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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是一个和夏人、商人并存的部族，夏商时代周人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弃（后稷）至不窋，第二阶段自不窋至公刘，第三阶段自公刘至古公亶父，第四阶段自古公亶父至武王。由于文献中关于先周史的记载过于简略，因此本文力图依据考古发掘所提供的先周文化资料并结合卜辞、文献来逐段追溯先周历史。
一 第四阶段先周史的证实
第四阶段先周史从古公迁岐、季历被杀、文王作丰到武王都镐伐商，其下限是清楚的，上限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和“文丁杀季历”推算，古公亶父约与廪辛、康丁是同时代人，最早也不会早于祖庚、祖甲。因此先周四段应与商代晚期相当，对应于考古上的殷墟三、四期。50年代以来周原和丰镐遗址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已经搞清了周原与丰镐的地望，并已证明关于第四阶段先周史的记载是正确无误的。
自1933年在宝鸡斗鸡台首次发现先周文化遗存以来已陆续发现了几十处先周文化遗址，其中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存有长武碾子坡，长安沣西，武功郑家坡，岐山贺家村，扶风刘家、北吕，凤翔西村，宝鸡纸坊头〔1〕。它们的年代除碾子坡早期可以早到古公亶父迁岐之前以外，其余均属先周四段。依据这些资料考古学家在先周文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三个重要成果：
首先，搞清了夏商时代在陕西并存有五支青铜文化：商文化分布在关中东部的耀县、华县、西安一带，最西达到扶风；鬼方文化分布在陕北绥德、清涧一带，最南达到淳化，其与晋西石楼地区的青铜文化属同一系统；僻于陕西南凤县一带的龙口类型文化含有明显的寺洼文化和蜀文化因素；姜戎文化分布在宝鸡以西一带，最东达到扶风；以上四支青铜文化皆非先周文化，只有分布在泾渭地区的才是先周文化〔2〕。
其次，把以扶风刘家、宝鸡纸坊头和晁峪为代表、以高领袋足鬲为典型器的刘家（姜戎）文化与先周文化分开了〔3〕。
第三，证明了甘青地区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和齐家文化都与先周文化有密切联系，但都不是先周文化的源头〔4〕。
在扶风、西安、兰田、华县、耀县、铜川一带发现了许多商代遗址，其年代大都属于二里岗期或殷墟一、二期，只有个别晚到殷墟三、四期〔5〕。 而扶风刘家遗址的发掘又表明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到商周之际从扶风向西直至宝鸡、天水一带都是刘家文化（含晁峪、石嘴头类型）分布区。刘家文化的典型器为带双耳的高领袋足鬲与双耳罐、使用偏洞墓和有随葬石块的特殊葬俗，它已被确认是羌人的遗存。上述事实表明在先周四段以前周人并没有生活在关中地区，关中以扶风为界，东部是商人版图，西部是羌人领地。正因为商人和羌人在关中接壤，所以在殷墟卜辞中可以见到大量关于征羌伐羌和用羌人祭祀的记载。而当古公亶父迁岐之后周人占据了商、羌之间的中间地带把他们隔开了，所以武乙、文丁之后的卜辞中就只见用羌人祭祀而不见征伐羌人的记载了。
周人进入关中之初是臣服商人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四年季历来朝，《诗·大雅·大明》记载季历娶殷贵族挚仲氏之女为妻，周原甲骨文中周人自称“周方伯”并祭祀成汤、太甲和武丁，都证实了商周之间的这种臣属关系。古公亶父迁岐后娶太姜为妻，以后武王又娶邑姜为妻，文王和武王还都得到姜尚的鼎力相助，周姜联姻和羌人对周人的支持与商羌交恶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考古上即反映为刘家文化与先周文化的融合，岐邑范围内出现姜戎墓地也可以此解释，武王灭商后刘家文化便迅速地消融到周文化之中了。
随着周人势力的扩张，商人从关中东撤，《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正是商人东撤的反映。至于文丁杀季历和帝辛囚西伯昌则透露出商人企图遏制周人扩张所作的努力。因此，在关中西部至今未曾发现过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的商人遗址。西安老牛坡出土的商代晚期墓葬表明，这一带可能是商王朝在关中的最后一道屏障——崇方〔6〕，而到文王作丰之时崇方也被周人翦灭了。
二 第三阶段先周史的证据与疑点
第三阶段先周史是从公刘迁豳开始的，但公刘何时迁豳却无明文记载。从古公亶父到公刘共历十世，由此上推，先周三段约相当于商代中期，肯定对应考古上的殷墟一、二期，可能还对应二里冈上层。
先周三段周人居于豳地。豳地在今旬邑、彬县、长武一带，这一点历史文献方志均无异议。长武碾子坡的发掘也为此提供了考古学证据。碾子坡早期居址与墓葬是迄今唯一已发掘的年代早于古公亶父的遗址。碾子坡早晚期之间的文化面貌有明确的延续性，而且甘肃平凉的大陈、庄庙、翟家沟等地也都发现过类似碾子坡早期的陶盆、陶豆、陶鬲〔7〕，可见第三阶段先周文化曾广泛分布在泾水中游地区， 因此李峰认为在这个由子午岭、六盘山和陇山环抱的半封闭地域孕育了周人的早期文化〔8〕。
殷墟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周方的记载，《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收录的87条关于周方的卜辞中一期卜辞占80条，其内容记载了商周之间发生过的一场大战和双方密切的往来，武丁以后的卜辞只有7 条而且内容简略不明详情。有人认为武丁“寇周”、“
周”是古公亶父去豳迁岐的原因〔9〕，可是上文已经分析，古公亶父迁岐的时间不可能早到武丁时期，因此武丁时期周人应当仍旧生活在豳地。在扶风和耀县都已发现年代早到二里冈期和殷墟一、二期的商人遗址，这些深入关中腹地的商人西和羌人接壤，北与周人为邻，这样，武丁卜辞中的商羌战争和商周关系便都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了。然而迄今为止，豳地所发现的先周三段遗存的年代都是相当于殷墟二期即先周三段后期的，尚未发现先周三段前期即相当于殷墟一期和二里冈期的遗存，因此，一期卜辞中的周方是否确在豳地，现在还未得到考古学的证实。这是关于第三阶段先周史的第一个疑点。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古公亶父迁岐后“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古公之前周人居豳，然而武丁卜辞中已有“周方”之名，可见并不是周人因地得名，而是周原因周人徙居该地而因人得名的。
长武、彬县一带已发现的许多先周文化遗存除碾子坡早期以外年代都在先周四段〔10〕，平凉庄庙和庆阳巴家嘴还出土过类似碾子坡晚期的陶鬲〔11〕。这些证据表明，如果该地区真是豳地，那末在古公亶父迁岐后周人仍聚居于此地，这与《史记·周本纪》“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山”的记载不甚吻合。这是关于第三阶段先周史的第二个疑点。
泾渭流域的先周文化可以追溯到第三阶段晚期，可是还有这样两个存疑待考的问题。
三 第二阶段先周文化的缺失
第二阶段先周史是从不窋失官奔于戎狄之间开始的。不窋失官的原因是“夏后氏政衰”。《史记集解》引韦昭注曰：“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这是拘泥于“不窋为后稷之子”的说法编派的。其实《国语·周语》有言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谯周按曰：“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戴震《周之先世不窋以上阙代系考》曰：“盖不窋以上，世为后稷之官，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失其官也。”崔述《丰镐考信录》也说：“不窋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后稷者，不窋非弃子也。”他们已考证得十分明白，在后稷与不窋之间世系肯定有缺漏，所以不窋去夏奔戎狄的时间决不会在太康之时而应在夏朝末年。据《史记》记载，从不窋到古公亶父传11代，而商人从成汤到祖甲传24王，两相比较差距太大，所以这一时期的周人世系也应有缺漏。按常理分析，这一段缺漏的世系当在不窋与公刘之间而不在公刘与古公之间，不过其中细节已无法考证了。据此而论，先周二段应与商代前期相当，对应于考古上的二里冈期，先周一段应与夏代相当，对应于考古上的二里头文化。
关于第二阶段先周史，文献中只有一条线索，《史记·周本纪》：“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国语·周语》：“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迁避之地望，《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庆阳府志》都认定在庆州东南有不窋故城，今庆阳县也传说城东有不窋坟和不窋遗园，然而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庆阳、平凉一带均属寺洼文化安国类型分布区，还没有发现可以确认是先周二段的遗址。由此看来，庆阳地区有关不窋的地名古迹都应是不窋的后裔迁居豳地后带来的。
先周三段周人生活的豳地以西是六盘山区，豳地西南的关中西部是刘家文化分布区，豳地东南的关中东部是商文化分布区，因此第二阶段的先周文化只能向豳地的东北方去寻觅。
从豳地往东北直至内蒙东南部，这一黄河两岸的广阔区域是李家崖文化分布区〔12〕，这一地区也是卜辞所载鬼方、
方、土方等部族方国和文献所载戎狄的分布区，在石楼、绥德一带出土的富有特色的青铜器就被认为是鬼方或方的遗存〔13〕。李家崖文化最南边的遗存是陕西淳化黑豆嘴〔14〕。据已发现的先周四段和三段遗址数量和分布范围分析，当时的周人确实是一个小邦，那末先周二段当不窋率众离开故土迁入戎狄之间时周人必定更少；他们进入戎狄之间与戎狄杂居，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影响，甚至可能出现“戎狄化”现象，从而使我们难以找到和辨认出他们的遗存。
先周二段考古资料的缺失也许可以说明关于不窋自窜戎狄的记载是可靠的，但也给我们追溯先周文化渊源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四 第一阶段先周史的探索
关于周人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学者们都认为是在关中，但自从1931年钱穆先生首创周人源于晋南说以来，赞同钱氏新说的史学家越来越多。不过大多数考古学家仍持关中说，他们普遍认为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是周文化的源头，只有少数学者认为先周文化发源于晋南或晋中〔15〕。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个地区的夏代及先夏文化进行一番探索。
1、关中：武功非邰与周人非关中土著
《诗·大雅·生民》称后稷“即有邰家室”，《史记·周本纪》说舜“封弃于邰。”历来注家都认为邰在今武功县。武功地处漆水和渭水交汇处，在漆水下游和渭河北岸已发现27处先周文化遗址，其内涵与已发掘的郑家坡遗址是一致的〔16〕。郑家坡遗址的发掘者把该遗址的中晚期定在古公亶父迁岐之后，早期定在夏商之际〔17〕，但张长寿、梁星彭认为其早期的断代有误，他们认为郑家坡是西周早期遗址，其上限为文王作丰之时〔18〕。既然漆水下游先周遗址的可靠年代只是先周四段，那末指认武功为封弃之邰就缺乏考古依据了。武功的位置介于岐邑与丰镐之间，此地的先周文化遗址群的年代又都在先周四段，所以只能把这一带看作是周人从岐邑向丰镐发展时的一个中间站。武功不是后稷受封之邰，那末这一带的姜嫄祠、后稷祠等古迹和“邰”的地名当然都是文王作丰之时带来的了。
客省庄二期文化是由关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一支土著文化，主要分布在泾水以西的渭河流域，分布面和第四阶段先周文化大体相同，因此许多人认为先周文化就是由客省庄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的〔19〕。可是，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2300—2000年，而关中地区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址都属第四阶段，最早不过公元前1300年，两者之间缺环太大，而且类型学分析表明两者的陶器也不能紧密衔接，而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年代与齐家文化倒能紧密衔接，并且陶器形制也与齐家文化极其相似。因此，现在还不能证明客省庄二期文化是先周文化的源头，相反，它倒很可能是齐家文化的源头〔20〕。既然如此，周人当然不会是关中土著了。
2、晋南：陶寺类型的去向与东下冯类型的来龙去脉
晋南的龙山文化分为两个类型，陶寺类型主要分布在北部汾水下游的临汾盆地，已发现遗址75处，三里桥类型主要分布在南部涑水流域的运城盆地，已发现遗址18处。考古学家已经证明，陶寺类型是本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直接继承者，而三里桥类型不是由本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来的〔21〕。三里桥类型的主体分布在黄河南面的豫西地区和关中华山周围，处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之间，其陶器群中既有王湾类型的常见器形，又有客省庄二期文化的陶器，所以考古学界对三里桥类型的性质还有分岐。
进入夏代纪年后晋南成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区，已发现的42处东下冯类型遗址有36处分布在临汾盆地，6处在运城盆地。尽管东下冯类型多鬲、有斝、甗等文化因素和陶寺类型、三里桥类型都有些相似，但其文化的整体面貌既与三里桥类型相去甚远，又不是陶寺类型的自然延续〔22〕，却与二里头类型同属于二里头文化，而且其形成年代比二里头类型略晚，所以它是二里头类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向晋南传播、继承了当地陶寺类型的某些因素、并受到北邻的光社文化和东邻的先商文化影响而形成的〔23〕。
分布于伊洛平原的二里头类型是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发展而来的，但是二里头类型的带流鬶、凸弦纹觚、折盘形豆、单耳鼓腹杯、三足盘等器形都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而与王湾类型有别，二里头类型墓葬以觚、鬶、盉等酒器和三足盘、平底盘、豆等食器随葬的习俗也都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而与王湾类型有别，因此，李伯谦认为二里头类型很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形成的夏文化〔24〕。东下冯类型和二里头类型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但是却缺少上述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器物，而有单耳罐、鬲、斝、甗、蛋形三足瓮等富有北方文化色彩的器物。综上所述，东下冯类型应是一支从豫西迁到晋南的夏人留下的遗存。
如果这支夏人就是先周一段的周人，那末《尚书》中“周人尊夏”的现象就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了〔25〕。由于东下冯类型的年代比二里头类型略晚，而且东下冯类型又缺乏带东方文化色彩的器物，因此可以认为周人是因为太康失国才进入晋南的，后羿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渡河追击北迁的周人，因此周人保持了自身的文化没被“夷化”，并在晋南一直生活到夏朝末年。这次迁徙的原因可以说是“夏后氏政衰”，但晋南原是尧都所在地，该地的陶寺类型就被认为是唐尧部落的遗存〔26〕，这次迁徙决不是“奔戎狄之间”，所以，在夏初率领周人从豫西进入晋南的应是某一代后稷而不是不窋〔27〕。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晋南留下台骀、稷王山、稷祠、稷亭、稷王庙、姜原庙等地名、古迹与传说。
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分布在同一地区，而且两者年代互相衔接，但是两者的陶器在陶质、陶色、纹饰、器形、组合等方面可资比较的地方却很少，所以它们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这一事实意味着夏初在晋南发生过一次居民的置换。《史记·五帝本纪》曰：“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陶寺类型晚期的年代已进入夏代纪年，或能证明夏代初期陶唐氏在晋南还有一席之地，但是当周人进入晋南后他们就被赶走了。《古本竹书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晋南地区东下冯类型取代陶寺类型的事实不仅可以证明这一记载是可信的，而且可以反证东下冯类型当是第一阶段的先周文化。
据李民考证，丹朱所居的丹水不是陕南的丹江而是晋东南的丹河〔28〕。对此目前还不能用考古资料予以证实，不过根据太谷白燕遗址二期与三期文化的材料可以知道，龙山时代陶寺类型曾经波及影响到晋中广大地区〔29〕，而进入夏代纪年后，与陶寺晚期的直口肥袋足鬲、方格纹单把鬲、双耳罐、斝、簋、折肩罐相仿的器物一直远播到内蒙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30〕。联系到《舆地广记》有“（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的记载〔31〕，上述事实可能意味着尧的部分后裔在周人入主晋南时迁徙到了遥远的北方。
学术界已经确认二里头类型是夏文化，既然晋南并不是二里头类型分布区，为什么自古以来都称晋南为夏墟呢？这是因为周人与夏人本是同族，而且他们是由于故土沦于东夷之手才进入晋南的，所以就把夏族祖先的古迹、地名都带到晋南来了。否则按《世本》所言禹都阳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就得认为东下冯类型是夏文化，那样二里头类型就没有着落了，既无法解释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类型的关系，也无法解释它们各自的来龙去脉了。
如果上述推理成立，那末可以认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就是第一阶段先周文化遗存。
3、晋中：太原盆地的土著文化与第二阶段先周文化的线索
晋中太原盆地及迤北忻定盆地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含有三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第一种是以夹砂罐和小口篮纹壶为代表的本地区仰韶文化晚期文化的延续，第二种是以釜形斝、盆形鼎、盘口盆为代表的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第三种是以彩陶壶、长颈壶、短颈壶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在周邻地区文化的影响下本地区先民创造出了以双斝手鋬式鬲为特色的晋中龙山文化。
进入夏代纪年后晋中龙山文化陶器的整体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新出现的高领鬲和空足三足瓮成为晋中夏代文化的标志，它也被称作光社文化。由于在晋南的陶寺类型晚期遗存中已经出现成熟形态的高领鬲和空足三足瓮〔32〕，而且夏商时代这两种文化因素又广泛出现于陕西李家崖文化、内蒙朱开沟文化〔33〕和蔚县夏家店下层文化〔34〕之中，因此我们更加坚信，光社文化是在陶寺类型北迁的强烈影响之下形成的。不过光社文化并不是陶寺类型的自然延续或后裔，而是太原盆地的土著文化。由于所处地域邻近，它与东下冯类型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扁三角形足鼎、四足方杯、筒流爵、空足三足瓮等器物反映出来的。
进入商代纪年后晋南成为二里冈文化分布区，22处二里冈期遗址一半分布在临汾盆地，一半分布在运城盆地，出土的器物与郑州二里冈相同，完全是商式的，而与东下冯类型几乎没有什么继承关系，另外在东下冯和垣曲还都发现有二里冈期的夯土城址〔35〕。这些事实意味着在夏商之际晋南又发生了一次居民的更替，这次是周人迁出商人迁入，这一事件应该就是“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了。
进入商代纪年后晋中地区也出现了商式的翻缘鬲、假腹豆等商文化因素，但是却缺乏圜底器、大口尊等二里冈期商文化中常见的器形，而其最有特色的绳纹口侈沿深腹鬲、三足瓮、小口绳纹罐和单把嘬口罐等器物又绝不见于二里冈文化。晋中在商代没有象晋南那样“全盘商化”，这意味着该地区仍为土著所盘踞，这和文献与卜辞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当商代初期商人掩有晋南与关中东部时，不窋只能率领周人向北迁徙避入戎狄之间，而晋中便是他们迁徙途中的第一站。
晋中太谷白燕遗址第五期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二期，白燕五期出土的器物一方面出现大量商式翻缘鬲，另一方面又保持着独特的三足瓮，瓮足从空足变成实足，这说明白燕五期文化始终保持着浓厚的自身特征，同时又与商文化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而同东下冯类型的关系比较疏远。白燕五期遗存的这一特点说明，不窋没有避入晋中的太原盆地。
由于徙居于戎狄之中的周人一定十分弱小，而且徙居期间又很难保持原有的文化不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目前还无法确指哪些考古遗存是第二阶段的先周文化，然而关于这一点也不是毫无线索可寻的。
先周三段在晋中吕梁山以西的黄河两岸广大地区广泛出现了矮颈分裆鬲和侈沿弧裆鬲，它们的形制与武功郑家坡、宝鸡斗鸡台所出的同类先周陶鬲相近，应当把它们看作是以联裆（或称瘪裆）为特征的周式鬲的前身，而且这一地区所出的三足瓮与太原盆地的不同，始终保持着空足的特点，直到先周四段在柳林高红、清涧李家崖、绥德薛家渠和洪洞永凝堡、扶风齐家村、长安普渡村的西周前期墓中仍能见到这种空足三足瓮〔36〕，其中的文化纽带与渊源关系不能不令人深思。
持晋南说的考古学家都把空足三足瓮看成是一种先周文化因素，并循其分布去追溯周人迁徙的路线〔37〕。笔者认为，尽管空足三足瓮是东下冯类型的常见器形，但由于它最早见于陶寺类型，因此不能认为它是周人固有的文化因素；夏商时代这种器形又同时屡见于李家崖文化、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壶流河类型，把它们都指为先周文化显然不妥；在先周四段和西周早期墓葬中虽然也有空足三足瓮，但毕竟数量有限，把它看作周文化因素理由也不充分；所以，把它看作是周人进入晋南后所继承的陶寺类型的文化因素也许更加合适，而晋中太原盆地、陕北、内蒙南部和壶流河流域出现的这种文化因素也正好用陶寺类型的北迁来予以解释。
由于晋中地区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有限，我们还不能把先周二段和三段前期周人活动的范围和文化面貌具体地描写出来，但是我们相信，晋中与陕北的黄河两岸地区将是寻找所缺失的周人踪迹的希望之地。
综上所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先周历史大致复原出来了：
周人原是夏人中的一支，在太康失国、后羿占据豫西夏人故地之后，他们在后稷的率领下迁入晋南，把原居该地的陶唐代丹朱部落排挤到了晋中以北的地方。成汤灭夏后商人乘胜进占晋南，周人又在不窋率领下北迁避居于晋中、陕北一带黄河两岸地区，生活在方、鬼方、土方等戎狄之间（土方可能是夏遗民〔38〕）。武丁时期周人与商人有密切往来，并在一场战争中被商人打败，于是周人在公刘率领下西迁到泾水中游的豳地，并与当地的羌人联姻。姬羌两族联姻后周人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在祖甲廪辛之时古公亶父率领周人南迁至周原。以后的历史，史籍中记载得已十分明白了。
注释：
〔1〕《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纪略》，《考古学集刊》第6辑；《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纪略》，《考古》1984年第9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岐山贺家村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扶风北吕周人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 《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宝鸡市纸坊头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9第5期。
〔2〕张长寿、 梁星彭：《关中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3〕尹盛平：任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 《文物》1984年第7期；李峰：《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 《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张天恩：《高领袋足鬲的研究》，《文物》1989年第6期。
〔4〕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 《文物》1979年第10期；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论先周文化》，文物出版社1980年。
〔5〕《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 年第3期；卢建国等：《陕西耀县北村商代遗址调查记》， 《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陕西兰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陕西扶风益家堡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6〕刘士峩：《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初论》，《文物》 1988年第6期。
〔7〕《平凉文物》1982年， 乔今同：《平凉县发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
〔8〕李峰：前引文。
〔9〕范毓周：《殷代武丁时期的战争》， 《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0〕胡谦盈：《试谈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11〕《平凉文物》1982年；许俊臣等：《甘肃合水、庆阳县出土早周陶器》，《考古》1987年第7期。
〔12〕《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 《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13〕《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大学报》1988年第2期。
〔14〕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15〕参见拙文：《周人起源与周文化渊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8期。
〔16〕《关中漆水下游先周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17〕《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18〕见前注。
〔19〕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 《文物》1979年第10期。
〔20〕张忠培：《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21〕《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辑。
〔22〕高天麟、李健民：《就大柴遗址的发掘试析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性质》，《考古》1987年第7期。
〔23〕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24〕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25〕李民：《释〈尚书〉“周人尊夏”说》，《〈尚书〉与古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田昌五：《先夏文化探索》，《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27〕〔28〕李民：《再论夏、周族之关系》，《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 《文物》1989年第4期。
〔30〕《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31〕张澍稡：《世本集补注》。
〔32〕《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辑。
〔33〕吉发习、马耀圻：《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第4期。
〔34〕《蔚县考古纪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化》1984年第1期。
〔35〕《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 中区发掘简报》， 《考古》1980年第2期；《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36〕《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年第2期； 《1962年陕西扶风齐家村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37〕王克林：《试论齐家文化与晋南龙山文化的关系》，《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
〔38〕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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