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撰写应充分重视社团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社团论文,重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2-0119-06 明代末年以张溥为领袖的应社崛起，并于崇祯三年(1630年)成立复社联盟，组织文学社团从事文学活动，形成以社团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对促进文学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自1910年李元庚发表第一篇文学社团研究论文至今，对文学社团的研究历经百余年，陈豪楚、胡怀琛在1930年代就呼吁对社团文学进行研究，但这辈学人在研究方法上多受“考证”治学方法影响，还缺乏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理念指导其研究，造成对社团文学研究力度和深度均不足。其后，郭绍虞、谢国桢等老一辈学人亦重在考证。至今，学术界对社团文学的研究仍显薄弱，呼声亦日益强烈，吴承学、曹虹、蒋寅在《文学遗产》上撰文呼吁：“社团文学是值得更为深入地研究的问题。”[1]为此而提倡深入研究“社团文学”的思想成为21世纪后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团的重要指导思想。凡此皆标志着21世纪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团进行“文学性”研究的全面展开，出现了不少优秀著作，如何宗美的《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本文重点论述社团文学研究的意义指向及研究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突破难点，意在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社团研究点明方向。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历史特殊性不仅表现在明清易代所引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还表现在尖锐的党争所给予文学的深刻影响。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审视文学，文学创作和社会历史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研究文学总是不具体的。 明清之际的文学即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党争虽不始于明代，从东汉末年就已肇其端，唐代有文人的清流，宋代有元祐党争，但与明末相比，远不如明末党争之激烈。正如陈子龙《山阴署中书事》所言：“呜呼，党祸之烈也，建宁、开成而后，孰有如我明天启者哉?”[2]特别是明末朝内党争在朝外的延续，造成民众对代表正义的一方的同情与支持，在民间掀起一股呼吁正义的社会思潮。文坛领袖所提出的文学主张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文学创作，并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相比其他朝代，明末清初的时代政治给予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明末清初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较之历代都更为密切。 理解了这一易代历史背景下的文学特性，并不代表真正掌握了这一阶段文学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律。当我们真正审视这一段文学时便会发现这样一个足以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明代末年上层建筑极端腐朽，社会经济日趋衰退，统治大厦将倾的现状下，文学不但未退居历史的附庸地位，反而愈加繁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神奇力量”导致明末文学的繁荣景象与独特风貌呢?探析个中原因，不得不让我们深入当时的历史文献，重解蕴藏于中的历史真实。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明末清初的文学历史，就会发现这一阶段文学运作的特殊方式——社团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这种“社团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的基本理念是：在文坛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出面组织社团，担任社团领袖，制定较为严密的社团纲领，提出鲜明的文学创作主张，组织社团文人开展文学活动，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实现社团作为派别组织的政治理念。这种“社团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于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文学社团的集体影响力对明清之际文坛格局定位。换言之，明末清初新的文学风气的形成，文学思潮的再度兴盛，文学理论的百家争鸣，文学流派的地域分布，创作的繁荣与优秀作家与作品的出现，皆与明末清初在各地涌起的文学社团有很大关系。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提出很多问题：明代末年何以在全国各地冒出数以百计的文学社团；何以明末的文学家参加或者组织文学社团乐此不疲，并参与反对阉党的政治斗争，为此而不惜牺牲生命；何以代表晚明文学主流的“竟陵派”领袖谭元春也加入了复社团体；何以明末文人把社团作为改变世风、士风、文风的重要方式；何以文学家经过社团的熏陶而名声大振……也许，明末清初的文学生命也正蕴藏于论者对文学社团“何以”的追问之中。学术界对明清之际文学社团的研究能否获得最大的学术价值，也许正在于能否找到以上问题的合理答案。 但是，当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来俯观明末清初的文学社团时，文学社团并非明末清初专有，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的文学社团也并非自明末始。清初诗人朱彝尊就说：“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3](卷21)前人早已指出文学社团并非源于明末。文人结社历代已有之，而且贯穿明清两代。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尖锐的学术问题：既然文人结社历代有之，何以明清之际文学社团对文学的影响如此巨大呢? 其实在朱彝尊所言宋元之前的先秦时期，“社”之名早已出现。不过，当时之“社”还是原始先民对“土”能生“谷”的生命显征与能“平九州”[4](P1)本领的宗教崇拜。其后，“社”成为以“群”划分居住条件，后世之“社”便具有了“群体”之意。先秦无文人结社记载，至东晋出现的白莲社，成为文人结社之源头。真正具有文学性的结社始于唐之幕府诗人(主要是中唐时期的“大历十才子”)。唐代文人结社文学色彩加重，但在数量上极少，没有形成风气，对文学的影响有限。宋代结社风气开始盛行，社团组织形式渐趋定型。相比唐代，此期文学社团与文学活动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以社团为中介而发展壮大。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宋代影响最大的以黄庭坚为领袖，并在江西诗社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江西诗派。但也仅此而已。即使此期文学社团多至六七十家之多①，但在当时文人优裕生活背景下，社团多为文人怡情养老之处，文学成就相对不高。 如果单从以上纵向发展的历史轨迹审视文学社团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还不足以充分凸显明末清初文学社团独特文学风貌的话，那么回到明代，我们在综合梳理与深入发掘文学社团在明代不同历史时段的发展轨迹学术路径下，明末清初文学社团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特风貌，以及社团对文学的影响将会变得更为明晰。 首先，表现在社团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之所以说明末清初文学社团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就在于此时期文人突破“社团领袖—社规社约—文学活动”单社团独自运作方式，形成以社团联盟为主体，多社团合作并存的“联盟式”社团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社团发展史上不啻为创举。不仅如此，此时期文学社团的数量亦达到历史高峰，社团内外斗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要激烈。就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言，明末清初文学社团作用于文学的效果更为明显，影响也更大。明末“联盟式”多社团群体运作方式不仅使文学家的群体创作意识高扬，而且形成明末以社团文学为主流文学样态的文学史基本格局。具体而言，就是文学家组织或者参与文学社团，并在社团宗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的作用下从事文学创作，文人创作受社团文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在社团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下，明末文坛形成以复社联盟为文坛盟主，各地分社为其辅翼的文坛格局，并在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文学社团的联盟性与地域性，又使得明末文学呈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独特风貌，形成明末派别林立、思潮纷呈的百家争鸣景象，对清初文坛产生重要影响。明末清初文学社团对文学的推动作用超越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总之，明末清初文学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特文学风貌。这一文学时期特殊性的形成，固然具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但最为独特的因素就是当时出现的文学社团。不仅明末清初这一段文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作为这一阶段独特文学现象的文学社团更具研究价值。 1910年，《国粹学报》第4册第71期刊载李元庚的《望社姓氏考》，是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社团研究论文。作者重在考证望社，以“表彰遗老，深裨乡邦掌故”(光绪甲午年间清河王锡祺跋)，未涉及社团文学研究。1936年，有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学术界应关注社团文学研究：“文人的结社运动，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极大的关系，是研究文学史的人所不能忽视的。”[5]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初，文学史编著者开始重视社团文学的研究，开始把文学家结社作为一个章节进行撰写，开创了中国真正研究社团文学性的新局面[6]。 但由于处在特殊政治年代，当时的文学研究工作把“阶级性”、“人民性”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文学史撰写在社团文学章节安排与书写上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刀切”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如十三所高校《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把几社、复社定性为“爱国文社”，虽重视社团文学家艺术内容的表现，却忽略了艺术表现的丰富性。而这都是需要加以修正和完善的[6]。 20世纪末，社团文学逐渐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兴趣，但对此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社自身的状况，以及文社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故而对于文社同明末文学的关系仍需重点关注。另一方面，在研究明末文学的论著中，对文学社团的组织结构、历史发展考证甚勤，体现出老一辈学者扎实的学问，这是令后学所敬仰的，但似乎实有必要更多关注社团在形成明末文学独特风貌中的独特作用。特别是当前的文学史著作由于受篇幅限制，对社团文学研究论述略显简单，如现行的几部文学批评史著作也谈到了复社、几社和豫章社几个社团，但对其他社团的文学理论目前还没有论及，特别是对造成此期文学独特风貌的社团原因似乎也忽略了。这在目前学术界强调社团文学研究的现状下似乎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文学史撰写应充分重视社团文学研究。正是在这种现状下，吴承学、曹红、蒋寅在1999年又一次大声疾呼社团文学是值得更为深入地研究的问题，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社团研究游离于学术界之外的原因，除了中国古代文学社团研究还是一个刚刚崛起的新现象，未能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此研究的“难度”往往使一些学者“望而却步”。这主要表现在： (一)社团数量众多，文献记载多不明确。研究社团文学，必须对社团组织情况、活动规律，以及社团文人的组成成员及其遗世作品有一个清晰的全面了解，这是社团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关于文学社团的各种资料主要分散保存在各种典籍中，需要进行挖掘整理，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研究难度。因为单就明清之际文人文集而言，即数不胜数，何况还有那么多的地方志、家谱、小说、笔记等文献，再加上明代各种文学选本、地方文丛等文献，则更让人眼花缭乱。面对如此之多的文献典籍，有时让人“望而生畏”，有时好不容易发现某一社团资料，却寥寥几句，关于社团成立时间、地点、成员、活动皆记载不详，这在无疑中增加了研究难度。 (二)从性质而言，文学社团并非纯粹之文学现象，它的出现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说文学社团还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文学家多是在中国古代宗法观念基础上结为社团，社团也因此而具有了互助文化功能；而且社团在从事文学活动之时，还从事政治、学术、娱乐等活动，社团性质因此变得较为复杂。对中国古代文学社团进行研究，就必须兼具政治、哲学、历史、教育、宗教等多种学科基本知识。如在明末清初大量兴起的文社，其本质主要为科举士子科举中第服务，如果对中国古代科举教育理论与发展历史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对文社的研究将是不具体的，也就很难准确而深入地认识文社对文学的作用与影响。因而，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尚需对影响社团发展的其他学科基本知识的学习，而非仅对文献进行考证梳理。这对研究者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三)中国古代文学社团问题较多，无形中增加了研究难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社团展开研究，首先须梳理和考证文学社团。但由于目前研究者的学力、精力等极为有限，对某些社团的考证往往并不确切，甚至有时还会出现错误。如国门广业社成立时间问题，拂水山房社与应社的关系问题，应社、复社、燕台社成立的时间问题，等等。如应社成立时间问题，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称：“对于应社来说，因为后来和李自成政权有关的周钟参加之故，其史实有被隐灭的形迹，其设立经过一定程度上也不清楚。”[7](P235)小野和子所言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恰恰相反，关于应社的成立，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杨彝在《谷园集·凤基会业序》中曾有详细记载。其内容如下： 时在乙丑，娄有名文匡选，张天如与张受先为之。先是余拟文史选，凡四书典故题目，摘出梓行，往求友之为史者。余时有微名，二张子应予选，亦多史题文，阅兹尚嫌排砌，天如局横，受先气爽，较近制举义。麟士以告，二张子托谢，名未有通也。一日，二张子偕管君售、朱令古造我门，颇骇，问之，曰：结社。益骇，社又主读书修行，余大之，然窃疑其易之矣。余居唐市，市湫隘，客座而外，未尝辟有书室，四子猝至，促膝连床，明发即议社事。天如年少，试方失意，性固恂恂不能言，受先嚣嚣问余唐市有人否。余举许子洽、许德生，城中则徐良夫、冯己苍[8]。 从杨彝所言可知，应社成立于明天启乙丑(天启五年，1625年)。但据张采《谷园文集序》记载，应社的成立当在明天启甲子冬季[8]。此后，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与陆世仪的《复社纪略》等文献皆载应社成立于天启甲子冬，此说遂成定论。杨彝与张采皆为亲历应社成立之人，但为何二人所载有所不同呢?可见，要把问题逐个弄清，并非易事，这除了采用广读文献的“笨”办法，有时还靠“偶然”的发现。这就如同大海捞针，何其难哉? 当前学人把社团文学作为研究对象，非不知其中之艰难，论文落笔之时，甘苦定会知晓。但笔者在此呼吁学术界，特别是呼吁治文学史著者关注社团文学，主要还是基于文学史研究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团文学研究的冷落、漠视与误解。 我们知道，明清之际是一换代转型期，受时代影响，此时期文学也就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门户纷争的激烈、文学复古思想的流行、地域文学流派的林立以及清初学人之文的出现等等。学术界对这一文学转型期的文学特性研究可谓火热，如陈平原对清初文人之文与学人之文的研究，刘世南对清初地域文学流派的研究，等等，但对活跃在此时期的文学社团于文学的影响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文学社团角度审视此期文学，此时期文坛为何呈现以上特征的原因便可了然目前；甚至从文学社团研究文学，我们还可对某些研究结论提出质疑，如清初学人之文，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清初的文学特征，其实这一特征在明崇祯年间的复社、几社文人已有显兆。 进而言之，在目前中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世纪转型期，认识明清之际文学社团对转型期文学的作用与影响，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明清文学发展历史，准确把握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演变，对世纪转型期中国古代文学史撰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文学社团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学术问题。 究竟如何进行社团文学研究呢?关于社团文学研究，不可能像对作家作品文本分析那样进行理论总结和价值判断，亦不像对作家考证那样进行资料的爬梳剔理，而是要把明清之际文学社团对文学的影响与作用阐释清楚。这就显得有些难度。因为社团与文学之间关系甚是微妙，在对社团内部规律有所把握的基础上，还要把社团影响于文学的某种内在线索抽出来；否则就容易说空话，甚至有些观点难免牵强。因而，谈论社团与文学之间关系，落笔应该更加慎重，笔者主张在思考此问题时应紧贴以下几点： 首先，应把文学社团放在文学史的视野下进行考察，而不能将社团研究游离于文学之外。在中国古代结社史上，各种行业为了行业利益而结为会社的应不在少数，在中国古代社团史上还有很多非文学性社团，如商业型结社、军事类社团、艺术类社团、娱乐性社团以及宗教类社团等等。此类社团无关文学，暂可不作为考察对象。我们所着重研究的是那些由文人结合而成的，主要从事文学活动，并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社团组织。对此类社团进行研究，就不能仅仅把社团历史事实本身作为考察对象，而应把此类社团放在整个文学史的视野下，考察社团在文学史上是怎样一种存在样态，社团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如何，以及社团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等。同时，对此期社团的考察，还不能忽视文学思潮、社会思潮、科举文化等因素对社团文学的影响。从文学史视野下观察社团源流变化及其文学功能，对社团的研究才是全面的、具体的和深刻的。 其次，须细心、精准观察社团文人群体文学运作的过程与方式，这是理解社团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关键，又是考察社团如何作用于文学的基础。文学社团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组织形体，而是由很多活生生的文人士子参与其中。此期文人多在社团影响下从事文学创作，明清文学个性亦在社团文人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下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对文学社团群体运作过程与方式有较深的了解，然后由此生发，归纳总结出此期社团文人群体运作对文学的具体影响。对社团文人群体运作方式的认识越深刻，我们对其作用于文学的影响就理解的越具体。缺少对社团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过程与方式的全面考察，对某一时期文学的研究也就往往显得不知所然，所得结论必然牵强附会。 最后，须始终抓住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对当前对社团文学进行研究的中心与重点。可以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社团文学性的研究是进入21世纪后社团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其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必然很多，在具体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上也必然多样，如对某一文学社团的历史考证，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社团发展变化进程的梳理，对社团成员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对社团文学特色的总体思考，等等。但须始终要把握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项研究过程中最容易犯的两个极端是，受传统因果式单线逻辑思维研究理路影响，要么只关注社团资料文献的搜集整理，要么只关注作家文本创作的价值判断，而很少有意把二者联系起来作综合考察。这是在此项研究中当慎重思之的。 可以说，很多文学家(如吴伟业、陈子龙等)的成功皆由社团培养，围绕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创作思想和风格的作家群体，形成文学史上(特别是明末清初)以社团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史的撰写应该把文学家放在社团文学的话语背景下来讨论他们的文学创作，有必要把文学家和文学现象纳入社团文学的框架下来进行撰写。这样的文学史撰写才显得更为完整，也更为全面。 另外，当前对社团文学的研究还要采用独特的研究方法：文学研究的关系法，即把作为历史现象的文学社团与文学建立一种存在关系，这种方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功能作用方面，即某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文学社团是如何造成的，其推动作用如何等，如可以考察文学社团如何促进文学复古思潮的兴盛的，在文学社团与文学思潮之间建立一种的存在关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立论：第一，文社把复古作为文学宗旨，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文坛复古方向。第二，社集活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社集主题多宣扬文学复古思想；社集成员数量众多，文学复古思想深入其中，社集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复古思想亦在全国得到宣传；南京社集活动十分频繁，有效推动了复古思想的传播。第三，编选社稿活动对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行亦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文社士子往往把复古作为编选社稿的指导思想；分工分地合作编选社稿方式有效宣传了文学复古思想；社团编选古人古文既给社团文人提供可供师法的复古范文，又给社团文人提供文学复古实践平台；社稿作者队伍的扩大，以及书商对社稿编选的参与，皆有效推动了文学复古思想在文坛的传播，文学社团就是这样促进文学的发展的。以上笔者所论，就把文学社团和文学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还可考察文学社团与明清地域文学之间的关系，重点从文学社团角度考察文学流派地域特征形成原因，以及文学流派的社团建构新格局，一改以往学术界对文学流派的历时态现象陈述。从文学社团角度研究明清之际文学流派显得相当薄弱，目前仅有笔者《文学社群与明清地域文学流派》一文[9]，仍有待于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二是影响效果方面，即社团组织活动对文学家思想及其创作具有哪些改变，出现怎样的新特点等。文学社团本为科举，文社士子经常举行诸如编选社稿，举行社集等科举运动，文社这些科举活动对文学家及其创作有产生重要影响。据笔者考察，在文学实践层面上，文学社团主要倡导科举尊经思想运动和重法思想运动过程，使得文学家散文创作形成“楹桷榱题，指挥如意”的新特征，社团文人创作八股文借鉴古文法，创作古文借鉴时文法。文学社团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文学社团的选文活动导致文学家在创作题材、体裁、思想内容及艺术性等方面具有趋同倾向，并对文学家的思想心态产生影响。这样就从“文学影响”角度把文学社团与文学建立了一种关系。因此，研究社团文学，既要关注文学的历时态现象式陈述，还要对社团文本进行批评式解读，并在批评中寻找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文学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存在关系。这种“关系法”正是当前文学史著编写所思考的新方法。 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把前人已经梳理考证的文学社团按照时间和空间顺序排列，重点梳理明万历中叶至清康熙初年期间的文学社团。从时间上排列可以发现文学社团历时态演变历程，从空间上排列，可以发现相同地域文学社团的相互存在关系。文献资料分三个阶段考察：以东林为代表的结社；以复社为代表的社团；明亡以后的遗民社团及清初新朝文人结社。把明万历中叶以后的社团及其社团成员作品作为考察对象，重点阅读社团领袖的文集；明万历前的社团主要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社团及其领袖作品为考察对象；另外，那些虽没有入社但和社团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与事件也不能忽视。具体采取归纳法，即从具体的文本文献中有关社团的记载予以整理归纳，发现合乎历史真实的明清之际文社发展之规律。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借鉴当前社会文化批评的已有理论成果和文学批评的相关理论来展开具体研究，并在具体的论述中侧重对社团文人文本的批评。 总体而言，当前对中国古代社团文学的研究，首先必须建立在对文学社团梳理考证基础上，重点从文学角度审视文学社团和文学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获得怎样的文学史地位，以及社团对文学风气的转变，文学派别地域特征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从而全方位的展示文学发展客观规律，作为新世纪学术界倡导社团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尝试。 中国古代文学社团发展至明代数量最多，社团内涵也更加广泛，斗争较之历代更加激烈，因此，笔者建议把社团文学的研究放在明代，重点研究明末清初这一阶段的文学社团，时间大致从明代万历末年文学社团蜂起开始，到清康熙初年清政府统治变得稳定结束。原因在于，明代万历末年文学社团开始蜂起，各地社团也逐渐走向联盟，天启四年(1624年)应社的成立则标志着社团文学开始成为文坛主流。从顺治九年(1652年)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两次禁止社盟后，文人结社开始呈衰落趋势；到康熙初年，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开始发展，民族矛盾逐渐缓和，民间虽有结社行为，但已成为落日黄昏。社团既没有了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也没有了救国图强的爱国思想和试图以文学革新政治的伟大抱负。把明末清初的时间范围限定这一阶段较为合适。 总的来说，对社团文学进行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社团文学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它独特的文学史地位逐渐被当代学人所认识，我相信，随着更多学者对这一课题的关注，中国古代文学社团研究必将开辟新篇章。 注释： ①参见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关于“社”之含义及社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可以参阅贺次君的《社考》(《广州学报》第1卷第2期)，陈宝良《明代的社与会》(《历史研究》1991第5期，收入《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朱倓《明季党社研究》(1945年商务印书馆1版)，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世刚《中国社团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明清论文; 明末清初论文; 诗歌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