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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译名用字要统一
1.不用方言的读音去标注外来词的发音。当前一些商品外来词译名多出自操闽粤方言的人士包括港台籍人士之手，再由沿海传入内地，译名所用汉字读音各据闽粤方言。如把Marl boro牌香烟译为万宝路， 把Kent译为健牌等，与普通的读音相对照，译音不准的毛病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类型的外来词译名占的比例相当大。这类问题今后应设法避免。
2.由于汉字的同音字多，在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公司名、商品名时，应该选择与国内流行的译法一致的汉字。
现在一些来源于外国人名、地名和商品名的译名，国内流行的译法不一致。如“肯德基快餐”（Kentucky），与美国的肯塔基州名译名不一致，“古龙香水”（Cologne）与德国城市科隆译名不一致， “三明治快餐”（Sandwich）和英国市镇桑威治译名不一致，“麦当劳快餐”（McDonald）和英语常用人名“麦克唐纳”译名不一致，“庄臣化妆品”（Johnson）和英语常用的人名约翰逊译名不一致。
3.在引进外来词时，我们最初选用音译、意译还是意译兼音译，应该有一个“第一时间”的统一，如Icecream我们译为“冰淇淋”，“冰”采用了意译，“淇淋”是音译，用“冰淇淋”三个字表达，那么就应该固定下来，避免采用“冰激凌、冰其林”等译名。
二、日语专名的汉译原则应一致。
日语词汇是现代汉语外来词的重要源泉。传统上，我们对来自日语的词汇采取转抄而不是音译的方式，因为两国同用汉字，彼此互供词汇极为方便，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文字形式，只须换一种读法就可以了。现在对部分日语专名就是这样做的。 如日立（Hitachi ）、 丰田（Toyota）、本田（Honda）、东芝（Toshiba）、松下（Matsushiba）。但在当今社会上也流行一部分日语商品名称是采取译音方式的，如把轿车Mazda音译为“马自达”，而未还原为汉字“松田”， 把轿车Nissan音译为“尼桑”，而未还原为汉字“日产”，把乐器Yamaha音译为“雅马哈”，而未还原为汉字“山叶”，把乐器Ca-sio音译为“卡西欧”，而未还原为汉字“
尼”，甚至在同一条新闻报道中出现日语名称处理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如“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出产尼桑牌轿车××万辆”。在我国汉语外来词方面，对日语商品名称的翻译采取两种不同的处理原则是不可取的。
三、译名要符合民族文化心理
引进外来词要符合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习惯。汉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养成了特有的语言禁忌和语言拜物习惯，在译名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外来词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汉化”程度，而这个“汉化”过程除了要受到汉语内部规律的约束，还要烙上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印迹。例如“爱”在汉民族心目中是一个圣洁的字眼，倘若把“AIDS”译成“爱之病、爱滋病”就具有强烈的讽贬色彩，不符合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所以还是译成“艾滋病”好，再来看大多数药品类译名里都带有“命、灵、宁、定”等字眼（如维他命、可乐宁、胆特灵等），这与汉民族的求安、向善、 祈福的心理又是分不开的。 就连一年一度的美国TOEFL考试也被汉译成“托福”而含有祈求吉祥幸福的意味。
其实外国人也是很懂这个道理的。试看一些洋人给自己取的汉译名就知道他们很讲究选字（如“赛珍珠”“白修德”“金文泰”……）。他们在中国生产或销售商品，在中文译名上大做文章的更是举不胜举。“雪碧（Spring）”会使你产生一饮即凉的感觉，“潘婷（Pantene ）、飘柔（Rejoice）”又令多少女性增生美好的希冀，此外， 诸如“康泰克（Contact）、金利来（Goldlion）、高露洁（Golgate）、护舒宝（Whisper）、奔驰（Bans）、耐克（Nike）、可口可乐（Coca-cola）、香波（Shampo）”听者读者都能“望字生义”，而且能引起美好的想象，加上产品本身质量优良，故销路一直很畅，而我们的一些同胞却置自己的语言、社会及文化传统习惯于不顾，命名一味追求洋化，试图以此来促进销售，结果适得其反。
四、译名要符合民族语言习惯
语汇的发展变化是要受其语言系统内部规律制约的，吸收引进外来词就必须尊重汉语言的语言特点和构词规则。林焘在《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中指出“汉语词的结构特性是音节简单”，现代汉语词语有双音节化的倾向，那么在译名时，我们就应避免音节繁多。事实也说明那此音节太多，发音又拗口的外来词寿命都很短暂。有人曾对128 个著名商标作为分析，其中双音节100个，占78%，三音节19个，占15%， 单音节7个，占5.5%，四音节2个，占1.5%。
意译词太长，自然就会随之出现某种缩略形式，如“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缩略成“巴解”，“南斯拉夫解放联盟”缩略为“南联盟”，“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缩略成“亚太地区”等等。音译的词长了，人们自然会选择音节短的，例如梵文中的huddha在东汉第一次出现时被译为“佛”，后来大约是北朝时期又有人译为“佛陀”。对照huddha可知，“佛陀”要比“佛”译得精确一些，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这个后起的、精确的“佛陀”始终也没有取代原有的不精确的“佛”。再如唐代玄奘、慧琳等名人建议把“般若”改译成“波罗枳娘”，把“菩萨”改译成“菩提萨”，把“须弥”改译成“苏迷卢”等等。虽然后者的译音都要远比前者精确，但由于它们的原有的词“长”了些，念起来费力，所以一直没能广泛地被人们接受，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都未能普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