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对于我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行业面板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污染论文,外包论文,面板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也为自己赢得了“中国奇迹”的美誉。但与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相伴随的是中国环境质量的极度恶化，从而给中国带来了很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之间的巨大冲突，业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早已进行了大量研究。从经济增长与环境、贸易自由化与环境，FDI与环境等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并提出了各种假说，比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EKCs），波特假说（the Porter hypothesis），污染避难所假说（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竞相降低环境标准假说（the race to the bottom hypothesis），要素禀赋假说（the factors en dowment hypothesis）等。国内学者也围绕着这几个方面，进行了不少有意义的研究。但由于在样本选择、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等上的差异，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广泛一致的结论。
现存文献普遍忽略的一个典型事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政策的自由化和技术进步，各国越来越多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之中，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扩展。这次全球化的浪潮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全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他国，自己只保留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工序。在空间上分散的生产活动通过全球价值链（GVC）的治理者实现了全球协作，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开始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目前，世界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贸易和投资是通过GVC来组织的，主要表现在中间品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和垂直型FDI占外资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也正是在这股全球化浪潮中确立了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同时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基地。我们发现，在全球化的主导者、发达国家的代言人—跨国公司日益通过外包行为来切割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而在全球进行生产网络的布局的背景下，用传统的国际贸易、FDI等视角来分析环境问题已显得片面和不足，也难以了解日益全球化经济发展对中国环境影响的微观机制。鉴于中国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平台，另一方面又是世界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本文拟以中国为例，来研究发达国家的外包对发展中国环境的影响问题。
二、文献综述
现有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环境问题的文献大致从下面三方面展开：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
该方面的代表性假说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EKCs）。
Grossman和Krueger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2]。该假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单位资本收入和环境质量之间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即在低收入阶段，环境质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恶化，而到了高收入阶段，环境质量则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改善。如果环境是一种正常商品，由贸易或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收入增加不仅会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而且也会提高政府改善环境的能力。为解释这种倒U型关系，Grossman和Krueger提出了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具体而言，规模效应指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会增加各种要素的投入，从而产生更大的污染排放量。技术效应指较高收入会提高居民对清洁生活环境的需求，从而激励企业清洁型生产技术和设备，有利于减少污染。而结构效应则指收入增加会扩大对清洁型产品的需求，从而使总产出中污染型产品减少，进而降低污染，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结构效应的正负。EKCs的倒U型关系表明在低收入阶段，规模效应占主导，在高收入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占主导。从根本上来说，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会抑制规模效应。
（二）贸易与环境
该方面的代表性假说有波特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和竞相降低环境标准假说等。波特假说指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会促使被管制企业从事技术创新，从而减少污染排放。污染避难所假说则指贸易壁垒的降低将会使污染密集型的产业从环境管制严格的国家转移到环境管制较弱的国家。竞相降低环境标准假说源于贸易自由化会使一国政府通过弱化环境管制政策来减轻本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换言之，一旦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了贸易壁垒，政府就会用环境政策替代贸易政策，来帮助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结果是由于环境管制政策的弱化，自由贸易破坏了该国环境。考虑到贸易增长、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等变量之间的联合内生性，进行因果推断会产生问题。Chintrakarn和Millimet也采用FR的方法，但利用美国各州数据进行面板分析，发现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会改善环境[3]。
张连众等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将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而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4]。沈利生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我国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发现从总体来说，由于出口污染排放强度低于进口污染减排强度，故对外贸易有利于我国污染减排[5]。
（三）FDI与环境
Dean，Lovely和Wang利用中国1993－1996年的2886家制造业合资项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和nested logit模型，发现来自与中国不相关国家的FDI不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而来自与中国相关的国家的FDI则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但其还不是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布局的决定因素[6]。Xu采用SUR方法估计由一个广义GDP函数推导出的部门份额方程系统，指出环境因素即使对于环境敏感型产业来说，也不是其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力量，而技术才是，从而不支持环境倾销战略。Dean和Lovely是极少数从微观机制来研究贸易、投资对环境影响的文献。她们发现中国的进口和出口都变得更加清洁了，是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导致了这种趋势，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清洁。总之，FDI和中国经济加入全球生产网络已经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FDI的进入不仅使可分割部门转向清洁型中间品的生产，而且也带来了清洁型技术[7]。
三、一些典型事实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是以环境状况的极度恶化为代价的，日益恶化的环境不仅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增长。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关系的日益紧密，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日益依赖于对外经济联系和经济交往，影响中国环境状况的因素是否发生变化？特别是日益盛行的跨国公司外包活动究竟会对我国的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在本文33个行业样本的基础上，分别计算出前十大污染行业和前十大外包程度严重的行业（都用2001－2005年的平均数），发现外包程度严重的行业往往是便于生产分割，便于发达国家通过并购等方式进入的行业，并大多发生在加工、制造等行业。外包程度严重的前三大行业，无论用哪种污染指标看，都不是污染严重的行业。污染严重的行业大多发生在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见表1）。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的外包活动与我国的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不明了，所以本文进一步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四、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际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我们当下处在能耗大、污染重的状态，所以本文取用反映污染的相对指标——污染强度来作为被解释变量。
此外，本文引入了全员劳动生产率、国有产权比重（市场化程度）、资本劳动比率、企业规模、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等作为控制变量，以反映技术进步、产权结构、要素禀赋结构、企业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这样，本文的回归模型如下：
由于只有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再考虑到投入产出表所反映的生产技术短期内变化很缓慢，因此本文分别用1997年和2002年的外包程度代替2001年和2003-2005年的外包程度①。
3.全员劳动生产率（olp
）：t年行业j的工业增加值与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之比。本文用此指标度量分行业的技术进步水平。
4.国有产权比重（soe）：t年行业j的国有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与全部产品销售收入的比。本文用此指标度量分行业的产权结构，也可以作为中国市场化水平的一个度量指标。
5.资本劳动比率（klr）：t年行业j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之比，以此度量行业的要素禀赋结构。
6.企业规模（fs）：t年行业j的产品销售收入与企业单位数的比。本文用此指标测度分行业的规模效应。
7.第三产业占GDP比重（rti）：第三产业增加值与GDP之比。本文使用此指标度量产业结构的变化。
（三）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外包数据来自1997年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其余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是美元的数据，本文依据当年的官方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平减指数采用的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1992年为基期。官方汇率和价格指数也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这样，本文的有效样本就包括了33个行业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
五、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法与模型具体设定
本文首先进行了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②，发现全员劳动生产率、国有产权比重、资本劳动比率与企业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很高，而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考虑到多重共线性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四个控制变量先是依次进入模型逐次回归，最后再全部放入模型进行回归。
考虑到面板数据回归对数据的方差结构极为敏感，特别是对于本文所采用的行业面板数据而言，所以本文首先进行了同期相关检验和截面异方差检验，结果发现本文的行业面板数据存在同期相关和截面异方差问题。由此，本文采用PCSE稳健估计方法。
总之，本文的面板回归方法是逐步回归和PCSE稳健估计方法的结合。而本文设定的一般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变量的定义同上。
实证分析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对污染强度的影响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污染强度也会影响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为了避免这些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偏误，本文同时利用Hausman检验来进行内生性检验，结论认为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或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1.发达国家的外包活动对中国的环境影响的分析。从表2－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vdi的系数一致为负，并且绝大多数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跨国公司的外包行为降低了中国的环境污染水平。在这次全球化的浪潮中，一方面，跨国公司出于生产成本、市场占有等考虑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配置和构建生产网络，例如把生产布局于中国的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见表1），这些行业不仅有利于生产分割，而且容易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技术外溢，便于东道国在为发达国家的代工过程中形成学习效应，产生聚集效应，最终会有助于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强度，即由外包带来的结构效应是正的。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全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他国，自己只保留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工序，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专业化于能耗大、污染重的加工组装环节，从而导致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提高了中国的环境污染水平，即外包活动会形成污染避难所效应。而实证结果表明外包对环境产生的两种效应的净效应是正的。可见，跨国公司基于协作和交流的GVC治理机制在帮助中国的代工企业较快的完成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过程中，还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节能减排的目标。
2.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的分析。第一个是全员劳动生产率（技术效应）。本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指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替代，Xu也采取同样做法。理由如下：其一，嵌入式技术进步，特别是劳动增强型技术（labour augmenting）可以看做是技术进步的合理替代，正如Barro and Sala-i- Martin所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长期经验表明单位资本的增长率从长期来看趋于不变，只有这样模型才具有稳态特征（Barro and Sala-i- Martin）。因此为了满足模型的稳态特征，技术进步必须表现为哈罗德中性技术（Harrod-neutral）即劳动增强型技术。其二，如果生产函数采取Cobb-Douglas形式，那么技术进步既可能表现为哈罗德中性技术又可能表现为希克斯中性技术（Hicks- neutral）。表2－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显著地为负，表明技术进步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强度，这与现有文献的分析是一致的。
第二个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产权效应）。表2－表4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国有经济不利于降低污染。Chichilnisky证明南北双方即使具有相同的技术、禀赋、偏好，只要他们对环境资源的产权保护不同，也会发生南北贸易，并且对环境资源的产权保护较差的南方，会从事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相反对环境资源的产权保护较好的北方，则从事清洁型产品的生产[9]。Dasgupta，Hug和Wheeler注意到低效的国有企业产生较大的污染，另外国有企业由于预算软约束，对污染收费和环境管制不敏感。另外，这一指标也可以理解为一国的市场化水平，本文结果说明较慢的市场化进程与降低环境污染的目标是相悖的[10]。Talukdar和Meisner则发现发展中国家较高的私人部门生产会导致较低程度的环境污染，并且一个功能完善的国内资本市场和提高发达国家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比重，也会避免环境的恶化[11]。
第三个是要素禀赋效应。从表2－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klr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比重越高，就越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中国是劳动相对富裕的国家，所以应该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是能耗高、污染大的产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发达国家通过外包活动实现了外来资本和当地劳动资源的紧密结合，在利用中国廉价劳动资源的同时，迫使中国过度的进入重工业的生产时代，这种生产格局必然提高中国的环境污染水平。
第四个是企业规模（规模效应）。表2－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的经济规模越大造成的污染越少，说明环境污染存在规模效应。
第五个是产业结构（结构效应）。第三产业的比重在本文的分析中普遍不显著不仅呼应了上文中对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中国过度切入了重工业阶段），而且确实反映出第三产业对环境的影响效应还没有显现。当下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金融、法律、物流、通讯等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是经济增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低的行业，发达国家正是在这个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这个系数不显著正好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从而降低环境污染的效应仍然没有显现出来。
六、结论与启示
现有文献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大多从国际贸易、FDI等角度出发，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分析已经难以真实反映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更不利于我们从全球视角把握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由此，本文从内嵌于一体化经济活动的外包行为入手，利用中国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达国家的外包行为与我国的环境污染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外包行为降低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强度。
本文结论可以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包活动是清洁型活动，以外包方式迅速融入全球经济有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能源代价，不少地方政府鼓励外包的政策和追求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的经济目标是契合的。第二，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分析，由外包引致的FDI、加工贸易的增加是合意的，不仅带来了清洁型技术、资本，而且促进了清洁型贸易的发展，我们应该鼓励外包形式的FDI，认清当下加工贸易剧增的积极内涵。第三，鉴于经济的生产结构已经由传统的三大产业结构演变为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新型国际生产网络，那么，与现有文献的产业结构效应的内涵不同，外包反映的是一种新型的结构效应—产品结构效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事外包决定的产品的部分环节、工序的生产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强度。第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和构建全球生产网络更加注重生产成本、基础设施和市场占有等因素，对环境管制的规避倾向变弱，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竞相降低环境标准假说日益缺乏实证基础。第五，环境污染强度作为“负”的生产率，是测度一国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指标。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经济业务外包的背景下，这种基于微观机制的分析为我国的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指明了一条可行路径；希望跨国公司的外包行为最终真的可以帮助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重目标。第六，技术创新、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及企业做大做强的现实愿望不仅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而且客观上会形成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居住环境。
注释：
① 沈利生等，平新乔等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②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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