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教条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国共产党同教条主义的坚决斗争，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挽救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恩格斯批评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们“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1]
这里，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呢？为什么他们认为只要照抄马恩的理论就能解决革命实践中的一切问题？这跟他们错误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有关。首先，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天才人物，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绝对真理，不会再有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绝对相信，对他们的教条要绝对照办，只要对他们的理论背得烂熟，在实践中随时随地地运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次，他们认为，马恩著作是大百科全书。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对未来历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准备了现成答案，我们只要运用查字典的方法，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运用对号入座的办法，就能找到现成答案。正因为马克思的书本已经有了现成答案，我们不必再去调查研究，从实践经验中去找答案了。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总体来看，是一个发展着的相对真理体系，而不是完成了的绝对真理体系。马恩从来都反对把他们的学说看作绝对真理到处搬用。他们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凝固的静止不变的，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丰富完善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内容，我们要区别哪些具有普遍意义、哪些只是个别结论、哪些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哪些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凡是上了书的都是“圣旨”，都要崇拜，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本意的。让我们分析一下马恩的著作的内容来确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从马恩著作的内容看，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形。在他们的著作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这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它的功能是基于“指导”而不是“代替”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即是说，运用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原则还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的理论、路线、方法，形成具体的实践理念然后付诸实践，以取得改造世界的成功。离开实际，套用书本上的原理、原则，采取教条主义的普遍行事作风，实践一次又一次证明，没有不失败的。在马恩著作中，对一些具体的问题的具体结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属于真理的内容，但因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是不能到处搬用的。在马恩著作中，还包含一些对未来发展的假设、设想(比如《哥达纲领批判》一些著作提出社会主义的“三无”社会：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在未经实践证明之前，设想就是设想，是不能当作既定真理来运用的。对于马恩设想要由实践来检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坚持；实践证明有合理因素，但有缺陷，就加以改革、完善、补充；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就放弃。这是对马恩设想的郑重态度。必须承认，在马恩著作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形：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著作中的个别观点、结论存在空白、错误。这些内容有的在他们生前已经由他们自己发现并得到修正，有的在他们身后的实践中加以补充或纠正。马恩著作内容的上述情形，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首先，快速化改造的干线公路是一条快速过境干道，要求具有流畅的道路线形，应采用较高技术标准，主线需要较高设计速度。其次，该公路是一条便捷区域道路，工厂、企业、居民小区不断增多，区域组团交通要求多，需要较好的便捷性、增加出入口，辅路需要较低设计速度。另外，这也是一条生活休闲道路，应考虑美学景观，以人为本。因此，设计速度选用，应全面考虑上述要求。
至于认为马恩理论著作中已经为后人准备了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就像三国的诸葛亮为后人准备的锦囊妙计，后人遇事只要打开锦囊，照计而行，这是无稽之谈。马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历史发展规律作出过科学的预见，比如，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人类社会都将走向共产主义。他们所作出的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科学预见，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未来社会发展提出过一些设想，这些是为后人提供参照的，而不是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不应成为后人照办的教条。马克思强调提出过：“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2]马恩不想教条式预料未来，当然绝不会像算命先生提出解决未来任何具体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这是马恩对教条主义者的明确而坚定的回答。列宁认为，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谈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4]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式的定义。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在有人叫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准确的说，应该称之为“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模式是从列宁开始建构，斯大林建成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独创。列宁搞了三年战时共产主义，被迫停止，接着又搞了三年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终止新经济政策，实行以马恩社会主义设想为指导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苏联国家的瓦解，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宏观地看，苏联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设想”来推进的。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博涅涅夫，最后到戈尔巴乔夫，虽然具体政策有变化，但“马克思设想”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的。“马克思设想”的三大原则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是体现了的，坚持了公有制，坚持了计划经济，坚持了集体原则的按劳分配。戈尔巴乔夫上台，虽然搞了“新思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走向西化，但并未改变原来的经济制度。这就是说，70多年的苏联模式在经济建设上基本上是坚持了“马恩设想”，其中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些改革的小动作，但“马恩设想”的基本原则没有变。
人民的立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三个方面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三者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是高于其他任何主义、任何理论的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行动指南的充足理由，是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的本质规定。古往今来，世界上哪个理论是真正坚持人民立场，相信和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幸福求解放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世界上有哪一个理论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必将走向共产主义，并确立自己的终身使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主义者。西方世界有人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将是历史发展的终点，压迫和剥削将永远存在下去；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的过客，历史将在消灭资本主义以后继续向前发展，进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给全人类提出了发展的目标，前进的动力，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正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自觉坚持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做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人民立场、共产主义宇宙观，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唯物辩证的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不仅在口头上理论上而且在实践行动上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这里所说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的现成答案，而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认识路线和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恩格斯把哲学世界观归结为方法论，把科学方法论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因此，本文将“方法”与“立场”、“观点”并列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合理的。
二、教条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其弊端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重政治轻经济，重视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进行经济建设，又犯了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的教条主义错误，体现在经济制度上，不顾国情，在所有制上实行全面的公有制；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上，实行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实践证明，长时间实行这种经济模式，体制僵化，缺乏活力，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广大群众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怀疑，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不满和怨恨，加上党的领导的特权腐败，严重脱离群众，使群众的不满和怨恨加深，成为严重社会矛盾的源头，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国内外的风吹草动，导致社会主义政权的倾覆，执政的共产党被迫下台。苏联社会主义是这样垮台的，东欧社会主义步其后尘，一个一个先后垮台。
第一，教条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脱离实践的终止发展的绝对真理体系，能提供一切具体问题现成答案的百科大全，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教条主义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马克思主义顶礼膜拜，表面上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丑化为脱离实践、僵死的没有生机、不再变化发展的“绝物”。脱离实践，不食人间烟火，而能预料并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这只有宗教。把马克思主义神化，无论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是恶意丑化，其结果都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伤害。列宁曾经这样理解，使一种理论声誉扫地，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引向极端，使其走向反面。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能预料历史的发展变化，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具有神灵一样的威力。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的夸大宣传，一旦失灵(肯定失灵)就会使人们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由绝对信仰变成完全失望。
第五，严重的教条主义氛围会造成教条主义的宗派专制，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性。恩格斯曾要人们注意：有些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我们运动的思想变成必须背熟的僵死的教条——这些人形成一个纯粹的宗派，这很值得注意。教条主义者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唯我独尊、唯我独“马”，这些人一旦成了气候，就会出现理论专制，实行理论独裁，打击排挤那些坚持从实际出发，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结成教条宗派，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思想恐怖，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攻击，如果他们掌握了大权，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造出种种罪名进行迫害打击，直至剥夺其生命。这种教条宗派的恶劣行径，在苏联斯大林时代横行多年，在中国民主革命时的王明时代出现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横行时也严重存在过。教条宗派对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打击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干的，他们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对那些伪装对马克思主义无比忠诚的人，对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言行非常离奇的人，对那些左得不能再左的人，我们要警惕，不要为他们的声威所吓倒，也不要为他们的高调和伪装所欺骗。识别他们如何伪装的一个办法就是看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始终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即坚守人民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经济转型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发展蔬菜保护地生产，而大力推广保护地蔬菜生产高产、优质、高效集成技术可有力地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县域经济发展。
第二，教条主义站在反人民的立场，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点。教条主义就是本本主义，一切从本本出发，坚持“凡是”的立场一事当前，要看马列书本上怎么说的，遇到问题要到书本中找答案。列宁十月革命中就批评过根据书本来讨论社会主义的纲领。文化大革命中，讲话前要找语录做根据。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实际生活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切要根据马列书本和教条指示办事，凡是书本上没有说的，没有最高指示的，不管人民群众的呼声多高，要求多么迫切，群众要求解决问题多么重要就不能解决，不让解决。主事者坚守一个原则：对书本负责，不对实践负责，对上负责，不对下、不对人民群众负责。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人民立场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否定后者，这是教条主义的原则立场。有人可能会说，教条主义不是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吗？我们说，错了。我们已经阐明，坚持人民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求的就是坚持人民立场，不管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旗号，提出什么理由，凡是与此相对立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坚持人民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旨，马恩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人民谋幸福，为了人民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就是通过坚持人民立场来发挥其功能的。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坚持人民的立场，在任何时候都要充分考虑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十分重视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就是说在出发点上，要把对人民负责放在首位，这是高于一切的。这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首先是坚持人民立场。提出是对人民负责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负责，这是一个伪命题。教条主义以对马克思主义(书本)负责来代替对人民负责，这是完全错误的命题。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还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不仅是出发点的问题，解决了要不要的问题，接着就要解决如何恪守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根据实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形成实践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凭实践的结果满足人民的要求，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对人民负责统一了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真正体现了人民立场。
口头报告分为两种，一种时长为半小时，一种时长为10分钟．10分钟的口头报告仅有两场，题目分别为：“高中生解九连环的策略研究”及“数学史在数学教师培训中的潜力”．半小时的口头报告是主体，共50场，在半小时内，汇报人要完成自己的口头报告并留出时间对参会人员的疑问进行解答．像工作坊一样，不同主题的口头报告会在4个分会场同时进行，为了让读者对报告内容有具体的感知，50场报告的题目将在后面列出．
教条主义反人民立场，还有这样一种情形：把书本上一些具体原则、结论与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合理要求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否定后者。生活中确实存在人民利益要求与马恩书本上的原则、结论相矛盾。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比如，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实行承包制这是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呼声很高很普遍，如果由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根据马恩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设想原则，继续坚持人民公社办下去，因为解散人民公社是违背社会主义集体公有制的要求的。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首先考虑到广大农民要求的合理性，人民公社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束缚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坚持人民呼声要求的合理性，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原理，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要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解散人民公社，既维护了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解散人民公社是坚持人民根本利益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典型范例。这说明，坚持人民立场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统一的。
第三，教条主义作为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与实事求是原则相反对的。教条主义最致命的问题是脱离实践，从书本出发；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对立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根据毛泽东的阐释，实事求是要求从客观存在的实事寻找事物的内部必然联系，要求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从与周围事物的联系中去发现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而不是主观臆造“规律”。而教条主义则是从书本中去寻找规律，从自己头脑中去“发现”(生造)规律。这是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坚持的是唯物辩证的认识路线，教条主义坚持的是主观主义，实质上是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出并深刻阐明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对其危害性尖锐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6]
中国的教条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照搬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陈独秀的右倾教条主义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摧残，革命火种几乎被扑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几乎闹光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党和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损失惨重。中国革命再一次到了危急的关头。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获得了一个最宝贵的教训：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应该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但不能照抄马克思的理论，不能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开创建了中国特色革命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与教条主义的反复斗争中，在总结教条主义破坏中国革命的深刻教训中真正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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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教条主义不从事实出发而从书本原则出发的认识路线，认为原则不是认识的出发点，而是认识(研究)的结果。这里又会提出一个问题：错误的原则固然不能成为认识的出发点，而正确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成为认识的出发点呢？这不仅是坚持教条主义的人要质问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是实践的出发点问题。从原则出发，就是从书本结论出发，在未了解事实(本质、规律)之前，就已经有了对事物认识的结论和改造事物的答案，这就是先验论，是先于经验的主观结论。即使由此出发的原则经验没有错，但因为没有从实际出发，不把握事实，硬要把它套上去，就完全可能答非所问，文不对题，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提出解决问题的结论，这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原则出发，未了解实际，就有了解决实际问题的结论，这就是从马恩书本的教条原则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的思想方式，这是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对立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
第四，教条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发挥其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必须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在中国则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即改造中国的实践理念，付诸实践达到改造中国的实践目的。然后再对改造中国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既是坚持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化”中国，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同时又通过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实现理论与实践双赢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但教条主义不是这样认识的，他们认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需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就行，又反对将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行径不仅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而且也堵塞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践源头，使马克思主义失去生机活力。需知，马克思主义躺在书斋里，不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就不能显示出它的生机活力，就不能让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所认识和坚持，不能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收群众实践的鲜活经验就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脱离群众实践，既不能坚持又不能发展，就会窒息而枯萎，失去生命的活力。教条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割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联系，不仅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破坏，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机活力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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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的致命问题是脱离实践，离开实践来夸大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釜底抽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真理体系，但这是相对真理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创立的，随着实践的前进而发展，通过实践才能发挥它的行动指南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功能性，这一切都是实践赋予的，离开实践，它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割断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联系，无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威力说得多么神奇玄妙，实际上是在葬送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打着歌颂的幌子，实际上在丑化和否定马克思主义。
三、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教条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伤害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路线；一次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王明左倾路线。两次错误都是教条主义性质的，陈独秀右倾路线是照抄马恩的革命理论，王明左倾路线是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两次教条主义的路线错误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陈独秀不顾中国国情，照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放弃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二次革命论”并不是陈独秀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抄自马克思的。马克思是针对欧洲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能够担当起领导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无产阶级再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张欧洲诸国先由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没有提出无产阶级要在这资产阶级革命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陈独秀在坚持马克思的理论时，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各国不一样，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资产阶级力量很弱小，具有严重的软弱性，不能担当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重任。比较而言，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虽然少，但一是集中，二是受压迫最深，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比资产阶级要强，特别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资格有能力领导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不必走欧洲革命之路，即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应以无产阶级领导进行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陈独秀片面理解并教条搬用马克思的民主革命论，放弃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
在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之后，党内曾发生过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都给革命造成了损失。但因时间较短，很快得到了纠正。在纠正李立三错误之后，又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从1931年—1935年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王明主张照抄俄国革命经验，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两次革命任务一次完成，像十月革命那样，一步进入社会主义(也称一次革命论)。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革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既是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错误的纠正，又是对王明一次革命论的否定，实质上是反对王明等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和经验照抄照搬。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王明坚持照搬俄国经验，主张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王明与毛泽东相对立，否定中国革命农民主力军的作用，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党内斗争也照搬斯大林和联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经验。王明教条宗派，公开宣称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坚决贯彻，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要是无视中国国情的特点，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反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道路、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革命统一战线、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理论和实践。王明路线在土地革命时期表现为左倾冒险路线，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变为右倾投降路线，“左”和右虽然有变化，但教条主义没有变，都是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王明教条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破坏是全局性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空前的。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辛辣地说过：“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8]这里所谓“马克思主义太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太多。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提了出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作了明确规定，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7]这条思想路线指明了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推动作用，认识世界就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规律只有从客观世界内部去寻找，认识是否正确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在溶出温度为60 ℃、液固比2.51、搅拌强度400 r·min-1条件下，考察溶出时间对铁溶出率的影响，结果如图3所示。
教条主义导致社会主义的灾难性后果是在20世纪末最后十几年凸显出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使人民深思，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政权短短的时间内像雪崩似的一个个相继垮了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给出的答案多种多样，其中有一个答案是抓住了要害，这就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领导特权腐败，严重脱离群众，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被人民群众抛弃，这是这些国家执政党失败的直接的原因。但我想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未被揭示出，这就是“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的教条主义背景。人们会问：苏联模式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构起来的，这个背景怎么会成为几十年后苏东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深层原因？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研究。
我们认为，马恩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提出了若干设想，但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
恩格斯曾多次提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如何建设，马克思和他都讲的很少，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期，无产阶级革命还未提上议事日程，取代资本主义、建设新社会尚且很遥远，讲得过细就未免失之于空想，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在社会主义还不成熟的条件下，马恩也不能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建设问题有很多具体设想。然而，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还是提出了一些原则。比如，对掌握政权的执政党，他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做公仆，不要当主人，不要搞特权。在对未来社会的建设(主要是经济建设)上，马克思立足于未来社会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张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的“三无”社会组织。他们站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设想新社会应该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抛弃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废除按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马克思提出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高度发展，不需要市场、竞争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而搞这些只会导致社会主义的混乱和分化。马恩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某些思想，比如社会主义应该公平公正，没有压迫，没有贫富的对立。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说过，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的时代过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过去，从列宁之后到邓小平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无不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设想来指导社会主义照抄马恩书本、理论实践的结果，造成存在七十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和存在40多年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这是社会主义的大悲剧。我们今天分析这个悲剧产生的原因，理出了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理论之源头，并不是要归咎于马恩设想，不是要马克思、恩格斯出来承担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责任，而是要归咎于后人对马恩设想教条主义的错误态度。马恩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提出那些设想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目的是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参考，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恩设想要尊重，但在未经实践证实之前，不能当作既定真理来搬用，如果说，教条主义搬用了马恩设想是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深层原因，那责任不在马恩，而在那些对马恩设想盲目搬用者。20世纪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百年来最深刻的教训，教条主义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
因此，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只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设想，设想在未得到实践证明之前是不能当作真理来运用的。我以为，不能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可以将其称作为“马克思设想”，即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9]。
我们认为，根据“马恩设想”建构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是造成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能成为教条。这个道理应该是说清楚了。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行动”指什么？“指南”的内涵是什么？我理解，这里的“行动”狭义的理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广义的理解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行动。“指南”就是指明行动的路线、方向。说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指明正确路线和方向的指导意义。当然不是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提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使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实践的理论、路线、方法，正确地认识世界，成功地改造世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的作用。要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的作用，就必须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在我国理论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其实，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句、每一字。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不准，把基本原理扩大化了，把不是基本原理的内容也当作基本原理来坚持运用，就可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把基本原理缩小了，把本应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丢掉了、放弃了，那就可能犯虚无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我认为精准界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根据毛泽东的提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在延安时代，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搞本本主义背诵马克思列宁的书本，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这里的“观点”是指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世界观(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也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人类历史的最高境界是共产主义，在那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享受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全部努力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马克思主义全部内容都是对共产主义的理论阐明和逻辑论证。所以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也叫共产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质的高度概括。这里所说的“方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科学方法论。
2.2 对风险的控制。对风险的控制是指风险管理人员在识别和衡量风险后，需要判别风险类型、风险值大小、风险潜在原因等，并以此制定合理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风险控制中应用的主要手段包括指导书的编制、作业前的风险识别和落实重点措施等。
教条主义者自封为正统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剥开其画皮，其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危害，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作用的发挥，阻碍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在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发展，远远大于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外部的反对力量。教条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揭示。
可见，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发生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但从盲目套用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模版开始就已经种下了危机的种子。如果当初不是教条式地套用马恩设想的模板，或者经过一段实践之后，及时地对其弊端进行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社会主义，苏东社会主义的命运或许就不是后来的结果。中国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基本上是搬用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中国表现在重政治轻经济，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弊端的集中体现，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把社会主义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邓小平说，不改革，不发展生产力，中国社会主义死路一条。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毅然决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不再坚持马恩设想的模板，改革所有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分配制度，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上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使社会主义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改变了中国，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命运，震撼了世界。
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快速推进，让三地间的人员往来、产业链互通与消费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由此带动的酒类与餐饮消费正在具有更多的共性。消费者的品牌与市场共识正在形成，生产企业间的交流与沟通也在加强，这些都对未来酒类共同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何才能更好地响应国家的号召，搭上京津冀一体化的快车？成为了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酒企关注的热点。
今天，我们如何认识和评价马恩当年的设想呢？应该说马恩设想中关于当“公仆”不当“主人”的思想是非常英明的，这是新社会必须实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设想，也有合理因素。但是总体上看马恩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其一，马克思讲的这些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建设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不是真理，至今并未得到证明。因为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成为社会主义的，无法证实这些思想是否符合实际。其二，这些规定是否适用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发展，尚不能证明。比如，苏联和二战后建立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实现国家经济的“三无”，都不是“三无”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这些国家“三无”行不通。对于《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社会主义三原则(即完全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需分配)完全照搬，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突破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传统设想，对所有制、经济运行体制和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取得了经济的快速而健康的发展。其三，马克思的上述思想还不能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诸如，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基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重要问题，有的没有涉及，有的虽有涉及，但没有具体说明。
四、中国共产党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同两种不同背景的教条主义作过严重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同教条主义有不解之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中，出现过两次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一次是民主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照抄苏联革命经验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教条主义。一次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维护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新教条主义。两个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一个是洋教条，一个是土教条。无论是有国际背景的洋教条，还是自产自销的土教条，来势都很凶猛，大有泰山压顶之势。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被来势凶猛的教条主义所吓倒，也没有被压垮，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两种不同形态的教条主义作了历史所许可的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被压迫被欺凌的屈辱生活中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改革新时期，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对以制造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为主要特征和坚持“两个凡是”为行动纲领的新教条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了“两个凡是”，恢复并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开启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真正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中国共产党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同两种不同背景的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和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次伟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座伟大丰碑，值得大书特书，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俄国革命经验和第三国际的指示。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王明依仗的是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则坚持要从中国国情出发，马列的本本和苏联的经验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抄照搬，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是在艰难的环境里同王明路线展开斗争的，毛泽东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如果从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问世算起，到1945年党的“七大”有15年的时间，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王明左倾教条在由土地革命进入抗日时期转变为右倾教条主义，左倾路线转为右倾路线，但教条主义的本质没有变，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按照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指示办事，都是坚持的对苏俄的洋教条。本文鉴于广大读者对毛泽东反对王明教条主义斗争历史比较熟悉，对斗争历史过程不作详细介绍，仅仅对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特点作一简单阐明。
第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王明的斗争性质是两条路线斗争，是围绕中国革命展开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同王明教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争论，更表现在革命实践中的对立矛盾很尖锐，斗争很激烈，但总体上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不是对抗的阶级斗争，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虽然毛泽东说过，王明主观主义是革命的大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大敌，是共产党的大敌，大敌当前，有打倒它的必须。这是就王明路线的有害后果说的。其实毛泽东与王明的对立，还是围绕中国革命两条路线的对立斗争。
第二，王明路线有强大的国际背景，毛泽东路线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王明路线的产生和发展是得到联共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支持而得势的，王明路线的威胁性和欺骗性也由此而来。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明特殊的国际背景，不利于人们对王明错误的识别和抵制。而毛泽东能清醒认识到王明路线的性质和危害，自觉加以抵制，并公开与之斗争，这来自于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富于常人的马克思主义觉悟(比如马克思主义本本要同实际相结合)。他较早的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路线战胜王明路线的根本原因。
无论哪个季节，这个城市都充满着勃勃的生机：绿到溢出来的植物、不分昼夜升腾着烟火气的餐厅、珠江边晨练的人和摩天大楼里鏖战到深夜的人—广州，完美契合了简·雅各布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对于一座好城市的标准：会有自发自由的“芭蕾舞步”。
第三，王明路线的核心人物大多是留苏学生，他们头脑里有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熟悉俄国革命经验，能说会道，这对当时党内大多从事实际斗争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的党内外同志，具有很大的迷惑力，很容易在一些人中产生误解，以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深知，要战胜这些专门“贩卖马克思”的人，主要靠实践表现证明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除此之外，还必须从理论上驳倒他们，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我们从毛泽东选集里可以看到，从井冈山时期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了大量文章，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革命道路的创立，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这既是批驳王明等教条主义者，也是为提高党内同志的理论觉悟而作的。
第四，王明路线同反王明路线几乎是同时产生的。王明路线开始打击矛头开始指向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但很快就转向苏区的毛泽东，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王明路线的危害，并起而与之斗争，毛泽东在苏区的几篇文章就是证明。可以这么说，王明路线一露头，就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抵制和批判，这对于缩小王明路线的影响，减少王明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危害，并最后战胜王明路线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试想，如果只有王明在鼓吹中国革命要学苏联走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在苏区而没有毛泽东积极创立和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论，王明理论没有人批驳，王明路线没有抵制反对，城市中心论从理论变成了实践，为全党接受，中国革命会是怎样的结果。正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和实践，彻底批判、否定了王明的城市中心论，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式中：α为收缩系数；ΔW为x处的含水率变化量，本文中称为变湿。式(3)对x求二阶导，得：由虎克定律，我们有故
第五，毛泽东反对王明路线既有破又有立。在批判王明左倾路线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批判了王明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确立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批判王明的教条式本本主义，促进了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同王明教条主义地斗争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自己说过毛泽东思想是在同王明路线的斗争中来形成的，没有王明路线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批判王明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同时也是为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哲学基础，既是对王明路线的破，又是为毛泽东思想而立。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王明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同王明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和理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对党的建设，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加以总结研究。
本论文采用调查问卷和录音的方式进行研究，调查对象来自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的学习汉语的泰国留学生，共计48人，男性和女性泰国留学生均有24人，年龄在17-26岁，且都通过HSK5级，汉语水平都比较高。
生物质固体成型主要分为模辊挤压、螺旋挤压和活塞冲压等方式[15]。其中，螺旋挤压、活塞冲压主要用于生产块状及棒状燃料，模辊挤压主要用于生产颗粒燃料 ，且具有生产率高、成型率高、成型颗粒质量好、可连续生产等优点，与螺旋挤压、活塞冲压相比，工作状态更稳定，对物料的适应性更好，且其生产的颗粒燃料满足燃煤电厂对生物质成型燃料均匀度要求，可实现工业的自动化上料，是目前发展的重点。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同教条主义的的严重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逝世以后进行的。经历过逮捕、批判“四人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批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与恢复、发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的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因为这次教条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有着新的特点，发生时间离现在又最近，所以我们把新时期的教条主义叫作“新教条主义”。
“新教条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教条主义，照抄马恩书本和照搬外国经验，搞的是洋教条，这次教条主义是对自己领袖思想理论的夸大、神化的宣传，搞的是自产自销的“土”教条，代表人物是林彪、四人帮(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就路线形态看表现为极左的教条主义——作者)。新教条主义的历史起点是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文革前，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领袖的热爱、尊敬和崇高评价是正常的健康的，即使有不正常的情况，也是个别现象。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教条主义氛围开始形成。首先是林彪的歌功颂德和夸大宣传，什么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领袖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出一个，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四人帮与林彪互相吹捧，一唱一和，把对领袖的迷信和神化推向极端。如果说林彪侧重于对领袖的神化夸大的宣传和表现对领袖的无比忠诚，那么“四人帮”则把领袖的思想、言论、指示定为检验一切思想、理论和实践行为的标准。这就是“两个凡是”的贯彻执行。新教条主义的行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有强大的宣传舆论为之开道，而且有组织、制度和法律的保护和支持。新教条主义一出台就以压倒的威势占据舆论阵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在文革十年内，党同新教条主义的斗争有过两次，一次是周恩来发起的同林彪极左路线的斗争，一次是邓小平以整顿为题同四人帮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斗争，斗争的矛头都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使极左路线有所收敛，但没有形成党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对左倾路线的有组织的抗争。
“新教条主义”是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背景下兴起的。历史很值得回味。民主革命时，只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所以对教条主义反得很坚决、彻底，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也因为坚持反教条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学习苏联经验，运用暴力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和平的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路。后来，国内外发生一些事，就提出教条主义要反，修正主义也要反。再后来，又提出主要反对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反对修正主义，不准反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而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旗帜鲜明地反对修正主义，就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教条主义。
（1）制定完整的签证变更管理制度，一单一签，同一个变更内容，必须在一个签证单中完成；同一个变更单中，涉及到不同专业的，需一并上报，防止不同专业中交叉重复工作项。
中国现代史上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此起彼落的现象，似乎说明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像跷跷板的两端，反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就会抬头，越反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就越神气。而坚持反教条主义，根据此起彼落的原理，应该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可实际上出的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主革命证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反对教条主义，推动思想大解放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否证明：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必须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二，在对修正主义的性质不明，界限不明的情况下，盲目坚持反修正主义，就必定出教条主义，致使马克思主义僵化，缺乏活力。王明教条主义是在苏联培养出来的，是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等同于修正主义)的产物。可以得出结论：60年代，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促成新教条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
新时期反对新教条主义的艰难复杂远超过当年反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本文前面已经说到，王明路线的国际背景给毛泽东反对王明教条主义增加了困难。新时期同新教条主义斗争的艰难复杂超过当年毛泽东同王明的斗争。第一，对新教条主义的识别之难。它既不是表现为照抄马列书本的本本主义，又不是照搬别国经验的洋教条，而是表现为“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马列没有搞过，外国不曾有过，谁能(敢)怀疑这是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直接发动的，而正是他在民主革命年代领导的同王明教条主义的严重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谁还能怀疑他领导的反修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会催化出教条主义来？毛泽东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写入党章和宪法的，对毛泽东的忠诚、敬爱，对毛泽东思想的崇高评价，是理所当然的，谁能怀疑林彪、四人帮的神化夸大的言词是教条主义在作祟。说识别难，这是与识别王明教条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说不能识别，没有识别，还是有识之士的，张志新烈士等的事迹和1976年春发生在天安门前的“四五”群众运动就是证明。第二，反对和抵制新教条主义的风险大。一是害怕投鼠忌器，林彪四人帮搞新教条主义是打着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根据毛泽东思想行事的，人们害怕反对他们的教条主义的行径，会有损毛泽东。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后曾讲过自己的投鼠忌器的心理。有的领导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言行并不是没有识别，识别了没有斗争，不敢斗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鼠忌器心理。二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高压态势，使得许多人不敢去想、去怀疑、去抗争。阶级斗争为纲是那个年代的主要政治路线，有条路线的保驾护航，新教条主义就可畅通无阻。左倾教条主义惯用的手段就是无限上纲，可以把认识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把路线斗争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可以上升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直到剥夺不同意见者的生命，文革中很多致命的冤假错案，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无限上纲造成的。刘少奇、彭德怀的冤案说明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会有多么大的危险。这是新教条主义能够横行十年，没有遇到自上而下有组织的抗争的主要原因。只是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迅速逮捕后，才开始形成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反对新教条主义的力量。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被新教条主义压制了十年，一旦解除了压力，反对教条主义的巨大冲击力就变成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
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同新教条主义的斗争，主要是肃清流毒，排除干扰，解放思想，开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提供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新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反对新教条主义，不仅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实现拨乱反正，还要进一步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的问题。在国内外新的形势下，党中央把与新教条主义的斗争不断推向深入，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这是新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战略考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真理标准讨论把对新教条主义本质的认识推进到一更深层次，把解放思想的要求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真理标准讨论，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破除现代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供了最权威的理论武器，为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改革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放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排除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不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革设计中，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马恩的设想的问题。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在经济建设中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是根据马恩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设想的模版”建构起来的，长期以来被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被认可的。实践证明，这个体制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苏东和中国实行这个制度，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党中央决定对中国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这个马恩三原则的制度要不要改？不改，影响经济发展，人民不满意；改，涉及到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笔者曾撰文《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考》认为这是马恩提出的设想，并未得到实践证明，只能作为马恩的设想，不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0]。)真理标准讨论给我们提供了最权威的理论支持，决定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改革，在所有制上，将全面的公有制改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在经济运行体制上，将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分配制度上，将单一的按劳分配改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与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决定意义的改革，就是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讨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的反对了新教条主义，促进了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扬，推动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
四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是我们党坚持同教条主义斗争胜利的成果。中国历史发展说明，不反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就没有独立的新中国；不反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教条主义，就没有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强调指出过：“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反倾向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个用巨大代价取得的宝贵经验，我们要牢牢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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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2-0001-13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生成、逻辑意蕴及其当代样态研究”(18CDJ017)。
[收稿日期]2019-03-28
[作者简介]刘林元(1941-)，男，江苏靖江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问题。
(责任编辑：木 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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