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艳秀[1]2003年在《中国企业绿色管理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绿色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方式，是企业面向二十一世纪强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实现自身可持续成长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实施绿色管理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西方发达国家在饱受环境污染之苦后，纷纷开展了以节能降耗、保护环境为主线的清洁生产，全面开展绿色管理。但在中国，企业仍在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牺牲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造成了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因此，我们必须引入绿色管理，促进中国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本文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并以国内成功企业为典例，论述了中国企业实施绿色管理的重要意义，提出中国企业绿色管理的切入点及开展绿色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在企业绿色管理中的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本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对绿色管理产生背景的分析，论述了绿色管理产生的必然性和对中国企业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提出企业开展绿色管理前提条件——建设绿色企业文化。 第叁部分：论述了绿色战略对企业开展绿色管理的重要作用——企业绿色管理的行动纲领并举例说明了绿色战略制定的思路与步骤。 第四部分：重点论述中国企业绿色管理实施的具体方案，提出生产过程中绿色管理的重要内容：集约化资源管理和清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绿色管理：绿色营销及其主要内容。 第五部分：论述企业绿色管理中必要的政府行为支持，提出企业自身难以做到需要政府力量创建的封闭循环生态小区方案。
黄平[2]2011年在《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生成机理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基于对原有环境问题关注和治理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和各国进一步加强了环境规制、排放权交易等“绿色”制度建设,“低碳经济”的提出大大扩展了“绿色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作为绿色化的制度压力的响应,针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绿色管理(Green Management)逐渐兴起,成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和环境管理等领域的关注重点。在绿色管理、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传统的竞争优势源泉已经开始显得时过境迁。服务外包产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人力资本密集等多重特征。发展服务外包业成为利用外资、促进就业以及保持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切入点,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当前,“绿色服务”已构成“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服务方式、提供的有形产品、使用的资本品和消耗的能源,以及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反向制约效应、对消费环节的示范效应使得服务业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气候变化、绿色服务兴起和环境管制的日趋严格背景下,国际服务外包的接包企业(以下简称为国际服务接包企业)不但要应对潜在市场发展以及竞争对手的反应,还要面临节能环保技术的投入、流程的创新、环境的管制等难题。国际服务接包企业赖于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网络成员及其间关系面临着信任下降、解体的威胁。因此,国际服务接包企业不得不投入资源,进行绿色管理,再造价值体系,塑造绿色竞争优势。在全球经济网络化和绿色管理的时代背景下,本文对传统的竞争优势理论进行修正。将制度要素引入到竞争优势模型,建立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产业、制度、资源叁维生成模型。在战略网络场域视角下,分析了网络——制度——资源互动下的企业竞争优势及其生成机制。结合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实际,剖析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价值链、战略网和价值网,研究国际服务外包企业塑造绿色竞争优势的多种战略需求,并分析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绿色竞争优势生成机制。基于对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的全面理论考察,本文建立了国际服务外包中社会资本与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生成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在华服务外包企业为样本收集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实证研究发现：1、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社会资本能部分促进其获得绿色竞争优势(包括低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具体结论为：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结构资本与其绿色竞争优势存在显着的正向关系；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关系资本与其绿色竞争优势存在显着的正向关系；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认知资本与其绿色低成本优势存在显着的负向关系,认知资本与其绿色差异化优势存在显着的正向关系。2、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环境合法在社会资本与绿色竞争优势(包括低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具体结论为：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环境合法在结构资本与绿色竞争优势间存在中介作用；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环境合法在关系资本与绿色竞争优势间存在中介作用；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环境合法在认知资本与绿色低成本优势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但中介作用方向与假设相反,环境合法在认知资本与绿色差异化优势间不存在中介作用。3、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绿色资源在社会资本与绿色竞争优势(包括低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具体结论为：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绿色资源在结构资本与绿色竞争优势间存在中介作用；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绿色资源在关系资本与绿色竞争优势间存在中介作用；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的绿色资源在认知资本与绿色低成本优势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但中介作用方向与假设相反,绿色资源在认知资本与绿色差异化优势间不存在中介作用。4、绿色共识部分调节了社会资本与绿色竞争优势间的正向关系。具体结论为：绿色共识调节了结构资本与绿色低成本竞争优势间的正向关系,绿色共识调节了结构资本与绿色差异化竞争优势间的正向关系,绿色共识调节了关系资本与绿色差异化竞争优势间的正向关系；但是,绿色共识没有调节关系资本与绿色低成本竞争优势间的正向关系,也没有调节认知资本与绿色竞争优势间的正向关系。5、环境规制对结构资本、关系资本、认知资本与绿色低成本优势和绿色差异化优势间的正向关系未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的创新和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传统的竞争优势理论中引入了网络场域和制度要素,提出了网络——制度——资源互动视角下的企业竞争优势生成模型,使得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更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实际。第二,充实了绿色竞争优势的内涵,分析了绿色竞争优势的源泉和生成机制,初步搭建了绿色竞争优势的理论框架。第叁,尝试进行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的对话与融合,从绿色资源和环境合法两条路径解释社会资本与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生成的关系。第四,分析了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社会网的社会资本与环境合法的关系,从社会网络角度解释合法性理论的微观基础,推动了社会网络理论与合法性理论的对话。囿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素养以及现实研究条件,本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此,论文最后部分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在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
毛萍萍[3]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管理的发展创新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着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管理的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当今经济政治多极化、市场全球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国际环境背景之下,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已经成为当今各个国家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经之路。优秀的企业管理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企业管理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现代企业管理能够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效率;能够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促进财务架构改革,使得账目清晰透明;能够把握市场动态及企业特性,为企业提供精确的战略定位和正确的投融资方向;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实现追真归善,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推动社会和谐、健康、可持续性发展。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与时俱进的企业管理。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和“深水区”,伴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伴随着国企改革思路日益明确,国企改革将进一步加速,我国的企业管理也将随之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管理的发展创新问题进行系统性地梳理和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共有叁个部分组成。前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观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正文部分通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管理思想、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进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论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管理的基本经验,并结合我国企业当前实际,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的不足之处与解决对策,最后,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我国企业管理的理念创新和创新途径,以期为我国现代企业实现科学、健康的发展提供企业管理方面的可鉴性意见和建议。
潘楚林[4]2017年在《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成指数增长,“绿色”已成为企业、国家乃至全球性期望,环境管理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践界的研究热点。在以往企业有限理性认知下出现了“环境行为—成本上升—竞争优势降低”的思维逻辑,不愿以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为代价进行环境管理,忽视了清洁生产、废物循环、绿色产品设计等企业环境战略行为给企业带来的长远优势——可持续竞争优势。现如今,在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费者不断增加的绿色产品与服务需求的背景下,企业要在激烈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应将战略发展目光聚焦到环境问题上,将其视为“机会”而非“威胁”,才能成为“长寿型”企业。然而,如何将“绿色”转化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怎样更有效的制定与实施环境战略,环境战略与哪些绿色资源能力相匹配等问题,是战略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应用者的新挑战。学术界对企业环境战略的研究起源较早,在理论研究层面对企业环境战略与竞争优势的积极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认同,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现有研究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怎样”有效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问题,忽视了绿色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其次,学术界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研究中缺乏对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以及它们在前瞻型环境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分维度研究与对比分析还处于空白。并不能给企业进行环境战略活动提供更具体有效的管理启示。最后,现有文献中存在矛盾观点,并不能解释现有环境管理问题,如企业采取相同环境战略在不同环境中产生的效果不同;环境管理实践的差异性对企业的影响不同;智力资本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因内部环境变化而不同等。现有研究忽视了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影响过程中的边界条件,脱离利益相关者因素、领导力因素和动态能力因素来解释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的影响问题就很难取得一致性的研究结论。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学术研究的矛盾观点与实践困境,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NRBV)、智力资本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从企业资源与能力视角对环境战略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验证了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建立了链式中介模型,并对不同的链式效应进行了对比检验。在此基础上,识别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过程中的调节因素,验证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环境领导力和绿色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使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更加清晰。本研究以东北地区、长江叁角洲地区和珠江叁角洲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浙江、江苏、广州、深圳等省份和直辖市的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纺织业、烟草加工业等制造业行业的600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有助于企业积累绿色智力资本和促进绿色创新,进而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其次,研究通过对比不同的链式中介作用发现,绿色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最强,而绿色结构资本与绿色创新链式中介作用不显着。再次,当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较强时,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更能带来绿色结构资本和绿色关系资本的增加。企业中较高的环境领导力更能促使企业应用绿色智力资本进行绿色创新。当绿色动态能力较强时,绿色人力资本和绿色关系资本对绿色创新作用也越强,越能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最后,在验证中介与双调节的共同作用中发现,在较强的绿色动态能力下,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加强了前瞻型环境战略通过叁类绿色智力资本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当环境领导力和绿色动态能力都较强时,叁类绿色智力资本通过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也较强。然而,当环境领导力较低时,无论绿色动态能力高或低,绿色结构资本通过绿色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都不显着。综上所述,本文不仅弥补了前人在研究环境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时存在的局限,而且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经典研究范式“过程—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建立了环境管理领域“战略—智力资本—绿色创新—持续优势”的新研究框架,深入剖析了这一传导机制中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打开了前瞻型环境战略与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黑箱”,解决了企业怎样将“绿色”转变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源泉的问题。本研究不仅给企业有效实施环境战略带来更切实有效地环境管理启示,而且对企业实现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加速我国企业实现经济绩效、环境绩效与社会绩效共赢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袁泉[5]2003年在《中国企业绿色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利用环境因素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不鲜见。现代企业的市场竞争日益多样化，绿色国际竞争力正成为构成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赋予了竞争力新的内涵。 我国已经加入了WTO，这为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化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问题也会更加突现。特别是基于生态环境的企业绿色国际竞争力已经受到严峻的挑战。由于过分追求发展速度，绿色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有关绿色产业的政策、技术规范还不健全，以至绿色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缺乏物质基础和政策环境的有效支持，绿色供给能力难以得到提高。我国企业的绿色国际竞争力同发达国家比较，还比较低。 因此，认真分析环境保护与竞争力的关系，对企业绿色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有利于我国企业正确对待环境保护问题，在环保大趋势下把握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目前，在理论研究方面，针对中国企业如何提升自身的绿色国际竞争力，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此方面的研究还较少。 本文从绿色国际竞争力产生的背景出发，创新性地提出了企业绿色国际竞争力的全新概念，认为它是一个包括绿色设计、绿色技术、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绿色文化、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绿色营销和绿色贸易等概念在内的系统概念，由多种要素综合作用而形成。同时，对这一概念建立了评价模型，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接着，笔者提出了影响企业绿色国际竞争力的五方面因素，即企业领导、组织文化、公众压力、市场力量和技术，采用逻辑分析法和系统分析等方法，对这五方面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指出我国企业要提升自己的绿色国际竞争力，在绿色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制定和实施绿色化战略。重点论述和分析了企业绿色化战略的内含、特征、制订和实施，绿色化战略所需甲囚企业绿位囚阿乏仆;了，l{卜乙的组织丈化和组织结构，以及绿色化战略模型。以上这些理论分析为下文的宏观和微观对策的提出作了铺垫。然后，文章分析了我国企业绿色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现状，并深刻剖析了制约我国企业绿色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几大主要因素。通过比较分析法指出，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绿色竞争力还比较低。最后，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了促使中国企业在绿色国际竞争中夺得最终胜利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对策和措施:从宏观上讲，我国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战略，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加强宏观调控，为企业提高绿色国际竞争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微观上看，我国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大力提子卜绿色国际竞争实力对自身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少乍及早将其纳入最高决策层的议事日程。这些对策措施中，包括加强环境标准认证和管理，试办“绿色银行”，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改革，实行专项补贴政策，全面推行绿色质量管理，开展绿色营销等改革建议，可供有关部门及企业参考。 本论文在学术思想上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创新性地提出了企业绿色国际竞争力的全新概念，认为它是一个包括绿色设计、绿色技术、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绿色文化、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绿色营销和绿色贸易等概念在内的系统概念，由多种要素综合作用而形成。 第二，构建了企业绿色国际竞争力的全新评价模型。 第叁，在深刻剖析我国企业绿色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现状及其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了促使中国企业在绿色国际竞争中夺得最终胜利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对策和措施。
沈玲[6]2016年在《供应链绿色实践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耗竭、环境恶化,雾霾肆虐,地下水与饮用水危机重重,土壤污染蔓延等问题日益凸显;同时产品质量问题频频出现,影响消费者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两方面因素日益严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考虑迫在眉睫。在这种背景下,众多企业不得不关注企业的绿色生产、绿色运营、绿色管理,即供应链的绿色实践。然而,供应链环境下,企业选择的绿色实践如何影响供应链企业绩效?本文对此进行探讨来指导企业实践。本研究基于“供应链绿色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主题,综合运用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遵循“激励动机->绿色实践->企业绩效”的逻辑,利用中国、美国、欧洲等全球十几个国家的制造企业调查数据,以供应链核心制造企业为核心,分析供应链企业绿色实践与激励动机的关系,国家分类和供应链关系质量对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叁部分内容。第四章运用聚类分析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供应链企业绿色实践与激励动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对采取绿色供应商认证、绿色直接投资和绿色联合改进等供应链实践的企业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平均型绿色实践企业、积极型绿色实践企业、投资型绿色实践企业和消极型绿色实践企业,这些企业受竞争力、法律法规和社会责任等激励因素的影响是有显着性差别的。首先,积极型绿色实践企业受竞争力因素的影响显着高于平均型、投资型和消极型企业绿色实践受竞争力因素的影响,再次,平均型绿色实践企业、积极型绿色实践企业和投资型绿色实践企业受法律法规因素和社会责任因素的影响都显着高于消极型绿色实践企业受法律法规和社会责任因素的影响。最后,积极型绿色实践企业受社会责任因素的影响显着高于投资型绿色实践企业受社会责任因素的影响,说明积极型绿色实践企业除了受竞争力因素影响比较大之外,也非常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了提升自身社会形象而进行的绿色实践,而投资型绿色实践企业一般采取更为直接的、公众认可的直接投资方式进行绿色实践。第五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探讨了基于制度理论的国家分类对供应链绿色实践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绿色供应商认证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对供应链企业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发达国家中,其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着;在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绿色直接投资对供应链企业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着;绿色联合改善会议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影响都不显着。但是,绿色供应商认证、绿色直接投资和绿色联合改善会议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等叁类国家中,绿色实践对供应链企业绩效具有显着性差异。第六章运用层级回归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供应链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即质量绩效、交付绩效和柔性绩效的关系,并验证了供应链关系质量调节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之间关系的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供应商认证对质量绩效、交付绩效和柔性绩效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绿色直接投资对柔性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他绿色实践与绩效的影响关系不显着。与此同时,供应链关系质量中信任水平、理念相似性均正向调节?供应链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关系的假设得到支持;沟通程度对绿色供应商认证与企业服务绩效之间的正向调节关系不显着,但是其正向调节绿色直接投资、绿色联合改善会议与企业服务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作用是显着的。本研究实证探讨了供应链绿色实践与激励动机之间的关系,国家分类调节绿色实践与企业绩效和供应链关系质量调节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问题,其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基于制度理论分析并检验了国家分类对供应链绿色实践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供应链情境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制造企业如何选择绿色实践模式”这一问题;第二,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供应链关系质量对供应链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并拓展了供应链关系、绿色供应链管理与企业绩效的相互影响机理,同时为供应链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与经验依据。
吴彦艳[7]2004年在《企业绿色管理理论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生存环境，并且开始把环保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纳入到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在这一背景下，绿色管理应运而生。绿色管理就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以消除和减少组织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前提，以满足用户或顾客的需要为中心，通过生产、营销、理财等活动为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而进行的全过程、全员、全面的一系列的活动。 本文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从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入手，分析了现代管理理论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绿色管理产生的原因，最后从企业微观的角度阐述了绿色管理产生的必然性。 第二部分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协调发展理论、外部性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四中理论为基础，分别阐述了其中蕴含的绿色管理思想，为绿色管理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叁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在这一部分中系统阐述了绿色管理的理论体系，从绿色管理的概念、特点、原则到内容，从全新的角度分别加以诠释，使绿色管理的理论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最后确立了绿色管理的实施步骤，增强了绿色管理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最后并提出了推动我国企业实施绿色管理的政策建议，使绿色管理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何英[8]2018年在《中国企业绿色管理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绿色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管理模式,对企业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企业应提高对绿色管理的重视,主动探索绿色管理实施策略,构建合理化绿色管理体系,提升自身竞争优势。
莎娜[9]2012年在《企业环境战略决策及其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指出世界范围的环境问题正引起人们对工业生产行为的关注，我国高能耗、高排放经济增长方式下的资源与环境压力也正逐步形成企业发展的外部制约，而公众消费理念的转变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厘清企业实施环境战略的影响机理、决策方式和保障机制具有很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基于企业战略的视角，通过研究环境战略决策的相关利益主体、内外因素与驱动方式、决策内容、绩效评价方式等内容，试图找出一条推动企业实施环境战略的清晰路径。在综合运用了归纳分析与演绎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机制分析与对策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后，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环境战略因经济利益改变而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根据对企业的影响程度分为四类，由深到浅依次为：股东和员工；顾客和供应商；政府；媒体和环保NGO。在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的内外影响因素。内部因素包括经营理念、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和外贸依存度。外部因素通过压力和拉力两种形式表现，其中压力主要来自政府环境规制、NGO的环境标准、公众的环境效用、媒体舆论和竞争者威胁；拉力主要来自政府优惠政策、绿色消费市场和供应商绿色管理。在一拉一压作用下，实现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协调统一。（2）环境保护行为在加重管理者努力成本的同时缺乏直接的经济补偿，从而影响管理者对环境战略的响应，股东采取以奖代罚的合约能更有效的实现环境绩效。企业环境战略的收益取决于实施环境战略的额外成本与消费者环境偏好的相容性，只要合理控制成本，就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先动优势。企业与政府间的环境策略博弈取决于企业实施环境战略前后的经济收益、形成的环境效用以及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由于企业实施环境战略较难在短期内弥补成本，所以环境战略缺乏经济优势，由于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高于可测的环境效用，因而演化博弈最终收敛到双输的结果。（3）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环境战略的目标围绕增强企业竞争优势这一中心，并表现在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两个层面。基于企业现有资源能力水平、资源环保措施与企业自身利害的相关程度，企业的环境战略表现出四种不同的类型：被动型、防御型、适应型和主动型。在环境战略实施内容方面，可借鉴平衡计分卡的战略思维方式，寻求综合效益、利益相关者、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的企业作为。（4）由于环境战略的实现仍然借助传统平衡计分卡的四个维度，并且扩展原有四个维度的内涵后也能完整刻画企业环境战略的逻辑结构，因而四维平衡计分卡同样适合企业环境战略评价。需要注意的是，具体构建指标体系时应当区分传统类指标和环保类指标以突显环境目标，而为了增强指标可比性，选取指标时应结合环境法规和权威指南，并尽可能采用相对指标。（5）量化参数只能刻画企业环境战略的一个侧面，对于企业环境战略的综合评价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较为适合的评价方法是模糊综合评价法，该方法不仅可以提供全面、系统的评价信息，客观描述被评价对象；而且能够从评价者的角度确定权数，兼具较强的适用性。该方法的关键问题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结合层次分析法可以更加科学的评价企业环境战略绩效。（6）环境不单是企业的环境，而是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建的系统工程，应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引导、企业的全面履行和配合、公众的积极响应和监督形成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共同构筑企业环境战略实施的保障体系。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1）运用战略管理的思维和方法研究企业环境管理问题，使环境管理从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的边缘状态转变为战略核心，并结合平衡计分卡的战略思维方式，构建了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环境战略决策体系。（2）全面归纳了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的利益相关者，探讨了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的内外因素，构建了拉力与压力共同作用下的驱动模型，并利用委托代理模型、Stackelberg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的内外机制，构建了政府、企业、公众叁方协作的企业环境战略实施保障体系。（3）按照低碳经济和企业环境战略管理的需要改进平衡计分卡，扩展了传统平衡计分卡的财务、顾客、内部业务流程和学习与成长维度的内涵，并基于上述维度构建了评价企业环境战略绩效的指标体系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胡美琴[10]2007年在《在华跨国公司生态环境管理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使企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理论界关注。跨国公司在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由于经济影响力以及将资源和生产进行跨国界转移的能力，其社会和环境行为受到质疑。已有研究对跨国公司环境管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未能清晰地阐释是什么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绿色管理行为。绿色管理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响应中面对的独特挑战，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环境行为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随着目前对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研究开始从主要基于母公司视角转向关注子公司定位，子公司的环境行为受到越来越多重视，本文的研究目的正是探寻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生态环境管理的影响因素。在我国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战略下，必然要求跨国公司的生态环境政策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在目前中国环境管制转型期和公众环境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形下，在华跨国公司的绿色管理行为具有何种特征，其环境政策的一体化和当地响应程度如何?是什么决定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绿色管理行为?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驱动因素，以更有效预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环境行为，揭示可持续绿色组织形成的机制。本文在文献回顾基础上，构建了跨国公司生态管理主动性和环境政策标准化影响因素模型，分析了竞争性、合法性、生态责任和资源等主要驱动因素对绿色管理的作用。对环境规制、外资股权比例和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调节效应也作出了假设。在对各变量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对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合资合作公司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了所提出的假设。统计结果显示，竞争性和合法性作为两个主要影响因素对跨国公司生态管理主动性产生正向影响，资源与竞争性共同对生态责任产生显着的完全中介作用；当同时引入竞争性和合法性变量时，也会对生态责任和生态管理主动性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环境政策标准化影响因素模型中，竞争性和资源正向影响跨国公司环境政策标准化，资源对于合法性和生态责任两个潜变量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即合法性和生态责任在环境政策标准化模型中直接作用并不显着，但通过资源作为中介，对于环境政策标准化产生正向影响。在调节变量中，环境规制对于除资源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均未产生显着调节作用。外资股权比例对生态责任与环境政策标准化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其他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均不显着。ISO14001对竞争性、合法性与生态管理主动性的关系具有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一在于首次从子公司的视角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绿色管理行为提供了一个综合理论模型，包括竞争性、合法性、生态责任和资源的主效应和若干调节变量。整合了环境管理、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论、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阐释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环境行为，也是对已有研究的拓展。本研究分别考察其在东道国生态环境管理绩效和采取标准化环境管理政策的影响因素，二者既可作为两个独立的模型又互为补充，更增加了解释的力度；此外本研究以生态环境管理补充跨国经营理论中全球一体化和本地响应的解释。在理论框架之上，本研究还尝试对生态管理主动性、环境政策标准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量，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各变量间的关系，这也是本研究的贡献。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几个方面。首先，由于目前企业的客观环境绩效数据在我国不易于获得，对变量的测量基本上采取被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响应偏差。虽然采用匿名的方式可以减少这种偏差，但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社会期望响应的问题，这会导致对研究结论的限制，通过综合多个信息来源可以使研究人员增强研究的可信度。其次，由于问卷收集存在的困难导致样本数量受到限制，参与调查的主要来自在沪大型跨国公司，样本的特征使得难以对研究结论一般化。尽管如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了未来理论研究的方向。可以将本文的研究框架扩展至中国的其他地区以检验这些关系是否仍然存在。对政策制定者的意义在于，跨国公司通过帮助制度机构保护环境、本土企业提高环境管理能力以符合更高的环境标准，成为推动东道国积极性生态管理的催化剂。制度机构需要建立有利于企业绿色竞争力获取的机制，以诱导企业环境行为自我约束和环境政策标准化而不是绿色形象塑造。随着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视，必须系统地考虑所有的影响因素以改善环境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中国企业绿色管理问题研究[D]. 杭艳秀. 东北农业大学. 2003
[2]. 国际服务接包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生成机理研究[D]. 黄平. 复旦大学. 2011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管理的发展创新研究[D]. 毛萍萍. 齐鲁工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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