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的“信用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关村论文,信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制度的形式来确立企业信用，在中关村已经拉开帷幕。管理部门的介入，表明一个“重诚守信”的游戏规则已成为共识。由中关村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和信用服务中介机构所引发的这场变革，其意义及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关村。
2000年12月1日，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开始在中关村内搞企业信用制度试点，建立起由中关村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和信用中介机构构成的信用服务体系。这次试点选择的中介机构是实力强、资质好的大公国际、联合、新华信、华厦四家专业公司。中关村9000家企业的信用信息将会在信息服务中心披露，而其它企业亦可委托4家中介机构对村内企业进行信用咨询。一场“信用革命”在中关村拉开帷幕。
按理说，中关村是中国高科技人才的汇聚处，都是谦谦君子，企业间的信用理应不成问题。然而，正是在这精英汇集之地，信用问题却时有发生。
“仪科惠光案”震动中关村
今年9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警方通报了中关村有史以来金额最大、涉及面最广的金融诈骗案。国内IT产品分销排名第五的仪科惠光公司总裁林大兵涉嫌虚假注册、合同诈骗、票据诈骗，潜逃多日后被警方抓获归案，涉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
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数十家被仪科惠光诈骗的公司纷纷前往经侦队报案，得实集团、神州数码、宏扬飞瑞、大唐电信、康富英格尔、金长城、中电集团等知名企业均出示确凿证据证明仪科惠光开具空头支票支付数额上千万的货款。刑侦队30余名民警连续工作3天才做完笔录。与此同时，在中关村24号的仪科数码公司门前，每天都有三四十人静坐，要求仪科惠光总裁林大兵归还被骗货款。
1997年用7000元通过中介公司注册了资本50万元的仪科惠光公司，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就迅速蹿升为国内IT业第五大分销商，加盟连锁店达到200家，代理过近40个主流品牌的计算机产品，年销售额曾达到8亿多元。所有通过这个庞大体系获益或者正在获益的企业和个人谁都不会想到，这个看似风光无限、前程似锦的“巨无霸”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崩塌。
对于大多数分销商和代理商而言，尽管仪科惠光事件对他们的震动很大，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件事与中关村里“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有何不同。只不过由于涉及的金额不大，往往被中关村表面的繁荣热闹所掩盖而已。但由于在IT渠道这个大圈子里，赊销关系往往如蜘蛛网般错综复杂，一个企业往往不仅是债权人，同样也是债务人，这种错综复杂的债务关系构成一个极其庞大的网络，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旦出现问题，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非常可怕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合同有40亿份左右，但合同的履约率只有50%。早在1998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就达到了近300万件。一种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的浮躁之风在弥漫，由此而隐现的信用风险和账款拖欠，严重侵蚀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甚至使企业连简单的生产活动都难以为继。更为严重的是，企业早已成为惊弓之鸟，纷纷采取非现金交易而不为的做法。在最近召开的几次全国性商品交易会上，很多企业宁愿放弃大量订单和客户，也不肯采取客户提出的任何信用结算方式。交易方式正向现金交易、以货易货等更原始的方式退化。而在欧美国家中，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80%以上，纯粹的现金交易方式已越来越少。
打造商业天平
由于牵涉金额巨大，仪科惠光事件毫无疑问给中国的IT代理分销业带来了一场地震。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CEO张世卿的眼中，这一事件并不是最可怕的。
“不仅是在IT业，包括许多行业，拖欠账款、呆账坏账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像仪科惠光这样发展成恶意欺诈的公司还是少数，更多的则可以定性为民事欺诈。要知道，最可怕的是那些大家普遍存在的、且大家都默认了的那种恶意拖欠别人账款的行为。”
“相当一部分企业实际上是被应收账款收不回来而拖垮的”。最典型的是家电领域曾经名震一时的“上海双鹿电器”的例子。据说，在这家企业倒闭时，其账面上有两亿元的应收账款收不回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能收回50%的账款，这个企业的倒闭至少会晚几年。”
张世卿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信用管理涉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有没有能力来履行，第二是愿不愿意履行。现在媒体通常认为是企业不愿意履行，但是我们认为目前中国企业普遍的情况是没有能力来履行。我们没有诚信监控、没有相关的氛围。代理商、经销商的诚信问题不能靠债务人来确定，更多是由债权人来决定，给谁供货不给谁供货，都是仅凭主观印象而不是科学的数据，这个问题让人们忽略了，企业的决策者也还没有充分的认识。
象“仪科惠光”这样的公司，如果没有上游供应商给他发这么多的货，他也是做不大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信用管理的系统，最后就会让他有机可乘。他把供货商给他的货以低价卖了，得了钱然后开溜。新华信曾经给仪科的上游供应商做过风险报告，但是这间公司并没有重视这一警示。
如果在美国，一个经销商申请存货额度的话，总公司在几分钟里就可以从ERP系统里调出其资料，决定发不发货。最典型的就是戴尔电脑，他完全是用直销方式，直销商的信用管理对于他们是生死攸关的，但是戴尔在中国就不能采用在美国行之有效的直销方式，因为他不了解这些经销商的信用情况。
1997年“软着陆”的时候，许多国企被三角债困扰，企业改革、改制引起了许多的信用问题，这时，才有较多的国内企业找上了商业信用风险管理公司。国内企业的最大问题是授信方（供应方）没有良好的信用管理体系，凭印象凭感觉管理经销商。只有当一个企业信用管理水平较高的时候，信用风险管理公司才会有较多的发挥机会。“仪科惠光案”发生之后，中关村这个举措是很难得的，国内少有，因为它是一个由政府推进的项目，说明了政府对问题的重视。
国外对信用管理也是带有政府色彩的，因为有些材料非政府不能提供。现在的政府上网也会对信用管理带来方便。其实政府本身就非常需要信用信息，但是我们的部门之间没有信息互换，没有能够把信息的作用加以提升。
中关村的试点是一个试探，是一种意义，因为中关村只有9000家企业，他们的材料很有用，但北京有上10万家企业，其它企业的信息怎么去获取？所以只能说是一个起步。中关村试点有这么一个用处：把你的信用值公开，看你还敢不敢不讲信用！办企业首先是要有透明度，而透明就是机制的良性运行，是一种无形的监管。
在国外也是这样：当经济越发展的时候，信用中介的业务就越发达。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的经济已经相当热了，但是信用机构的作用没有让人们接受。当电子商务发达的时候，信用管理会变得极其重要，谁不做信用管理谁就难以从事电子商务活动。
中关村的想法其实也是北京市政府的想法，从这个试点起步，我们想做成全北京的企业数据库，可以从网上查到所有企业从申请开业到现在的所有信用纪录。有一个公开的信用纪录的话，肯定比“黑名单”的方式更要让违规企业收敛，而正道企业更加放心做生意。
中国，该重视信用了
发达国家对于不讲信用的惩罚是从生活小节开始的。某人如果拖欠电话公司的电话费，其不良信用纪录将被列入所有电话公司的信用“黑名单”，结果是市场上现有的电话公司和将会出现的同类公司都不会为其提供安装电话的服务。如果一个公司雇用一个有不良信用纪录的人担任高级管理职位，它将冒着许多公司不与其做生意的危险。因此，在发达国家，信用作为规范市场和个人经济行为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信用作为一种商品已经成为个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通行证。
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强烈需求信用的市场氛围还没有形成，信用作为“商品”只是在国际贸易中广泛地使用，绝大部分个人和企业，没有信用记录历史，没有建立档案，没有专业管理。国家没有组织社会化生产信用的动力，作为信用管理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又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使得中国的信用产品供需严重失调。
针对企业信用管理的严峻问题，国家经贸委等十部门今年5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步骤地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状况评价体系，建立信用风险的防范、信息披露和监督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出台了《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制度试点暂行办法》，以强力推进信用管理。
法律专家认为，靠信用体系披露一些信用信息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还是法制建设，比如对恶意违约等问题必须依靠法律解决。“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研究专家林钧跃说：“中关村的目标是‘中国硅谷’，目前，中关村与硅谷最大的差距之一便是信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