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十月革命的社会内容是认识前苏联社会主义历程的“入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苏联论文,历程论文,入口论文,社会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苏联革命、建设道路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邓小平讲过前人和当代人没有讲过但却极有启发意义的话，这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邓小平的上述观点涉及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他首先谈的是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实际上彻底否定了斯大林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家及战略家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等“问鼎之作”里，关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也正是斯大林那些谬误理论，导致了苏联内政外交方面的独特体制，即“苏联模式”。（注：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请参阅拙作《历史的孤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7章。）
本文只集中探讨十月革命的性质与内容问题。
十月革命的政治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这一点至今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过去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经典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去注意区分这场革命的政治性质和社会内容。这种一般化的认识，使我们对列宁主义的精髓、对新经济政策、对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模式的研究，长期流于肤浅、片面。最主要的是，这极其不利于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实践上造成过很大的危害。
1917年一年之中俄国连续爆发了两次革命。首先爆发的是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仅仅事过半年，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对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不作特殊的、深入的分析，就无法真正解开后来苏联模式失败之谜。
现在，经过邓小平理论的指点和对历史进程的反思，我认为，有必要重新研究这样一些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与农民国度；（二）俄国的特殊国情；（三）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四）一战时期列宁对资本主义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分析；（五）关于十月革命的民主革命发动口号；（六）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农民国度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西欧文明的产物。具体些说，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于成熟，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中指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初演出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72页。本文引用的《资本论》第1 卷的言论，全部出自中央编译局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本，因为，这一版本是经马克思本人生前最后认真修订过的，内容结构也有较大变化。下同。）那么，马恩学说为什么只是在两个半世纪以后，直到19世纪中叶才诞生呢？对此，1880年恩格斯作过阐述。恩格斯认为，在此之前，比如说18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知……”（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723—724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比较清晰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前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同它以前的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等）划清了界限。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马恩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十月革命开始，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又以变异的，即脱离历史和社会实际的方式，重犯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
1881年，马克思在答复俄国民粹主义者查苏利奇俄国村社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曾反复强调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的发展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页；这是回信的第四稿，一、二、三稿见同卷第430、422、447页； 马克思的上述引文已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改正，粗黑体字为原有。）马克思同时指出，构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核心的“对农民的剥夺”，是不讲人道，空前残酷的，是始终充满“征服、奴役、劫掠，总之，暴力统治占优势”的，他说，“事实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注：《资本论》第1卷，第768页。）
这些话已经表明，西欧国家和地区走过的原始积累道路，绝对不适用于“农民国度”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另寻新路。就是说，尽管马恩学说的最基本的原理，无疑地适用于一切地区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广大居民，但这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注：例如，在后来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几个“序言”里，马恩反复强调的思想是：“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2页。）在农民国度里搞社会主义， 首要的原则是不可重蹈资本主义剥夺农民的老路。可是，“新路”究竟应该怎么走，马克思只是提出原则，不会也不可能提出具体办法。也正是在同一封信里，马克思对查苏利奇就是这样展开自己的思路的，他说：“在《资本论》（注：关于《资本论》这部巨著的中文书名翻译，造成的遗憾可能已是永久性的，再也无法改正了。德文原文是Das Kapital,准确的译法是《资本》，“论”字是不必要的，外加的，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歧义。）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我深信，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有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 版，第269页。）（——粗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马克思强调，必须保证农民（在俄国指村社）“具有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新鲜含义是什么？第一，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必须进行的原始积累，要“肃清”对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强制施加的“破坏性的影响”；第二，“自由发展”，不是消极的、无序的放任自流，恰恰相反，新政权应该向农民提供种种方便，切实地保证他们“具有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即保证他们能够从自然经济合乎社会客观规律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有机地同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融为一体。在这整个过程中，农民的切身利益不仅不应受到损害，还应从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利益。
这里凝聚着农民国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新原则。也可以说，这是显示社会主义历史优越性的第一关键所在。
二、俄国的特殊国情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确立和传播的过程，就是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掌握了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如何剥削他们的秘密，从而使得他们能够从政治上有效地组织起来，在关键时刻迫使资产阶级作出某种妥协让步。这种妥协让步，在客观上有可能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外壳”不致达到“爆炸”的程度。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指出过这种可能性，他说：“资本和雇佣劳动（1891年版本中改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工人拿自己的劳动（1891年版本中改为“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材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劳动（1891年版本改为“工人”）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与雇佣劳动是同一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注：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9—491页。）我们所看到的19 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平稳的发展，20世纪实行的罗斯福新政和二战以后至今的西方资本主义史实和现实，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利益关系能够得到不断调整所致。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发展，是它传入了俄国，因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特点。
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1861年实行农民改革之后才开始发展的，列宁所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一书就是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直到本世纪初俄国仍是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封建自然经济成分占主导的国家。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
1897 年， 俄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较为集中的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34%，1914年上升为17.9%，各类工人为1780万，约占总人口的11%。（注：费多索夫主编：《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313页。）1914年， 从俄国国民经济固定资产的构成看，农业资产占53.7%，工商贸、交通、通讯加在一起共只占46.3%；从国民收入构成看，农业占53.6%，其余仅占46.4%。（注：勃维金：《大变动前夕的俄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俄文版，第 113页。）这说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不仅相当低下，而且在国民经济总体里，也并不占优势。俄国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国度。
还必须指出的是，俄国这个农民国度与资本主义前的西欧有着巨大的差别。马克思说：“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就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农民，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招牌后面。”（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71页。）可是，俄国直到1914年，变相的农奴制依然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统治关系。俄国1905—1907年第一次革命以后实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封建地主只出卖了1／10的土地， 封建贵族地主掌握的土地仍超过其他成分60%。（注：费多索夫主编：《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309、316页。）
俄国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严重地依附于沙皇专制制度。同无产阶级相比，它在政治上离一个自为阶级还差得远。与西方不同的是，为俄国资产阶级开辟发展道路的，正是1861年沙皇自上而下颁布的农民改革诏令。许多资本家就是从封建地主演化而来。到一战前夕，不论就其阶级来源，还是就其剥削形式和资本构成都同西欧垄断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早在进入垄断阶段之前，俄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就出现了规模庞大的以封建家族为核心的工业集团。在这方面，莫斯科的工业资产阶级很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在彼得堡则出现的是官、资结合的金融财团，他们同沙俄专制国家的依存关系尤为密切。由于国家引进外资和国家外债的累积，俄国资产阶级的命运不仅依存于封建专制制度，而且脱离不开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注：费多索夫主编：《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315 —316页；瓦·伊·鲍维金：《大转折前夕的俄罗斯》第132页。据统计，1915年，在投入俄罗斯的外资总额中，法国占31%，英国占24%，德国占20%；外资多是投向赢利最多的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业（占有3／5的份额），见同书第130页。）
俄国社会的第三个特征是，它并没有因为自身发展落后，而终止或放慢它一贯的领土扩张传统和同其他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进程。这实际上只能加速沙俄国家的彻底崩溃。这期间，它参加了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打了一场日俄战争。还积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后一场战争，使它本已不景气的社会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最后危机。据统计，俄罗斯平时保持150万军人。大战第一年即1914年就动员了740万人入伍，第二年又动员了430万人。（注： 特拉佩兹尼科夫：《列宁主义与土地农民问题》第1卷，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第265页。）仅1914年动员的人里，工业和技术部门工人就占到了40%。（注：格利涅维茨基：《战后俄国工业的前景》，莫斯科1919年俄文版，第34页。）
这样滥用人力物力资源，必然致命地破坏俄国的经济。大战开始后，战争迫使经济迅速军国主义化。1916年，俄国的金属加工业比1914年增加了两倍，化学工业增加了1.5倍，步枪生产增加了10倍， 子弹增加了1.5倍。但是，工业总产值到1917年却下降了23%。 受到战争打击最严重的当推农民和农业。与1914年相比，1916年国家只收购到了50%的粮食。粮价及其他食品价格飞涨。1917年春，全国进入粮荒时期。（注：费多索夫：《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319页。）
俄国社会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特征（矛盾），例如，复杂的民族问题既是俄罗斯大肆扩张的、棘手的历史“遗产”，又是决定俄罗斯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受篇幅所限，这里不能讨论了。
三、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
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虽然经历过曲折并且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在基本国情问题上一直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不过，要想看清楚列宁思想发展的脉络，只是从他领导十月革命开始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研究他的早期思想。
列宁从一开始就考虑，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革命有明显的几个不同特点：1.它只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2.暴力革命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唯一可行的途径；3.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特殊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4.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掌握新政权并把俄国引向社会主义，将是一项全新的历史任务；由“军事共产主义”（注：“军事共产主义”，以前我们一直译为“战时共产主义”，这个译法不妥。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论文中采用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新译法，郑异凡教授更在其专著中正式起用新译法，并且作了论证，见《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228页。）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是列宁的新创举，完整地表现了列宁的伟大之处。
关于第一点，即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内容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后，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得不立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艰苦的斗争：一是要克服民粹派试图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空想，二是要克服孟什维克、合法马克思主义派坚持要以西欧社会民主党为榜样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有时论战还带有国际性质，例如，同第二国际的分歧。从19世纪末起，列宁写了一系列研究俄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及俄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两种策略》一书。如果我们能够排除列宁处于那个时代使用的某些概念（例如，资本主义发展手段、资产阶级管理方式，商品、货币、市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等等）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直到本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被邓小平理论所突破），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地理解列宁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列宁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列宁特别指出：“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1793年的雅各宾派，套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纲领不是旧的，而是新的纲领，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注：《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1 卷，第554、565—566页。） 这里所说的“最低纲领”就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注：《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 534页。）。在政治上，列宁阐述说：“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必须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而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强调这一点现在尤为适当……”（注：《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1 卷，第534页。 ）列宁还指出了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对于俄国农民的意义，他说：“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也指俄国特有的前民粹派和他们的后继者——本文作者）不可能了解这个思想，因为他们不懂得商品生产和照搬照用发展规律的基本常识，他们看不出，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土地平分’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照搬照用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注：《列宁选集》中文第2 版，第11卷，第554—555页。）而对于无产阶级，列宁则指出：“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原理。”“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注：《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 11卷，第555—556页。）关于革命的前途，列宁指出：“二者必居其一：（ 1）或者结果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2）或者是要取得彻底胜利力量不够，结果是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中最‘不彻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搞交易。”（注：《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61页。）为了保证“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注：《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62—563页。） 列宁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道：“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把这两种革命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注：《列宁选集》中文第 2版，第11卷，第591页。）列宁这里所说的“局部的成分”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指要始终坚持俄国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因此，他说：“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注：《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91—592页。）
由此看来，十月革命后，列宁找到了新经济政策发展道路，就不是偶然的了。
关于第二点，即暴力革命是俄国唯一可行的途径问题。在19世纪下半叶至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马恩确实很重视并且宣传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例如，在《共产党宣言》里）。但是，在70年代普法战争之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诸多工人政党取得合法地位并且通过普选，进入为工人权利而进行议会斗争阶段之后，马恩的看法有了重要的改变。这里仅举二例。1872年9月， 即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之后半年，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应放弃“政治活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179页。）到了1895年，恩格斯总结了半个世纪的斗争经验，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指暴力革命——本文作者）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97—598、600页。）按照恩格斯的意见，无产阶级的强大表现在哪里呢？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德国工人除了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粗体为作者所加）“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的成就。”“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00— 603页。）
可见，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斗争夺取政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唯一原理。
19世纪末的俄国虽然被恩格斯列为“确立了大工业”的国家，但是，列宁更了解俄国的国情。他清醒地看到，俄国仍是封建专制制度占统治地位的警察国家，在俄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想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必不可免的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注：《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562页。）
关于俄国革命只能通过暴力途径夺取胜利，列宁的论述是很多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与此相关的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和存在形式问题。概括说来。列宁一贯坚持的中心思想是，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想有足够的战斗力，就只能是以纪律严明的“秘密职业革命家集团”的形式存在并发展。早在建党初期（1902年），他就说过，“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直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么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重大的迫切任务”（注：《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418 页。）。1904年，他又说：“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注：《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499页。） “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我们的中央将得到直接了解每一个党员的权利。”（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249页。）就是说，在革命时期， 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必须是秘密存在的，突出集中制的，尽管它并不放弃公开的宣传与动员群众的大量工作。
最后，关于俄国民主革命胜利，即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的总任务虽然是明确的，但通过什么具体途径，如何由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只是强调要通过“一系列中间阶段”，这些中间阶段的具体内容也并不很清楚，所以，革命的前途问题一直是党内争论的焦点之一。这里，有必要指出，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92年考茨基写过一本《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在这本书里，考茨基断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私有制将转变为公有制，商品生产、货币、金融组织将被取消，局面将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注：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北京1963年版，第83— 118页。）但是，10年之后，他在《社会革命》一书中，观点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认为，在“革命后的日子里”情况将是：（1）对于资本， 也许可以不采取“直接没收”这种“原始的剥夺形式”，而将采取过程较长的“税收来实行剥夺”，“以便与新制度的日益巩固及其良好影响的日益扩大过程相适应”；（2）“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将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国家和地方的所有制，也有合作社的所有制。除此之外，某些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也可以让它继续存在”；（3 ）“货币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简单的交换手段……作为流通手段，货币仍将是必不可缺的，只要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4 ）“获胜的无产阶级决不会容忍监狱式或兵营式的制度”，吸收工人参加劳动要靠“民主的纪律”，因此必须发挥“劳动工资的吸引力”。（注：考茨基：《社会革命》，北京1980年版，第85—90页。）可见，由于历史进程的推动，考茨基的思想也变得越来越实际了。但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却不会有这种“进步”，例如，关于土地问题、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商品、货币、市场等等），一直争论不休。十月革命后因此走了一段“军事共产主义”弯路，也并不是偶然的。
四、 重评一战时期列宁对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认识
继恩格斯逝世之后，特别是在世界大战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对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同第二国际的论战，直至分道扬镳，我们也必须把双方放在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重新加以分析。今天看来，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各国，于19世纪末普遍出现了发展危机；各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失掉了和平发展的强劲势头，社会矛盾和危机在加深。据统计，它们的平均增长率由1870—1890年的6.3%降为2%左右，工人失业率达到10%以上。（注：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215页。）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面对这种新情况，除了运用传统的战争手段向外转移矛盾，还没有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和新手段（如后来的“罗斯福新政”）。二是，用传统的战争手段向外转移矛盾的最大障碍是，列强已把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势力范围瓜分完毕。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通过对立的政治军事同盟用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方式重新瓜分利益范围之外，可以说别无选择。这种敌对的两大同盟，实际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普法战争之后就已基本结成，也就是以德、意、奥为一方，以英、法、俄为另一方的军事同盟敌对关系。进入20世纪以后，美日也同时崛起，作为新兴强国加入了势力范围的激烈竞争。
1914年，列宁认为：“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所战胜……第三国际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发起革命进攻，进行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以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他提出的著名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 45—46页；第29卷，第92页。）凡是不同意这个口号的，列宁一概斥为“机会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实际上，当时西欧的工人政党由于已经参政，并且分处两大战争集团，战争的胜负直接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他们不可能一致行动，共同起来用国内革命战争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列宁的认识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实际，过于理想化了。
列宁的认识失误，无疑对列宁的理论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根源在于他估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危机的严重程度，有失偏颇。这一时期列宁的代表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我们通常说的《帝国主义论》）就有这种缺陷。这部著作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作了极有价值的具体分析，但是历史证明，由于他判定资本主义已经普遍进入“垂死”阶段，他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也就过于乐观了。列宁不再强调俄国革命的民主内容，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列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23—324、326、327、437页。）
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之后，列宁虽然仍保持着对俄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例如，他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90页。）但是他认为， 俄国革命可以“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90页。）。
当时，列宁对俄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是这样看的：“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91页。） 列宁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寄予了特殊的希望：“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保证了革命不会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会局限于俄国这一个国家。德国无产阶级是俄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忠实最可靠的同盟军。”（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92页。）总之，列宁当时的思想是世界革命由俄国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紧紧跟上。
五、十月革命的民主革命发动口号问题
通行的说法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对国际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突破。我基本上同意这一说法，但我认为它太笼统了。1988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基本观点是：1.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进而扩大世界东方）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迟早是要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一进程；2.十月革命只是一场“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3.后来，斯大林模式是对军事共产主义和沙俄传统的回归。（注：拙作见《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强。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农大众，在所有列强中是受压迫最深的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最尖锐。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俄国工农大众比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承受性质不同、程度更为严重的多重压榨。他们既要承受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暴力统治，又要忍受政治上严重依附于新生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除此之外，他们被专制制度驱赶去充当俄国扩张主义战争炮灰的频率和规模，更是世上罕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上述矛盾空前激化，俄国社会陷入深重危机而不能自拔。从历史资料看，二月革命可以说是在没有任何一个阶级的政治领导情况下发生的，是像1905—1907年第一次革命那样的群众的自发行动。各种政党是有的，但是革命不是由其中某个政党有计划地组织领导的。相对而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影响较大。
二月革命后出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首先是不肯退出大战，在土地问题上不肯满足农民的要求。沙皇俄国本来就是外债沉重的国家，战争爆发后，资产阶级伙同专制制度，为了购买军火，再向英、法、美、日大举借债，旧债加新债，单是支付利息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它使俄国（包括临时政府）的政策更加依附于债权国。当然，这些负担只能转嫁于俄国居民（皇室财产除外），使得居民纳税额直线上升。1917年税收额达到国家总收入的53%。（注：费多索夫：《19世纪—20世纪初苏联史》，莫斯科1987年俄文版，第317页。）
推翻临时政府，争取苏维埃的主导权，进行一场暴力革命，使社会彻底摆脱危机这个历史任务， 就落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肩上了。 早在80年代，前苏联就出现了一股肯定二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我认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必须看到，当时在俄国进行一场更彻底的革命，已是“瓜熟蒂落”了。
本文想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十月革命的指导理论和革命内容的关系。
如上所述，列宁一直认为俄国只是一个“农民国度”。在一战前，列宁一直认为需要进行的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大战爆发之后，他把俄国革命看成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即使俄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否能够改变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我认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夺取政权后执行的一系列政策说明，十月革命期间，列宁已经不再那么重视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民主革命内容了。
继上述我们引用的《给瑞士工人告别的信》，列宁回到俄国后写了著名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他首先指出，临时政府决不会退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接着说，必须“真正同资本的一切利益完全断绝关系”、“要缔结真正民主的而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13—114页。）他认为，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14页。）请大家注意，列宁这里说的“同资本的一切利益完全断绝关系”、“推翻资本”，实质上主要指的还是政权问题，即革命的政治性质和阶级领导权问题。
由上述可见，是战争造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机遇，但是战争并不能使俄国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上超越“卡夫丁峡谷”。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一个落后国家的革命实践达到成功的结合，开创了人类，特别是东方受压榨最深、最落后国家的新纪元，但是仅仅是革命本身，并不可能根本改变它们的落后经济面貌，在最好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能够加快改变落后面貌的进程。这当然主要取决于共产党执政后实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虽然已把俄国革命视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是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一开始使用的动员工农大众进行革命的口号，就完全是民主主义的，即“面包、自由、和平”或“面包、自由、和平”+“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77、78、115页。）。不如此，就很难想象， 布尔什维克能够动员起广大的工农群众。
这里要稍微提一下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对待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态度问题。它是经历过相当复杂的曲折过程的。虽然列宁一直认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度”，但布尔什维克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城市，这固然同当时的斗争条件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同长期困扰布尔什维克党对个体农民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基本认识有关。直到1920年4月， 处于国内战争末期的列宁还认为：“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4页。）只是到了1921年3—4月，列宁才明确地提出：“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77页。）。也只是到了这时，才可以说，列宁找到了苏俄建设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决定性因素。
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农民政策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有所表现。是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拥有优势影响，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列宁的“四月提纲”就是一例，当时列宁提出：“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大田庄（其面积约100俄亩至300俄亩……）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15页。）这个纲领没有得到农民的广泛响应，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影响极微。只是由于社会革命党分裂出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它反对右派的战争政策，而坚持其原有的土地政策。由于布尔什维克接受了这一政策，从而解决了布尔什维克同广大农民要求“脱节”的问题。所以，在十月武装起义时召开的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才会有列宁以下的说法：“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就让它这样吧……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热烈鼓掌）” （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0页。）。可见，直到1917年十月起义后，列宁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四月提纲”的主要思想，可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松动，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并且尊重农民的要求。不过，如上所述，1921年3—4月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之际，列宁才根本转变了对土地——农民的看法——当然，他的转变并不是照搬照用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平分、再平分土地），而是走得更远：以农业为基础逐步引入市场交换机制。
六、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意义
本文一开始就强调，十月革命无疑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范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主要是在三重意义上说的：1.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下进行的；2.它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3.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是，俄国的特殊国情同样决定了，在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必然是“特殊的”，绝不能照搬本本，或者从空想或“理想”出发，更不可使俄国的旧传统改头换面，用“马克思主义”的辞藻加以包装，冒充社会主义。
过去，由于受到斯大林著作以及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类的书籍的影响，特别是大量关于苏联模式理论的影响，一般都认为，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其经济崩溃，被逼无奈而采取的暂时退让政策。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说，由于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造成了苏俄经济崩溃，那么除了新经济政策的这种“退让”之外，苏俄也是别无选择，这本身就含有俄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
首先，十月革命前，列宁期待过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随着大战的结束，而开始“烟消云散”。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大战的结束使得各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调整国内的社会矛盾。列宁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反思说：“国际关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就是德国。其次，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9页。）
就是说，苏俄不能再期望“世界革命”，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自己。
1921年4月，即在俄共十大闭幕不久， 列宁写了《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谈到：1.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实质；2.对国外资本实行租让制（国家资本主义）；3.国家产品私人代销制（私人商业）；4.对国内资本实行国有资产租赁制。（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08—216页。）从此以后， 列宁不断地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直至他失去工作能力。
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经济，虽然不断出现困难和矛盾，但整体说来，是繁荣的，给人以巨大吸引力的。连许多对十月革命持反对甚至敌对立场的人，如“路标转换派”（注：关于“路标转换派”的情况，可详见姚海《路标转换派及其评价问题》，载《苏联现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4页起。）也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了。
新经济政策不局限于国内政策，在短短的两年内苏俄的国际环境也得到了大幅的改善。苏俄参加了1922年在意大利召开的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与德国签定了拉帕洛条约。还有，俄共和共产国际开始改善与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关系。
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列宁提出并且发展新经济政策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回过头去，研究他一贯地、主要地坚持俄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坚持俄国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思路里，去寻找列宁学说的内在逻辑，——尽管这期间，列宁也有过摇摆甚至某种失误。
当然，我们今天肯定列宁的思路，特别是他发起的新经济政策建设思路，并不是说新经济政策是完美无缺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用邓小平的概括最为恰当：“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指出，由列宁开始的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新经济政策路线，在列宁逝世不久，就被斯大林抛弃了。是斯大林使得苏联社会主义走上了歧途，这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历史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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