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党性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性论文,理论论文,任弼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对党的建设、青年团的建设、军队建设等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尤其是他的党性理论作为党建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具体化、充实化。他按其党性理论身体力行,成为我党党性修养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楷模。
一
党性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所固有的根本属性和本质特点,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体现,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最高表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①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根本准则,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理论和言论行动都必须以此作为根本标准来测量。
任弼时指出培养党性就是增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这必须与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就得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②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社会经济条件既落后又复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必然会影响党员干部;党的组织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较大,它们在经济上的独立和半独立、个人的、分散的特点,同样会反映在思想意识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又不象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那样集中和受过严格的锻炼,他们来自手工业工人、雇耕工人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村经济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意识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要求无产阶级需要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组成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就会渗入我们党内。因此,时代特点和革命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性,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阶级觉悟统一全党,以加强党内团结。“只有使我们党内部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来坚持斗争,才能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向胜利。”③
二
增强党性是我们党时时刻刻、常抓不懈的事情。任弼时认为应从党的阶级性、理论性、党的利益至高性和党的组织性等方面加强党性修养,并自觉地终身为此努力实践。
首先,增强党性必须“深刻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出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④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特别的地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党性修养的核心,党员的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作为根本的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一个党员如果出于为党的利益而“尽义务”的驱使,就不可能表现出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不可能表现出忠实性和坚定性,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也就会成为泡影。党员的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积极性、创造性及党员对党的忠实性、坚定性的树立,一方面要靠党组织的教育培养,更重要的是党员自己进行这方面的锻炼。任弼时的革命历程正是如此,他三十年如一日自觉、主动、积极地为党工作。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的动脉血管已硬化,加之患糖尿病,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忘记重病在身,用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病魔。他说:“我们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⑤由于他对党和人民的忘我工作,病魔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一生表现出为党为人民利益的高度忠诚、坚定、自觉性,直至战斗到最后一刻。叶剑英回忆任弼时说:“弼时同志终身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生只知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我们的模范。”⑥
第二,共产党员充分掌握和革命实践相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党性修养的精髓。毛泽东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全。”⑦任弼时进一步阐述: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阶级觉悟、阶级意识只能化为乌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必须灵活地切合实际地运用,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能不顾实际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他多次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党性不纯或党性很坏的具体表现。王明之类的人物就是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不是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和解决问题。任弼时依据党的历史经验论断:党的领导机关被这样一种东西所统治,革命就一定要失败。这也是他自身实践经验的结论。1931年,临时中央指责毛泽东“右倾”,任弼时主持的苏区中央局执行了“左”的政策而批判了毛泽东,但他很快认识到这是一种错误,强调学习毛泽东、朱德的根据地经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认为任弼时“左”的政策贯彻不力,免去他所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任湘赣边区省委书记。他在此间的“肃反”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王明的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极“左”路线,保护了一大批好同志。他率领六军团西征与二军团会师后,从实际出发,改变了中央军委要求两军团分开行动的主张,集中力量,共同建立了黔湘粤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成为损失最少的红军主力。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认为这是党性纯洁的标志。
第三,纯洁的党性要求党员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人的利益应服从全党的利益。任弼时说:“一个党员看见对于党有利的事情,哪怕那个事情是很危险的,是很困难的,也应该坚决的勇敢的去做。而看到对党有损的事情,就一定要坚决反对,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⑧不管是在秘密环境还是建设环境,火线上还是在敌人的法庭上、牢狱中,都要坚决勇敢牺牲个人的利益,必要时牺牲个人的生命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1928年10月、11月,任弼时两次被捕,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没给敌人以半点真实情况。他为了党的利益、党的团结和统一,还同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和行为作斗争。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团组织内部出现过“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两种错误思潮。他指出:取消主义者认为团的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难以开展,没有特殊的工作,这实际上使共产党孤立起来,取消党在青年群众运动中的影响;先锋主义者认为团组织在与陈独秀的斗争中有功,青年团应成为一个政党,先锋主义的结果会造成第二党,妨碍党的发展,比取消主义更危险。因此,任弼时在组织上把超龄的优秀团员和团干部向党组织输送,以维护党对青年的领导和影响。长征途中,为克服党和红军内部的分裂,任弼时与朱德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了不懈的斗争,迫使张国焘改变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行为,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保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党员不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上,必然导致“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独立主义”等倾向,是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是产生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党的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的根源。若不适时地制止它,不与它作斗争……是会发展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的。”⑨
第四,严格的党性要求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组织。组织和纪律是维护党的利益,实现党的任务的外在保证。“在党内关系上,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这个集中制是我党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动摇的。自然,这个集中制又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⑩离开了这个原则就会造成山头主义、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任弼时在实践中也表出坚定的政治原则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大革命时期,他代表团中央两次向陈独秀提出政治意见书,主张对蒋介石及汪精卫给予坚决的反击,并对陈独秀当场撕毁意见书的蛮横态度和家长制作风据理力争。尽管如此,任弼时为顾及党在青年中的威信而没有把意见书向下转发,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原则。大事如此,琐事亦然。他有一次忘交党费,党小组长代交后,他定要党小组长把代交的党费取回,由他亲手交给党小组长,并再三说明自己不能做特殊党员。他说:“党的各个组织以及每个党员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11)
三
为达到增强党性的目的,任弼时认为,要有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态度,即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调查研究、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首先,掌握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它有利于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党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的组织纪律观念,坚定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如果对“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不能用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让它存在,让它发展下去”(12)党的领导就无法建立。任弼时要求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进行批评和监督。他认为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降低党政机关的威信、妨碍工作纪律的执行,而且会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使党政领导的威信得到巩固。“恰恰是应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消除了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与不负责的习惯,才能更加巩固工作纪律和劳动纪律,使每个工作者成为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人。”(13)自我批评,古人的话称为“自省”。自己审察自己的言行是否有悖于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有悖于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和古人的“自省”的区别就在能勇敢地向人民检查自己;同时还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他人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总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即或是虚假的,也说明自己没有让他人了解;并且能勇敢地指出他人的错误,分析错误之因,绝不可姑息养奸,否则党内腐败就从这里开始。当然,批评和自我批评应采取客观历史的态度。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指出:“对人、对事的批评都应从历史的环境、条件的角度出发,找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成绩和错误区别开来,对党对个人都是有益的。他也勇于自我批评,曾说:“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是偏‘左’”。(14)
其次,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达到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性要求的桥梁。调查研究能够通过占有大量的客观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成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找到事物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没有艰苦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不可能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解放战争期间,任弼时为纠正土改中“左”和右的倾向,贯彻落实党的土改方针和原则,利用休养之时深入农村调查,亲自找干部和农民谈话,研究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4月他还调查了土改政策的落实情况,纠正了土改中错划成份的问题。1950年7月,重病中还找武安县委、区委书记谈组织工作的问题。他革命的一生就是伴随着调查研究的一生。
最后,有无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态度,标志着一个党员能否达到党性修养的要求。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只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才能真正从民众那儿学到知识。“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15)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的正确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同时,这也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必经之路,不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而盲目照搬理论,必然成为教条主义者。革命和建设的目的绝不是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基本群众谋解放和幸福,这又必须群众自己动手才能做到。因此,任弼时要求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
任弼时已离开我们40多年了,他的党性理论仍然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党性锻炼,他的党性修养的践行依然是我们的楷模。
注释:
①②③④⑨(11)(14)(15)《任弼时选集》第231、235、240、233、235、236、393、302页
⑤(12)(13)《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1、55、57页
⑥叶剑英《纪念任弼时同志》载《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
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页
⑧⑩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1948.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