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国学热(笔谈)——1.国学的度越与建构——2.对“国学热”的透视与反思——3.加强研究，引导国学热健康持续发展——4.当前国学热中应注意的几种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笔谈论文,几种论文,应注意论文,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学的度越与建构
张立文
我曾说过，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传统学术文化(国学)的学者，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传统学术文化(国学)的领导，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换言之，一个合格的学者和领导，一定要熟悉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学术文化(国学)，才会按自己国家、民族的特点、国情办事，才能知己知彼，更好地化西成中，转外为中。
一、度越“旧国学”
当下，国学已成热门话题，各地各校纷纷成立或恢复国学院、国学研究院。然而，国学究竟是什么？国学应包括哪些子学科和门类？国学与西学以及马学是什么关系？国学与哲学、文学、史学的联系和区别？国学教学的课程体系？国学的现代化、世界化等等问题，均人见人殊，各说齐陈，这是学术文化的正常现象，也是一种好现象，说明人们对此的关注和重视。我认为问题可以继续讨论，各单位可按各自计划成立国学院，不必等问题讨论清楚了再成立。
在21世纪的今天，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大化流行，唯变所适。“国学热”也是唯时代之所适，为道变化之所需。为了使国学热健康发展，必须度越“旧国学”，以建构新国学。如何度越“旧国学”？
第一，度越国粹主义。1905年2月23日邓实等人在上海创办和主编《国粹学报》，其《发刊辞》说：“刊发报章，用存国学，月出一编，颜曰国粹。”以用存国学、国粹为宗旨。章太炎是其主要撰稿人之一。由于1903年《苏报》刊登章氏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中外反革命的勾结下，制造了“苏报案”，“英租界巡捕”逮章太炎入狱。在坐牢期间，章氏有一种“上天以国粹付余”的文化使命感和担当感。他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在东京留日学生欢迎会上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① 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回应日盛的欧化主义；以大声疾呼国粹，批评自甘暴弃；以宣扬中华文化的长处，激发民族的爱国爱种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国粹的提倡者既是抵制欧化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又是反抗清朝君主专制和外国侵略者的一批知识精英。在当时文化思想上有其积极的意义，对民主革命有其推进作用。
但是，国粹派认为只有国粹才是救国之方的国学观和文化观，却与当时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而有其偏颇。“五四”运动的爆发，进步青年、知识精英为西方科学、民主所吸引，新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国粹倡导者章太炎等“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不能与时偕行。他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由反对军阀割据转为赞成军阀割据，赴鄂谒吴佩孚，到宁(南京)访孙传芳。主张各省自治到联省自治，再到联省政府，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粹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日显。
度越国粹主义，不是放弃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爱国之心，而是度越以单纯的国粹来拒斥欧化主义的蔓延，度越以复古主义来抵制西方文化的涌入，因为单纯的国粹与复古主义既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也与当时中国社会时代精神相背离。同时，必须度越以恢复旧“道统”来反对新统，以恢复旧“国统”来反对新国统，因为二千多年来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国统已经寿终正寝，建构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社会理论思维的道统，在强大的以工业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理论思维的新统的冲击下，旧道统不仅败下阵来，而且已不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第二，度越保守主义。近代以降，中华民族在中西、古今各种势力的冲撞、激荡、絪緼下，社会剧变、政体更迭、观念翻新、思想日易，然而，国学却以天变而道不变来应对，保守“祖宗之法不可变”。保守主义者所说的“道”和“祖宗之法”，乃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宗法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典章制度，它随着君主专制统治被推翻，原有的“祖宗之法”也随之被废除，其作为精神支柱的道也崩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理势。
洪秀全受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② 的启示，而创“拜上帝教”，称上帝是“至尊至贵”、“至灵至显”的造物主、救世主，他无情地鞭挞孔子。《太平天日》记载：“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尽行焚除”，“不准买卖藏读”，一切古籍“诸子百家”之书皆在焚禁之列，并在所到之处毁孔庙、废礼教。这无异于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便激起了知识界和普通百姓为维护中华文化的责任意识。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正以此动员“读书识字者”起来反抗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但太平天国运动，不是一场宗教战争，他所推翻的对象是清王朝的统治，而非某一宗教。那么，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一些人假尊孔读经之名，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这是对国学的糟蹋。
度越保守主义，就是立足于发展国学。既不是复古，也不是国学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只会成为逆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这会导致国学生命的终结。
第三，度越狭隘民族主义。国学既是中华多民族共同之学，不能仅看作是汉民族之学，也是全世界华人之学。国学不是民族中心主义，不是排外之学，而是容外之学；不是闭门之学，而是开放之学；不是固守之学，而是发展之学。国学只有如此，才能繁荣壮大、生生不息。
其实，中华民族学术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既是各民族学术文化融突和合体，也是不断与外来学术文化冲突、融合的和合体。就与外来学术文化的关系而言，二千年前印度佛教传入中土，它在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融突中，经依附、发展而鼎盛，中华本土学术文化在受容、吸收、消化印度佛教文化思想中，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华本土学术文化(国学)，而且使印度佛教转变为中华化的佛教，佛教得到了新发展、新繁荣。相反，佛教在其本土印度八、九世纪便逐渐衰落，到14世纪几乎湮灭。中华化的佛教学术文化便成为中华民族国学的一部分，换言之，印度佛教学术文化便从“中魂印材”转变为“中魂”的内涵，宋明理学的精神灵魂，便是儒、释、道三教之学的融突和合体。
当西学东渐、西方强势文化猛烈冲击中华国学之时，所谓中西之辩的“中学”，已蕴含着佛学。当“中学”(国学)受容、吸收“西学”时，“中魂洋(西)材”的“中魂”，也已蕴含佛教的学术文化精神。当今世界，在文化多元化的互动、对话、受容、吸收中，“中魂洋(西)材”的“洋材”(西材)，也会融入“中魂”之中，成为中华化的“洋(西)材”，“中魂洋(西)材”也会为“洋(西)材”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度越狭隘民族主义，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国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以及厚德载物、日新之谓盛德的精神，使国学不断日新日日新。
第四，度越国学中心主义。国学不是游离于世界多元文化之外的学术文化，而是世界多元文化之中的一种学术文化。它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的原理，绝不搞罢黜百家、独尊“国学”。它既不会妨碍、阻挠、压抑异文化的生长，也不会威胁、扼杀、克服他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是“以他平他之谓和”。中华民族国学只是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他文化的一方，与其他文化构成平等、平衡的和谐关系，在他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既没有你克服我、我吃掉你的二元对立关系，也没有你贵我贱、我重你轻的不平不等关系，而是并育不相害，并行不相悖的共生共荣、共立共达的关系。
度越国学中心主义，国学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学术文化；更不是主导的意识形态，而是多元文化中由传统向现代转生，体现民族精神，塑造民族观念的文化思想。国学不会谋求国内外理论思维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或强势地位，否则，不仅会引起国际学术界、文化界的误解，造成自己孤立自己，而且也会带来国内不同学术、文化之间的冲突，引起彼此之间的不和谐、不和合因素的增长和扩大。国学只愿成为世界学术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生气盎然的鲜花。为了营造国内外中华民族学术文化健康发展的氛围和空间，必须度越国学中心主义。
第五，度越国学优越思维定势。在振兴中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今天，往往给人造成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什么都优越、什么都先进的错觉。中华民族确有五千多年灿烂辉煌的学术文化，曾占世界领先地位。然而，这种自古以来的“夷夏之辩”的思维定势，在近代西方洋枪洋炮对华夏长矛大刀的冲突中，唤起了中华有识之士的文化自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体认到中华学术文化在近代没有与时俱进，由优势转为劣势，由先进变为落后，由视“夷”为落后而转变为以“夷”为师，向“夷”学习，这是价值观念的大转变。
即使在这时，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西方近代的先进学术文化、科学技术都来源中华古代，即“西学中源”说。黄遵宪认为，西方“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之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③ 西方的文明富强，是墨学效能的表现，民主权利、基督教都来源墨子思想。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原学》中说：“欧人之律历、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则正授自中原”，“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旋机自运；扬幺之轮舟鼓轮激水，其行如飞，此非欧洲火轮战舰之滥觞乎！指南车法则创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归，霹雳炮则已见于宋虞允文采石之战，固在法朗机之先。电气则由试琥珀法而出者也，时辰钟则明扬州人所自行制造者也。此外，测天仪器，何一非由璇玑玉衡而来哉！”西器、西技、西方自然科学均源于中华。在这种思维影响下，以致把现代生物学上人体64密码，说成与《周易》64卦相符。把现代科学技术说成中华古已有之、国学中已有蕴含。这不仅是非科学的态度，而且封死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大门，磨灭了艰苦钻研科学技术的动力，是一种盲目自大的思想。
度越国学优越思维定势，才能解放思想，学习、吸收外来的先进科技、制度、观念，以振兴中华。
二、建构新国学
何谓国学？虽见仁见智，但笔者为论述方便，把其规定为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与时偕行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近代以来，曾被规定为中国已有的学术文化，而与古代有异。国学是中华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情感、生命智慧，简言之，是中国心、中华根。心衰即国衰，心亡即国亡；根深即国茂，根壮即国强。就此而言，国学乃中华民族命脉所系、精神所寄。
国学在现代中国，曾历经磨难，屡遭批判。当今，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持续发展，万象更新。当人们追究一种成功事业背后的精神支撑的时候，往往回顾本国、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从国学中寻求经济腾飞背后的精神力量，重新审视国学，这是国学之所以热的原因之一。
在度越“旧国学”五大观念后，如何建构新国学？笔者曾在《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④ 一文中提出，要有全球的新视野、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生生的新价值、现代的新方法五个方面，现作几点补充。
第一，国学与社会现实生活。国学不是书斋之学，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之学，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国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经世致用之学、生命之学，它在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路漫漫而上下求索，人在思考各历史时期自然、社会、人生以及国家、民族的种种冲突危机中，探赜索隐，
深致远，寻求化解冲突危机的观念、原理、原则和方法，即所谓道。假如此化解冲突危机之道，取得了切实的效用，适合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便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和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人们对于此道的思考和寻求的文字的、口头的、直接的、间接的记载，便成为国学的主要文献之一。
由此可见，国学就其源头活水而言，它来自于现实，来自于社会，来自于生活。这就是说，国学离开了现实社会生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水无源则干枯，木无本则死亡。这是自然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因此，要建构新国学必须走向现实，走向社会，走向生活。面对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严峻的冲突和危机；面对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观念、道德、信仰在其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面对西方强势经济、文化、科技的冲击下所面临的冲突和融合等，要上下左右、中西内外的有机整体地思量求索化解之道，以便开出融突古今中西内外之道为和合体的新国学。
第二，国学与民族精神生命。国学是与民族精神生命息息相关之学。民族精神生命往往在民族、国家、社会面临冲突危机中凸显出来，民族精神生命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精神和核心价值，一个民族若丧失了精神生命，这个民族必然走向衰落，所以过去的殖民者要征服一个民族，就是要去其民族精神及其核心价值。一个民族的自立、自强、自觉，便体现为这个民族精神的自立、自强、自觉。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成为西方列强侵略、掠夺、蹂躏的对象，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一方面认为中华民族的落后挨打的罪魁是传统文化的落后，于是不少人便产生自卑自虐的心理和行为，这不仅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生命，而且遮蔽了民族精神的自立、自强、自觉。因此，在当前振兴国学，就是去掉西学的遮蔽，弘扬民族精神生命。
然而，在振兴国学的过程中，一些已被时代所淘汰的东西，亦沉渣泛起，他们打着“国学”的旗号，以售其私，为害国学的新发展。因此，为国学者，应不计功谋利，以国学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担当意识和弘扬民族精神生命的自觉使命意识，丰富、充实、发展新国学。
第三，国学与民族文化的创新。民族精神生命的生生不息，在于民族文化的创新。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和体现，民族文化的创新也蕴含着民族精神生命的创新，这是大本达道。无创新，是导致民族精神生命衰老、陈旧以致丧失生命力的主因。
国学的创新要先从大本达道着手。所谓大本达道，是指位天地、育万物之道。换言之，是指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保合太和、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身心合一、希贤希圣、经世致用的民族精神。这就是说，国学创新的核心价值和基础，是民族精神生命的创新，这是立国之本、立民之体。抓住了此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大本，而不是首先从“小学”着手。柳诒徵说：“今之治国学者，大别之可区为数类：讲求小学，一也；搜罗金石，二也；熟复目录，三也；专攻考据，四也；耽玩词章，五也；标举掌故，六也。”⑤ 此六类为国学专业知识，其一类造诣深者可尊为“国学大师”，然在柳诒徵看来，这六类都属“小学”范围，而非大本，即其“道”与“器”之别。
第四，国学与民族凝聚力。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明没有中断过，究其原因，它与中华民族文明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无关系。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是对民族的生命存在和民族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对民族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执着追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文化思想、精神灵魂、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的共同维护、共同信守的生命智慧。
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无形中指导着这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为人处事(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处)、行为选择、审美导向，思想意识；指点着人的行止、出处、喜怒、态度、礼仪等，把这个民族引向逢凶化吉、否极泰来的康庄大道。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国学)，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源泉和载体，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核心价值和基础。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网络普及化的新形势下，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要求作为其源泉、载体、价值和基础的国学，有新的发展，以适应新形势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需要，所以建构新国学是时代的理势。
第五，国学与中、西、马。中华民族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互动、交流、对话，开启了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发展的新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在受容、吸收、改铸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中丰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融突中而中华民族化，即中国化的西方文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西、马文化的融突而和合中，必然转生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形态，即新国学。
这种情境在国学演变的历程中曾出现过。唐和宋初的儒教文化、道教(家)文化、佛教文化互动、交流、对话，并提出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但没有融突而和合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经宋明理学家出入佛、道之学几十年，并尽究其说，而后返诸《六经》，终究融突儒、佛、道三教之学而和合为新的理论思维形态的理学，开创了理学的新学风、新精神，体现了时代精神，使中华民族国学发展到“造极”阶段。当今，我们必须像宋明理学家那样，出入中、西、马几十年，尽究其说，才能融突而和合为一种新的理论思维形态，塑造出中华民族现代的新民族精神。我们期盼一个中华民族国学发展的新的“造极”时期的来临。
注释：
①《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六号。
②《劝世良言》由梁发著，英国教士马礼逊修改校订。书中内容多半集《圣经》章节而成。
③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
④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⑤孙尚扬等编：《国故新知—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第88页，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国学热”的透视与反思
李中华
从上世纪来到本世纪初，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在文化上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又一次文化热潮的兴起与展现，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与文化的又一次跃升，同时它也向人们传达着一个新的信息；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经开始找回文化的自信，中国开始迈向文化自觉与注重软实力建设的时代。那么，何谓“国学热”？为什么会产生“国学热”？怎样看待“国学热”？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所站的立场不同，观察的方法不同，所秉持的观念不同，所了解的情势不同，故对“国学热”的理解、诠释、分析和评价也就大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容易造成困惑的一些问题加以阐明。
“国学”一词的由来及其涵义
“国学”或“国故”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早已有之，它虽然也经历了从“国学”到“国子学”的演变，但始终不具有近代以来所谓“国学”的涵义。“国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发展看，它大致经历了从“中学”到“国粹”，再到“国故”，再到“国学”这一过程。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国粹”、“国故”、“国学”这些名词在清季民初二三十年间大致为许多人互换使用，有时甚至三词并用。① 这表明，这些词汇在其初期被使用时，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但经过不同思想派别的诠释论争后，才逐渐扬弃了“国粹”的概念，而专用“国故”或“国学”。尽管当时学者力图区分国粹、国故、国学，乃至“君学”、“占学”、“群学”等一系列名词概念所蕴涵的意义，但总的趋向却是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军事的强大压力下，新旧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古今、中外等问题的思考和关切。可见，国粹、国故或国学这些名词概念的产生，都是针对西学、西化对当时中国所构成的严峻挑战而提出的因应之道，其间虽有许多歧异、偏颇、矛盾甚至对立，但“讲求国学或梳理出国粹的目的正在于因应中西之间的学战”，“正是要充分利用历史造成的孔学地位以整合民族”、“在中西之间已是包括从商战、兵战到学战的全面竞争之时，寻找全民族认同的象征便成为当时的急需。”②
章太炎于1906年发表了《国学讲习会序》，阐述了什么是国学、为什么要讲习国学等问题。他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
章太炎的这些看法，盖源于《左传·昭公元年》“国与天下，有与立焉”的说法。意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必有其足以立国兴邦的根基和心理及精神的凝聚力、感召力。这个根基或心理的、精神的感召力、凝聚力，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身份认同。一旦失去了这种认同，则将国之不国矣。这也就是章太炎所谓的“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这里所谓“自觉”，当然是指国学的自觉、文化的自觉。
“国学”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也是当时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争辩的重要焦点课题之一。从一般意义上看(个别极端除外)文化保守主义提倡国学，但也不反对研求新学(或西学)，它们所反对的只是全盘西化：文化激进主义强力提倡科学民主，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主张“除旧开新”或“弃旧图新”。其实，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虽然在方法、路向上有很大差异，但它们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怀却是相同的。
至于“国学”一词的涵义，当时也有许多辩论。这些辩论主要体现在提倡国学的文化保守主义旧派内部，后来又延及到主张整理国故的文化激进主义新派之中，新旧两派对“国学”内涵及其界定的争论，形成了相当复杂的文化景观。③ 这些争论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过时，但其精神或其思想指向对当今仍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即是对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亦即“国学”或“国故”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否包括当时所认为的糟粕部分。这也是“国粹”概念与“国学”概念的差异。如果称“国粹”，则不包含糟粕，但又有把糟粕当成精华之嫌。如果称“国学”，则又很难划分精华与糟粕。如当时辩论中，就涉及到“推背图”与“太极图”这两种中国传统中的东西是否属于“国学”的争论。
在今天看来，如果非要给“国学”下一个定义的话，应该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亦即关于我们自己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学问。其所涵盖的内容，实为中国所特有的，或在中国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乃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特定条件下所形成的中国文化母体中孕育、产生、演变、发展的学问总体或总和。就其外延说，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问整体。但这并不排斥其所具有的核心内容、核心精神和核心价值。实际上，“国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别称，它是在上世纪初，近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后，为强调民族性，被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所命名。当初被指称或命名的意义及价值在于：一方面企图以此区分所谓“君学”，以防止统治者以君主的名义和权威挟“国学”以自重，或挟“国学”以窃国。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回应“西学”的挑战。因此，它也即是“中学”的别称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国力贫弱、国势衰颓、国运不济及民族危亡之时，清季民初的知识分子，围绕“国学”所展开的争鸣和辩论，正反映出他们对国家、民族乃至文化前途等问题的深切关怀。
“国学热”的兴起及其成因
历史发展到今天，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国学热”所出现的新一轮的“国学热”。
为什么会出现“国学热”？就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是基于对10年“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思想僵化、人性扭曲及文化的严重破坏等痛定之后的全面反思；那么，当今出现的“国学热”，则是对20多年来改革开放及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同步出现的负面效应的一种全球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乃至文化的全面反应。
首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人类面对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在进入新世纪后，不但没有缓解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最为严峻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能源、环境、生态、人口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已经发展到难于挽回的程度，以天人二分或工具理性指导下的工业文明形态似乎已面临绝境。由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思维方式的变革要到东方文明中寻找动力”的文化观点，得到较为普遍的呼应。
其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Francis Fakuyama)的“终极价值论”和“历史终结”论以及“9·11”以后美国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警觉和抵制，因此提出“文化多样性”、“文明对话”等概念，企图以此消解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并把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把尊重包括生活方式、共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看做是和平、安全及发展的最佳保障之一。文化多元化、多样性及文明的对话几乎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表示人类对现代文明的认识不仅超越了冷战思维水平，同时也超越了整个工业文明水平。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多元文化的未来世界里，一个没有文化核心，或只用政治信条或狭隘的意识形态来界定的社会，只能陷入“文化孤立”之中，丧失对多元世界的灵活反应，丧失在当今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力，甚至失去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对话的话语权。
第三，从国内背景看，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尽管还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和一些难以预见的潜在危险，但它的发展变化确实令人惊叹不已。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话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包括古埃及、希腊、罗马和波斯等)能像中国这样，既有悠久的历史，又能在经历百年衰败和屈辱之后重新中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几乎不可思议。”④ 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变化固然有许多原因，但这种变化与文化，特别是与“国学”或传统文化有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有联系，其联系的关键所在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出现“国学热”的又一原因。
第四，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都信奉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持的观点，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因此东方只有在皈依基督教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发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受到挑战。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超越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又提出所谓“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以区别“西方模式”。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为“东亚模式”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还增加了“根据本国国情谋发展”、“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等许多新内容。对“东亚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本身的研究及其与“西方发展模式”关系的研究，成为“国学热”的一大动因，因为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便无法理解和诠释“东亚发展模式”或“中国发展模式”的真正内容和意义。
第五，如何发展和完善“软实力”资源的组合和配备，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当务之急。何谓“软实力”？虽然当前国际、国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这并不妨碍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讨论。美国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大国或强国有四条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战略与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学者贝茨·吉尔在《中国“软实力”的源泉和局限》一文中也提出：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源泉。这就是说，来自“软”性因素，其中包括文化吸引力，国内政策的亲和力、国际外交的合理化及其所体现的道德威信等，是大国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是与经济、军事、科技同步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是在经济、科技、军事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加强“软实力”的建设。这种“软实力”的一个基本内涵，便是文化的影响力，其中包括全民素质的提高、政治文明的进步、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水平以及各级政府的清廉形象等等。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智慧能否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文化资源？这也是促成“国学热”兴起的一种重要思考。
总之，“国学热”的成因一定有很多，但是，我们如果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上述诸项应是“国学热”兴起的基本的或主要的原因。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
面对当前兴起的“国学热”，国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出现的“国学热”，与一个世纪前国人对“国学”的争辩有本质的不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国学”论争，是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下进行的。当时国人面对的是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入侵，提倡“国学”的动机，是为了通过“保教”、“保学”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反对提倡“国学”者，认为“保教”、“保学”达不到“保种”、“保国”的目的，只有通过“民主”、“科学”等手段，才能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二者目的相同而手段各异，从而导致中西文化的长期论争。
当今的“国学热”，是在人类进入全球化、世界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中华民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痛苦挣扎和艰辛努力，摆脱了巨大的世纪厄难，在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对话的世界潮流中，“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成为时代主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个经受那么长时间屈辱的中华民族，能够复兴崛起，除了经济的奇迹，我们要寻找这一“奇迹”背后的文化信息，以支撑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能够最终得以实现、完成、发展和巩固。然而，人们的认识并非一致，尤其对“国学热”的理解、诠释也各有不同。
首先，对“国学”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就存在很大差异。如前所述，“国学”不是单指“五经”、“六经”或“十三经”，也不是单指诸子百家或诸子百家中的某一家某一派，更不是单指儒学或孔子。“国学”是一个集合性很强的概念，它应该是指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积淀的思想文化的总和。其外延很广，内涵很深。它虽然不是单指某一家、某一派或某一人，但它又是通过某一家、某一派或某一人所具体表现出来的。因此，必须对“国学”内容作辩证理解。在当前的“国学”文章和“国学”宣讲中，既有专指儒学或孔子的，也有精华和糟粕不分的，可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比如，风水、算卦、相面、甚至推背图一类，算不算国学？这在“五四”时期就有过争论。就一种社会思潮的演进来说，这一现象也不奇怪，但我们确实需要仔细地甄别、小心地论证，不能把“国学热”引向某一极端。一些极端的思想，实际上是在扼杀“国学”。两千多年来的“国学”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地被“扼杀”与反扼杀中发展的。这样说，似乎还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并不是一见即明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过许多弯路。因为对精华与糟粕的鉴别，也是有不同立场、不同标准的。在今天，它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国学”的理解和评价，因为“国学”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其中包括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或思想体系，都有精华和非精华的成分，这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可以用老子的话来概括：“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我们应该吸取“五四”和80年代“文化热”时期关于中西文化讨论的教训，不能用二元对立思维来看待“国学”。其中，也包括不能因为某些极端的看法和做法，而全盘否定“国学热”的历史成因及“国学”的合理内涵。
其次，“国学热”的意义及其基本精神，不在于形式化的理解传统文化，更不能以“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的口号为招牌倒退到“文化本位”或“华夏中心”的立场。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应该说，“国学热”包含有“文化自觉”的成分和意义，但“文化自觉只是指包括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成为对当前“国学热”意义诠释的经典表述。这种表述所包含的双重含义，即是为了避免最常容易出现的两种偏向：一是不知“国学”为何物却盲目地排斥，谓“国学”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因此主张要像“五四”时期那样，把“国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二是以“国学”为“回归”而一味主张“复古”，径直主张“全方位的复兴儒教”，并在行为方式上“言古言”、“服古服”、“行古礼”。这两种极端，在当前的“国学热”中都先后出现过。这两者其实都缺乏文化上的“自知之明”。
第三，鉴于历史经验，对“国学”既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采取批判打倒的激进主义，应该是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体系。因此，“国学热”不应是排他主义。所谓“国学热”，应热在民族精神和世界文化的融合。因为在未来世界里，没有哪一种文化形态可以独霸世界，它必定是在充分理解自身文化的同时，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在当前，最需要注意的是处理好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三者的关系。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乃至整个20世纪，实际上存在着中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三股强大的思想力量，它们各自以其自身特有的话语系统和思想张力，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各自起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作用。但如果从更高的角度看，直到今天，中、西、马三者之间仍缺乏全面的沟通和整合。在国学热中，有人担心，讲国学的结果，会冲淡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解。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三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互的比较、借鉴、吸纳和融通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是通过“国学热”，更加自觉地选择一条在充分吸收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既不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也不轻贱本民族的文化智慧，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调适，使其成为新时代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而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认同。
注释：
①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5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②参见上书第53页。
③参见上书第八章。
④见《文汇报》2006年11月28日。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加强研究，引导国学热健康持续发展
一场“国学热”正在兴起，尽管还只是初起，方兴未艾，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国学热”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各种不同的意见，针对这些，展开讨论，的确是十分必要的。
“国学热”的兴起，并非偶然。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有过许多不同意见和争论，而在一个长时期内，否定和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曾经占着上风，并且在文革十年动乱中达到顶点。物极必反，十年动乱中对传统文化的“横扫”及其所带来的破坏，促使人们反思。人们从反思中认识到近代以来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从而从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伟大胜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迎接民族伟大复兴，以及现代社会发展中显现出的种种弊病，也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和思考文化问题，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应对现实种种问题的资源。“国学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国学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广泛性。在对文化发展的思考中，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同一个方向。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就都强调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与文化传统相衔接，要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在学术文化界，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总结，成为传统文化研究的主流，中心是探讨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对传统文化作新的阐释，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在民间，兴起了广泛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活动。儿童读经和传统美德教育的实验活动，以极大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培训班，吸引了包括企业界白领精英在内的广泛的人们；有关传统文化的通俗普及读物，出版数量倍增，而且多数都能畅销；活动也开始扩展到社区，在有的社区也办起了讲座和学习班。所以，“国学热”不是行政命令的产物，也不是少数人提倡鼓吹的结果，而是在党的方针的影响和时代要求的推动下形成的一个民众的潮流。它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标志着我们告别过去批判否定传统文化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标志着我们民族的文化觉醒。我们应该热情地欢迎和支持它。
“国学热”处于初起阶段，在发展中也有许多困难和问题。总的说来，活动还带有较大的自发性，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指导。如儿童读经，读什么、怎么读？怎样与现行教育体制相结合相协调？传统美德教育目前基本上还是在体制外进行，怎样与现行德育体制相融合？都需要研究。一个共同的突出的困难是师资缺乏。这些都需要加强领导，研究解决。
与一切自发的群众运动一样，“国学热”发展初期也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中，也存在着全盘肯定传统文化、主张以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的思想倾向。对这种倾向需要注意，同时也要分析，在有这种思想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属于认识问题，并不带有主观自觉的政治意图。有明确政治意图，借传统文化的旗帜行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之实的，只是极少数。这一股思潮和力量的存在并不代表“国学热”的方向，也不影响“国学热”的大局。
针对以上种种情况，现在的问题是要站在“国学热”潮流的前面，热情、积极、正确地支持和引导，以保证它持久、健康地沿着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前进。目前，不少人对于“国学热”缺乏认识，不是主动积极地去了解、研究和引导，而是抱着一种观望、等待的态度、无所作为；也有的还抱着忧虑、警惕、戒备的心理。他们不是站在潮流前面领导潮流前进，而是站在潮流之外，充当了类似观察员或消防员的角色。这种状况应该改变。
引导“国学热”健康发展，最重要的一环是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总的方针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落实。为了引导群众性的“国学热”，为了落实党的方针，只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例如，要继承什么、弘扬什么？传统文化怎样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怎样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精神，加以发展？然后，才能据此制定教育、文化、影视等相关部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方面的具体政策。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以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为基础。对于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也要靠加强传统文化的研究来解决，而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批判或行政取缔的方法解决。从学术着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阐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说明应该弘扬什么、怎样弘扬，辨明是非，提高一般群众的认识，使多数人懂得应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核心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早在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提出，对传统文化要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 把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总结，当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当作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一段较长时期，还不具备完成总结历史文化这一使命的条件。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渊源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又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传统文化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总结，就成为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课题，有了新的、迫切的重要意义。各级领导、宣传部门，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人员，要充分认识到，完成毛泽东同志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历史使命，是当前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应该积极地去支持、组织、领导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总结；有条件的，还要亲身投入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中去，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促进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消极地观望、忧虑、戒备，把自己放在观察员的地位，实际上是放弃了共产党人的责任。
总之，只有大力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才能使党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得到贯彻落实。只有这样做，才能克服“国学热”中的错误思潮，引导当前正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向正确方向前进。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完成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
为了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建议：
在中央党校(及有条件的部分省委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专门的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要密切联系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研究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总课题下，增设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向，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着重研究在批判地继承中华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研究的目标，一方面是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是建立中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支持民间学术团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通过民间学术团体对群众性学习传统文化的活动进行指导和引导。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当前国学热中应注意的几种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在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出现了“国学热”，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热”、“儒学热”，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读经热、祭祀热、私塾热、修家谱热等等。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国学热中，以下倾向需要引起注意，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
1.要警惕国学热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国学是我国几千年来延绵不断的思想、学术和文化，本来无所谓冷热，但是，由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有过100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否定，当我们看到否定历史、否定文化并不能解决问题、并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时，国人的平和心态逐渐战胜偏激，理性逐渐取代感情用事，开始反思100多年来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反思的结果就是，传统文化已经融入到我们民族、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和血液中，任何人是无法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我们这个民族为我们否定自己的历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是，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开始重新评价和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问题、儒家思想问题、国学问题等再次纳入到了全社会的关注视野中。但是，在近些年的传统文化热或国学热中，始终有这样一股思潮，似乎中国文化一切都是好的，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及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21世纪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这种思潮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复古主义和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我们弘扬、复兴“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的“复古”，而是为了“古为今用”，那种借弘扬国学之名大搞复古活动的做法，实在是要不得的；那种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人类危机的说法，也是万万要不得的。如果把这种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发展到极至，就会出现像所谓大陆第三代新儒家所宣扬鼓吹的那样，把儒家思想上升为国教，用儒教取代马列主义，取代共产党，试图让儒教重新回到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可见，这种思潮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另一种极端的倾向，就是认为只有彻底批判和否定儒家思想，才是当今国学复兴的唯一道路。这两种极端观点的错误，就在于看问题绝对化了，他们遵循的逻辑就是：要么A，要么B，要肯定A，就必须否定B。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一种唯物的辩证的双赢的思维方式。
2.要警惕国学热中封建迷信思想的沉渣泛起。
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中国文化热以来，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销声匿迹的封建迷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卷土重来。我们并不是把那些人类还无法破译和解释的一些现象叫作封建迷信，封建迷信主要是指那些违背科学常识的抽签、卜卦、算命、看相、测字、扶乩、请神、驱鬼、看风水、符水治病以及烧香求神、拜神求签等等活动。有些人，借传统文化热之机，趁火打劫，用种种封建迷信活动来预测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的未来命运。有些人，假借科学之名，以“信息咨询、社会服务”为幌子，招摇撞骗，败坏传统文化的名声。我们知道，一个人、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状态如何，不是单一的，变数很多，用一个死公式套，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果。但是，社会中确实有很多人，譬如在广大农村，在城市，甚至还有相当一些企业老板和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分不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误把封建迷信的东西当作传统文化的内容。在这些人眼里，《周易》就是一本算卦的书，他们对《周易》感兴趣，其实是对算卦感兴趣。那些宣扬封建迷信的人，无不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这些人的行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歪曲和践踏，是与当前全社会大力提倡的“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背道而驰的。
3.要警惕有些人借国学热之机，谋求一己之私利。
中国历史悠久，每一省、每一市都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名人。如今在很多地方，确实有历史文化复兴的势头，各种各样的艺术节、文化节、名人节此起彼伏。我们仔细考察，这些文化复兴的背后，许多都同经济与利益联系在一起，是变了味的复兴，是借古人之名发财。例如，有的寺庙，不是里面真有信佛的人，里面的和尚都是当地村里的农民，早上八点，骑着摩托车，到了寺庙，换上和尚服装，开始上班了，下午五点，该下班了，脱下服装，点上一支烟，骑上摩托车，飞驰而去。这和复兴传统文化有关系吗？不但没关系，甚至完全是歪曲和糟蹋了宗教文化，是完全借历史文化遗产之名、行赚钱和敛财之实。又如，现在某些高校或某些机构，一股脑地办各种各样高收费的企业国学班，国学成了典型的奢侈品和高消费。国学成了唐僧肉、摇钱树，谁都想吃上一口，谁都想从中得到一些利益，这哪里是弘扬国学？弘扬国学不过是幌子，追求经济利益才是最终目的。再看看全国不少城市花巨资兴建的一座座“仿古”仿制品、赝品，似乎用这些假冒品就可以替代古迹、古建筑，殊不知，这些假冒品与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古迹相比，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没有承载任何有价值的文化信息，它是各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下所从事的经济和旅游开发项目，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唯一目的。此外，对待国学，还有一种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态度，一些人关注的不是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和道德境界，不是人内心道德意识的升华，不是人际关系中的诚信问题，而仅仅是想从有关讲座中挖掘某些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其实，这些以单纯谋求经济利益的种种行为和做法，与我们复兴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可谓是南辕北辙，没有丝毫关系。
4.要警惕有些人以国学热为幌子抵制和排斥西方的思想文化。
在如何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方面，毛泽东同志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泽东曾经指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后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些人背离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又重新主导了这些人的头脑，不但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而且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就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是在不断吸收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的文明成果，不断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研究国学，不是要搞民族保守主义，不是要抵制一切外来文化。相反，研究和弘扬国学，与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与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并不矛盾。那种借复兴国学，对西方文化进行盲目抵制和排斥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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