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中央宿衛武官演變考論——以宿衛體系確立與中郎將、校尉的發展爲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尉论文,武官论文,中央论文,中郎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戰國後期，被山東諸國視爲“虎狼之國”的秦①，在厲行文吏政治之外，軍事上的優勢引人注目。從戰國崛起至並兼天下，秦武官系統的中央宿衛設置呈現怎樣特徵？漢初承秦，相關職官面貌如何？是基礎而重要的問題。漢初休養生息，至景武之世，復出現較大規模的軍事活動。景帝對內平定七國之亂，武帝對外征伐四夷，鞏固了政權並將王朝推向新階段。秦、西漢早期的中央武官系統，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調整、演進。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郎將、校尉系統的發展。光武入河北，“除王莽苛政，悉漢官名”；政權法統上，亦溯至元帝，開國“稱爲中興”。以往從傳世文獻出發，多傾向典制上東漢以沿襲西漢爲主，兩漢間整體變化不大。《續漢書·百官志一》依當時“官簿”而作，特言“世祖中興，務從節約，並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變動主要在於職官省減，且對調整效果，後代史家並有所謂“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的肯定。②不過，“補復殘缺”、偃武修文，多爲王朝建立初葉的常行舉措，並無特別。然而，如與西漢建立時對秦制的大量承繼對照，東漢“減省”，卻有值得矚目的一面。 以往學界無論從“官制”抑或“兵制”大主題下，對上述問題已多有探討，成果積累豐厚。③不過，由於傳世文獻記載簡略，歧互之處多有，仍有不少基礎性史料有待重新辨析與理解把握。而近年所獲封泥、璽印、題銘、簡牘、帛書、城址等考古資料，又可進一步擴展相關研究。故此問題在史料開掘上，仍具空間。具體研究上，中央武官除太尉、將軍外④，依空間格局而形成的宿衛體系，以往一直未能建立起較爲整體性認識⑤，故中央各重宿衛的相關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而從動態演變角度對秦及漢初、武帝、東漢中央武官的發展脉絡進行梳理，更有很多工作可以開展。本文側重從四重宿衛體系確立與中郎將、校尉系統變動的層面，對太尉、將軍以外中央武官系統的演變發展略作考論。 一、秦及漢初宦者的宿衛職能 秦代的宮廷空間格局，可參考漢代⑥，大體分宮內殿外、殿內省外與省中(即狹義禁中)。殿內、殿外，乃以殿門爲界。此類門大體指在前殿建築群周邊垣墻所開之門。⑦省中(禁中)有廣、狹義之分。上述即取狹義，指後妃所居後庭。居攝元年(公元6)： 十二月，群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廄、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⑧ 將王莽府第與皇帝所居宮殿進行了比附。所謂“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對省、殿、宮三者關係，有較直接反映。此外，皇帝臨時居止之區域，亦稱省中或禁中。⑨這時，原固定空間之省中宿衛也當有部份跟從。 二世時，趙高發動兵變： 遣(婿咸陽令閻)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鬥。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⑩ 殿門之內，宿衛者爲“郎宦者”。中華書局新舊點校本均將其連讀。按秦代宦者指閹宦(11)，本不與“宦皇帝者”相混(12)，相應當作“郎、宦者”。(13)胡亥欲祀涇水而齋戒的望夷宮，屬臨時在所。(14)據上，殿門之外由衛尉系統所管。“衛令僕射”，又當作“衛令、僕射”，是衛尉屬下屯衛望夷宮者。殿內則除常駐群體外，主要爲跟從皇帝的“郎、宦者”。閻樂等攻入後，左右侍從者皆散亡，“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最內重宿衛自然是宦者。西漢初平諸呂之亂時，東牟侯劉興居“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15)侍從少帝“不肯去兵”之“左右執戟者”，由宦者令出面，始解除武裝。這一群體應也是宦者。秦王政九年(前238)，嫪毐作亂，宦者亦參與了平叛，《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云：“戰咸陽……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墓道兩側龕內出土有“執兵俑”一百五十一件、“背箭箙俑”六十四件。該墓墓主一般認爲是第一代楚王劉交。(16)劉交於高祖六年(前201)受封，屬西漢早期楚王。墓中部份龕內的俑右胯綬帶有半通印墨書“中郎”、“郎中”，身份當屬王國郎吏。發掘者提到，“東1龕(EK1)的位置較爲特殊，位於闕內最北側，與其餘六龕間有土坯相隔”，“龕內所有的俑皆朱唇無須，與其餘六龕全部有鬍鬚不同”。(17)今據《報告》“圖四 北洞山楚王墓透視圖”，整座墓坐北朝南，墓室在最北端。西1龕(WK1)與東2龕(EK2)平行相對，故東1龕(EK1)乃獨自位於最北端。此龕內不但“俑皆朱唇無須”，而且“與其餘六龕間有土坯相隔”。因此，他們所代表的群體不宜與南側郎吏系統相混，應是較郎中更近楚王的宿衛，由宦者組成。 宦者組成的宿衛武裝，由少府所屬之宦者令統轄。秦封泥有“宦者”、“宦者丞印”，及“宦走”、“宦走丞印”。(18)據漢初《二年律令·秩律》，“宦者”(即“宦者令”省稱)秩六百石(19)，律文並提到“未央宦者，宦者監，僕射……長信宦者中監”(四六六)等職官。據此，當時宦者系統“長吏”主要有令、監、僕射。與“宦者”、“宦者丞印”並存的“宦走”、“宦走丞印”，似顯示除直衛省門，出則侍從外，省內或有徼巡群體。(20)《秩律》“中發弩、枸(勾)指發弩，中司空、輕車、郡發弩、司空、輕車，秩各八百石，有丞者三百石。·卒長五百石”(四四五)所記，主要爲中尉與諸郡系統武官。不過，其中的“枸(勾)指發弩”，當釋作“枸(勾)盾發弩”，“讀爲鈎(鈎)盾，古書亦作‘句盾’”。(21)《百官表》記西漢鈎盾與宦者同爲少府下“八官令丞”(22)，它在西漢初年則設有發弩官。又據目前所見資料，秦咸陽宮似可分南宮、北宮等多組宮殿。(23)每宮有一套宿衛系統，從整體的官僚組織看，或可視作相關組織的“別部”。秦封泥所見宦者系統除上舉外，多見“高章宦者”、“高章宦丞”。(24)“高章”未見史載，或是一處重要宮室。 二、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辨 宦者以外，就是諸郎，由郎中令統領。秦封泥見“郎中丞印”、“郎中左田”、“郎中西田”。(25)《秩律》稱中央官爲“漢郎中”(郎中令省稱)，秩二千石。因律文中不加“漢”字的“御史大夫……內史，典客，中尉，車騎尉，大僕……少府令”(四四〇)，在漢初王國也多有設置。(26)故書寫爲“漢+某官”者，並非僅在官稱上以與王國區分，而可能表明它們的秩級也略高於王國同名職官。而由此點，又可進一步說明《二年律令·秩律》所記，主要是漢內史及諸郡職官，並不包括王國官在內。(27)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記：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 此爲歷代學人稱引，影響很大。但其中不無值得檢討處。所謂“掌宮殿掖門戶”，細化句讀可作“掌宮、殿、掖門戶”。按門、戶對稱，門强調建築外垣墻之門，戶爲建築本身之門。這點在文獻中比較清楚。而殿門、殿戶因較高的用色等級，所用色彩或還存在黄、朱的差別。(28)考慮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此句只能進一步轉解作掌宮中之殿門、掖門及殿戶。(29)然而，如此理解，相關記載仍然存在問題。 揚雄《光禄勛箴》出現有“廊殿門闥，限以禁界”(30)的表述。而據上引“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平諸呂之亂時，太尉周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産殿門’”，《漢書》卷四四《淮南厲王劉長傳》薄昭予厲王書，言同制京師諸侯國“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及衛宏《漢官舊儀》“司馬掖門殿門屯衛士，皆屬衛尉”(31)，殿門外側屯駐衛士，實際宿衛仍與衛尉關係密切，或至少由二者共同管理。(32) 接下來的問題是：郎中令是否掌掖門宿衛？欲說明此問題，需先弄清掖門所指。漢魏以下注家皆以掖門爲正門之旁側門，所謂“正門之旁小門也”，“掖門在兩傍，言如人臂掖也”。(33)那麽，漢代宮門、殿門、省門又是否均有掖門呢？《史記》卷二七《天官書》提到“南宮朱鳥……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座”。(34)不過，現實未必與天象完全對應。細按文獻，與省門、殿門相關者實際並未提到掖門。特別殿門的具體情况，還可參之以考古收穫。據西漢長安未央宮遺址的考古發掘，前殿自南向北由三座建築基址構成。“在前殿臺基遺址南邊，基本東西居中位置有一門址，東西寬四十六米，現存南北進深約二十六米，其北距南部宮殿建築遺址約五十米，門址東西兩邊各有一南北向夯土墻，其長十六到二十米，寬三到四米。東西夯土墻北端分別與前殿南墻東段和西段夯土墻相連。東西段夯土墻東西長分別爲一百四十米和八十六米”。(35)這說明，至少西漢未央宮前殿南端，相當於端門的殿門旁側，並未開闢有掖門。 漢代與掖門聯繫密切者，實際是宮門。如《漢書》卷三《高后紀》“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同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元鼎二年(前115)，侯宗嗣，二十四年，征和二年(前91)，坐與中人奸，闌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爲城旦”。西漢成帝時，長安曾發生著名的“‘小女陳持弓’大水訛言事件”。(36)《漢書》卷一〇《成帝紀》云：“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尚方掖門，至未央宮鈎盾中。”同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亦載此事，所述更詳： 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37) 按橫城門又稱橫門，爲長安城北面西數第一門。(38)從陳持弓進入宮省的先後順序可知，“尚方掖門”在“橫城門”內，“殿門”外。《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又提到“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後漢書》卷六九《竇武傳》李賢注引《漢官儀》也稱“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據此，兩漢時期，宮門主門雖是各司馬門，但官僚日常進出皇宮，多通過掖門。相關職吏對出入人員的檢查，也相應設在掖門。 在上述討論基礎上，前引《漢官舊儀》“司馬掖門殿門屯衛士，皆屬衛尉”的記載，就值得注意了。這裏“掖門”緊接“司馬”後書寫，實指宮門掖門。類似例證又見於東漢。《續漢書·百官志二》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舉出南北宮七名屯衛司馬，其中就包括“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這類司職掖門者。所謂“宮掖門”，或應理解爲宮司馬門、宮掖門。此外，永樂大典本《河南志》“後漢城闕古迹”記南宮“掖門”在“司馬門”條下，“南端門”上；北宮“掖門”在“司馬門”下連書、“端門”條上(39)，也反映了這點。 關於漢代掖門，類書中也有一些記載，以往似未引起足够重視。《初學記》卷二四《門第十》記： 內至禁省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小注：見應劭《漢書》注。掖者，言在司馬門之旁掖。(40) 此又見於《太平御覽》卷一八二《居處部十》“門”條，作：“漢制：內至禁省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41)宋人程大昌注意到後者，即《太平御覽》這則材料。他議論道：“則不特夾立正門之旁乃爲掖門，雖殿門外他出之門皆可名爲掖門也”，並引《薛宣傳》，“此則殿外有門可出通衢者皆名掖門之證也”。(42)程氏視野較前人開闊，不過解釋仍較含混。所言於掖門、殿門、司馬門的關係並不清晰。參之時代更早引書，《初學記》注在交代此出已佚應劭《漢書》注外，特別提示“掖者，言在司馬門之旁掖”。這與我們前述討論正相契合。而程氏所依論據《漢書》卷八三《薛宣傳》，原文實作：“宣子况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申)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况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唇，身八創……廷尉直以爲：‘……本争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争鬥無异。’”薛宣子薛况向楊明買凶，砍傷博士申咸於宮門外。廷尉議罪，則將“宮門”更明確稱作“掖門”，說明申咸被傷害處是諸宮門當中的掖門附近。 綜上，兩漢特別西漢宮省中出現的“掖門”，主要指宮門司馬門旁邊的宮門掖門。(43)郎中令實際並不負責掖門宿衛。《齊職儀》云“初，秦置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及主諸郎之在殿中侍衛”(44)，强調“殿中侍衛”職能而未及“掖門”，值得注意。這與衛宏《漢官舊儀》“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禄勛”(45)的說法，可以聯繫思考。郎中令統領郎中，所負責的宿衛區域主要是殿門以內，特別殿戶周邊。 而較重要宮殿之郎吏宿衛，同宦者系統近似，另設別部郎中長吏以督領。秦封泥有“南宮郎中”、“南宮郎丞”等。(46)此外，西漢郎中令下有車、戶、騎三將統郎中，顯示了其宿衛殿戶與出行侍從的特徵。秦封泥有“騎尉”。(47)漢代文屬郎中令者，又有騎都尉。(48)秦統一前設騎邦尉，封泥有“騎邦尉印”。(49)里耶8-461木方並涉及變更情形：“騎邦尉爲騎□尉。”(50)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記景帝中六年(前144)，改衛尉爲中大夫令，後元年(前143)復故，視二者爲同職异名。然據《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嫪毐之亂後，“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51)，及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
〈衛〉尉，漢中大夫令”連稱(52)，最初中大夫令實與衛尉並置。“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之上，《本紀》復有嫪毐“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的記述。兩者可以對照分析。內史、中尉所統京師武裝爲內史及近縣所征，內史與縣卒大體對應。(53)衛尉對應衛卒。佐弋，又作“左弋”，屬少府。“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名……左弋爲佽飛”，“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54)，主要爲弓弩兵。至於中大夫令，《史記》卷九五《樊酈滕灌列傳》記楚漢相争，“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中大夫令”依職官省稱雖可省作“中大夫”，然從上下文意考察，“令”字句讀當從中華本《資治通鑑》卷九《漢紀一》“高帝二年”條，屬上讀，作：“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55)灌嬰爲中大夫令，即可統領郎中騎兵。故中大夫令很可能與官騎對應，早期具有武職特徵。(56) 三、殿門之外：衛尉、中尉補考 殿門以外至宮門，由諸衛士屯衛，衛尉統領。秦封泥有“衛尉之印”、“衛□”、“衛士丞印”、“公車司馬”、“公車司馬丞”等。(57)《二年律令·秩律》在衛尉之外，復有衛將軍。衛將軍並不統領衛尉，兩官同秩，皆爲二千石，各領一個系統。衛將軍置長史，秩級八百石；之下有衛將軍候，秩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四四六)；衛將軍士吏，秩百廿石。衛尉佐吏有丞，秩六百石(58)，並下轄衛尉司馬，千石，有丞，四百石，及公車司馬，八百石，“有丞、尉者，半之”。司馬之下有衛尉候，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及衛尉士吏，秩百廿石。(59)張家山漢簡在後來清理時又發現殘簡：
縣
尉五百將秩各减(？)□□(X四)。 倘釋文不誤，衛尉系統由此構成“衛尉—衛尉司馬—衛尉候—衛尉五百將—衛尉士吏”的軍事組織序列。(60)軍事編制上，“五百將”與“官吏”、“卒長”同屬“官”建制單位的長官，秩五百石。《秩律》也確出現“·卒長五百石”(四四五)內容的簡文。不過，考慮到這裏衛尉與縣連稱，且出現“秩各減(？)”的表述，《秩律》存在同樣表述的簡文“縣有塞、城尉者，秩各減其郡尉百石。道尉秩二百石”(四六九)，“〈衛〉五百將”如存在，秩級可能低於五百石。又，《百官表》提到“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西漢衛尉即指未央衛尉。(61)漢封泥有“未央衛丞”。(62)另外設置的長樂衛尉、建章衛尉、甘泉衛尉，則與上舉秦宦者、郎中宿衛依宮而設別部，情形類似。 衛尉之外，就是“掌徼循京師”的中尉。《百官表》言中尉“秦官……有兩丞、候、司馬、千人”。秦封泥有“中尉之印”。(63)《二年律令·秩律》對中尉官的記叙更顯系統。中尉秩二千石，丞六百石。之下有中發弩、中司空、中輕車，秩皆八百石，“有丞者三百石”(四四五)。又有中候、騎千人，秩皆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此外，又見有“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中司馬，郡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備盗賊，關中司馬□□關司
”(四六八)。(64)竹簡下端殘斷，中司馬以下諸職秩級不明。過去認爲“無論在秦、漢，或是楚、漢相争之際，司馬的級別都不高”。(65)故這裏出現的“中輕車司馬”，很容易被看做中輕車之司馬。按中輕車秩八百石，有丞者秩三百石。而八百石縣，丞、尉秩四百石。則中、郡司馬秩級當在三百石左右。(66)簡四六八在目前每個整理本中均是單獨列出，在整個《秩律》中位置偏後，屬倒數第三組。而“中司馬”前出現有“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的內容，比秩八百石縣“司空、田、鄉部二百石”(四五〇)還要稍高。西漢初年，八百石縣以上，就是級別最高的千石縣了。簡四六八應該與此銜接。而《秩律》記録千石縣的簡四四三“櫟陽、長安、頻陽……”，没有秩級信息。所接簡四四四前半部份爲“司馬，
〈衛〉尉司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不但未出現司空、田、鄉的秩級，而且僅言丞而不及尉，對於千石大縣而言未免太過省略。又，簡四四二“□□，長信將行，中傅，長信謁者令，□大僕，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同樣提到“秩各千石”，並出現“有丞、尉者半之”，則值得注意。“長信將行”以下諸職一般有丞，但並不設尉。而“有丞、尉者”一般都涉及縣，如《秩律》中秩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三百石縣、道及相當縣級的鄉、邑均是如此。由此而言，簡四四二之上應有另支簡書寫諸縣，即當與簡四四三銜接。另一方面，縣諸職在記叙丞、尉之後，又往往涉及司空、田、鄉等。即便秩級最低的三百石“黄(廣)鄉長，萬年邑長”(四六五)，也提到“鄉部百六十石”(四六六)，則簡四四二末尾“有丞、尉者半之”之後雖然存在留白，但是記録似乎並未完結，文意上與簡四六八是較爲銜接的。從出土層位來說，《二年律令》屬張家山漢簡九組中的C、F組。簡四四三、四四二、四六八、四四四出土號分別爲F111、F46、F44、F52，皆屬F組。從其他復原律文看，整理者所繪揭剥圖大體爲簡端朝上，簡文所在的簡背朝外，簡册由卷首向外呈順時針方向展開。上述四簡受外力擠壓，位置已有移動，但F111—F46—F44—F52仍呈順時針方向分布。(67)綜上，簡四四三、四四二、四六八、四四四雖稍有殘斷或字迹漫漶，但應重新編連，歸爲一組： 櫟陽、長安、頻陽、臨晋、成都、□、雒、雒陽、酆、雲中、□、高(？)□□□、新豐、槐里、雍、好畤、沛、合陽、郎中四四三□□，長信將行，中傅，長信謁者令，□大(太)僕，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有空白)。四四二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中司馬，郡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備盗賊，關中司馬□□關司
四六八司馬，〈衛〉尉司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長史正、監，〈衛〉將軍長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尉丞六百石。四四四(68) 而重新調整後，簡四四三、四四二間存在脫簡的可能，尚不能排除。不過，簡四六八“中司馬”、“郡司馬”以下接簡四四四“衛尉司馬”，同屬司馬一類，應該問題不大。一是簡四四六“候”官條“中候，郡候，騎千人，
〈衛〉將軍候，
〈衛〉尉候，秩各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同樣爲中、郡候在前，衛將軍、衛尉候居後的記叙順序，可以對應。二是兩漢軍隊編制中，司馬高於候，騎司馬也高於騎千人，上述排序在秩級上亦無矛盾。由此，中尉屬官中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的秩級，舊有認識偏低，應皆爲千石。中輕車司馬並非中輕車的司馬，或與中司馬並列，屬中尉司馬的一種。又據《秩律》，西漢早期京師武職，除中尉外，還有車騎尉，秩二千石，車騎尉丞，六百石。上林騎，秩六百石，“有丞、尉者”，三百石。(69) 綜上，秦代宮省已確立四重宿衛體系，長吏由內而外是少府所屬宦者令、郎中令、衛尉與中尉。宿衛人員相應則分別由宦者、宦皇帝者、番上兵士、京師地區兵士構成。 四、武帝更增與中郎將、校尉系統的發展 武帝以後，宮省宿衛與京師武裝方面，相關變化不盡一致。 由宦者所主的省中宿衛，明確出現有“中黄門”。《漢書》卷四五《江充傳》云“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禄勛中黄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按“近臣”接觸皇帝機會較多，可“出入宮殿”，而“侍中”時屬中朝官，還可進入省中。依“移書光禄勛中黄門”使“移劾門衛”，省門由中黄門負責。《資治通鑑》卷三五《漢紀二七》“元壽二年(前1)”條，胡注：“中黄門，守禁門黄闥者也。”(70)不過，衛宏《漢官舊儀》又云： 中官、小兒官及門戶四尚、中黄門持兵，三百人侍宿。 冗從吏僕射，出則騎從夾乘輿，車居則宿衛，直守省中門戶。 黄門冗從持兵，無數，宣通內外。(71) 整理者以“冗從吏僕射”，“句首疑脫‘中黄門’三字，‘吏’字疑亦衍文”。聯繫前論“宦走”、“宦走丞印”封泥，與“宦者”、“宦者丞印”並存；郎中令下有車、戶、騎三將統郎中，既有宿衛殿戶，又有出行侍從者，中黄門冗從實際同樣具有守衛門戶與出行侍從等多項職能。《漢書》卷七七《毋將隆傳》記“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哀帝前後送多批兵器供董賢及帝乳母王阿私門使用。武庫財政來自國家而非帝室，故皇帝這一私人行爲，就使用了宦者而非吏來辦理。而“中黄門發武庫兵”，與這一群體主兵不無關係。 統殿內省外宿衛的郎中令，《百官公卿表》雖所記清楚，但秦代文獻及漢初《二年律令·秩律》對郎中系統的反映卻較有限。(72)前後沿襲情形並不明晰。不過，《史記》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等記“侯狀”即封侯功狀，多提及從軍、領兵者身份，其中不少與郎中系統有關，實可提供參考。按劉邦初起反秦，行楚制。自高祖元年(前206)四月封漢王、入漢中後，進行了政治軍事改革，改行秦制。(73)故就上舉二表內容而言，“入漢”語之前所記以楚官制爲主，之後則以秦官制爲主。這其中，與殿中系統相關者有： 楚制爲主：執盾，執盾隊史，執鈹，郎中，廄將，戶衛(74)，越戶將，謁者，中謁者，騎郎將，騎將。 秦制爲主：中大夫，大中大夫(75)，執盾，執矛(76)，郎中，郎中騎將，郎騎將，郎中將，郎中騎，郎中騎千人(77)，謁者，大謁者，騎都尉，騎將，趙騎將。 楚制、秦制下的郎中系統均較發達，多有可對應者。(78)《百官公卿表》所列舉者，很多承自秦及漢初。不過，西漢郎中令以下，中郎、郎中各有統屬。“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79)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高祖征伐時，郎中系統的郎中、郎中騎將明顯較中郎突出。(80)相較歷史早期郎將的活躍(81)，中郎將在後來逐步發展，地位始顯重要。衛宏《漢官舊儀》云“郎中令主郎中。左車將主左車郎，右車將主右車郎，左戶將主左戶郎，右戶將主右戶郎。秩皆比千石，獨郎中令比二千石”(82)，主要反映西漢情形。當時郎中將較爲突出。東漢時，省減車、戶、騎三將，中郎將系統進一步成爲主導，並多有征行、外駐，不限宮殿宿衛。(83) 武帝以來，郎中令系統的新變化，又有期門、羽門的增設。(84)期門是在原“侍中、常侍武騎”基礎上，進一步選拔西北邊郡騎士而組成。(85)期門“有僕射，秩比千石”。漢印即見有“期門僕射”(161)。平帝元始元年(1)更名虎賁郎時，改置虎賁中郎將以統，秩比二千石。《漢官舊儀》又稱羽林“取三輔良家子，自給。(86)孤兒無數，官比郎從官，從車駕，不得冠，置令一人，名曰羽林騎孤兒”。羽林初置時“有令丞”。至宣帝時，乃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東漢更省羽林令，而置羽林中郎將以統，秩比二千石。(87)由上，二者統領長官，前後均有變化。秩級從比千石左右升至比二千石。二者又以騎兵爲主，皆掌送從，包括羽林孤兒在內，多父死子繼(88)，具有職業兵性質。期門“比郎”，“秩比郎從官”，羽林“官比郎從官”，均以附比郎從官的形式出現，並逐步設中郎將領之。中郎將系統由此進一步發展擴充。衛宏《漢官舊儀》“殿中諸署、五郎將屬光禄勛”(89)，出現“五郎將”的說法。紀昀即指出“上文五官、左、右三中郎將。此言五郎將者，蓋並虎賁、羽林二中郎將，爲五也”。 漢初，衛尉、中尉秩二千石，丞六百石。《百官表》所記均秩中二千石，丞升至千石，且於司馬、候、士吏之外，復增其他屬官。而相關較大變化，是城門校尉與八校尉的增設。《玉海》卷一三七《兵制》“漢城門屯兵”條引環濟《要略》： 城門校尉，高帝置，從緹騎百二十人，武帝始增屯兵。(90) 《漢書》卷六《武帝紀》記征和二年(前91)秋七月“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黄旄”，同書卷六六《劉屈氂傳》復云“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所謂“初置城門屯兵”、“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與《要略》記載可相對照。相關設置是發生“巫蠱之禍”，太子外逃，出於加强京城警備的考慮。城門校尉在武帝末年增設屯兵後，軍事力量大爲加强。 八校尉情况則如《漢書》卷二三《刑法志》所云“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顔注引晋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城門屯兵不屬北軍(91)，但“七校”作爲“內增”，則成爲其重要組成。西漢後期未曾如東漢改八校尉爲五校尉，但文獻中少言八校尉。(92)更多是稱“五校”。(93) 《漢書》卷六八《霍光傳》又記“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稱“北軍五校士”。(94)學者有注意此問題，並認爲“西漢北軍五校在兵種上包括輜重(中壘校尉)、騎兵(屯騎校尉)、步兵(步兵校尉)、弓弩(射聲校尉)、輕車(虎賁校尉)，構成一支兵種齊全的集團軍”(95)，可爲一說。其實，清人已有論及，上引《昭帝紀》條王先謙補注引王禕曰“五校謂中壘、屯騎、越騎、射聲、虎賁也”。(96)按《百官表》所記八校尉中，“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皆駐屯在長安城外。(97)《漢書》卷六六《劉屈氂傳》記“巫蠱之禍”，戾太子起兵，“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行動失敗後，復有“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事。這顯示八校尉由各自校尉所統，具有一定獨立性。屯駐城外的長水、宣曲胡騎，與京城內的北軍部隊在狹義上還有所區別。故這裏傾向“五校”主要指諸校尉中屯駐京城之內者。 至於北軍的統領者，傳統觀點一直認爲是中尉：“北軍屬中尉統領”，“中尉後改名執金吾，中尉或執金吾所部爲北軍”。(98)按西漢至武帝時增設諸校尉，並於太初元年(前104)改中尉爲執金吾。故相關問題仍需檢討。《百官公卿表》記執金吾一如中尉徼巡京師，但明顯與八校尉分在兩處列舉，彼此不相屬。文獻中其他地方，也很少見執金吾與諸校尉一起論說者。而中尉之下的中壘令、丞，與中壘校尉在職名上亦有分別。(99)關於督領北軍者，雖有護北軍使者、直屬皇帝、大司馬大將軍等多種情况(100)，但武帝以後，北軍的主要構成已爲八校尉所統諸校。據《百官表》，八校尉緊接城門校尉之後叙述，實未言有設專門官員統領。而在具體列舉八校尉時，又是以中壘校尉居首，並提到職權爲“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相關權力明顯較大。前論也曾提到，八校尉、特別京城之外者有相當獨立性。故除皇帝因需委派專人監護外，北軍主體、特別京城之內者，日常當主要受中壘校尉節制。(101)《續漢書·百官志四》記東漢五校尉“右屬北軍中候”，本注即提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 五、東漢中央宿衛武官的演進 《續漢書·百官志三》記東漢省內中常侍、黄門諸官，較之前更顯具體，某種程度凸顯這一時期省內職官的地位與作用。宦者系統中具體宿衛、值守者是中黄門冗從，長官爲中黄門冗從僕射，秩六百石。《百官志》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即日常守衛省門、戶，負責省內安全；皇帝出行時形成靈活意義上省中、禁中，省中宿衛“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光禄勛所統分文屬、職屬兩系統。奉車、駙馬、騎三都尉，諸大夫，議郎、謁者等文屬光禄勛，關係較遠。直接關涉的是“職屬光禄勛者”“凡七署”：五官、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及羽林左、右監。東漢“省車、戶、騎凡三將，及羽林令”。中郎、侍郎、郎中皆歸入五官、左、右中郎將的相應系統。嚴耕望早年制有組織系統表(102)，前後變化，一目了然。西漢武帝所增設期門、羽林，逐步由相應中郎將所統。東漢，期門改稱虎賁，長官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又有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虎賁郎亦比照之前諸郎，出現細緻的郎吏分層：“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西漢宣帝時，羽林已改由中郎將、騎都尉監護；及至東漢，則直接由羽林中郎將統領。羽林郎僅有比三百石一種，屬郎中一級，地位較低。又有“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103)兩漢之間，中郎將系統逐漸占據主體並統合諸郎。 京師宿衛之外，中郎將多代表中央出使執行任務，在征伐、駐守諸方面，有矚目表現。西漢已派中郎將出使匈奴，協調處理相關事務。東漢更專置使匈奴中郎將於西河美稷，監護南匈奴。兩漢使匈奴的中郎將類似西域都護，相關副職亦稱副校尉。(104)至於領兵征伐者身份，中郎將所占比重也一直在增長。西漢外出征、屯的領兵長官，昭帝以前基本爲將軍，後期將軍僅占一半。(105)而帝國建立後的郎將領兵，原本十分少見，《漢書》卷六《武帝紀》提到一例：“元封二年……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且位居將軍後一並叙述。學者有指出：“郎將外派領兵作戰，東漢較西漢更多；西漢郎將外出領兵征伐，多爲將軍之部將，東漢領兵出征之郎將則多爲一軍之主帥，或爲使者監軍。”(106)徵諸文獻，這裏所言“郎將”，實際具體指中郎將，即“安、順以後，中郎將漸成爲主要之領兵征伐將領”。(107) 據《續漢書·百官志二》本注，東漢衛尉系統主要省去旅賁令。《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顔注：“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爲奔走之任也。”日常應負責宮內徼巡。(108)而《百官志》提到東漢有左、右都候。本注曰“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按西漢初年官印有“都候”(74)，西漢中後期亦見有“都候之印”(164、165)、“都候丞印”(166)、“都候”(475)。(109)考慮到西漢軍事組織中，其他名“候”職官，多未見稱“都候”者，上述應與衛尉有關。都候可能在西漢已設。它統率的劍戟士，亦主要負責“徼循宮”。這樣看來，東漢省旅賁令，應屬職能近似職官的重新整合，而非簡單替代或減省。 《續漢書·百官志》、《郡國志》劉昭注補引《漢官》，對東漢衛尉系統的人員配置，曾有較全面反映： 衛尉：員吏四十一人，其九人四科，二人二百石，三人文學百石，十二人鬥食，二人佐，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衛士六十人。 南宮衛士：員吏九十五人；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右都候：員吏二十二人；衛士四百一十六人。 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員吏九人；衛士百二人。 (北)宮門蒼龍司馬：員吏六人；衛士四十人。 玄武司馬：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110)：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 北宮朱爵司馬：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人。 朔平司馬：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 凡七門：凡員吏皆隊長佐。(111) 可以看到，衛尉及屬官除領有員吏之外，均分別配備數量不等的衛士。其中，“南宮南屯司馬”以下七司馬，屬“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一類，分駐洛陽城中南、北宮七門。 “南宮南屯司馬”，《續漢書·百官志二》本注曰“主平城門”。按“平城門”爲洛陽城十二城門中正南之門。《續漢書·百官志四》本注曰“雒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城門校尉掌洛陽城門，每門設門候一人，秩六百石。但“平城門，北宮門，屬衛尉”，由衛尉所屬司馬屯駐。劉昭注補引《漢官秩》即云： 平城門爲宮門，不置候，置屯司馬，秩千石。 顯示出平城門的特殊性。所謂“置屯司馬”，應當就是指南宮南屯司馬。而文獻中也多是將平城門與南宮連稱。《續漢書·五行志一》記桓帝世： 永康元年(155)十月壬戍，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 又，《續漢書·五行志一》云： 靈帝光和元年(178)，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 此事又見《後漢書》卷八《靈帝紀》，作：“南宮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自壞。”同樣稱“南宮平城門”。而較蔡邕“平城門”“與宮連”說法稍早，和、順之際李尤作《平城門銘》已云： 平門督司，午位處中。外臨僚侍，內達帝宮。正陽南面，炎暑赫融。(112) 這些均有助於增進對《漢官秩》“平城門爲宮門”的理解。平城門向北直通南宮，進入平城門即屬進入南宮區域。故平城門雖爲洛陽城城門，但它在東漢時期的更主要屬性，是南宮南門所在。 “宮門蒼龍司馬”，劉昭注補：“案《洛陽宮門名》爲蒼龍闕門。”中華書局點校本所據底本宋紹興本，“宮”上有“北”字。校勘記云：“據汲本删。按：《校補》謂北宮三門，另列在後，此皆南宮門，不應有‘北’字。”(113)此判斷較爲允當。唯論據尚可補充。永樂大典本《河南志》“後漢城闕古迹”條，“南宮”有“朱雀、蒼龍、白虎、玄武闕、北闕”，“北宮”復有“朱雀、蒼龍、白虎、玄武闕”。(114)故上引“蒼龍司馬”、“玄武司馬”與“朱爵司馬”不一定圍繞一宮屯衛。又，《後漢書》卷三三《馮魴傳》“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李賢注引《東觀記》曰： 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給床席，子孫得到魴所。(115) 所謂“宿衛南宮”，與“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語對應。上引主東門的“(北)宮門蒼龍司馬”條下，緊接即爲此主玄武門的玄武司馬。這裏所言“玄武”門，具體指洛陽南宮北面之門，且位於南、北宮相連接的複道南端。故這裏出現的“蒼龍闕門”，相應應位於南宮東面。 由上，東漢衛尉所統，守衛洛陽南宮宮門有司馬四人，分別在南宮南門延伸綫、東門及北面二門處屯兵。守衛北宮宮門有司馬三人，分別在北宮南、東、北門處屯兵。南宮除南屯司馬領士百餘人外，其他幾門多在四十人左右。而北宮三司馬領衛士均在百人以上。這裏嘗試將衛尉所統衛士分布，粗略還原到洛陽宮城的空間格局中(116)，具體參見下圖(117)。
(此圖據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說》“東漢雒陽城平面示意圖”改繪。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8頁。) 此外，衛士除衛尉系統所統外，也進一步散配它司。《漢官》又提到： 太宰：衛士一十五人； 高廟：衛士一十五人； 世祖廟：衛士二十人； 光禄勛：衛士八十一人。(118) 《漢書》卷七三《韋賢傳》記“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西漢後期皇室寢廟的祭祀、維護，廣泛使用衛士。這裏“太宰”、“高廟”、“世祖廟”條下所記衛士，性質與上引“衛尉”所統六十人近似，是爲主管官員配備的衛兵。而統郎吏的光禄勛，身旁亦有衛士跟從。(119) 宮外的中尉系統，官屬省並較多。《北堂書鈔》卷五四《設官部六》引《漢舊儀》： 執金吾車駕出，從六百騎，走六千二百人。(120) 按“六”或爲“卒”字之訛。孤證雖不爲定說。然“千二百人”之規模，不由使人聯想劉秀年輕時於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以致大發感慨的典故。《續漢書·百官志四》記東漢執金吾之日常武裝，只有“緹騎二百人”。劉昭注補引《漢官》作“執金吾緹騎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原來領屬的武庫、中壘、寺工、都船四官，及左右京輔都尉，只保留有武庫令、丞。按西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置左、右、京輔都尉，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郡的郡都尉。而中尉主管京師徼循，亦統領之。東漢省郡都尉，職並太守。中尉系統的左右京輔都尉出現減省，或許與此有關。(121)與此相伴，中尉軍事職能進一步減弱，本注僅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 武帝迄東漢，伴隨執金吾官屬減少，城門校尉與北軍諸校尉則有發展。西漢八校尉至東漢改爲五校尉，省中壘校尉而改置北軍中候以監。西漢諸校尉屬吏有丞、司馬，至東漢僅見“司馬一人，千石”。所統兵士數量也有削減。李賢注引《漢官》記各校尉“領士七百人”，唯長水校尉領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不過，諸校尉在東漢仍很活躍。《太平御覽》卷二四二《職官部四〇》引應劭《漢官儀》記東漢“羽林者……其後簡取五營高才，別爲左、右監，監羽林左、右騎”。(122)羽林騎，實從北軍五營兵中選拔。又，《太平御覽》卷六八〇《儀式部一》引應劭《漢官儀》“舊曰羽林郎爲旄頭，放發駈，今但用營士”(123)，應是對大駕出行鹵簿配置變動的記録。孫星衍校輯《漢官儀》二卷置此條於天子鹵簿諸文下，是適宜的。原本持旄頭、披發前驅的羽林郎，此時亦被諸校尉所統兵士取代。 此外，漢代在西域設都護，最初爲加官，以騎都尉、諫大夫“都護”諸國，後來成爲固定職務。《百官表》言都護下有副校尉，學者考證，此爲“使副都護西域校尉”或“都護西域副使者校尉”的簡稱，换言之，乃是以校尉擔任西域都護副使。(124)故西域都護大體屬校尉一級。西漢八校尉之首中壘校尉，“外掌西域”。據新獲敦煌懸泉漢簡，在西域領護屯田的渠犁校尉、戊己校尉兵士，多有服完役調而返回北軍者。(125)故西域諸校尉與北軍實有密切聯繫。而督護北邊內屬外族的領護武職，除度遼將軍及使匈奴中郎將外，主要是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大庭脩曾就此形象說道：“這麽多帶有特殊性任務的校尉的設置，類似於新設了一批所謂的獨立大隊。”(126) 六、漢末軍制變動：中郎將與校尉 東漢末年，黄巾四起，中郎將、校尉系統在京師宿衛與出師征伐上，又有進一步變化。 中平元年(184)春二月，黄巾起，“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將兵屯都亭”，坐鎮中央，拱衛京師。而面對洶涌的民衆反抗浪潮，中央出兵征討的具體部署則是“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黄巾”。(127)《後漢書》卷七一《皇甫嵩傳》亦云“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黄巾”。至元年六月，“拜(董卓)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128)，還進一步出現了東中郎將。以往研究，多將這些作爲魏晋以下四方中郎將上溯的源頭，固然不誤。不過，如從西漢中郎將自身的發展來看，這正是漢代中郎將系統活躍與發展的體現。而由此以往，左、右、北、東中郎將，又是名目多樣雜號中郎將設立的先聲。至獻帝建安年間，曹操掌控北方政局，中郎將系統得到進一步發展，先後出現典農中郎將、度支中郎將、司金中郎將、司律中郎將等名目。(129)要言之，東漢末年，中郎將的發展進入新階段。在征伐平叛的過程中，各類雜號中郎將大量衍生。據學者統計，中郎將名號泛濫後，種類有四十多個。(130) 中平五年(188)，校尉系統的較大變化也出現了。《後漢書》卷八《靈帝紀》記“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由居首的上軍校尉蹇碩統之。(131)蹇碩原爲小黄門，宦者得統新設之西園軍，凸顯省中勢力的擴展。而北軍五校尉外另設新軍，卻仍然選擇建設新的校尉系統，無疑值得注意。(132)《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云“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大將軍“亦領屬”於上軍校尉，顯示京師宿衛改革以校尉系統爲主、爲重的特徵。西園八校尉雖因漢末宦官、外戚、士大夫群體間激烈的鬥争而存在不長(133)，但卻對雜號校尉隨後的出現多有影響。校尉系統這一層面的變化，清人錢大昕已有注意：“靈帝置西園八校尉……自後校尉漸多。”(134)相關變化如與中郎將相較，實有相似一面。在此過程中，中郎將—校尉—都尉的高下序列，也逐漸凸顯。《續漢書·百官志三》劉昭注補引《魏志》“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份別而少，爲校尉丞”。同一系統職官，中郎將稍高於校尉，而校尉高於都尉。曹魏宿衛之精銳爲典韋所統親兵與許褚所領虎士。(135)《三國志》卷一八《魏志·典韋傳》云：“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遷爲校尉。”同卷《許禇傳》載：“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遷校尉……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遷中堅將軍”。曹丕受禪建魏，許禇進一步遷爲武衛將軍。二人的晋升情形爲：都尉—校尉，都尉—校尉—武衛中郎將—中堅將軍—武衛將軍。何茲全早年指出：“曹魏王國是由曹操集團發展起來的，故曹魏軍制除承受兩漢傳統軍制的影響外，尚承受曹操集團在建安時代的發展的結果。”(136)所言頗是。而從軍事組織本身的發展脉絡看，曹魏禁衛武官多有從將軍下屬遷轉爲校尉，並在建立霸府或受禪稱帝時，相應晋級爲中郎將、將軍的情形。 (附記：文章完成後，承陳蘇鎮先生提出寶貴意見。2015年7月提交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陝西歷史博物館主辦“考實與會通——2015年第三届中古史前沿論壇”，並在會上宣讀，評議人徐冲及孫正軍先生亦有指正，謹此一並致謝。) ①何晋：《秦稱“虎狼”考》，《文博》1999年第5期。 ②《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555頁。 ③擇要列舉，主要有錢文子：《補漢兵志》“衛士”、“郎”、“南北軍”、“三輔兵”、“城中兵”諸條，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9、21～38頁；孫毓棠：《西漢的兵制》、《東漢兵制的演變》(原刊《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1936年、1937年)，均收入吳樹平編：《孫毓棠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00～287頁；勞榦：《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年；勞榦：《論漢代的衛尉與中尉兼論南北軍制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下册，1958年；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宮衛制度”條，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1～33頁；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第二編第二章，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第106～135、217～224頁；廖伯源：《西漢皇宮宿衛警備雜考》(原刊《東吳文史學報》第5號，1986年)，收入氏著：《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35頁；李玉福：《秦漢制度史論》下篇，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71～313頁；熊鐵基：《秦漢軍事制度史》第二章，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65頁；黄今言：《秦漢軍制史論》第一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34頁；廖伯源：《從漢代郎將職掌之發展論官制演變》，收入氏著：《秦漢史論叢》(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7～103頁；張金龍：《魏晋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第一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8～98頁；李昭毅：《西漢前期京師侍衛與警備體系研究》，臺灣中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歷史研究所，2011年；曲柄睿：《漢代宮省宿衛的四重體系研究》，《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等等。 ④最新探討參見拙作：《秦漢太尉、將軍演變新考——以璽印資料爲中心》，《浙江學刊》2014年第3期。 ⑤參見拙作：《從“南北軍”到“禁兵”——兩漢京師宿衛的統合與演變》，《文史》2015年第2輯。 ⑥廖伯源：《西漢皇宮宿衛警備雜考》，《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第15頁。 ⑦除南面所開正門即端門外，漢代殿門是否在東、西、北面也有開闢，需要思考。《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三日庚戌，晨旦明，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191頁)，提到“白虎門”，可能即西面殿門。同書卷六三《武五子傳》又有“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語(第4051頁)，也值得注意。 ⑧《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第4068頁。 ⑨相關討論參見拙作：《西漢加官考》，《史林》2012年第5期。 (10)《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74頁。 (11)《史記》卷八五《呂不韋列傳》記秦莊襄王后寵愛嫪毐，“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及“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第2511、2512頁)。“宦者”受過宮刑，以無鬚眉爲特徵。 (12)閻步克對宦皇帝者有精湛研究，參見氏著：《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下編第四章，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370～407頁。 (13)曲柄睿已指出。參見《漢代宮省宿衛的四重體系研究》，第56頁。 (1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正義》引《括地志》“秦望夷宮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張晏云臨涇水作之，望北夷”，第274頁。 (15)《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第411頁。 (16)最新探討參見劉瑞、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537～550頁。 (17)徐州博物館等：《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00頁。 (18)傅嘉儀：《秦封泥匯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年，第87～91頁；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第434～435頁，編號T2③：87、107、111，T3③：12，TG1：66；周曉陸等：《秦封泥再讀》，《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5期，第68～69頁。 (19)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0頁。 (20)秦封泥見有“走士”、“走士丞印”(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224～225頁)，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出現“大行走士”、“未央走士”，《奏讞書》有“走士”。以往多將其與“走馬”相混，以爲與養馬職事相關(陳曉捷：《“走士”考》，黄留珠主編：《周秦漢唐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55～157頁；飯島和俊：《秦漢時代の軍制——張家山漢簡“奏讞書”に散見する“走士”と“走馬”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收入中央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菊池英夫教授山崎利南教授古稀記念アジア史論叢》，東京：刀水書房，2003年)。然據里耶、岳麓秦簡，“走馬”對應二十等爵第三爵“簪褭”。從詞義推測，“走士”或類似後來徼巡兵士一類。 (21)郭永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和〈奏讞書〉釋文校讀記》，收入氏著：《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7～238頁。 (22)《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1頁。 (23)秦封泥見有“中宮”、“北宮工丞”、“北宮弋丞”、“北宮幹丞”、“北宮宦丞”、“北宮私丞”(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第200、205～207頁)、“北宮庫丞”、“北宮御丞”(周曉陸等：《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容——紀念相家巷秦封泥發現十周年》，《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5期，第8、11頁)、“西中謁者”(傅嘉儀：《秦封泥匯考》，第153頁)；秦印有“南宮尚浴”、“西宮中官”(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卷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頁)。按“西宮”，原作“西官”，對照圖版，當爲“宮”字。施謝捷、孫慰祖已指出。施謝捷：《〈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釋文訂補》，《文教資料》1995年第2期；孫慰祖：《〈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注釋補正》，《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3期。 (24)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第441～442頁，編號T2③：27、TG1：11、17，T2③：54、84、141、T2③：10。 (25)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第113～115頁；傅嘉儀：《秦封泥匯考》，第19～22頁；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第429頁，編號T2③：81；周曉陸等：《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容——紀念相家巷秦封泥發現十周年》，第4～5頁。按秦及西漢初印章、封泥，多見左右田之稱。新出里耶秦簡亦有。整理者指出：“當時田地有公田和民田之分，秦的公田是國家擁有的部份田地，由官府來管理，收成全歸官府。有左、右公田，管理公田是其主要職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前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頁)所謂“郎中左田”、“郎中西田”，應即郎中令下管理本機構所轄公田的部門。 (26)《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第741頁。相關又參見吳榮曾：《西漢王國官制考實》，收入氏著：《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87～304頁。 (27)相關分析參見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第三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91～94頁。 (28)《宋書》卷八四《鄧琬傳》載鄧琬稱宋明帝劉彧子劉勛，“殿下當開端門，黄合是吾徒事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31頁)，《魏書》卷九七《島夷劉裕傳附駿弟彧傳》録此事作“殿下當開端門，何黄閣之有”(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47頁)。而古代皇帝賜諸侯、大臣特勛者有“九錫”之禮。九種特賜用物第四爲“朱戶”，原當爲皇帝使用。 (29)《戰國策·燕策三》、《漢書》卷四三《叔孫通傳》、卷六五《東方朔傳》多載郎中執兵，陳列“殿下”的情形。相關梳理參見李玉福：《秦漢制度史論》下篇，第273頁。 (30)徐堅等：《初學記》卷一二《職官部下》“光禄卿”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05頁。 (31)衛宏撰，紀昀等輯：《漢官舊儀》，衛宏撰，孫星衍輯：《漢舊儀》，均收入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4、65頁。 (32)參見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宮衛制度·光禄勛、衛尉主宮內”條，第22～25頁。 (33)《漢書》卷一〇《成帝紀》應劭、顔師古注，第306頁。 (34)《史記》，第1299頁。相關記載又見《漢書》卷二六《天文志》，第1276頁。 (3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第一章第三節，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第17頁。 (36)王子今、呂宗力：《論長安“小女陳持弓”大水訛言事件》，《史學集刊》2011年第4期。 (37)“門衛戶者”，王念孫引《開元占經》以爲當作“門戶衛者”，王先謙則引葉德輝說以駁之。參見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4頁下欄；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40頁下欄。 (38)何清穀：《三輔黄圖校釋》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88～89頁。 (39)徐松輯：《河南志》，高敏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2～43、47頁。 (40)徐堅等：《初學記》，第582頁。 (41)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884頁上欄。 (42)程大昌撰，黄永年點校：《雍録》卷二“端門掖門”條，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8頁。 (43)此種情形延續至魏晋南朝。如東晋南朝的建康城西掖門、南掖門、東掖門皆在宮門之大司馬門左右旁側。郭湖生、渡辺信一郎、傅熹年、賀雲翱、小林聡先後對六朝建康宮城進行復原，相關梳理評述參見孫正軍《東晋南朝的東西省》，《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16～128頁。 (44)徐堅等：《初學記》卷一二《職官部下》“光禄卿”條，第304頁。 (45)衛宏撰，紀昀等輯：《漢官舊儀》，衛宏撰，孫星衍輯：《漢舊儀》，均收入《漢官六種》，第30、61頁。 (46)傅嘉儀：《秦封泥匯考》，第130～132頁；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第203頁；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第440頁，編號TG1：31、40、74，T2③：53、95、110、164，T3③：37。劉文以南宮指位於渭河南岸的秦甘泉宮，後撰文進一步指出，“出土‘秦代封泥’的相家巷遺址在相家巷村南部，考古勘探發現的漢長安城桂宮宮城東北角”，“相家巷遺址應該屬於秦南宮一部份，很可能是南宮南部之‘一角’”。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考古與秦封泥相關問題》，西泠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編：《青泥遺珍——戰國秦漢封泥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3～6頁。 (47)有意見認爲或爲“騎將”之屬官。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第436頁，編號TG1：56。又，《二年律令·秩律》有“車騎尉”。二者關係亦值得注意。 (48)《續漢書·百官志二》，第3578頁。 (49)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第436頁，編號T2③：43；周曉陸等：《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容——紀念相家巷秦封泥發現十周年》，第4～5頁。周文作“邦騎尉印”，字序可調整。 (50)參據圖版，“□”當釋作“校”字。此承陳侃理、郭永秉提示。 (51)勞榦認爲“中大夫令及郎中令當本屬於衛尉，中大夫令一職漢時廢去”，“郎及大夫各有一令，其上必有一卿來做主持的事。這個卿可能就是衛尉，郎中令本爲衛尉下的一個令”。《秦漢九卿考》，《大陸雜誌》第15卷第11期，1957年，第3頁；《論漢代的衛尉與中尉兼論南北軍制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下，1958年，第453頁。此說尚需更多證據。 (52)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第258頁。 (53)《漢書》卷四《文帝紀》記文帝去世時，“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第132頁。 (54)同上，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1～732頁。 (55)萬堯緒已指出此點。《漢初中大夫令考辨》，《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第29頁。 (56)景帝中六年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時，後者統郎騎職掌應已歸屬郎中令。而衛尉改稱選擇以中大夫令爲名，也反映後者早期有武職特徵的一面。 (57)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第116～118頁；周曉陸等：《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容——紀念相家巷秦封泥發現十周年》，第4～5頁；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第429頁，編號T3③：1。按“衛□”，原作“衛士”。今據圖版改。 (58)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第260頁。原釋文作“二千石□丞六百石”，整理者據紅外綫影像補釋作“二千石尉丞六百石”(四四四)，並認爲“‘二千石尉’指四四一號簡所見‘廷尉’、‘中尉’、‘車騎尉’、‘備塞都尉’、‘郡尉’、‘衛尉’之屬”。 (59)《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記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土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職官設置、構成已有發展。 (60)李昭毅：《試釋〈二年律令·秩律〉所見衛尉五百將、衛尉士吏和衛官校長》，《早期中國史研究》第三卷第二期，2011年，第36～45頁。 (61)程大昌：《雍録》卷八“漢南北軍及畿內軍制”條，第172頁；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杰校點：《廿二史考异》卷六《漢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7頁。 (62)吳鎮烽：《陝西歷史博物館館藏封泥考(下)》，《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6期。 (63)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第172～173頁。按印章有“中司馬印”，羅福頤、王人聰定爲漢初印(《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第11頁；王人聰：《論西漢田字格官印及其年代下限》，收入氏著：《古璽印與古文字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0年，第80頁)，王輝歸入秦印(《秦出土文獻編年》，第298頁)。此印筆劃較粗且平整，參相關特徵，當以漢初說爲宜。又，秦封泥多見某郡發弩官，秦印、封泥又有“發弩”、“發弩之印”(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第299頁；周曉陸等：《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容——紀念相家巷秦封泥發現十周年》，第14頁)。與郡對應，中尉也當設置。前論中尉屬官寺工、武庫曾屬少府。而秦封泥中還多見都船，如“都船”、“都船丞印”(傅嘉儀：《秦封泥匯考》，第28～29頁)、“陽都船印”、“陽都船丞”、“陰都船丞”(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第437頁，編號T2③：22、T2③：17、18、T2③：72、103)。這裏出現三丞或可與《百官表》“都船、武庫有三丞”對應(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第437頁)。又，京師地區所設鐵官屬內史、主爵中尉(《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6頁)。封泥有“鐵兵工室”、“鐵兵工丞”(傅嘉儀：《秦封泥匯考》，第59～60頁)，或亦與中尉有關。 (64)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第291頁。 (65)于豪亮：《雲夢秦簡所見職官述略》“司馬”條，《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4頁。 (66)目黑杏子將中司馬、中輕車司馬權歸入二百石、郡司馬入五百石。冨古至編：《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譯注篇》，京都：朋友書店，2006年，第336～337頁。 (67)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附録二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21頁。 (68)郭洪伯已指出此點。參見《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編連商兌》，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0～93頁。唯關注角度與論證略有不同。又，鄒水杰近也提到“整理小組並未將簡468置於簡444的千石縣之後，筆者根據簡文所載內容，認爲二者存在前後關係，但不一定是直接接續於後的。參見《再論秦簡中的田嗇夫及其屬吏》(原刊《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修訂稿刊簡帛網，2014年11月7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94。 (69)整理者注：“似爲少府令屬官。”相關分析參見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第291頁注171。 (70)《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124頁。 (71)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第31～32、34頁。 (72)郎吏等實際屬於與“吏”相對的“宦皇帝者”，而“宦皇帝者無秩級”，故《秩律》自然無多體現。閻步克：《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下編第四章，第379～392頁。 (73)參見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第一、四章，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39、123頁。 (74)《史記》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集解》引徐廣曰“一云從”，第905頁。 (75)《史記》卷一九《惠景間侯者年表》“以父越人爲高祖騎將，從軍，以大中大夫侯”(第981頁)；“大中大夫”，《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中大夫”(第619頁)。 (76)《史記》卷一九《惠景間侯者年表》“以執矛從高祖入漢，以中尉破曹咎，用呂相侯，六百戶”，第987頁。 (77)汾陽侯靳强曾爲郎中騎千人，“二世三年自櫟陽降漢，後隨劉邦追項羽至陽夏，又至固陵，以破鍾離眛功而封侯。《史》《漢》二《表》各有脫漏。所謂‘郎中騎千人’當是秦官”。所說可從。參見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第二節，第55頁。 (78)有意見認爲“劉邦人(入)關後纔有了‘郎’官，也有了‘郎將’、‘騎將’、‘郎中將’等官”。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第二節，第54頁。 (79)三中郎將班序在同一位(徐天麟：《西漢會要》卷三七，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386頁)，但五官中郎將地位較後兩者仍略高一些。衛宏《漢官舊儀》記“拜御史大夫爲丞相”“五官中郎將授印綬”；而“拜左、右、前、後將軍爲御史大夫”，則“左、右中郎將授印綬”。東漢“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第35、130頁)。 (80)《史記》卷一九《惠景間侯者年表》杜衍莊侯王翳“以郎中騎漢王三年從起下邳”，《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杜衍嚴侯王翥”“以中郎騎漢王二年從起下邳”。按“下邳”，學者疑乃“下邽”之誤。劉邦麾下有“郎中騎兵”，灌嬰所統，爲漢兵精銳(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第二節，第53～56頁)。《史記》卷九五《樊酈滕灌列傳》記“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而王翳(王翥)正爲共斬項羽封侯的五人之一，又見《史記》卷七《項羽本紀》、《漢書》卷三一《項籍傳》。前者提到：“漢騎司馬呂馬童……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王翳取其頭……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呂馬童與王翳對言，當屬同一編組，其他三人又爲郎中騎、郎中，均是郎中系統，再考慮五人皆隸屬灌嬰部隊，則《史記》“郎中騎”的記載或更可信。久村因以爲中郎騎乃郎中騎之誤。《郎中將と中郎將—漢代郎官の——側面について》，收入山本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會編：《山本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3年，第396頁。 (81)相關參見陳勇：《郎中騎考》，《文史》2005年第3輯。前舉時代西漢早期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墓道兩側龕內出土“執兵俑”、“背箭箙俑”，部份俑右胯綬帶有墨書“中郎”、“郎中”半通印，身份屬王國郎吏。其中，多數印文爲“郎中”，個別纔出現“中郎”(報告所舉標本爲中郎一人，郎中八人)。徐州博物館等：《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第83～100頁。又，西安市西北六村堡手工業作坊區所出兵士類俑范，有“郎中”俑范(79)。據“郎”字寫法，時代或早至漢初。熊龍：《孚堂藏秦漢陶範所涉名物叢考》，收入《孚堂藏秦漢陶範題刻》，北京：中華書局，即出。 (82)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第34頁。又，《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注引《漢儀注》作：“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也。”第727頁。 (83)參見廖伯源：《從漢代郎將職掌之發展論官制演變》，《秦漢史論叢》(增訂本)，第37～103頁。 (84)黄今言：《漢代期門、羽林考釋》，收入氏著：《秦漢史叢考》，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8年，第227～238頁；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虎賁羽林”條，第152～170頁；拙文《從“南北軍”到“禁兵”——兩漢京師宿衛的統合與演變》，第69～75頁。 (85)衛宏《漢官舊儀》稱“期門騎者，隴西工射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會期門下，從射獵，無員，秩比郎從官，名曰期門郎”(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第34頁)。《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又云“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 (86)原按：“宋錢文子《補漢兵志》引此文，‘羽林’下有‘從官七百人’五字，‘自給’下有‘鞍馬’二字，蓋舊本脫此七字。又，《漢書》如淳注引《漢儀注》亦云‘羽林從官七百人’”。衛宏撰、紀昀等輯：《漢官舊儀》，收入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第35頁。 (87)《續漢書·百官志二》，第3576、3578頁。 (88)《太平御覽》卷二四三《職官部四一》引《漢官儀》“羽林父死子繼，與虎賁同”。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第131頁。《續漢書·百官志二》劉昭注補引荀綽《晋百官表注》“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第3574頁。 (89)衛宏撰，紀昀等輯：《漢官舊儀》，衛宏撰，孫星衍輯：《漢官儀》，均收入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第34、65頁。 (90)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第2547頁。 (91)《漢書》卷五九《張湯傳附子安世傳》“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第2648頁。 (92)唯《漢書》卷六九《趙充國傳》記宣帝時平羌，“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王先謙補注：“八校尉，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漢書補注》，第1316頁下欄。 (93)征行如《漢書》卷九《元帝紀》“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八月，乙太常任千秋爲奮威將軍，別將五校並進”，同書卷五四《李廣傳附孫陵傳》“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駐京則如《漢書》卷七《昭帝紀》“孝文廟正殿火……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 (94)有學者將“北軍五校士”斷作“北軍、五校”(按原文引“校”下並脫“士”字)，以“北軍和五校並列，正說明北軍和五校有別”，“當時八校尉和北軍並不等同”(臧知非：《試論漢代中尉、執金吾和北軍的演變》，《益陽師專學報》1989年第2期)，還可討論。東漢時，“北軍五校”一稱習見，而“北軍五校士”，亦見於《後漢書》卷一六《鄧禹傳附孫騭傳》、卷二四《馬援傳附兄子嚴傳》、卷六四《盧植傳》、卷六九《竇武傳》、卷八九《南匈奴傳》、《續漢書·天文志中》等，爲習慣用語，當連讀。五校士即屬北軍。 (95)張焯：《漢代北軍與曹魏中軍》，《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9頁。 (96)王先謙：《漢書補注》，第107頁上欄。 (97)相關又參見程大昌《雍録》卷八“漢南北軍及畿內軍制”條，第173頁； (98)《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縮印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第456頁。較有影響者又如賀昌群：《漢初之南北軍》，《賀昌群文集》第一卷《史學叢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88～296頁；熊鐵基：《秦漢軍事制度史》第二章，第65～68頁，等等。 (99)勞榦指出：“過去北軍的營壘就用來住新添各校，在這種情况之下，中壘校尉也就獨立城爲一校。執金吾所屬的小型營壘，就另設一個中壘令來掌管。但在文景時代，中壘令和中壘校尉，應當本是一官的。”可供參考。《論漢代的衛尉與中尉兼論南北軍制度》，第458頁。 (100)鄒本濤：《西漢南北軍考辨》，《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1期；臧知非：《試論漢代中尉、執金吾和北軍的演變》，第45頁；張焯：《漢代北軍與曹魏中軍》，第16頁。 (101)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第180頁；李炳泉：《西漢中壘校尉“外掌西域”新證》，《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 (102)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92頁。 (103)《續漢書·百官四》劉昭補注引丁孚《漢儀》，第3606頁。 (104)《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有蕭育、蕭由；《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有韓容、公乘音、甄阜、戴級；《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有王郁、來苗。 (105)廖伯源：《從漢代郎將職掌之發展論官制演變》，第59頁。 (106)同上，第69頁。 (107)廖伯源：《使者與官制演變：秦漢皇帝使者考論》卷十《使命轉變爲職掌及新官職》，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255～257頁。 (108)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骨簽涉及“衛尉旅賁令”，所下轄工官有對弩兵的裝配、修理。吳榮曾：《西漢骨簽中所見的工官》，收入氏著：《讀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66頁。 (109)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卷二、三，第15、30～31、84頁。 (110)《交阯都尉沈府君神道闕題字》東闕題“漢謁者北屯司馬左都候沈府君神道”(172)。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京都：同朋舍，1994年，第318～319頁。 (111)《續漢書·百官志二》及李賢注引，第3379～3380頁；又見孫星衍輯《漢官》，收入《漢官六種》，第3～4頁。孫輯本“右都候”、“左都候”，誤作“右都侯”、“左都侯”。周天游未徑改，乃下案語並出校記說明。 (112)《太平御覽》卷一八三《居處部一一》“門”條，第891頁。“平門督司，午位處中”，《續漢書·百官志四》劉昭注補引作“平城司午，厥位處中”，第3610頁。 (113)《續漢書·百官志二》，第3586頁。 (114)徐松輯：《河南志》，第42、47頁。 (115)《東觀漢記》下文且有“詔曰‘南宮複道多惡風寒，左右老人居之且病痱。內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窗，望令緻密’”語。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98頁。 (116)南宮位置除學界主流意見外，陳鳴華傾向在雍門、中東門以北。《東漢南宮考》，《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17)《續漢書·百官志二》本注曰“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劉昭注補引《古今注》“永平二年(59)十一月，初作北宮朱爵南司馬門”，第3580頁。又，《後漢書》卷二《明帝紀》記永平三年(60)，“起北宮及諸官府”；永平八年(65)，“冬十月，北宮成”，第107、111頁。對照洛陽城簡圖，洛陽城南面西數第二門爲“小苑門”。學界考證北宮南掖門爲面朝“小苑門”向北延伸道路而開。渡邉將智“東漢和帝朝以降洛陽城未央宮與諸宮的概念圖”。《東漢洛陽城內皇帝與官員的政治空間》(原刊《史學雜誌》119-12，2010年)，《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第三卷)，第77頁。又，前引《漢官》記衛尉屬吏，涉及南、北宮時，均爲先南後北的順序。北宮條下，只有三門司馬。而南宮條下則多出“北屯司馬”。前引《河南志》“南宮”有“朱雀、蒼龍、白虎、玄武闕、北闕”，“北屯司馬”與南宮“北闕”關係密切。不過，南宮先於北宮建成。“北屯司馬”員吏、衛士人數，又恰與守衛南宮北面複道南端的“玄武司馬”完全一致，且均數量較少。考慮到“南屯司馬”實在南宮向南延長綫的平城門處，“北屯司馬”相應亦在南宮北面向北延長綫上，即南北宮複道北端的可能性，也需要考慮。 (118)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第2頁。 (119)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有“司空及〈衛〉官、校長百六十石”(四六四)。李昭毅認爲此當連讀作“〈衛〉官校長”。“衛官校長疑是漢初統屬於衛尉官署，但配置於中都官署和宗廟陵園，負責統率配屬的衛士，執行禁捕盗賊任務的小吏”。《試釋〈二年律令·秩律〉所見衛尉五百將、衛尉士吏和衛官校長》，第51頁。 (120)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第91頁。又，孫星衍復輯此條入《漢官儀》，非是。周天游撰校勘記[一五三]：“孔本《書鈔》卷五四引作《漢舊儀》”，第169頁。 (121)衛宏《漢官舊儀》有“宮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盗賊，屬執金吾”的說法。所記是否屬西漢情形，尚待考察。至少據上述衛尉討論，東漢南、北宮七司馬並左、右都候，均屬衛尉所統。 (122)《太平御覽》，第1148頁上欄。按：孫星衍輯入《漢官儀》，但“監羽林左右騎”句僅存“羽林”二字。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第131頁。 (123)《太平御覽》，第3034頁下欄。《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引《漢官儀》作“舊選羽林爲旄頭，被發先驅”，第79頁。文意更顯通達。又，“旄頭”髮式的解說，參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59服飾Ⅱ武士的弁、冠與頭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0～272頁。 (124)李炳泉：《兩漢“西域副校尉”略考》，《史學月刊》2008年第12期。 (125)參見李炳泉：《西漢中壘校尉“外掌西域”新證》。 (126)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第四篇第三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6頁。 (127)《後漢書》卷八《靈帝紀》，第348頁。 (128)同上，卷七二《董卓傳》，第2320頁。 (129)張金龍：《魏晋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第70頁。 (130)詳細名目參見廖伯源：《從漢代郎將職掌之發展論官制演變》“附録四東漢郎將表”，第85～103頁。 (131)八校尉具體情况參見《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及同書卷八《靈帝紀》、卷七四上《袁紹傳》裴注引《山陽公載記》，第2247、356、2374頁。 (132)大庭脩即言“應該注意的是，東漢末年新設的軍，是由校尉統率的組織”。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第390頁。 (133)相關論述參見張金龍：《魏晋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第72頁。 (134)錢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七，第302～303頁。錢氏並據《後漢書》、《三國志》列舉有雜號校尉31種，具體任職者三十四人。 (135)何茲全：《魏晋的中軍》，收入氏著：《讀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5頁。 (136)同上，第244頁。
标签：二千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