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伪政权论文,我见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汪精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史所张所长海鹏先生，陈主任鹏仁先生，薛会长君度先生，郭社长俊鉌先生（注：张海鹏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陈鹏仁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薛君度为美国黄兴基金会会长，郭俊鉌为台北金禾出版社社长，编者注。），各位专家、学兄、各位老朋友：
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表示欢迎致意，欢迎各位光临此次盛会。这是我们两岸学者在大陆首次举行的专题学术会议。这次学术会议能得以如期举行，是《近代中国》和《抗日战争研究》两个编辑部各位同仁不辞劳苦，真诚合作的结果。尤其是陈主任鹏仁先生，薛会长君度先生，郭社长俊鉌先生慷慨资助的结果。我本应亲临会议向各位叩谢，但近一年来我两度手术，体力不支，不能到会，实在抱歉。今天特请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副所长、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刘晓林副教授代为向各位致意，并宣读这个发言提纲，真是对不起大家了。
我想讲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研究汪清卫和汪精卫伪政权的学术意义。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清卫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及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等人投奔日本不久，1940年3月在敌人占领下的沦陷区建立了与重庆国民政府相对抗，与人民为敌的伪国民政府。这是抗战时期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近些年来，这个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海峡两岸的不少学者都在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很多论著。尽管在学术观点上不尽一致，但对于促进这一课题的学术研究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今天，我们汇聚一堂，就是为了彼此切磋，互相交流。
这次会议时间不长，又是第一次，但我坚信经过大家的努力，这次会议一定会开成各抒己见、共同促进的学术会议。
第二，汪精卫本人为何脱逃？他与蒋介石的根本分歧是什么？关于汪精卫脱逃的问题，过去我的认识比较浮浅，片面、简单地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是“战”还是“和”，是两种主张的对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邵铭煌先生所说：“和平并非汪精卫的专利。”他们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与日本实现和平，而在于如何实现和平。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在1937年7月17日庐山谈话会上又再一次重申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对日方针，他说：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的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困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即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而要忍受限制，不准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的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的最后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变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求期望的。
这把国民政府对日方针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既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也是对日本的一种严重警告。但日本对此置若罔闻，以为中国软弱可欺，对中国的警告不予理睬，坚持灭亡中国的方针，把卢沟桥事变变成了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起点。对卢沟桥事变日方过去一再抵赖，诬指是中国发动的，今年6月，《近代中国》杂志125期刊载了由我编著的《卢沟桥事变日志》，如我在引言中所说，这篇日志是我根据当时日本大使馆与日本政府之间的通电原文记写的，大家看完之后，谁是谁非就不言而喻了。
卢沟桥事变如何解决，蒋介石在他的谈话里提出了四项原则，这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最低条件，但日本顽固地坚持其灭亡中国的一贯方针，在7月11日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之后，将其优势装备的日军大量运往中国，在如此形势下，中国人民不应该起来抵抗吗？卢沟桥事变引发了全国达八年之久的全面抗战。
当1937年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后，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4日发表抗战声明，由此中国政府走向全面抗战之路。但是汪精卫出于他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对日抗战，如他所说，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军力和经济力都不如日本，又得不到国际援助，如果抵抗唯有牺牲，其结果就是抗战只能使国家灭亡。与其抗战亡国还不如与日本实现无条件的和平，他幻想如此来保存国力。日本在对中国实行军事高压的同时，也施展了种种手段来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破坏中国的统一。它在占领中国北平和南京的同时，就扶持汉奸，成立伪政府，开展所谓的和平运动，1938年1月，日本前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公开表示要另立新的中国中央政府。汪精卫就是在日本的号召之下，与日本勾结，1938年1月，派高宗武前往东京，按照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达成了某种交易之后，脱逃重庆，投靠日本，进行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
日本在侵华之前，就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成立“满洲国”，华北特殊化等，都被国民政府严辞拒绝。汪精卫认为日本的要求并不太苛刻，可以接受。这就是蒋汪的根本分歧所在。
第三，国民政府应不应该发动全面抗战。去年9月，我第一次手术之后，曾经看到了一个美国学者在台湾国史馆发表的讲演，他接受了汪精卫的观点，认为抵抗只有遭受民族的重大牺牲，如果不反抗，就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牺牲。这多少有为日本侵略者辩护之嫌。如果我们不抵抗，牺牲会更多。在座的年轻人，由于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体会不到做亡国奴的滋味，我是在抗日战争中做过难民的。
抗日战争中我们牺牲了数千万民众，这是日本屠杀的结果。南京大屠杀，我们并没有反抗，他就是要灭亡你。
1997年冬天在日本召开第四次近百年中日关系学术讨论会，我收到了一位日本学者的信，对中国学术界的某种现象表示惊奇。他说想不到50年之后对汪精卫的评价发生了转变，认为汪精卫不是卖国者而是爱国者。过了不久我在病床上给国史馆的卓遵宏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了我的异意。我当时提出了三点，其中一条，如果汪精卫是爱国者，那么对他所接受的日本条件，签订的一些协定，如1939年12月30日，由周佛海与日本影佐祯昭签订的《日中新关系协议书》，以及后来在1940年11月30日根据这个协议而签订的所谓《中日调整国家关系条约》，对这些条约的内容，蒋介石做了深刻的揭露与剖析，指出汪精卫等是把中国的主权与子孙后代全部出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的汪精卫如果是爱国的，那么以自己的生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先烈们就是卖国的喽？
第四、关于汪伪政权的历史地位问题。这个命题我也是在国史馆刊登的那篇讲话稿中看到的。如果提出历史地位问题的命题，说明就是对汪政权的肯定。我在《历史的怪胎》这本书中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之所以称它为历史的怪胎，是因为汪政权是日本扶持起来的傀儡，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不为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承认，也不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它充当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帮凶和工具。历史上类似这样的政权，不论它叫什么名称，都是历史的怪胎。
中国抗战值得不值得？我们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有灿烂的文化。从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力日衰，中国先进分子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喊，多少热血青年为国捐躯。尤其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千百万热血青年投身到对日抗战的洪流中，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先烈姓字名谁、家住何方，我们一无所知。正是由于千百万爱国者的壮烈牺牲，我们才取得了一百年以来的第一次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彻底胜利。中国由于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并为之做出卓越贡献，促使英、美、法不得不放弃过去所签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战争末期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抗战的结果。而汪精卫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提出与日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并向英美宣战，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爪牙，这种政权有什么历史地位？
这位作者向我表示，抗战时沦陷区的上海还是很安定的，经济发达。这说明他对沦陷区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时的经济繁荣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重庆国民政府始终保持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维持法币与外币的比价。1941年1月6日，汪伪政府为了破坏抗战金融，成立了伪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打击法币，破坏了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占领区实行了残酷的物资掠夺，从此上海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江苏的苏常太地区盛产粳米，日军通过汪伪政权，将22个县的粳米定为军粮，中国人民只能吃籼米，米粮不能自由运输。北平和天津，老百姓吃的是混合面，还要定量供应。抗战区的人民生活很艰苦，是由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军占领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沦陷区的生活优于抗战区。
我在日本访问时看到他们的国民教育是，既有国家级的靖国神灶，也有州、道、府、县，甚至小村落，为战死的侵略者树立的碑文，用以教育他们的年轻人。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日本再发动战争，仍然会有很多年轻人参战。这是危险的因素。日本若不反醒、不悔悟，早晚还会发动侵略战争。
1995年我在台南看到了郑成功纪念馆中“振兴中华”的题词，这个题词深刻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切盼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成为民族魂的重要口号。我们应该如何对下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呢？抗战时我们有无数壮烈的保卫战，其情其景惊天地、泣鬼神，是活生生的教材。为了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利用电影、电视、小说等各种文艺形式，再现抗战的历史，对后人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来补救过去没有做过的工作，搜寻那些英烈的事迹，设立国家级的忠魂祠，表彰他们，省、地、县也应有相应的表示。要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不要从党派利益出发。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此稿为我口述，朋友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有不完整、不准确的地方请原谅。
1998年9月21日于病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