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二重奏：《荒原》与《尤利西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荒原论文,西斯论文,尤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略特的《荒原》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可以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孪生子，它们不仅正式发表在同一年，而且在题材、结构、主题和创作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若干惊人的相似之处，同被看作20世纪文学最大的谜。这两部作品都是以现代都市的罪恶和没落为题材，以神话类比为作品的基本结构，以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为基本主题。然而，由于这两部作品毕竟出自创作个性不同的两位作家之手，因而又必然是同中有异，在共同的主旋律中，以各自不同的音色共同完成了一曲现代主义的文学二重奏。
一、人类历史的象征主义表现与个人内心世界的自然主义写照
就创作方法来说，艾略特和乔伊斯都是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者。艾略特针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自我表现、主观抒情，旗帜鲜明地提出“非个人化”的理论，主张“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1〕无独有偶，乔伊斯在自己的创作中， 也同样激烈抨击了浪漫主义文学，而以现实主义自居，他说：“搞现实主义，就是面对现实。世界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浪漫主义遇到突如其来的现实，就会被它砸得稀烂。……大自然本来是很不罗曼蒂克的，只是我们硬要把罗曼蒂克的东西塞进去，这是一种虚妄的态度，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中心主义总是荒唐可笑的。我写《尤利西斯》就是要力求合乎事实。”〔2〕
然而，艾略特和乔伊斯在共同反叛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前提下，在文学表现对象和表现方法上又各有自己的选择。艾略特的创作所关注的始终是全人类的历史文化意识，认为诗人应成为人类历史意识的代言人，“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3〕长诗《荒原》就是意在强调人类历史文化的“共存性”及其自救的可能性，“艾略特否认《荒原》意在表现一代人的幻灭……这个荒原并不存在于某一时间或某一代人身上，而是存在于任何一代人都可能会有，而且可以逃避的一个错误的精神痼结上。”〔4〕也就是说， 艾略特笔下的荒原景象既是对现代社会的写照，也是对人类整个历史的概括。因此，我们对《荒原》诗中的每一部分具体意象都不能看得太死太实，而要随时透过形象看到它的抽象概括意义。如第二章“对弈”，就是象征两性间的欺诈、对抗和厮杀，表现两性间唯有性欲而无爱情，从古代声势赫赫的帝王直至现代社会卑琐的小市民都是在爱的荒漠和灾难中备受煎熬。由此可见，艾略特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诗人，他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使他的创作不仅必然要突破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主观抒情”的传统，而且突破了与他同时代的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瓦莱里的“纯诗”的窄小天地，使象征主义诗歌更接近现实生活，并走向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大画面。
如果艾略特因强调“非个人化”而反对向内心世界开掘，乔伊斯在创作上则始终以深入开掘人的内心世界为己任。而且由于他的创作具有很强的传记性，他的几部代表作在不同程度上甚至可以看作作家本人的人格和心灵世界的“自我分析”、“自我表现”。《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中的斯蒂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乔伊斯本人青年时期内心世界的写照，这已是不争之事实。即便是带有庸人主义特征的布卢姆，人们也不难从中找到乔伊斯的身影。很显然，如不是把创作建立在深刻而无情的自我剖析基础上。我们很难想象乔伊斯会写出具有心理学文献价值的《尤利西斯》的。
艾略特和乔伊斯的创作个性不仅表现在创作方向和对象上，更鲜明地表现在创作方法上。艾略特强调的是象征主义表现方法，反对直露地表达思想感情，主张“以客观对应物”来搭起诗人与读者之间相互交流的桥梁。《荒原》广泛征引和涉及古今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歌谣、诗歌、戏剧、小说、经文、回忆录及各种论著，总计有6种语言、35 个作家、56部作品之多，形成了一整套结构复杂的的象征语言，把诗人自己所要表现的情绪、哲思完全附丽在这套象征语言所提供的各种意象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虽不无象征主义色彩，但他基本上是用自然主义手法努力挖掘个人的潜意识。为了尽可能忠实地反映这种潜意识，作家不仅不惮辞费，写得极其琐碎，而且连文体也随之变化，如：第二章和第十七章的文体同是问答对话，但前者主要采用宗教教育中的问答式，而后者用一种枯燥的仿科学文体的风格写成。而表现莫莉内心独白的最后一章，总共只有两个标点，其中有四、五十页全无标点，把莫莉在凌晨醒来时活跃而纷乱的思绪全盘端到读者面前。乔伊斯在对人类心灵的自然主义写照方面所坚持的直露和坦率的态度，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令人汗颜，甚至恼羞成怒的程度。
二、形而上的激情和形而下的沉迷
艾略特和乔伊斯作为现代主义作家，他们所表现的虽大都是荒漠的心灵，阴冷、灰暗的精神世界，但他们的内心充满激情，被难以名状的焦虑、苦恼、孤独和绝望煎熬着，他们都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而是根源于救世情绪的一种精神探索。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艾略特和乔伊斯正相对应的探索方向。艾略特学者出身，具有精深的哲学素养，长于玄想和思辨，无论在文学批评上还是创作上，他的探求始终带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充满形而上的激情。“艾略特所探求的是程序、形式与戒律……他方向明确，颇有意义地在寻找他个人及他所处的时代都感到失落的价值观念。”〔5〕在《荒原》中， 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为探寻这种已经失落的价值观念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充满宗教意识的激情。作家通过多种象征和借喻所描绘的“荒原”，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浓厚宗教意识和哲学色彩的高度概括。正像但丁以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地狱的恐怖一样，艾略特对世俗社会的空虚、没落的象征性表现，都同样具有宗教意义上的警世作用。在第五章中借雷霆的话，诗人直接将诗中所传达的情绪和意识提升为宗教性召唤，那是一种完全属于形而上层次的宗教教义，一种语出佛典的“Datta,dayadhvam,damyata”（意为奉献、 同情、克制）。显然，作者在《荒原》中所关注的不是现实生活的种种外在表现，而是它内在精神的匮乏与枯竭。在诗人看来，一切有责任感的诗人，便有义务“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思想和洞见中，发现使我们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得以再生并具有活力所必需的精神力量。”〔6〕
如果说诗人艾略特富于哲学家的气质，那么小说家乔伊斯则更富于诗人的气质。乔伊斯虽然也颇有学养，但却是一位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作家，高度的敏感乃至极其神经质的精神特点，使他纵然流亡于海外，家乡爱尔兰的世俗生活画卷仍然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与艾略特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而上激情不同的是，乔伊斯更潜心于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和描绘，他以微雕工匠般的细致笔触精心表现个人内心活动的丰富、复杂的流程。不管评论家们对《尤利西斯》的创作意图作出何种解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乔伊斯在这部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巨著中，确实是以心醉神迷的态度来回忆往昔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也是乔伊斯的传记作家约翰·格罗斯说：“乔伊斯本人从那种掠过布卢姆头脑的瞬间即逝的想法中得到极大的快乐。音乐厅中的歌曲、拙劣的诗句片断等等不只是研究的材料、用镊子夹起来远远地举起的标本；它们代表了他自己的一种自发的兴趣。”〔8〕尽管在开掘人物的心灵世界时，乔伊斯的笔触常常带有讥讽、嘲谑的意味，但同时也伴有亲切、谅解、同情的态度。我们在《尤利西斯》中可以看到作家对斯蒂芬的虚无主义、布卢姆的庸人主义和莫莉的肉欲主义的嘲讽性揭露，但他们在乔伊斯的笔下绝不是否定性人物，而是被作家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就是作家个人的心灵写照，是一位对自己的职业怀有一种偏执的热忱的心理学医生的纯科学的研究报告。而这种偏执的热忱在后来的《芬尼根们守灵》中更发展为对梦魇的着迷，完成了一部令人无法卒读的“天书”。
三、疗救与展示
艾略特和乔伊斯同是现代神话化诗学领域的开拓者。众所周知， 《荒原》是借用古代神话传说中寻找圣杯的故事作为全诗的结构主线，把诗中的意象系列与古代传说对应起来写；而 《尤利西斯》则是一部类似荷马史诗式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奥德赛》中的有关描述也有多处形成对应的关系。这种对应便形成了作品所特有的神话结构，这种结构也通常被看作现代作家所应有的历史感的体现，是对人类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基本模式的描述。艾略特说：“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他自己的同时代。”（《传统与个人才能》）然而，艾略特与乔伊斯的不同在于，如果说艾略特在《荒原》中是通过这一神话结构强调现实与历史的共存性，那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旨在突出现实与历史的反差；如果说艾略特强调现实与历史的共存，意在探寻社会疗救的可能，那么乔伊斯突出现实与历史的反差，则旨在展示人性的复杂，使之敢于正视。
在《荒原》所借用的那个古老的神话中，古代人把对于生命、性爱和繁殖意义的思考上升为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求索——寻找圣杯。艾略特之所以对此感兴趣，正是因为它恰恰与他的救世主义信念及其对于宗教意义的思考合拍。在诗人看来，为世俗社会立法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这不是为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立法，而是为人类的心灵立法，而这除了求助于古老的基督教教义是别无选择的。尽管诗人深知，“那种前景至少包括受约束、行动不自由和心情不舒畅。但是，从今以后，为了不致于沦入地狱，唯一的选择便是进入炼狱。”〔9〕由此可见，在杰西·韦斯顿的《从祭仪到神话》中， 艾略特找到的不仅是具有结构作用的一系列象征性意象，更为他的救世主张找到了神圣的依据，并把它完全融入《荒原》一诗的主题之中：人类社会如果仅有性而无爱，仅有情欲而无宗教信仰，那必然要成为比地狱还可怕的荒原。正如找到圣杯才能救渔王一样，人类只有找到爱和信仰才能使荒原获得生机，人类得到新生。
如果说《荒原》的神话结构处处与主题融为一体，那么《尤利西斯》的神话结构中现实与历史的对应则多半仅具有结构意义，起到组织作用。而与主题有关的对应主要是尤利西斯这一古希腊传奇英雄与现代社会庸人布卢姆的对照。这种对照除了可以喜剧性地表现现代生活的散文化、非英雄的性质而外，更重要的是作家似乎有意在人性的层面上将英雄与庸人混为一谈，“它一箭双雕，既提高了布卢姆的尊严，又提醒我们注意尤利西斯也有他作为血肉之躯的弱点……布卢姆就是尤利西斯。”〔10〕同艾略特在人类学上为我们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一样，乔伊斯在这里也为我们描述了人性结构的基本模式，也同样具有人类学价值。布卢姆的灵魂被作家剥落了任何可能有的伪装，让它赤条条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包括一切深潜层次上的生理、心理活动、古怪的想法和一些见不得人的念头。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展示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性中的那些消极、丑恶、阴暗的一面，也能看到它的积极、美好、光明的一面。在这里，作家似乎透露出这样一种信念，人类的进步无须仰仗外在的救世主，而是可以通过自救来获得新生的。
总之，我们在《荒原》与《尤利西斯》的比较中，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住这两部经典之作各自的特点，而且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文学从题材、主题，乃至创作方法等方面诸多基本特征。由于《荒原》与《尤利西斯》在20世纪文学中的特殊地位，这两部作品的现代主义二重奏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文学中回响不绝，而这两位作家对现代文明危机的思考，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究，也是20世纪作家创作的基本主题。
注释：
〔1〕〔3〕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转引自《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827、p.820。
〔2〕克莱夫·哈特与利奥·克努特：《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地形指南》，英国科文切斯特·埃塞克斯大学，1975年版，卷1第7页。
〔4〕Philip R.Headings,T.S.Eliot,Twayne,1964,p.69.
〔5〕[美]Roberte.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67、p.17、p.211—222。
〔6〕〔7〕〔9〕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 四川人民出版社，p.26。
〔8〕〔10〕[英]John Gross，《乔伊斯》，三联书店，p.84、 p.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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