陈公博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十分广泛，小地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农民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小资产阶级，“甚至除了无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以操纵一国的生产和消费的私人或公司，都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他们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陈公博认为，从现在到很远的将来，小资产阶级都不会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被大资本消灭而变为无产阶级。不但不会消灭，而且还要依靠它，“开民生主义实现的道路”。小资产阶级人群的扩充，可以稳固新的社会结构，增加生产，累积社会资本，避免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因此，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很强的能力，“实在居一个重要位置”。(47) 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反映出国民党“左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差异——不在于否定社会主义，而在于是否准备运用政治力量，去维护和扩展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避免社会中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在《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一文中，陈公博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社会主义性的国民革命”，“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在国民革命中完成社会革命，以党的力量——以党治国——消灭资本主义，而建设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48)。 陈公博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认为在中国社会是有阶级分化的，但阶级对立形势不严重，阶级成分比较复杂，有可能向共产党需要的阶级斗争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向和平的“敉平”阶级的方向发展。他说：共产党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武器，“纵使没有阶级，也要创造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最要条件就是中等阶级的消灭，是社会上只余一个有产阶级和一个无产阶级，形成两大壁垒，然后始谓之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49)。也即，随着经济发展，大资本不断吸收小资本，财富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同时不断有人被抛入赤贫状态，贫富分化加剧，这种形势最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发阶级斗争。 国民党“左派”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缺乏有效组织，结果不过造成“多数阶级混斗”，人与人相互仇视，社会分裂。既不能团结一致对抗帝国主义，亦不能实现民权主义，保护人民权利，且容易将小资产阶级逼出革命战线，减少社会资本，降低社会生产力。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悲剧发生。团结民众，一面对抗帝国主义，一面消灭共产主义。而避免和弱化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维持一个庞大数量的“中等阶级”，防止人民因为资本集中和贫富分化而沦为无产阶级。(50) 国民党“左派”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论述，目的在于探索一条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陈公博从筹集国民经济建设资本的角度，评价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其目标在于建立集中的国民经济体系，类似国家资本主义。陈公博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大量的资本。当时的中国，民穷财尽，内资集不起，用外资又恐受制于人。因此只有用两个办法：第一，将一切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收归国有，建设国家资本；第二，尽量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本，无关经济命脉的产业，如电话、电灯、电车、自来水等，都可让予私人经营。 在农业方面，陈公博设想，第一，要建立合作化的生产组织，以村为单位，以农民协会为中心，“凡属会员当拿他们的土地、工具、劳力，作为耕作的资本”，成立生产合作社；第二，每省设立一种国营公司，利用新型机器与科学技术，“凡人民有土地而无暇耕种或缺乏资本而无以购置机械，即可委托此公司经营”。同时，国家要筹办大规模的国有电气和水利事业，以促进生产。(51) 这个建设国家资本、利用社会资本的过程，需要尽量调和阶级矛盾。陈公博设想，国家资本的扩充，可吸收大量工人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工人。在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中，厂主需要负责工人的健康和教育，工人则应对厂主让步，不可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陈公博认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完全控制在外国资本的势力之下，根本的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国内的阶级矛盾。因此，必须调和国内阶级关系，建设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抵抗外国资本的侵略。 1932年汪蒋合作，陈公博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有学者在研究陈公博1932-1935年间的“实业计划”后指出：为了实现他的建立一体化国家经济和促进阶级合作的目标，陈公博曾组织了对所有生产商的动员。他设计了六个社团性质的统制委员会来扮演监管政府和动员生产商的角色，它们分别是：农业统制委员会、工业统制委员会、商业统制委员会、运输统制委员会、银行统制委员会和劳工统制委员会。每个统制委员会被设计为全国范围内某个特殊部门的唯一协会，希望借此把包括农民、工人、实业家、银行家、商人、专家等在内的所有团体结合在一起。(52)这种设计暗含阶级合作和大众动员的观点，与陈公博在国共分裂后提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及建设国家资本、利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有相通之处。 四、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 在国民党“左派”的视野中，“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分析概念，但在中共的政治实践中，小资产阶级概念却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改造主观世界、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文化批判功能。在1926-1927年的大革命中，特别是武汉政权时期，共产革命的力量开始从政治军事层面扩展到思想文化层面。革命文化、革命文学、革命文艺的口号开始流行，革命知识分子中也出现建设无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意识的要求。 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反省过去的错误，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在政治领域、文艺领域，都展开了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打造“无产阶级意识”，来强化自身的无产阶级性质。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在其后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深化，将“小资产阶级”这一针对外部世界的社会分析概念，逐步转化为一个针对内心世界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同时也开启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主体再造”的历史进程。 1928年6月-7月，中共代表聚集莫斯科郊外“银色别墅”庄园，召开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批评了新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军事冒险和恐怖主义。会议认为，“盲动主义”是加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雇佣兵的意识和行动表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还指出，党内存在的其他一些危险倾向——例如“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均产主义、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一样，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影响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表现，是极危险的，必须要反对。(53)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通告，总结中共早期的知识分子性质及其历史错误，指出：“五卅”以前，党的成分最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像研究团体，整个组织带有家长制作风。“五卅”以后，工农数量虽然增多，但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涌入党内，“整个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手里”。这些活动分子，都是职业革命家，脱离了社会职业，事实上没有阶级基础。“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批判精神和集体的讨论，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训练。”(54)国共分裂后，这些知识分子党员活动分子，大多成了失业者，或脱离了党，但仍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保留在党内和指导机关内，指导机关中极少有工人参加。党员没有职业，靠党吃饭，与群众隔离；因不能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基础，在对付白色恐怖时，就只能依靠个人的英雄主义蛮干——“站在群众的面前，强迫命令群众，甚至把赤色恐怖当作发动群众的主要路线”。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党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党的前途应当是从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55) 怎样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第一，是要“把党的基础建立在手工业工人苦力和贫农的成分上”，“是要获得广大的劳苦群众，特别是要夺取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群众”，要从工人中选取、培养党的干部，坚决从群众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第二，要造成党的“职业化”“产业化”。过去党的活动分子都是职业革命家，没有生产地位，身处群众之外，“以身许党，别无生路”。今后，“应当深深觉悟党的出路，只有每个同志(除开必须以革命为职业者外)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打入社会的里面，特别打入工厂中去，埋伏在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一个共产主义者真正‘以身许党’必须这样的做法。”(56) 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必须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打造无产阶级的意识。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告全体同志书》，总结“六大”关于反对非无产阶级意识、深入群众、争取群众、促成革命新高潮的政治路线，重申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意识，列举以下十种表现：第一，极端民主化倾向，不经党的许可就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第二，反对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不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肃清机会主义，而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第三，意气之争，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批评，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意识的表现”；第四，小组织倾向，利用私人感情相结合，甚至利用这些结合而攻击他人；第五，工学界限，事实上是混淆了阶级出身和阶级意识，由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很多动摇，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但有些同志“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第六，怀疑改造党的路线，不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从工人中引进新的积极分子，不相信从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同志，造成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没有生机；第七，改造党的形式主义，相信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又陷于形式主义错误，只机械的引进工人分子而不加以积极教育，或机械规定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是由旧人——知识分子包办；第八，雇佣革命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第九，把党看成救济会，失业之后、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第十，消极怠工，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就心灰意懒，陷入“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57) 这一时期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显示了早期中共——这一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革命党——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决心。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目标在于打造无产阶级意识，在于建立集中化、组织化、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于创造中共的无产阶级基础。这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历程，也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历程。它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自觉承担国族历史命运的知识分子，由追求个体自由转向投身一个更大的战斗集体的诉求转变，既是中共独立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客观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一种主动的、内在的自我反思。 国共分裂后，中共不但在政治领域提出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在文学、文艺领域，也出现了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吁求。1927年冬，留学日本的创造社年轻一代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一氓等人先后回国，与早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联合另一个激进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共同发起了一场革命文学论争。在文学、文艺领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主力军，便是创造社、太阳社的这批自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以鲁迅祭旗，向“任性”的、“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意识开战。除鲁迅外，同时卷入论争的还有茅盾、郁达夫，以及宣扬普遍人性和人的尊严、健康的《新月》派文人——梁实秋、徐志摩等人。 1928年1月，《创造月刊》发表了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一文。英雄树即木棉花，作者说：它在春天会开出“莲花一样赤色的花朵”，绚丽夺目，木棉成林处，是“一片赤化的世界”，然而，因为它生长过快，木质疏松，大而无用，特别是花落之后，白絮纷飞，“赤化的世界成为白色恐怖的世界”。郭沫若以木棉花比喻大革命的壮丽和空虚，号召青年改造自我，抛弃个人英雄主义，去倾听大地深处发出的雷鸣，当一个留声机器，“无我”，去放送工农群众的声音。(58)同年2月，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宣告创造社在新的时代，将继续肩起革命知识分子的重任，摒弃早期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风格。他说：“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59) 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有两个主要的精神内涵，一是批判个人主义；二是眼光向下，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早期创造社，宣扬“内心的要求”“自我的表现”，如郭沫若自己所说：“我只想当一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简单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如留声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60)然而，不愿当留声机，在1928年的郭沫若看来，已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他开始忏悔了。 他说，中国现在的文艺青年，没有一个是出身无产阶级的，他们的意识，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这意识是什么?“就是唯心的偏重主观的个人主义”。他告诫青年，“不要乱吹你们的破喇叭，暂时当一个留声机器罢”——“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克服自己旧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去接近工农群众、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这当然很难，必须要经历一个“战斗的过程”，然而，惟其如此，才能负起时代的责任，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61) 鲁迅，是革命文学首要的抨击对象，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将来，“所谓将来就是坟墓”，也没有希望，也没有出路。“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革命文学家说：这徘徊歧路、彷徨无地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害了他!”“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让他有光明的路而不愿意走；更进一步，“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62) 鲁迅有着倔强的个性，有着“不屈不挠坚持到底铁一般的坚硬的态度”，这在革命文学倡导者眼中，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因为“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虽然鲁迅并不反对劳动阶级革命，但他“一切的行动是没有集体化的”，他“只是倔强”，“只是任性”，“他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是忘不了阶级背景及其特性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者”。(63)而鲁迅则心存疑问——这些自命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真诚的革命者吗?还是做戏的虚无党?他们是否明白革命是痛苦的，其中必然混有污秽和血，革命是现实的，包含各种卑贱、麻烦的工作?他们知不知道，即使真诚的为民请命，革命成功后的劳工大众，也决不会特别来优待知识分子，也许革命之后的日子还会更糟?到那时，他们会不会对革命失望?会不会从“左翼”一变而转为“右翼”呢?(64) 茅盾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也受到革命文学的攻击，他的《从牯岭到东京》被称为茅盾的“悲痛中的自白”。“他发现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重心……他同情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由思想者鲁迅的虚无的哲学，他创作以小资产阶级做主人翁的小说，他说明了他自己的意识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65)钱杏邨批评茅盾——他观察的唯一的东西便是那“凡俗的市民的存在的‘污泥’之中生出那‘小小的思想’或‘小小的激情’”。他所表现的确实也是一种“现实”，但那是幻灭下沉的世界，他没有看到“一个生长着的世界”。而普罗塔利亚的意识则恰恰相反，他们讴歌斗争、勇气、力、向上的精神。(66) 在这些自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眼中，文艺不应仅仅成为抒发个人情感与抱负的手段，而应成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文艺要成为普罗大众的文艺，并不是因为它描写工农，为工农诉苦，而是因为“它反映的意识形态，是促进农工的解放为工农谋利益的意识形态，这形态使群众一天天地明了统治阶级底罪恶，一天天组织化，革命化”。(67)换句话说，文艺从属于意识斗争，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不是“为艺术的艺术”，“艺术是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68) 但是，这些无产阶级文艺的倡导者本身，却是清一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凭什么他们能发出无产阶级的声音?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不是应该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创造吗?不是无产阶级的人，怎么能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呢?这是郁达夫的疑问。(69)对于这个问题，李初梨回答说：阶级出身和阶级意识，是两个问题，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反而不能自然地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因为阶级意识是一套世界观，它不是自然生长的。无产阶级的生活，只是局限于物质生产过程，对于国家过程、意识过程的奥秘，无从窥测。其朴素的反抗意识，可能发展出工团主义，却不能发展出阶级意识。只有了解历史运动的知识分子走入劳动者当中进行灌输，他们才能获得阶级意识。所谓无产阶级意识，“必须待革命的智识阶级的参加，而且只有从外部才能注入”。(70) 在国共分裂的历史分水岭上，这些认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选择成为一个革命者，为工农群众代言。他们希望改造自我，去除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接受党的组织和训练，很多人本身就是共产党员。郭沫若要求知识分子当一个留声机，达到“无我”的境界，客观反映工农大众的意识，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要克服自我，超越自我，为了投身工农群众的解放事业，谦卑地向工农学习。李初梨则对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既然阶级意识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来灌输，那么知识分子仍然是先锋，是革命的领导者。这两种不同的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关系的理解，贯穿中国革命始终，反映了革命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辩证关系。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从下层看世界的眼光，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资源，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中，也包含着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关系。郭沫若在1925年时就曾说过： 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的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 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生活自由。 但在大众未得发展其个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无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71) 大革命的暴烈程度，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深刻震撼，更激发了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个性”“自由”乃至普遍“人性”的反省和批判。他们认识到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反对用抽象的自由、人性等观念掩盖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分野和社会差别。在这种反省中，隐含着知识分子在强权暴力面前深刻的无力感和某种负罪感，促使他们更加渴望投身于工农大众的群体当中，接受他们的道德和思想意识，从而获得改造社会和自身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以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为名的思想分化，也是一次发生在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自我改造。 五、结语 1924-1928年间，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是自耕农、小地主、小商人、手工业者、新式学生等构成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当时既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也不能认同共产革命的纲领路线。另一方面，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真正领导者，既非资产阶级也非无产阶级，而是那些可以划归为小资产阶级的新式知识分子。因此，小资产阶级问题，既包含着社会阶级分析，又包含文化意识批判，集中体现了中国阶级政治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使社会的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摇摆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或上升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被竞争抛入无产阶级队伍，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其独立地位。而国民党“左派”则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不能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无论是现在还是很远的将来，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这个“小资产阶级”，都不会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被大资本消灭。不但不会消灭，还要依靠这个阶级，想办法扩大这个阶级，走一条中国式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文艺领域和文学创作中的小资产阶级道路，也体现了一种对于中国革命往何处去、中国道路该怎么走的探索。 小资产阶级革命论的阐发，迎合了在工农运动中利益受损的小地主和城市工商业者的诉求，团结了那些既不满于国民党腐化堕落又不愿追随中共走工农武装革命道路的苦闷的知识青年。他们目睹了革命的激进化发展，既痛恨现实的黑暗恐怖，又对中共的严密组织、纪律和暴力革命的方法充满恐惧。他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软弱、动摇、“不配革命”的特点，却又不愿离开这种小资产阶级立场，向无产阶级转化。国民党“左派”的理论，适时把握到这些苦闷青年的心理，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大多数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群体——自耕农、商人、手工业者，却并未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不会认为国民党“左派”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所以，所谓“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国民党“左派”不过是一套政治说辞，与实际的社会斗争是脱节的，他们的斗争，只表现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中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则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动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一个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过程，在政治中包含了主体再造的内容。这一过程在中国革命中持续存在，展现出中共政治组织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机制。它将知识分子个人的愤怒、苦闷和革命诉求，与最广阔的社会斗争，及对党组织的虔诚依附，有机结合起来。在很长时间里，无数中共领导下的知识分子，都自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并不断用这一概念自我检讨，自我反思，以求向无产阶级靠拢。 然而，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却同时也参与打造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认同，渐渐形塑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文化与人格形态。当“文革”结束之后，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又回归历史。从革命中走出的新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着深深的伤痕，他们的内心仍然敏感、细腻，仍带着任性、倔强的个人主义。他们厌恶底层的粗俗和革命中的暴力，捍卫着内心的精致优雅。他们有着广博的同情心，厌恶资产阶级的虚伪，却无法真正与工农群众结合。正如李初梨曾对鲁迅的批判，“一个胸儿，两心居住。……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72)或许，正是这两个灵魂的不断交战，构成了走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让他们时有痛苦、无力之感，却始终不能泯灭超越自我的理想；他们渴望投入现实，而不是将自我从现实世界中放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困惑、矛盾来源于此，其对历史的反思、批判也来源于此。 注释： ①支克坚：《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吴敏：《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郑坚：《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溯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郑坚：《延安文学以来的“新人”形象塑造与小资产阶级问题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王小京：《试论毛泽东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认识观》，《理论月刊》2007年第6期；郭若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张广海：《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尹传兰、刘锋杰：《阶级对文化与审美的僭越——中国现代文论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概念的考查与认识》，《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4期。 ②《粤区来信——答复中央十月四日去信》(1926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39页。 ③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原载《前锋》第二期，1923年12月，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8页。 ④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革命》1925年12月1日，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页。 ⑤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1927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76-777页。 ⑥《纳索诺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⑦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4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80页。 ⑧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9-10页。 ⑨罗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1927年5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386-387页。 ⑩《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上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年，第271-272页。 (11)《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上册，第293页。 (12)《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116-118页。 (13)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资料》，《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580页。 (14)《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250页。 (15)《米特凯维奇给洛佐夫斯基的信》(1928年2月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67页。 (16)《海陆丰暴动纲领》(C.P东江特委1927年10月1日)，存萃学社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之五·1927-1945年国共斗争史料汇辑第二集》，台北：大东书局，1978年，第196页。 (17)《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1月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第290-291页。 (18)钦文：《覆七弟》，《贡献》第1卷第2期，嘤嘤书屋，1927年12月15日，第32页。 (19)朱华：《反对共产党之理由》，《新国家》第1卷第6号，1927年6月1日。 (20)朱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1928年3月号，第368页。 (21)朱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1928年3月号，第373页。 (22)朱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1928年3月号，第374-375页。 (23)朱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1928年3月号，第377页。 (24)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第157号，1927年8月30日。 (25)曹聚仁：《文坛三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2-33页。 (26)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第157号，1927年8月30日。 (27)林风眠：《致全国艺术界书》，《贡献》第1卷第5期，1928年1月15日，第9页。 (28)陈醉云：《文艺的主观与客观及其争夺》，《贡献》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15日，第33-34页。 (29)孙福熙：《以西湖奉献林风眠先生》，《贡献》第2卷第3期，1928年3月25日，第47页。 (30)茅盾：《幻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70页。 (3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85页。 (3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91页。 (33)茅盾：《〈蚀〉题词》(1930年3月)，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414页。 (34)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 (3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83页。 (36)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第190页。 (3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406页。 (38)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39)王礼锡：《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版卷头言，《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 (40)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41)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144页。 (4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77-1179页。 (43)陈公博：《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陈公博先生文集》，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67年，第267页。 (44)施存统：《中国革命的问题》，《复兴中国革命》，上海：复旦书店，1929年，第172页。 (45)陈公博：《苦笑录》，北京：现代资料编刊社，1981年，第122页。 (46)陈公博：《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陈公博先生文集》，第248-249页。 (47)陈公博：《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陈公博先生文集》，第250-251页。 (48)陈公博：《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陈公博先生文集》，第184页。 (49)陈公博：《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陈公博先生文集》，第266页。 (50)陈公博：《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陈公博先生文集》，第267页。 (51)参见陈公博：《目前怎样建设国家资本》，《革命评论》第7、8、10、12期。 (52)曾玛莉：《经济民族主义：3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陈城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第165-166页。曾玛莉将陈公博的经济政策的特点概括为：统制经济、自足政策和国家社团组织，这里的“社团模式”指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工业或经济团体(工人、商人或者农民)只存在一个代表组织，这些全国性的组织被政府所认可和授权，他们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平等参与的关系……政府委托这些社团组织执行和推动国家政策的实施。国家政权以最高仲裁人或各个社团调停人的角色，尽可能组织和协调各个社团之间的关系。”这种社团模式是克服阶级斗争和团结所有经济团体追求同一国家目标的方式(《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第149页)。 (53)《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316-319页。 (54)《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639-640页。 (55)《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631-642页。 (56)《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644-646页。 (5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28年11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705-707页。 (58)麦克昂：《英雄树》，《“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57-59页。 (59)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99-102页。 (60)郭沫若：《批评与梦》，《创造季刊》1923年第2卷第1期，1923年7月1日再版，评论，第2页。 (61)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59-160页。 (62)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38页。 (63)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329、331页。 (64)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733-734页。 (65)钱杏邨：《从东京回到武汉》，黄人影编：《茅盾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第120页。 (66)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678、682、685页。 (67)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谬误》，《“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559页。 (68)李初梨：《普洛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383页。 (69)曰归(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21页。 (70)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473，476-480页。 (71)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洪水》1925年第1卷第7号，1926年1月1日再版，第197-198页。 (72)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220页。标签：小资产阶级论文; 汪精卫论文; 国民党左派论文; 革命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中国武汉论文; 追求论文; 幻灭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贡献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