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刍议——兼谈对“与时俱进”的一种实践性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与时俱进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服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03）02－0003－06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必须使全党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因此，探索并逐步建立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是坚持与时俱进，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一种明智抉择。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曾对此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并取得诸多成果；然而，对于能够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性质、对象、目标和方法，仍有待深入探讨。本文拟就此问题略叙管见，以期引起学界的进一步讨论。
一
所谓与时俱进，按照十六大报告的定义，“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显然，其精神实质是倡导创新，尤其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江泽民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6］P.12——这里的方括及里边数字，系文末参考文献序号。下同）。 这里所强调的正是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创新。而探索真正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乃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与时俱进，都是对实事求是的深入阐发与合理延伸。作为中国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强调的是从实践中主、客体的实际出发，在把握外部客观条件及其运动规律以及主体需要及其本质力量的基础上，把握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的统一，或者说，把握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主体实践的行动规律，进而付诸实践，实现改造世界和完善自我之目的。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恒久不变，而主体实践的行动规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却随事而异。这正是对后一类规律的把握，特别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把握，由于它体现了时代性，富于创造性，故可谓之与时俱进。
实践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变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这些都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6］P.12）而探索建立真正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乃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借鉴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拓展理论新视野，作出新概括的具体表现。
所谓“说服人”，并不单纯指谓某种理论由于其明晰而合理地解释了事物的现象，因而能够让人们信服。马克思还赋予“说服人”以更深刻的含义。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ni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P.9）马克思所说的“说服人”，不仅蕴含着解释世界之意，还有强调改变世界之意。质言之，马克思意义上的“说服人”，一是指谓理论要彻底，二是指谓理论要能够掌握群众。“彻底”，最直接的含义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即揭示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性。“掌握群众”，就是在理论彻底性的基础上以理服人，而这从根本上要求理论必须能引导群众满足自己的根本利益。如果从“掌握群众”这个基本点上去反思“抓住事物的根本”，那么“事物的根本”，特别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就包含了从事该活动的主体的物质利益。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为满足自己利益主体的人所从事的活动，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唯有揭示出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同时又指明群众如何利用这种规律去满足自己根本利益的理论，才能真正掌握群众，并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现实的物质力量。
所谓“中国经济学”，是既有别于现在盛行的西方经济学，又有别于过去曾流行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群（注：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思想体系，而是由诸多理论所构成的经济理论群。这里用经济理论群来说明“中国经济学”，也是指谓它与西方经济学的这种类似形态。）。它是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能够说明和解决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中各种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经济理论群。因此，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就是抓住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即其中的规律性和如何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优化），能够说明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并能够掌握中华民族最广大的群众，引导他们满足自己根本利益的经济理论群。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必须反映21世纪的中国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因而不能不体现时代性；它必须揭示这个伟大进程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因而不能不把握规律性；它还必须能够说明和解决这个伟大进程中的诸多经济问题，因而不能不具有实用性。一句话，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着眼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具有实用性的经济理论群。
二
把经济学区分为实证性的和规范性的两大类，按马克·布劳格所说，可以追溯到西尼尔和穆勒。“据称实证经济学是涉及事实的，规范经济学是涉及估价的。”（［9］P.134）内维尔·凯恩斯则提出再加上“手段”的“三分法”。（［7］P.22 ）大卫·科兰德近来把凯恩斯所说的作为“手段”的经济学称之为“经济学的艺术”或“工程分支”。（［10］P.47）莱昂内尔·罗宾斯则用“唯物主义”定义和“稀缺”定义来区分经济学的不同类别及其性质。（［8］P.10－25）不过， 人们至今还是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这两个基本类别来界定经济学的性质。这里我们有必要暂且把这种“两分法”或“三分法”是否确切的问题搁置在一边（注：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行撰文讨论。），而探讨一下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的归类问题。笔者认为，很难确切地把它划入其中的某一类。因为，如前所述，从它的基本内涵可以看到，它必须具有实证性，因而能揭示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同时又不掩饰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规范性的一面。借用琼·罗宾逊的比喻，它是一个“工具箱”，一个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服务的工具箱。在这样一个工具箱中，自然不乏通过各种现代化的实证方法说明中国经济现象、揭示其本质的理论，同时，也不乏具有明确价值选择，即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服务的理论。其实，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在他看来，“被看作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11］下册P.1）可是纵观经济思想史，自斯密之后，穆勒、 李斯特、门格尔、马歇尔、克拉克、帕累托、庇古、凯恩斯、哈耶克等等，无论哪个历史时期，哪个国家或民族，哪位经济学大师创立的经济理论无不包含着这样的目的。况且，作为一个理论群的西方经济学，本身就是由实证性理论和规范性理论共同组成的。
中国经济学既然冠以“中国”，其对象自然离不开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等约束之下的中国经济。然而，它所瞄准的不只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现象，应主要是21世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物质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的各种规律，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中国人民利益优化的各种途径。其理由并不复杂。既然是理论概括，就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变化、发展中对象的各种规律；既然要求理论管用，就必须揭示它自身何以指导经济运行中的主体谋求实现自身利益的优化。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对中国经济学的对象的规定是否有充分的依据（事实上，依据是极为充分的），而在于对该对象的认定是否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研究对象进而创建理论，不仅需要有前人总结的理论和事实的历史积淀，更需要经济学家自身对于其研究对象的坚定信念。在经济思想史上，这种事例俯拾即是。亚当·斯密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为自然合理，他撰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可谓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之丰碑。李斯特视德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为天经地义，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以所创国家经济学来同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抗衡，为德国工业化进程论证、指路。凯恩斯视经济危机难以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当然，他撰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一反古典经济学之传统，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摆脱严重危机出谋划策。弗里德曼视美国经济须以自由主义为根基为必然，他撰写的《货币数量论研究》（1956），以所创货币主义理论批判凯恩斯学说，煊自己理论之辉煌并直接造福于美国经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历史的事实表明，坚定的信念对经济学家明确研究对象进而创建理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学家极有必要确立一种信念，即尊重和顺应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及中国通过市场经济之路而实现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历史是无可更改的，人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过去，却可以从现在开始塑造未来。而中国通过市场经济之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及其具体路径，只能从中国现实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实际进程出发并进行探索。
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之目标，不能不与“说服人”内在相关。中国经济学要说服的人主要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日本人或欧洲人，正如当年李斯特的理论以说服德国人而不以说服英国人或法国人为主要目标一样。经济理论要说服中国人就必须抓住中国经济活动的根本，而中国人的根本就是中国人本身。中国经济活动作为运行于中国土地、资源等既定条件下的现实的物质活动，必有其固有的内在逻辑，抓住它的根本就意味着可以揭示和把握它的各种规律。中国经济活动作为以中国人为主体而进行的物质活动，必须能够在既定条件下满足中国人利益优化的需要，而要抓住它的根本还必须研究和昭示满足这种需要的各种途径。揭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就要求经济理论具有逻辑的彻底性，即理论自身必须有根有据且高度自洽；昭示满足中国人需要的途径，就必须要求经济理论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即说明在中国的各种经济活动中如何具体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揭示和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进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乃是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不难看出，在某一经济理论中同时实现逻辑的彻底性、操作性和实用性，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如果一个形式理论T足以容纳数论且无逻辑矛盾，则必定是不完备的。换言之，如果一个形式理论在逻辑上是高度自洽的，则它必是不完备的；反之，它若是完备的，则必定会出现逻辑矛盾，理论自身也无法自洽。况且，经济运行虽然具有规律性，但它并不总是完全遵循逻辑地运行着的。因此，追求上述根本目标的中国经济学不能不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理论群，同时容纳具有逻辑彻底性和操作实用性的理论。如果再考虑到在人的素质、经济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历史背景方面，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东部、中部和西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本来就存在的差异，则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理论群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然而，百花齐放的各种理论都应该有同一个根本目标：揭示和把握中国各种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规律，最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需要指出的是，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不应当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最高目标，而应当以真正能够解释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为最高目标。这是因为，获得诺奖固然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但真正能够解释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则具有更为重大和实际的经济效益。我们认为，真正能够解释和解决诸如中国经济问题这样极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的经济理论，总有一天会获诺奖的（注：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直怀有敬意，对于经济走在世界最前列的美国的经济学家屡屡摘取诺奖桂冠也持理解态度。然而，诺奖毕竟是为促进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而设立的，它的评选已经形成一套既定的规则。中国经济学家与其遵循它的既定规则而徒劳无益地争取获奖（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同行相比有着难以弥补的差距），不如安下心来，致力于真正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创立自己的理论。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问题乃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的经济问题之一。能够真正解释和解决这类问题的经济理论，倘若始终不被纳入诺奖评选的范围并获取殊荣，则只会降低诺奖的权威性和重要性。）。
目标制约着实现目标的方法，方法总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的方法，应当而且必须为实现它的目标服务。方法作为手段，其自身是价值中立的，它的运用存在一个可能性空间和多种用途，同一方法可以为不同的目标服务；目标作为目的，先天地包含着价值选择，它的实现也存在一个可能性空间和多种途径，因而可以采用各种方法或手段。一个根本目标明确同时又表现为百家争鸣的经济理论群，其方法自然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经济学的各种方法不可轻易舍弃。此外，现代西方经济学采用的各种方法，如瑞典学派的抽象演绎法、凯恩斯学派的分析综合法、新古典综合派的（现象）描述法、新剑桥学派的模型分析法、制度学派的制度（整体的、结构的、演进的）分析法、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实证经济分析法等，都是可供借鉴和使用的方法。不同方法本身无所谓优劣，关键看其对于实现具体目标是否管用。不过，以笔者管见，就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而言，大量采用实证方法，尤其是各种现代的实证方法，注重“微小叙事”和“局域叙事”，同时切实采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中兴起的证伪方法，不讳言理论的针对性和局限性，乃是我们的明智选择。这是因为，实证方法对于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进而说服人，具有其他方法无可比拟的优先地位；证伪方法对于明确理论的非普适性和局限性，也有着其他方法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注：参见拙著《证伪之维——重读波普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拒斥其他方法，特别是目前最为盛行的数理分析方法。毋庸置疑，自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发动“边际革命”以后，正是由于大量采用了数理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才争得了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显赫地位。然而，如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诸多学者所批评的那样，也正是由于对数理分析方法的盲目推崇并将其绝对化为“唯一科学的方法”，使得西方经济学面临沦落为“转椅上的经济学”的危险。诚然，在国内学界，娴熟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建构经济理论尚是我们的“软肋”和弱项，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对此应予以提倡和鼓励。但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方法的科学性并不确保运用该方法的理论观点的科学性，而方法的非科学性却必然导致其结论的非科学性，它们在逻辑上是不对称的（注：如现代的算命先生已经用计算机来为人们卜卦，但不管他们是用现代方法还是用传统方法，都无法证明其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被人们奉若神明的数学本身，在经历了非欧几何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这两次重大“灾难”的打击之后，其自身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的事实，已愈益被数学家承认，“他们失望地发现，数学中的逻辑形容枯槁，惨不忍睹”。诚如著名数学史专家克莱因所说，“受理性指导的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他们所掌握的工具的力量，认识到推理的能力及其局限性，这远比盲目相信有益得多，后者很可能导致错误的思想甚至毁灭。”克莱因的谆谆劝戒难道不值得我们重视和反省吗？
对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之性质、对象、目标和方法的讨论，在根本上涉及的是思维方式。传统哲学注重解释世界，它们的思维方式是本体论的。无论是把客观性原则绝对化，还是把主体性原则绝对化，双方都只强调逻辑的彻底性而不是理论的实效性，都是在“争第一”的前提下“两极对立”地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改变世界，是因为其思维方式是实践论的。它主张客观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有机结合，注重在贯彻逻辑彻底性的同时研究理论的实效性，关注如何求得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一句话，它倡导在“求统一”的进程中“兼收并蓄”地思维（注：远至马克思在研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时倡导的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近至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倡导的“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其间，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也不乏此类论述。它们表明，兼收并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思维方式的传统。）。贯彻逻辑的彻底性的理论固然有可能达到深刻，但充其量也只是片面的深刻，一旦进入实践或事实领域，就会陷入窘境。殊不知，站在一条深刻的真理对面的，往往是另外一条深刻的真理（波尔语）。而且，经济活动总是为满足人们的利益而进行的，任何逻辑在利益面前总是灰色的。即使是几何公理，如果与统治者的利益相悖，也会被宣布为谬误（列宁语）。人们在实践中或事实面前，总是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来运用或整合各种理论，这或许是一条“铁则”。因为，说到底，经济理论不过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工具”，而工具本身是依据不同需要来进行完善、改进、组装或整合的。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1948），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三本各领风骚上百年和数十年的经典教科书，对各个时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曾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之所以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与这三位经济学大师兼收并蓄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主张紧密相关。经济思想史上的类似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三
探索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对于当代中国主、客体的实际而言，是极为必要的。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经由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形成的。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搞了社会主义，却不是在马克思理论构建的经济前提下搞的社会主义，恰如邓小平所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种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5］P.260）因此，“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5］P.225）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5］P.252）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在封建制度构建的长期停滞不前的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换言之，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上台执政的资产阶级相比，我们面临的现实基础（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建立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工业文明）大致相似，而在这种现实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却迥然相异。中国虽然早于欧洲一千年跨入封建社会，却晚于欧洲近三百年才走出封建社会。当中华民族历经一百多年的奋斗，向世界宣布自己站起来时，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中华民族不得不直面与现代文明存在较大差距的严酷现实，不能不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发达”的现实基础出发，并且在急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和先进的现代文明的外部挤压的双重压力下，开始自己向现代化进军的艰难进程。对于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条件下，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理论方面的思考和建构，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做好事先准备。我们尽管进行过一些认真的探索，但在这方面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教科书被大量引进我国。必须承认，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发挥了任何其他学科和传统经济学均不能发挥的独特作用。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植根的土壤是英国、欧洲或美国，而不是中国。正如过去我们照搬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或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能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一样，现在我们照搬凯恩斯的《通论》或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研究》或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因为，曾经独领风骚的英国经济学，是由一派绅士风度的英国人，在自由竞争的英国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它所要论证和解决的主要是英国式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经济问题；而二战以后逐渐独占鳌头的美国经济学，是由恩格斯称之为讲求“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2］P.534）的美国人，在“从来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的”（［3］P.487）美国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它所要论证和解决的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经济如何保持其领先地位的问题。显然，这些问题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变落后为先进的问题是极不相同的。尽管我们可以从西方经济学那里获得许多启示，并从中借鉴许多先进的理念和方法，但如数照搬毕竟是行不通的。指望外国人的理论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要么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么是居心叵测。在这方面，俄罗斯已有前车之鉴。无论如何，能说服人的理论对于自觉的实践是不可或缺的。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世界实际上就是由它们统治着。”仅就强调理论思想的重要性而言，凯恩斯的话不无道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也并不讳言。恩格斯就曾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P.467）同样，中华民族要在经济上站在世界的最前列，也不能不需要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
探索和建立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从21世纪中华民族的主、客观条件的实际来看，不仅是极为必要的，而且是十分可能的。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在正、反两个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24年以来，特别是近10年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我们的经济基本上保持了积极、健康的成长势头，以致世界经济论坛亚洲区主管Frank－Jürgen Richter先生预言，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总引擎。遑论此预言是否准确，我们在这20多年中又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在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经验教训，乃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经验教训无疑为建构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同时，建国以来，经过几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探索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积淀。20世纪末出版的“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就是例证。这表明，现在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5］P.2）无论从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关于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愈益详尽而确切的论述来看，还是从经济学界日益增多的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论述来看，探索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成为从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到学界的众多学者的自觉共识。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已经逐渐形成一支经济学家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既有饱经沧桑、熟谙国情的老一代学者，又有与共和国一同成长、具有忧国忧民意识的中年学者，更有了解西方经济理论、掌握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的青年学者。不管“海归”还是“本土”，只要乐于对中华民族负责，为实现民族复兴尽力，在共同的目标下各展才华，并尽可能实现优化组合，这支队伍就会成为探索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的中坚力量。现在中国人民不仅掌握了物质生产资料，而且掌握了精神生产资料，以它博大精深的理论积累、聪明才智和源源不息的本质力量，完全有能力创建能解释和解决自己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说和理论。马克思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P.292）“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1］P.98）不言而喻，掌握了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中国人民，已经不必按过去统治阶级的思想去思想，只不过是随着自己的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自己的精神生产，创建指导自己的物质生产的经济理论而已。当年，恩格斯经过一个月的美国旅行，亲眼目睹美国人民务实创新、与时俱进的风貌，赞扬“在他们当中蕴藏着二十世纪伟大民族的天赋”。（［3］P.389）倘若恩格斯能够在今天到改革开放的中国旅行一个月，亲眼目睹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风貌，也一定会盛赞在我们当中“蕴藏着二十一世纪伟大民族的天赋”的。
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极需理论的指导，因而探索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的任务具有紧迫性。在“不发达”的现实基础上和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尽快实现现代化，乃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对它作出理论概括和解释，因而上述任务具有艰巨性。能说服人的中国经济学必须经过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实践的反复检验，方能证明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因而上述任务具有长期性。我们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自觉、更加努力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继续认真地探索，才有可能早日完成这项任务，不负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界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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