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先进人士对开发中国西部的关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西部论文,中国近代论文,人士论文,先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0) 06-0054-11
近代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中国西部更加如此。面对西方侵略势力的日益逼进和西方文明的输入，古老中国如不自甘灭亡，就必须进行适应世界潮流的改造。但是，究竟是主动改造，还是被动改造，如何改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近代先进人士从林则徐到孙中山，在为整个中国前途殚思竭虑之时，多对中国西部开发表示关注。本文就是试图探索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演进轨迹，找出其迄今仍值得顾盼的亮点和他们无法及身而成的原因。
一
19世纪上半叶，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注视西方侵华势力东渐时，已把目光投注于中国西陲，并亟谋对策。
警觉到中国政敝民变日亟、认定须速“自改革”以谋生路的龚自珍于1820年写的《西域置行省议》里，就主张新疆建省，使和内地统一法制化；同时，移民垦边，“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融合东西长处，解决东西差距；实行“公田变为私田，客户变为编户，戍边变为土著”，即体现和促进此前微露的屯垦重心向民屯转变的趋势，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希望如此即可“足食足兵”、“以边安边”，（注：《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6～7、106、113页。）有效地保卫和开发新疆，消弭西陲边疆危机。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著作以及与林则徐的谈话中，论述了中国西部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周边国际环境，衬托出历代中国内地统治者与中国西部民族的纠纷和联系，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历史联系以及西方侵略势力对这些国家的侵扰、鲸吞和据以进扰中国边境的情景，从而得出：“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1页。）的认识，即海防塞防都很重要。他亦主张置新疆为行省，指出所谓新疆“地广而无用”、“耗中事边，有损无益”的谬误，认定新疆“人寥地旷”、据有“播植浇灌毡裘贸易之利，金矿之旺”，开发此“未辟之鸿荒”，可使中国由衰转盛。（注：《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页二。）另一放眼世界的著名人物徐继畲，亦把新疆、青海、西藏等西部地区列入“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并指明其地位之重要以及面临英、俄争夺的现状，因而必须加强捍卫与建设。其所著《瀛寰志略》，即旨在“要其盛衰迭代之效，沿革迁流之故，割据并吞之势，祸福倚伏之形”，藉以唤起人们“观伏波之聚米，善审机宜，萧相之披图，皆知隘塞”，引起关心国事者的“深长思”。（注：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309页。）这里所举马援、萧何之例证皆发生在中国西部，前后映证，中国西部的国防和开发，显然在其审视之中。鸦片战争时期在台湾抗击侵略的姚莹，贬官川、藏后，撰《康輶纪行》，“纪所历山川风俗、人物，杂论古今学术文章政事，因考达赖、班禅、黄红教而及天主教回教之源流是非，明辨之以防人心陷溺之渐。因考前后藏而及五印度、西域诸国，以及西洋、英吉利、佛兰西、弥利坚之疆域情事，详著之以备中国抚驭之宜”（注：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候林制军书”。）。书中既揭露和抨击了英国垂涎西藏、进图四川、囊括长江流域的图谋，又多次指出其制物“精巧绝伦”、国虽小而强等长处，值得重视和学习。（注：姚莹：《康輶纪行》卷五，页三；卷十二，页十。）他在所著《俄罗斯方域》、《纪英俄二夷之构兵》，亦意在“以广见闻”，望“有志边务者尤宜细究焉”。（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综上可见，姚莹是在中西之间尤其是在先进西方和落后的中国西部之间进行了解和比较，从中寻找保卫和建设中国西部的正确方策。
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杰出代表，对中国西部尤为关注，并以其近代最早开发中国西部的可贵实践载入史册。1842～1845年，林则徐在遣戌新疆期间，遥首东望，东南海疆争端未息；举目西顾，“俄国则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将来必为大患”（注：谷苞、蔡锦松：《林则徐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西部塞防亦很紧迫。按其当时处境，他期望以西北之得补东南之失。他秉持爱国热肠和民本思想，悉心考究新疆实际情况，奔走天山南北，全力从事勘办农垦事宜。他赋诗抒怀：“荒碛长驱回鹘马，惊沙乱扑曼胡缨，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注：《云左山房诗钞》卷七，页十三至十八。）。他开发新疆的业绩主要有三：其一，提高现有生产力。比如大力兴修水利，推广应用“卡井”（当地人赞称为“林公井”）；又“教民制纺车，学织布，民号称林公车”（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页。）等等。其二，适当改进现存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对原来屯垦制度的某些改革，如增加民屯户拨地亩数、减轻民屯纳粮数、回户拨地改为按亩计算、订立新垦地亩章程、健全管理制度、规划土地使用、变军垦为便于从事生产的经济单位、奖励换防官兵徙眷常住、奖励对新疆开发做出贡献的官员等等。其三，适当协调民族关系，如广招当地回民参加屯垦，发展“回屯”，关心回民生活和文化，他所写《回疆竹枝二十四首》，反映了他对维吾尔族的生计、风俗习惯、文化艺术都有一定的了解与同情（注：《云左山房诗钞》卷七，页十三至十八。）。因此，后人盛赞林则徐“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定约束数十事，计辟各路屯田三万七千余顷，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而回民生计亦大裕，为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文忠在西域创兴水利，开田至数十万余亩，至今利赖”。（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页。）这里虽有过誉之词，但其作为贡献确留人们心间。
1845年12月，林则徐奉诏入关，先后担任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曾督师镇压西部人民起义，但也有过好的举措。他在对云南开矿情形进行调研之后，指出以“人众难散”来阻止开矿的谬误，主张任商民办理采矿，并制订了宽铅禁、减浮费、严法令、杜作伪四项矿务章程，以利矿业的开采。
从上面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已开始睁眼看世界，意识到中国西部所面临的边疆危机，并试图通过开发西部、发展生产以臻富强；通过民本主义，改进生产关系和民族关系以固结人心，达到外御强敌、内固清朝统治的目的。林则徐任商民采矿的主张，更是反映了西部工商业者要挣脱封建羁绊的微弱呼声。这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对近代中国所追求的独立、民主、富强目标的最初回应，也是启动中国西部迈向近代化的最早契机。然而，他们求中国独立的思想仍主要寄望于清王朝，期待“出文王而天下兴”（注：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他们的民本思想仍和镇压人民起义相纠缠相杄格；他们的开发西部的尝试仍多是限于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某些改进，甚至受到“我欲仁，斯仁至矣”（注：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等儒家教条的束缚。因此，这批中国最早的近代先进人士开发中国西部的主张和实践，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即使在新疆卓有成就的林则徐，其业绩也因调回关内镇压人民起义而基本止步。
二
19世纪60年代后日趋严重的中国西部边疆危机，使中国洋务派和维新派人士的目光进一步转向西部。随着西方文明的更多输入，上述人士有的还走出过国门，亲眼观审过世界新事物新情景；而中国资本主义也于此时破土而出，呈继长增高之势。这些内外变化的因素，更驱动他们进行中外对比和反思，试图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和方式来改造中国西部。
从事洋务的人士因有机会多了解外情，并有责任寻求对策，故对中国西部情事多有关注。这在郭嵩焘、志刚、曾纪泽、黎庶昌、徐建寅、丁日昌、左宗棠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反映。郭嵩焘较清楚地看到俄、英在北、中亚和印度扩张之后“足称二霸，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蹠，鹰扬虎视”（注：郭嵩焘：《使西纪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徐建寅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慨叹：“越南东京之省，与云南毗连，有河可通云南，数月之内，法国设计与越南寻隙，欲夺此二省。其事若成，即与广西、云南接壤，中国从此多事矣！”（注：徐建寅：《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曾纪泽因看到“新疆回部，地近印度，俄人挟以要我”；俄之侵占伊犁，实欲占“南北之枢纽”、“中亚之精华”，得此即可进窥中、印腹地，“与英抗衡”，（注：曾纪泽：《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5页。）故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通过谈判争回伊犁。为官于闽、浙的丁日昌亦指出英、法“于滇、川各处，均蓄全力以图谋”，因而先后搜集法国占据安南六省和云南、四川、广西、缅甸、南掌、暹罗、印度等国交界地区之详图，请人翻译，陆续寄呈总理衙门参考。（注：江村：《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洋务派人士已把他们引用外国新生产力来改造中国的意图，施之于中国西部。他们已看到英、俄争取中国西部的目的之一是欲占通商利益，其中交通运输至关重要，中国必须相应主动开辟道路。黎庶昌在答曾纪泽的函中，就谈到他希望开通由伊犁至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库车、吐鲁番、哈密，而入嘉峪关的“通商所必经行之道”，敦促曾纪泽效法张骞、班超所为，力任开辟西疆之责。为此，他也努力搜求西人有关中国西陲的记载和地图，望“于强敌边情得以尽悉，亦足规画久远”。他指明中国西部必须应时而变，赶上世界潮流，因“方今中西之气已通，难易情形，迥非汉代可比。即与康熙时，亦正事半功倍，此乃时势使然”。（注：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187页。）丁日昌在一则奏疏中也谈到“泰西各国专以战斗为业，船与炮有日新月异之势，西北南三境，皆将与我接壤；……我若不破除因循积习以饬吏治，更改绿营旧制以练精兵，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注：江村：《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即须以改革应时变。曾纪泽在《敬陈管见疏》里，一方面怒指“俄占伊犁，其理甚屈”，另则肯定国际间平等通商以谋各国共同发展的必要，指出修约时仅更易对华苟刻条款，“余者似应从权应允”（注：《曾纪泽选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5～28页。）
左宗棠是洋务派中关注中国西部最多且最有建树者。他早年就钦慕“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注：左宗棠：《癸已燕台杂感》，转见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笔谈左宗棠》，第127页。）的勋业。他在重视海防的同时，坚认塞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终于历尽艰辛，完成了对新疆叛乱的弭平，捍卫了新疆这块中国神圣领土。此后，他又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很值得赞颂的贡献。
鉴于沙俄对新疆张口欲噬，左宗棠连续5次呈请新疆设省。他指出设省可以更好地对回民“养之教之，不难与内地同风并治”，而且可谋地尽其利，致沃饶之区于富强。（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七，页五十四；卷二十一，页二十一。）1884年新疆设省终于获准付诸实施，其部属刘锦棠被授首任新疆巡抚。此举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实现了新疆和内地行政制度的统一，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各方面联系，“关内汉、回携眷来新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绎不绝”（注：《新疆图志》卷一0四，页十五。），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的开发。
为了更好地发展新疆生产，左宗棠进一步改革了屯田制度，将原军屯民屯之田还之予民，把兵农合一改为兵农相分，使人民安心生产，提高生产力；并对原来赋税制度加以相应改革。同时，大修水利，广筑道路，提倡植树育林（史称“左公柳”）。左宗棠本着洋务派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向，他在西北大力倡导商品生产，在陕西、甘肃、新疆，都劝民种植棉花，栽桑养蚕、兴办蚕桑学校。他在兰州设立了织呢厂。在采矿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法经营的企业，如新疆的铜铅业，它有利于新疆铸币与货币的发行。在这当中，左宗棠还可贵地看到民办企业是发展趋势，提出“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开利之源，自以民所利而利之为善”。（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三，页五十四；“书牍”卷二十三，页二十四。）顺此发展，到20世纪初，新疆便出现了一批“官商合资”、“官督商办”的开采矿业的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和西北经济的发展也适应了中国必须与世界相联系相交往的需要，左宗棠在坚决反对俄国扩其领土损我主权的同时，提出应与俄国“互市为利”，扩大西北陆路贸易，以销中国土产。为利于发展生产，左宗棠还提出“铁路宜仿造”，“至推广于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注：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6～107页。）此外，左宗棠改造中国西北，还以兴教劝学为急务，注重就地培养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人才，并努力沟通汉回文化。比如，他在新疆广设“义塾”，在甘肃关心兰心书院（今兰州师范大学）的建设等等。
以维新救亡为职志的维新派人士，对中国面临的日益深重的边疆危机和19世纪末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更为痛心疾首，奔走呼号。他们除了提出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主张（如振兴工商业、设议院分权予民等等）之外，还特别提到挽救西部危机之刻不容缓和如何挽救之方。其中，明显地添进了更浓郁的资产阶级急欲改造中国西部的色彩。
王韬专撰《俄人志在并兼》和《中外合力防俄》二文，指出俄国对外扩张“匪伊朝夕”，其必“不能恝然于天山南北，……以彼蚕食鲸吞，已成并兼坐大之势”，（注：王韬：《弢园文录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1～72页。）中国必须迅图富强，扼阻其兼并。郑观应在《论边防》中指出与西南边境相毗连的越南、暹罗、缅甸已为英、法所据，列强进而对蚕食中国西南诸省势在必行；俄国则“恣其蚕食”于中亚，“潜欲鲸吞”新疆，所以“更宜思患预防，善为之备”。他特别谈到英、俄等国加速建筑邻国至中国西部边境的铁路，其矛头显然指向中国，为防备计，中国西部修筑铁路“断不能置为缓图”。（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113～114页。）薛福成从俄人于西北越界取金、英人侵占缅甸后向云南逼进、英人加快入藏步伐、重庆被迫开为商埠等事实中，看到中国西部边疆危机的紧迫，大呼中国必须加速改革，迅谋振兴。他亦以毗邻西部之邻国已经筑路，促请清政府效法，并重视西南水道的开辟。他又列举周边国家兴亡原由，指出：“暹罗竟能自立，不失为地球三等之国，殆西法有以辅之。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注：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马建忠亦惊心怵目地指出列强已纷建铁路，“凭陵我边陲，控扼我腹心”，我若不速建通往边陲的铁路，则无法“自腹省调兵滇南，或自关内调兵塞外”。（注：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4页。）梁启超更多次以其动人心魄之笔调描述帝国主义群啸入侵的形势，他痛切指出：“适当俄人发难之时，而英法之在云南，英之在西藏，乃先后迭起而乘我”（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二十五（下），页二七七。）；并认为“他日龙拏虎掷之大业，将不在黄河与扬子江间之原野，而在扬子江与西江间之原野”，将必造成“举目有山河之异”的惨局。（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十，页一00至一0一。）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权之争，实即对中国的无形瓜分，他列举列强在华争筑之10条线路中有3条（滇缅、龙川至云南、北海至南宁）在中国西部，因此，中国应汲汲于建筑边防铁路，包括兰迪（兰州迪化间）、滇蜀腾越（重庆云南间）、川藏（成都拉萨间）等线。他认为上述铁路系巩固国防、统一庞大国家的“万不可缺”的“国家百年大计”。（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二十五，页四十八至五十。）多次到过西北的谭嗣同，更深赞林则徐所说“中国之患在俄罗斯”为“远见”，他痛感英、法、俄都在横噬中国西北边境，扼腕中国“应不胜应，营营四顾，目眩手束，将安归也”（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5页。）。他慨然表示：“沙漠多雄风，四顾浩茫茫”，“抚剑起巡酒，悲歌慨以慷”，（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8页。）他要学习前贤傅介子、张骞、班超，“壮士事戎马，封侯入汉关”（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页。）。爱国诗人黄遵宪高度颂赞抗法将领冯子材在中国西南所表现的“看我长驱出玉关”、“不斩楼兰今不还”的英雄气慨；谴责清廷于西疆战胜却以妥协终，“不信王师倒戈退，翻将化外弃南天”（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449页。），对清王朝置西南于不顾、更不事建设的颟顸腐败的不满跃然纸上。
康有为对中国西部亦早表关注。中法战争后，康即深感“国势日蹙”，中国必须发愤自救，“及时变法”（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页。）。1888年在《上清帝第一书》进一步挑明这种深切危机感和要求变法与中国西部情势十分相关。它是导因于“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而腐败的清王朝却“晏安欢娱，若贺太平”（注：《康有为全集》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1895年5月，康有为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时，联合18省举人1300余《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更多地谈到中国西部危机，痛切指出，台湾“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注：《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75页。又据该卷105～126页公车上书题名录统计，西部各省举人参与题名者有陕、甘、川、桂、云、贵6省共396人，占题名总人数593人的67%，由此亦可见康有为、梁启超对联络西部人士的重视和西部士人对国事关注的热度。）他们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对策。在迁都问题上，他们主张迁都西安，因“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近虽水利不开，漕运难至，然都畿既建，百货自归。若借机器，督散军，亦何水利之不开哉！”（注：《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81页。）即加紧在新都区域进行近代化建设，以应急需。在变法图强方面，涉及中国西部者，其一，亟建铁路，加强边防，并“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闾化为富民”。西北尤须“讲牧畜”，“牛毛之毳可以织呢绒毡毯，以及沙漠可以开河种树”。（注：《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86～87页。）其二，自辟利源，以杜外人觊觎。他主张采用西法开采云南铜、锡矿，山西、贵州煤、铁，四川铜、铅、煤、铁等。他指出，不自开采，外人必夺，如“滇粤之矿，尤为英、法所窥伺，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注：《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87页。）。上述认识与设想和前述维新人士差别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提出的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改革方案也欲施之于中国西部时，则康有为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造西部的内涵和境界，显然较前丰富和提高。而且，早在1884年，康有为就认识到长期存在于中国和世界的人种、民族、地区、宗教间的界线应该消除，提出要“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学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页。）1902年，康有为在印度写成《大同书》初稿，里面谈论现实存在“蛮野之苦”、“边地之苦”、“地震山崩之苦”等苦难时，就以西藏、新疆、四川、陕西等及其毗邻地区、国家的人民状况为例证。而“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特别是“去级界，平民族也”，“去种界，同人类也”，（注：康有为著，邝柏林选注：《大同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894年版，第18～19、66～67页。）要求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对于众多民族聚居的中国西部尤有针对性。这就给改造中国西部以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理想社会的远景。
综上所述，可见洋务派和维新派都为用资本主义模式和方式来改造中国西部作出了努力，灌注了新的活力，提出了新的改造方案和理想，从而把改造中国西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像左宗棠那样的捍卫和建设新疆，至今仍为佳话。可是，从洋务派到维新派，都把改造西部愿望的实现寄托在对外屈降对内专制的清王朝身上。洋务派的活动因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两次惨败而破产。维新派的维新救亡运动，仅历百日而终，对西部开发仅有言论而无实际行动。到1908年国内立宪请愿运动兴起时，西部各省立宪党人亦较为活跃，除新疆被敕命缓办外，其他西部各省都成立了谘议局，对各省建设亦有一些规划。但那些仍沉迷于通过圣君贤相来主动改革的人士的方案不断碰壁，并迅即被辛亥革命的狂潮推到一边，宣告了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
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前二者的继承者，又把开发中国西部的思想和行动大大发展了，提到了新的高度。
首先，同前此把开发中国西部寄望于清王朝有别，资产阶级革命派认定“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88页。）因此，他们主张先通过民主革命，推翻清政府，再图建设。他们取得上述认识，自是有一个过程。起初，孙中山等人还把对清政府腐败、屈降的不满与清政府允予用西法改造中国，并在西北筑造铁路、屯垦实边、开河种树、集商举办等设想相调和，它体现在孙中山1891年前后所著的《农功》与1894年《上李鸿章书》里。（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3～6、8～18页。）在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孙中山等才决志进行民主革命以阻止列强对包括西部边疆在内的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以图“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21～22页。）
其次，孙中山拟制的西部建设计划远远超过了前此设想，构成了一幅追赶欧美先进国家的理想蓝图。孙中山等建设中国西部的主要着眼点是交通建设，尤以铁路为主。1899年，在列强掀起第一次瓜分中国领土和铁路高潮之际，赞赏西方“已视铁路为命脉”（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4页。）的孙中山，亲手绘制了《支那现势地图》，对“其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惊心云”（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88页。）。他规划出中国须速建28条铁路与外国竞争，其中通往中国西部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西藏者有16条，占总数的57%以上。
1911年前后，列强又掀起第二次瓜分中国铁路狂潮，许多革命党人大声疾呼迅图筑路救亡。《云南杂志》发表《为滇越铁路告成警告全滇》、《滇越铁路问题》等文章，指出该路之成，旨在“吞滇并蜀，进握扬子江商权”，而“云南朝亡，中国夕裂”。（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562、568页。）四川《说鹃声》杂志也著文列举列强从四面八方进袭四川，呼吁川人及时猛醒，速起筑路自救。陕西《关陇》、《夏声》等杂志亦发表《论铁路与西北的关系》、《兴办西北实业要论》等文章，认为“为西北计，铁道实维新第一政策”，鼓吹“西北者，中国之屏障也。欲保存中国，必先充实西北，欲充实西北，不可不敷设铁路”，“西北铁路，我若不自经营，他人必将越俎代庖，攫我路权，入我腹心，以实行侵略政策也”。文章还论述新疆与关、陇的唇齿相依关系，因此，“急宜建设铁路，联三者为一气”，以利保卫西北边疆（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81～389页。）。黄兴也认为“西北进行之障碍，交通上实一大原因。故铁道政策，实为今日必要之图也。”（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9页。）如此众口同声，充分表明中国西部铁路建设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地位。孙中山正是适应了上述要求，在1912年制定的铁路建设计划确定“先从西北筑起”，其所设想的南、中、北三路，其起点皆在出海口，其终点则都在西部（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8页。）。到1913年，蒙藏风云日亟，孙中山致电北京政府，建议赶筑贯通蒙藏之铁路，名萨臣铁路，“更由拉萨筑一支线，至四川成都，而与滇蜀道路相接”，如此，“不惟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军事上亦种种便利”。（注：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
在1917～1919年拟制的《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更以恢宏的气魄。拟建铁路七大系统，共20万里，106条线路，其中通往中国西部者51条，占总数的48.1%强。（注：据《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1，319～320，336～338，346～347，352～353，361～362，370页统计。）其比例似较前下降，但线路绝对数字则成倍增长，较1899年设想的16条增加了35条。
除铁路外，《实业计划》还规划修浚黄河及其支流、陕西的渭河、粤桂的西江以及联结西部诸河流的原有运河。修浚后的西江，将使广州与南宁间水道畅通，“无间冬夏”，如是，“南宁将为中国西南隅——云南全省、贵州大半省、广西半省矿产丰富之全地区之最近深水商埠矣”。（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15页。）计划还拟把广西钦州建设为中国四大二等海港之一。
移民垦边、增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育树造林等，对西部地区十分紧要。19世纪90年代，孙中山就已设想在西北“仿古人屯田之法，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毛以织呢绒、毡毯（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6页。）。还声称要到新疆“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以便“招民开垦”。（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页。）1912年，孙中山欣然批准黄兴呈办拓殖协会，称赞其“实为谋国要图，国家自应协助”（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97页。）。但计划尚不够具体，在《实业计划》里，10项总的建设项目就有“蒙古、新疆之灌溉”、“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3项；（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1～252页。）并且计划于黄河及其支流等西北河流倾斜之地广植树木，“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5～266页。），即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这些较前显然扩充了内容。
较多地开发西部矿产，成为《实业计划》的新增醒目内容。诸如四川、云南之铁铜矿，四川、甘肃、新疆、陕西之石油，云南个旧之锡矿，新疆和阗之玉矿等等，皆列入开采计划，孙中山认定西南、西北铁路系统的开通，将有利于上述开采事业的进行。与此相配合，孙中山还拟建立冶矿厂和矿业机械制造厂。
再次，孙中山等的开发中国西部计划，是建筑于谋致东西和中外的连接与互补的架构上。缩小乃至消除较发达的中国东部与较落后的中国西部的差距与隔离，近代先进人士曾有计及，孙中山等更多地擘划了通过交通尤其是铁路建设来加强东西联系与互补。按计划，通往西部的铁路都与拟建的北方、东方、南方大港相连接，呈横贯东西之势。如建筑于直隶湾的北方大港，通过西北铁路系统，8线中有7线以西北为终点。（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1页。）作为东方大港的上海，通过整治扬子江，加强上海与武汉的联系，而武汉将成为“沟通大洋计划之项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而武汉因又与西部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省贸易密切，故又成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94页。）。南方大港广州则通过改良水路系统，建设西南铁路系统，与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西部省份连成一气，使得广州“于西南各省全部之繁荣为最有用者也”（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19～320页。）。诚然，开通东西通道要经过崇山峻岭、急流险滩或沙漠横亘、人烟稀少之地，殊多障碍。孙中山则认为西部本来物产丰盈，仅因交通运输缺乏委为荒壤，“倘有铁路与此等地方相通，则稠密省区无业之游民，可资开发此等富足之地，此不仅有利于中国，且有以利世界商业于无穷也。故中国西北部之铁路系统，由政治上经济上言之，皆于中国今日为必要而刻不容缓者也”（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2页。）。
近代以来，中国必须与世界加强联系，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这是大势所趋。孙中山对此早有所见。《实业计划》的各项规划都崭露出孙中山的世界眼光。就铁路建设看，孙中山很重视它们和周边国家已建成或拟建铁路相连接，孙中山在阐明建筑北方大港、西北铁路系统、移民新疆等之关系时，旨在用北方大港“为国际开发实业计划之策源地；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之关键，亦系关此。”（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4页。）而西北铁路系统“实居支配世界之重要位置，盖将为欧亚铁路系统之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结。由太平洋岸前往欧洲者，以经此践线为最近，而由伊犁发出之支线，将与未来之印度、欧洲线路……联络，成一连锁。将来由吾人所计划之港，可以直达好望角域。”（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1～262页。）又如广州云南大理腾越线，将与缅甸铁路相接，并将成为“自印度至中国最捷之路”；广州思茅线至镇南关，与法国铁路相接。（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22页。）这种连接不仅便利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促进中国和有关国家的经济交流和发展；而且对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正在蓬勃兴起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支持与配合，都大有裨益。
复次，对中国西部的开发，孙中山等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主要依托。早在1891年前后，孙中山在谈到开垦西北时，就以“年来英商集巨款，招人开垦于般岛”（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页。）为例，微露出利用外资开发落后地区的意向。1912年孙中山拟制修路计划时，即声称“取开放主义”，明确提出须利用外资、外国人才、外人方法，且认为“最好是批给外人包办”，并将从广州到成都、从广州到云南大理、从兰州到重庆、从长江到伊犁，即拟修筑的三分之二的干线，列入对外开放项目（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0～461页。）。《实业计划》中更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舍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外，殆无他策”（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7页。）。他宣示建筑西南、西北两大铁路系统，“于中国人民为最必要，而于外国投资者又为最有利之事业也”（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24页。）。孙中山特别寄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将“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8页。）。但他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8页。）。他要实现的是：“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8页。）。
最后，孙中山等的开发中国西部系以完全贯彻三民主义、进入大同世界为奋斗目标。1911年年底，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表示：“欲造成圆满纯固之国家，以副其始志者，则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8页。）随后，孙中山在谈论贯彻三民主义时，有不少涉及中国西部开发者。比如，孙中山强调民族团结和统一，要“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强调各族人民平等，宣称：“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8页。）；强调实行民生主义广建铁路，意在“使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见，消弭一切地方观念之相嫉妒与反对，使不复阻碍吾人之共同进步，以达到吾人之最终目的”（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2页。）；并实行“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的原则，共同开发致富；进而“以人道主义提携五族共跻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二十世纪”（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1页。）。到孙中山晚年，他对三民主义的阐释所增加的新内容，只是扩大了而不是削弱了上述旨趣。比如，《实业计划》提到新疆等地移民政策时，规定“土地应由国家买收，……国家所得土地，应均为农庄，长期贷诸移民，而经始之资本、种子、器具、屋宇应由国家供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而兴办此事必当组织数大机关，行战时工场制度，以为移民运输居处衣食之备。”“一区之移民为数已足时，应授以自治特权。每一移民，应施以训练，俾能以民主政治之精神，经营其个人局部之事业。”孙中山还认为“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因此举可以安置百万应载之兵和需地以养的“生齿之众”，他希望外国资本家贷款给中国，“第一先用于裁兵之途”，而所裁散兵又“可供利用，以为筑港、建路及开发长城以外沿线地方之先驱者”。（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4～265页。）孙中山认为这样就可以消灭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乃至劳资阶级斗争，“则大而世界，小而中国，无不受其利益”，世界永久和平即可实现（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7页。）。这在当时仍属主观臆想，河清难俟，但因它和激进的民主革命相伴行，故较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具有较多的实践性格。
上述高言伟论，确臻于中国近代先进人士开发中国西部观的最高水平，它是主动开发中国西部同谋求中国独立、民主、富强的较高层次的结合，是基本上适应世界潮流和人群需要的擘划。它给后人留下不少兴味深永的亮点，并有它的可贵前瞻性，反映了孙中山改造中国的伟大抱负和苦心、以及对中国西部的深切关注。可是，这一谋画在当时却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第一，在国家没有获得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外援，而又谋权操自我、富国强兵是不可能的。有如孙中山在1924年《三民主义》演讲里所说：“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地市场，中国的主权和金融都是在他们掌握之中。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24页。）即必须先有国家独立，才能谋国家迅速发展。第二，当时军阀擅政、割据与混战，谈建设只是空谈；人民没有获得民主、安定而又穷困，没有能力也没有积极性参与国内建设；外人也因缺乏良好投资环境而不愿大量投资。第三，孙中山对国情世情以及经济发展规律都认识不足，对开发西部的困难也估计不当，急于求成。其所拟计划过于庞大，国内资金、技术既严重不济，外援又难以得到，在上述其他不利因素的共同反作用下，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拟制后，只能搁置一边。当时情势又驱使他率领人民继续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最终，他也只能把包含开发中国西部的《建国方略》作为未竟而又亟望实现的理想蓝图，列入遗嘱，留给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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