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债中渐行渐远的美国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渐远论文,渐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费主义就像樱桃蛋糕一样具有美国特色。等离子电视、苹果公司的mp3、花岗岩台面板，只要有名称，就有人买它。为了给这个全国性消费融资，美国的外债正以惊人的数额增长。2006年，用以弥补美国收入与消费差额的外币需求量达到了GDP的7％，使美国在经常账户上产生了超过850亿美元的赤字。换言之，2006年，美国人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数量远大于其生产量，两者差额相当于巴西的全年产出。“巴西是全球第十大经济体，”在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讲授经常账户赤字课程的劳拉·阿尔法罗（Laura Alfaro）指出，“这就是美国每年所消耗的——一个巴西或是一个墨西哥。”
这一现象是否会持续——抑或，它将如何停止——都是困扰着学者和投资者的问题。在过去6—7年间，美国已经借了大量外债——每年5000亿—10000亿美元，以至于在2006年，美国的对外投资均衡（即美国支付给外国对美投资的费用相对于外国支付给美国海外投资的费用，在2006年前两个数字是差不多的）5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支大于收的现象。这意味着美国正逐步走向负债的深渊。
目前，由这种美国借债、外国贷款的状态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暂时还比较稳定，但一旦它突然变化，将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陷入利率飙升、房地产崩溃，因没有国产商品而引起价格猛涨的危险境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预见了全球化的潜在威胁（开放市场和贸易使得经济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市场过快放任和经济失衡导致世界经济衰退；甚至从政治学角度出发，为了成功分享经济利益，各国会以自己的国际金融地位作为武器。
全球化的最后一个潜在威胁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即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货币积累来行使权力。1956年，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得知英国瞒着美国勾结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时，他大发雷霆。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指出：“许多人都记得苏伊士，”但很少有人记得“艾森豪威尔迫使英国撤退的特殊方式”。当时英镑尚在流通中，美国故意抛售英镑使之贬值，同时又否决了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申请。“艾森豪威尔告诉英方：‘要美国支持贬值的英镑，除非英国撤军。’”至此，濒临经济危机的英国不得不撤军。用弗兰克尔的话说，这件事“标志着英国独立外交行为的终结”。
撇开国际政治因素不谈，“当一个国家获得了资金流入（就好比美国现在这样），通常说来是个好现象，”研究国际和平问题的教授杰弗里·弗里登 （Jeffry Frieden）认为，“资金流入使投资多于储蓄，消费多于产出。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大到公司，小到家庭经常这么做。它们借钱是因为它们预期能更有效地生产，并在将来还清债务。例如，美国曾经是“百年来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弗兰克尔认为，“借款在过去被用于兴建铁路、运河和工厂，以及改善港口和建造城市，它的用途是积极且富有成效的。而今，问题不是‘国家是否入不敷出？’而是‘借款能否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因为如果这笔钱的作用仅仅是为每个人带来了另一个苹果牌mp3，”弗兰克尔警告，“除非mp3可以使人们更有生产力，否则，当不得不连本带利地还债时，种种麻烦也将接踵而至。”
一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筹借了巨款后，最终都惹祸上身，比如1995年墨西哥经济危机，1997年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阿根廷的经济动荡。在危机以前，阿根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方融入了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中，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能将阿根廷从国家资本流出的失稳效应中拯救出来。当全球投资者意识到阿根廷难以承担其债务负担时，他们抛售资产、回收贷款，遗弃了这个危机中的国家。一夜之间，阿根廷比索对美元的汇率急速跳水，债务一下子成了天文数字而难以偿还。那些用美元抵押贷款买房的阿根廷人变得无家可归。面对银行挤兑现象，政府强制限定提现，在这个农业和畜牧业丰富的国度内，饥饿的国民却不得不在高档社区的垃圾桶中搜寻食物。
《华盛顿邮报》的金融记者、《财源滚滚》的作者保罗·布莱斯坦（Paul Blustein）生动描绘了该国危机后的场景，当载着牛的卡车在高速公路上倾翻后，一群棚户区居民拿着刀拥过来杀了它们，甚至为了那些牛肉而相互动武。在他笔下，阿根廷的中产阶级每晚搭乘政府提供的火车至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捡垃圾、拾瓶罐、纸板、报纸等任何可循环利用的东西来卖。这就是发生在阿根廷的景象——这个国家曾经有过零通胀和每年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繁荣。
尽管阿根廷的外债和美国不一样（事实上，美国因借入的是自己的货币而没有汇率风险），布莱斯坦却依旧不安：“外资流入美国的现象使其决策者对国家预算和贸易逆差感到满意……”官方确信“只要美国依然是个值得投资的好地方，外国投资者就会继续投资”。但他认为，这也是“阿根廷决策者们的逻辑”。
流动性过剩是坟墓？
货币流入的不均衡也将购买力不均衡地引入到了经济之中——它的影响涉及住房等其他更多方面。杰弗里·弗里登认为，“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商品分为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两类”，耐用品、衣服以及大多数食物都可归为贸易品：它们可以便捷地被运往他国，因而也必须面对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美容、住房、医疗、餐饮以及公共交通在它们生产的地方就被消费。由于这些货品和服务不能进出口，它们被认为是非贸易品。当外国人买美元时，美元升值，从而外国产品变得相对便宜。这给消费者留出了更多钱去购买住房和土地等非贸易品。由于住房和土地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它们的价格上涨。在里根时期，1980—1985年的相对价格指数是以巨额赤字而导致大量资本流入为特征的，数据显示，当工业品、成品及轮胎价格上涨18％—28％，非贸易品价格的上涨速度要快两三倍。弗里登认为：“过去7年，相对价格的走势出现了与之相类似的现象。”
“当我在《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上读到那些解释房价上涨的蹩脚原因时，我都快疯了，”弗里登补充道，因为当资本不断流入以及利率持续下降时，“美元正在升值”。
“持续上升的房价产生了一个后续效应，”弗里登解释道，“当那些以房子为主要资产的美国中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财产已经增值时，他们就会增加消费。”他指出，这不仅仅是心理因素。住宅升值后，人们借得更多，停止了同样数目的存款，在他们贷款重组时拿自己房子的股权来套现。当一幢房子从1999年的200万美元上涨到2005年的450万美元时，贷款方增加了相当于房价一倍的贷款，这无疑是一大笔数目。在《外交》杂志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写道：“抵押贷款的增加带动了由于财产增加而引起的消费增长……在过去5年中，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总额上升了近3万亿美元。仅2004年就上涨了近1万亿美元，没有用于购买新住宅的净抵押贷款额为6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可支配收入的7％。”弗里登认为：“房价上涨导致国民幸福感和消费信贷增加，从而带来消费的增长。”随着资产上升，人们自然而然地预见了自己养老基金投资的翻倍升值，并认为自己无需再有同样的储蓄额。
输家的观点
一时的幸福感只是部分情况，事实上，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全球化是有益的，但它造就了赢家和输家。贸易全球化的好处来自经济学家所称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从专门生产自己的比较优势产品中获利（即使它在这种产品的生产中没有绝对优势）。所有这样做的国家都比那些没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来得境况好。但即便能从数学上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对于国家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说却不一定正确。弗里登表示： “全球化的输家包括：破产的公司；工资下降或工作被外国竞争所替代的工人；由于外国人而失去赎回权的抵押贷款人；易主为外国人的公司，然后像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一样被抛弃。像如今的美国一样，当一个国家拥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时，会备受外国制造商和金融家的关注，因为他们的工厂给美国的商场供货，他们持有带有美元标志的金融资产。
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副教授拉维·阿伯德拉尔（Rawi Abdelal）认为：“人们消费超出自己能力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正在某种程度上见证着美国梦的终结。”2000—2005年间，虽然美国经济实际上增长了14％，生产力也增加了16.6％，但工人的平均计时工资并没有变化，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了2.9％。
尽管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收入不均加大的趋势，但很少有人抱怨。弗里登认为：“像美国现在这样，当货币源源不断地进入一个经济体时，人们对现状是相当满意的。”私房业主可以轻松决定房屋抵押贷款，使他们暂时可以像用自动取款机一样利用自己的住所。一些人已经多次按揭来买车、游泳池及其他奢侈品。阿伯德拉尔感叹道：“我们就好像是在借钱办宴会一样。”在弗里登看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韩国、印尼和中国台湾——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了这一阶段，当有更多的资金用以投资和消费时，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贷款时满腹怨言。
“但如果你要贷款，”阿伯德拉尔认为， “就必须明白为什么借这笔钱是合理的。显然美国政府并不明白自己贷款的合理性，更令我担心的是，美国公众对自己为什么借这么多钱也没什么好的想法，我们并没有拿所有贷款去投资。”
不到30年前，住房贷款利率的增幅曾超过13％。通货膨胀始终在两位数，最优惠利率即信用卡使用的利息费增幅也大于15％。如果这些历史重演，投资可能骤减，这将是巨大的社会成本。弗里登认为：“不要只看重硅谷价格的大跳水，如果100万中产阶级和工薪家庭无家可归，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代价。一旦有了各种限制，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又会怎样呢？”他问道：“当他们从让我们实行赤字财政到迫使我们勒紧裤腰带还钱，又会发生什么？”
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阿伯德拉尔认为：“大众已经改变了原本关于美国可以从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中获利的观点。经济学家们常说：看，我们可以做成本效益分析，当你在沃尔玛买廉价商品时，（美国消费者）是有利的……，我们可以讨论‘比较优势理论’，但更重要的是……开放市场的承诺是否具有政治上承受力。”阿伯德拉尔认为危险信号并不是：“中国的宣传”；“那些无论对错都责究商品市场全球化的美国中产阶级递增的生活危险性”；关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隔离墙应该有多大，而不是两国之间是否应该有这样一堵隔离墙的争论；迪拜港的插曲；中国公司要购买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美国正面临着最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我们需要外资——但如果阿拉伯或者中国的外资要进入某个行业，我们可能会忧心忡忡地告诉它们：‘不，不，我们只是想要你们买美国国债。’”阿伯德拉尔问道：“如果美国许诺了开放，当我们遭遇一场真正的经济衰退或危机时，又会发生什么？”
由于缺少对全球化受害者的保护，历史表明，他们将成为反对运动中的核心力量。弗里登认为：“他们的要求有个共性，就是为那些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掠夺而在国际竞争中表现不佳的人争取保护。”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是一个虔诚贸易保护主义论者的美式典范。“他号召：‘让我们一起来保护北卡罗来纳和堪萨斯的工人并打击华尔街和硅谷吧，’”弗里登补充道，“这是在华尔街和硅谷之外很受欢迎的口号。”有时候，我们确实保护了受害者：对国产糖的价格支持导致国民必须支付高出世界市场价格两到三倍的价钱。如果没有保护政策，美国人总体上都可能境况不错，但“几千家糖产商乃至近10万农民都将歇业。即使我们都认同全球化在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并对大多数美国人有利，”弗里登说，“但对于不能从中获利的人来说，损失的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问道：“为了给社会带来总体效益，有没有可以补偿受害者的相应制度呢？”
源自全球金融失衡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为此，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杰弗里·弗兰克尔教授也表示赞同。“这就是美国人开始担心1971年和1985年那两次令人震惊的贸易逆差时所发生的，但却形成了错误的结论。美国的经济学家总是解释说，赤字是宏观经济作用的结果，需要减少联邦预算并使美元贬值，但对于普通议员或满大街的普通人来说，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实际。那仅仅是在找替罪羊罢了，”弗兰克尔进一步说明，“贸易保护主义曾出现在80年代的日本，现在它在中国，下一站将是印度。”艾略特大学教授、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补充道：“我认为，在消费者福利、工人实际收入，乃至最终维持一个稳定全球系统的能力方面，都存在着因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而带来的大量潜在损失，但在我看来，遏制这一威胁是至关重要的。”
外国的角度
开放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性流通仅仅是一方面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向美国提供贷款的外国中介、银行和政府，它们经常以低利率政府公债的形式积累大量的美元储备。（中国就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以美元来计价；日本的持有量仅次于中国。）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流向发达国家（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存在经常账户赤字）是一个惊人的反常规现象，一般的模式应该是，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公共机构向新兴经济体投放贷款，以满足它们对启动资金的需求。而且，萨默斯指出，如果以那些国家的本国货币来计算并剔除通胀率，储备资金的实际回报率接近于零。他强调，面对如此低回报的投资收益，甚至当美元贬值时收益会变成负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为什么还要借钱给我们？“我认为这个问题意义深远。”
向工业化国家提供贷款的国家会在未来扮演什么角色，与不平衡现象将以渐进或激进方式出现密切相关。虽然这些贷款方暂时因为美国的消费主义而结成了贷款和出口同盟，但它们不会永远希望保持和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务。
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认为，像中国这样增加储备的“合理原因”在于，“他们害怕发生经济危机，通过储备短期国债，可以使政府在紧要关头挽救银行和公司。”自由贸易也许是个好事，但金融市场自由化却不稳定，因为它向小型经济体提供了巨额资金，这些资金每天在全球交往中迅速流通，数额达上亿美元。资本流动是全球投资者整体作用的结果，也使这些国家遭遇到了自由市场的反复无常。例如，如果投资者对泰国的投资项目失去了信心，立即撤回所有资金，这就会导致泰国货币贬值，并严重影响国民生活水平。这就是1997—1998年间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事情。阿伯德拉尔认为，在没有丢失颜面和主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谋求救助的情况下，一系列新兴市场崩溃后，增加储备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对抗危机的自我防范手段——即国际系统内的一种国家保险”。
但是，像中国这种避免危机的解释只是巨额外汇储备的表面原因，在罗格夫看来：“贷款国现在所做的远远超出了这个层面——并带有负面效应，因为，当危机发生时，如果银行和国有企业知道这些资金要退出，它们也会做同样的事以求自保，这时，我们的银行和企业将是最先遭殃的地方。”
萨默斯认为，目前的储备积累“是卓有成效的，因为贷款国希望维持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方式”。他指出，1999年，全球经济依赖于美国经济（它占据了全球经济产量的30％，并在最终需求方面占有更高的比例），而美国的经济则依赖于本国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0％）。用萨默斯的话说，消费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美国单机引擎”。基于这样的背景，保持价廉物美的出口就成了美国的贸易伙伴国维持自身经济增长的良方。中国买美元以保持人民币相对较弱，同时，也使中国商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更为廉价。“外汇储备并不是一个宗旨，”萨默斯表示，“而是这些国家为了维持汇率使其出口更具竞争力的方式，也是补偿手工业的一种手段。”
“中国所做的，”罗格夫表示，“仅仅对那些生活在沿海地区的1／3人口起着作用……（但它）对生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来说，作用并不大。如果你到中国农村就会发现，那里还有1.5亿人没有工作。大部分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在我们看来依旧很贫困。”
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政策是“代价不菲的”，哈佛商学院的劳拉·阿尔法罗认为：“当我们在课堂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学生们通常会说，每年10％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为国内投资）带来更大的回报。”罗格夫表示，即使存在很多有价值的投资项目，但为了使中国的农村地区像沿海城市那样繁荣，仍需很多社会与制度层面上的改变。
为了更好地平衡世界经济，亚洲国家应着力于扩大内需而不是增加国内投资，罗格夫认为：“中国的国内投资实际上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这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用这部分钱来消费，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这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因为精英们就享受着很高的生活质量。”从广义上说，亚洲货币需要升值，而亚洲的经济应该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带动增长的依赖，这也意味着提高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
并不是只有发展中国家在积累储备，但同样购买国债的石油输出国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它们“以高价出售石油并迅速把钱赚到手，麻烦的是，他们花钱却不如赚钱快”，罗格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都很穷，大多只有少量有钱人，但它们并不知道怎么花钱。沙特就是一个例子，按照目前的油价，它的人均收入只有7000—8000美元——这个数字并不确切，因为皇室控制着总收入的一半。因此沙特很少有富人，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民主国家，那它对怎么支配这笔钱就不会有什么困扰了。”罗格夫建议这些国家，“应该强化教育系统及社会保障体系，投资给需要更多花费的低收入群体。我不能保证精英们会支持这一做法，但这却可以有效地减少目前全球收支不均的现象。”
换句话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原因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控制范围。它们与国际环境紧密相连，在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离不开国际范围内的合作。
另一种解释
但是，如果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只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难以消除的副产品呢？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伯（Richard Cooper）给出了较为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在理论上，只要达到某一个特定的不再增长的百分点，赤字就会停止增长，否则它将永远存在。
在1977—1981年间，库伯曾任美国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1990—1992年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在他看来，全球失衡现象是“本国偏好”投资减少的一个自然结果。“我们所设想的全球化是什么？”在库伯看来，全球化是“全世界的人在分配自己的储蓄时，能用超越（他或她）国界的方式考虑问题”。美国人以前都是在本土投资的，现在有部分投资到了海外。“这个现象也在其他国家发生：外国人增加了海外投资，但他们比美国人储蓄的更多。”因为美国占了世界经济产量的30％，在一个没有“本国偏好”的世界里，你可以看到，外国人拿30％的储蓄投资于美国，而美国的海外投资额却占了自己储蓄额的70％。“将这两个数字应用于实际储蓄水平，”库伯指出，“2005年有1.1万亿美元的经常账户赤字，外国的储蓄额超过了8万亿美元，其中有2.3万亿美元用于投资美国，美国的海外投资额为1.2万亿美元。两者的差别正是1.1万亿美元。”换句话说，正是国际投资的多样性导致了经常账户赤字。
“当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库伯补充道， “2005年，外国实际投资额为1.2万亿美元，但美国的海外投资额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这就意味着如果资本流动状态是稳定的，赤字实际上是作为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而增长起来的，”他解释道，“但赤字不会永远以过去20年那样的形式增长，这只是暂时的。”它会长到多高？罗格夫认为，至少从会计意义上来说，美国可以“在今天的利率水平上应付达到国内生产总值一倍的赤字”。在库伯看来，赤字最终会稳定在一个绝对水平上，这时，只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赤字就会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渐渐减少。
随着库伯所称的“人口革命”的到来，中期的巨大赤字将会增加。像日本和德国（世界上第二、第三大经济体）这样国家的养老金基金都买下了大量美国证券，因为其人口老龄化速度要远高于美国。库伯指出，人的寿命在增长，但许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低生育率。“关于美国将如何为社会保障筹集资金，已经有过许多讨论，相比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问题要小些，”库伯认为，“美国是人口问题的最大局外人，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及东亚国家都在总生育率上遇到了麻烦。”
在库伯看来，“为了社会的自我复制，考虑到婴幼儿死亡率，每对夫妇最好生两个以上的孩子。”美国就是这样，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和俄罗斯，每对夫妇平均只生大约1.2个孩子，远低于人口再生产率，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在两者之间”。除此之外，美国每年大约有100万移民（如果加上非法移民就更多）。因此，可以预测美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在20—50年内会持续增长。“而其他国家都面临着人口和劳动力达到顶峰并将下降的问题，”库伯指出，“日本在2005年就到了顶峰，而德国则是在2006年。”
美国并没有在年轻人数量下降的情况下管理经济的经验，库伯补充道，所以，“我们应该向日本和德国学习，在这方面它们正起着示范作用。它们将经历比以往都少的家庭组成、房屋和劳动力需求、学校及公共服务需求，但需要更多的卫生保健”。面对人口增长而带来的低投资额，应该注意的是，日本和德国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支持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他们早已存好了很多钱。
“如果我开办了代表人口老龄化的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我将去哪投资呢？”库伯自问道，“我想要高回报又安全的投资领域。”新兴市场给予的回报最高，但发生在俄罗斯、阿根廷和其他国家的金融风暴“告诉我们，海外投资充满风险”。相反，在美国“财产权是受到保护的，公平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也为投资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所。如果将全球化和人口变化问题综合考虑，美国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场所。从长远来看，它是一个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具活力的经济体”。
因此，库伯指出，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正是外国的在美投资。“从概念上说，经常账户上的数值仅是在美外国净投资的负值。”这正是全球流通美元和“巴西、阿根廷政府向世界银行同业或资本市场贷款”的真正区别所在。首先，美国的债务是本国货币，库伯认为：“当阿根廷和巴西向伦敦贷款时，他们通常借贷美元、日元或者欧元，所以，如果汇率波动，他们就会有危险。”这就是阿根廷经济2001年陷入严重危机的原因。虽然债务的数目并非不重要，但在评估可行性方面，债务的结构更为重要。
美国的债务大多是长期的，库伯认为，因此，在增长的经济中也易于管理。“虽然央行买了大量的短期国债，但从需求层面考虑，他们实际上别无他途。”
库伯对消除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保留态度，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其他国家就不得不被置于对立面，即大幅度降低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中的顺差。“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他指出，“如果美国把这项巨额赤字还清了，其他国家就不得不背起这850亿美元的赤字。它会是谁？那必须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德国、日本还是其他国家？”它们的国民和领导层是不会支持的，它们会在巨额赤字发生前就用政策加以阻止，因为这些国家远没有美国灵活，同时它们是出口依赖型的。
生活在“金融恐怖平衡”中
虽然库伯的观点给他的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们并不如他那么乐观。如果库伯关于投资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不知道，一旦世界投资者改变了心意，不购买美国国债或抵押贷款证券了，那将会发生什么？在萨默斯看来，“多元化金融”观点的软肋在于“它有赖于脆弱的心理状态。美国这样的借款水平是没有持续性的”，他认为：“问题是应采取渐进式的还是激进式的调节措施。如果贷款突然中止，无疑将使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管理系统变得复杂”——届时的状况将比萨默斯暗示得更糟。
肯尼斯·罗格夫也同意这种观点：“真正的危险是经常账户是不稳定的。”他认为，相比其他国家被切断外国贷款的经历，美国可能需要经历一段更为艰难的时期来进行调节，因为美国的出口额仅占据国内生产总值很小一部分。例如，出口额可能要扩大两倍，以代替增加10％的出口额来补偿资本流动的损失，这意味着美元的巨大贬值。据罗格夫估计，如果采用激进式的调节方式，美元汇率将比2005年下降40％，并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和利率飙升”。
正如1994年发生在墨西哥的情况一样，进口商品的价格将迅速上涨。汽油、食物、汽车、工具和玩具上的外国零件，电视机的价格都会上涨，这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将是一场大灾难。即便美国拥有健全的金融体系，硬着陆都将意味着减少经济活力。萨默斯认为，此举“会打压信心，导致更大的预算赤字和加息压力，随之而来是各种各样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将面临“两难境地”，他解释道：“一方面，你想要在外国人撤资的时候（通过降低利率）提供流动资金，另一方面，你又想（通过加息）巩固货币并提高信用度，但你不可能靠一种政策来同时达到松紧两种效果。”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也不是联邦政府可以轻松解决的，美国拥有每年近27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利息成本（2006年这个数字是406亿美元）以支付8.8万亿美元的国债。
当然，对美国来说，美元危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果美元贬值40％，那么，储备美元的国家也会看到自己手头相应数目的损失。因此，任何一件可能导致美元危机的事情，包括暂停购买美元债券，都将给每个人带来损失。萨默斯称之为“金融恐怖平衡”。但哈佛商学院的拉维·阿伯德拉尔表示，保证美元危机既不会偶尔发生也不会因为外交危机而产生是远远不够的。“世界政治作用于一定的政治议程，而不是国家狭隘的经济利益”，不管是像苏伊士这样的危机还是长期维持出口相关工作。
哈佛大学管理公司的新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管理着30亿美元的哈佛基金，他认为：“可能会产生的可怕情况是，如果中国台湾惹怒了中国大陆；作为盟国的美国一定会支持中国台湾；那美国就会受经济影响而面临政治危机了。”阿伯德拉尔也同意这个说法，一旦台海战争打响，“中国必然会迅速减少对美元的投资。我认为这将迅速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杰弗里·弗兰克尔曾是克林顿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员，也曾在里根时期在马丁·费尔德斯坦领导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国内补救就是提高国民储蓄率以减少美国贷款数额。在20年前，美国人通常会拿1／10的收入来储蓄，但现在却什么也攒不下来。理查德·库伯认为：“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美国人增加储蓄。”萨默斯承认：“虽然从数字上理解，大量储蓄是由私人储蓄的变化来决定的，但相比而言，我们可以通过更多有效的政策来改变公共储蓄。”这就意味着，要让联邦预算盈余，要么增税，要么削减开支。这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补救措施。但由于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国家政策并不能提供全套解决方案。
如果想要控制经常账户赤字，那它将只能是国际协作的结果——却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能激励任何国家采取相应行动。埃尔—埃利安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无论是哪个国家在不告知的情况下率先行动（例如先调节汇率），其他国家就会闻风而至，这样只会使情况更糟。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离不开相互协作，但现在缺少合适的机制。”对于埃尔—埃利安而言，这个问题并不是天方夜谭：他和哈佛商学院的同僚正打算好好利用被他称之为“一次全球经济增长的交接”的投资机遇，但他们必须弄明白怎样才能最好地抵御风险，使一次市场意外或政策错误不致对失衡造成太大影响。
埃尔—埃利安和他的学生们依照两种假设构建了投资组合：A组合假定全球失衡是可持续的，B组合的假设相反。埃尔—埃利安指出：“在全球失衡是可持续的世界里，A投资组合的回报率在20％—30％之间，而此时B组合的回报率只有2％—3％，因为它是具有防御性的。但如果在全球失衡是不可持续的世界中，A投资组合会丧失很多资本，但B组合却不会。”该怎么选择呢？“问题是，由于缺少足够的事实，使你对将所要发生的事情缺乏足够信心，”埃尔—埃利安补充道，“要想更近一步，就必须公开更多综合信息。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了不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但实际上，正反观点都有。因此，我们只能试着从我们所知道的信息中获利，并妥善处理那些未知信息所带来的风险。”
弗兰克尔认为，目前的货币状况常被拿来和在60年代起作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较。“那时，美国、欧洲与日本等不同意出售美元的国家会频繁会晤，它们意识到，‘无论谁抛售了美元，整个经济就完了。’”这种做法一度是很有效的。在弗兰克尔看来，那时，欧洲的主要银行家们“每隔一个月就会碰面一次，真诚地允诺不会出售美元。而今，并不存在什么协议。亚洲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不会定期见面，因为它们不是政治同盟，也没有义务来支撑这个系统。而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最大的美元持有国又有点不和。再看看沙特和那些没什么共性的国家，你可能会认为，即便这些国家共同商定不出售美元，也会因为巨大的利益诱惑而背弃协定”。他补充道：“但是，它们起初就不会同意这个协定。我认为一到某个时候，有的国家就会开始卖美元。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可以磋商一系列协调政策，但现阶段就实际情况而言，那是不可能的。”
阿尔法罗对失衡分歧有着个人独到的见解。尽管她依然乐观地认为，它们可以被慢慢纠正，但阿尔法罗“真正担心的是失衡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美国暂时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经济衰退阶段”。因此，“虽然会有破产，一些美国人将失去自己的房产，许多人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经济只要衰退一点点，那将会是一场大灾难。这就是美国在全球失衡问题上的作用，我认为，如果美国在领导世界方面失败了，那它就实在太不负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