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青年自我认同的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基于个体化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体化论文,视角论文,困境论文,当代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5)04-0057-04 对青年自我认同问题的讨论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命题，以往学界从个体因素、同辈群体和外部环境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讨论，因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但本文认为从个体化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能够相对完整地呈现当代青年自我认同建构的形态。因为无论从社会环境、文化资源等宏观层面还是从个体微观层面上青年的成长都摆脱不了个体化这一时代主题。个体化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成员脱离由传统和集体控制的生活，转向一种由个体自主决策，更具流动性和风险性的人生。鲍曼认为，“以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社会个体分化是一种命运而非选择”[1]。换言之，生发于西方社会的个体化浪潮并不会因为血统差异而将中国社会隔离开外。汹涌而至的个体化浪潮把青年从血缘、阶级、地域等传统牵绊中解脱出来的同时改变了个体发展和生活的本质，使当代青年的人生际遇隐约带有一种风雨欲来的危机性回响。 一、当代青年自我认同困境的凸显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将青年带入“为自己而活”的人生图景，虽然从字面来看，它很容易与“个人主义”、“个性化”等带有主观色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其实却并非如此，个体化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而非主观的选择，正如贝克所说：“个体化是一种强迫性冲动，尽管也是一种矛盾的冲动，克制不住要去创造、安排自己的人生，以及周遭的纽带和网络。”[2]在个体化浪潮之下，个体被从传统中解放却又流离失所，看似拥有很多自由却又转向制度性依赖而失去自主权、日渐孤立。在没有他人能对个体苦难负责的情境里，自我认同的重要性更加被凸显出来，但从现实来看，当代青年人正在陷入一种对自我认同的焦虑，脆弱而敏感的心理状态，在独立与依赖之间的辗转徘徊，追求独特却又沉溺于消费主义进而转向陷入自我的消解，等等。这些问题既是青年人在构建自我认同途中必须突破的困境，也是中国个体化进程中需要交上的答卷。 (一)青年对自我归属的退守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当下青年的生活理念，“活在当下”是最恰当不过了。当代青年也因此被打上了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的标签。80后、90后青年人成长于物质丰富、信息泛滥、新事物层出不穷、机遇与风险并存的21世纪，“经济稳定的增长似乎并不能缓解它所展示出来的社会痛苦或者改善那些人们反复呼吁的境况”[3]。出于对现实生活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审慎，虽然青年人竭力保持个体的独立，却依然难以独自面对世界反而不得不加重对家庭和关系网络的依赖。青年对生活多了对风险规避的冷静计算，少了前代人埋头苦干以期美好未来的激情，年龄虽轻却深谙成人社会的规则，患上“初老症”。这种转变毋宁说是对自我价值的坚持，不如说是对自我归属无力的退守。 但是，这种生活理念的转向事实上并没有让青年自我认同问题变得更容易，它反而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判断一个人的同一性时，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东西总是比他确实具有的东西要多，我们必须考虑他们对未来的筹划、雄心、计划、意图、希望和幻想”[4]。理性计算风险之后的“安全性”选择让青年人不可避免地落入一种“自欺”的境地：尽管因非我所愿而心有不甘，但认为这种选择是正确且无法反抗的。延循这种规避风险摆脱对抗的生活理念，青年人将走向一种缺乏热情与意义感的人生，人生的高潮与低谷脱离自我价值的实践轨道而只能根据社会和家庭的要求继续走下去。可以说，个体化浪潮催发了青年的自我意识，但却在关注自我价值的同时却又缺乏直面风险的勇气，容易因朝向对当下而非未来最有利的选择从而陷入对自我意义感的挣扎。 (二)从共挈性到相对性的价值位移 个体化的价值体系包含着一种新的伦理要素，这种要素与传统伦理观中个体需不断调整自我行为以担负起社会性的责任对立起来，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那种蕴含着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而是转向一种对自我负责的态度。有学者的实证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你目前主要关心的问题’这一选项中，76.2%的青少年选择个人发展问题，位居第一，其次是国家发展问题，还有部分青少年选择没有关心的问题”；“在处于个体与集体关系状况选择时，66.6%的青少年选择在不损害他人及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更关注个人利益的获取，4.9%的青少年选择了先私后公”[5]，这也就是俗话所谓的客观利己状态，以此为基础，青年的伦理观转向相对主义，所有围绕个体生活构建展开的一系列选择，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我们并不能说相对主义是错误的，实际上，正如伯恩斯坦所说：“相对主义在过去两百年里是哲学的一条支脉，它开始是涓涓细流，近来已经成为一股奔腾咆哮的洪流，甚至有人提出了一种论点以表明没有任何事物甚至硬科学能避开相对主义论点的恢恢天网。”[6]但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价值相对主义症候群作为一个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它使本就因被现代性动摇了传统与文化根基的青年自我认同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政治观宣扬着自身的合理性却永远无法彼此说服，每个人都处于永恒的怀疑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世界状态之中。”[7]价值相对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泛化和极端化势必会带来青年普遍价值的失范，在既缺乏对传统优秀价值观的继承，又没有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情况下，无论从个体层面的诚信缺失、法律意识淡薄、道德底线的不断下移到对社会问题的漠视、信仰危机无不体现了当代青年价值观念和思维发展的局限性。 (三)青年社会关系的私化与隔绝 自我认同是个人据其经历反思性理解到的自我，这种反思一方面需借助于个体的表达，另一方面须获得“他者”的回应，这种有来有往的沟通交流成就了对自我行为的反思和完善。可以说，个体是依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生存的，我们都期望能在他人的关系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以获得承认和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交往关系的构建可以说是青年建立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 但就现实情况看来，青年的社会关系正在走向私化与隔绝。这种私化与隔绝是指青年在对自我独特性及私人空间建构诉求的支配下，难以在社会群体中建立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陷入一种孤独的生活情境。青年一方面拥有强烈的自我，不同个体间由于兴趣、观点很难达成一致而导致沟通的有效性及交往中所需获得的承认和尊重感被削弱；另一方面，当代青年面临的激烈竞争关系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即使部分青年秉持比较开放的社交态度也会对信任感有所保留。此外，青年社交私化与隔绝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青年社交重镇逐渐由线下转向线上，即网络社交特别是自媒体社交逐渐发展繁盛，新浪微博作为网络自媒体的代表，其注册用户在2014年已经突破5.3亿。另据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13年12月发布的《微博用户发展报告》显示：“在用户年龄结构方面，90后已经逐渐成为微博用户主力，占到总用户量的53%”[8]。由此可见，青年是微博等网络自媒体的主要使用人群，此外微信、instagram等电子社交应用也在青年人中蔚然成风。自媒体的发展繁盛其实也正是个体化推进的结果，它以碎片化、去中心化、反权威的文化传播特质满足当代青年追求自由、个性的心理特质。我们不能否认自媒体为青年人际交往开辟了新的天地，但也不能讳言青年在自媒体使用中存在种种弊端。霍克海默认为，人以技术理性赢得的胜利常常以人本身的异化为代价。这一点在当代青年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常为青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而担忧，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有必要担忧青年“自媒体依赖症”的时候了。不知不觉间我们的时间已被搭载在各类移动终端上的自媒体软件所挟持：无论是在上课，吃饭或是乘坐交通工具时，拿出手机刷新自媒体软件已成为青年人的习惯性动作。不禁引人反思：到底是我们使用了网络还是网络驾驭了我们？ 二、青年自我认同困境的根源透析 (一)青年本体安全感的失落 以个体化理论视角审视当代青年群体可以发现，他们对个体价值和自由有更深的认同与渴望，但从客观来看却仍因秉持一种追求个人高品质生活的理念而脱离不了社会与家庭的塑造，去选择一种更加“安全”的状态。青年这种对自我价值无力的退守实质上是在个体化浪潮和由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风险双重夹击下青年本体安全失落的结果。 与欧美社会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福利保障推进个体化进程不同，中国个体化道路是一个以经济改革发展带来个体选择发展空间扩张的逆序过程，正如阎云翔所说：“中国的个体化是由国家掌控的，同时也缺乏文化民主、福利国家、古典个人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这些西欧个体化的前提。”[9]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个体化进程中底层制度性保障存在滞后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体化目标与条件倒置的结果，即个体只有在依附阶层、家庭、教育等外部背景实现个体向上流动以获取更高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个体的价值与自由。其次，“现代社会的发展固然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体会安全和享受成就的机会，可是，有关现代性的社会运动并不会必然性地把人类社会引向更为人道和安全的世界，人类的自我安全无时不浸淫在‘焦虑’的磨难之中”[10]，特别是风险社会的降临以及在科技的推动下个体对风险感知能力的增强给青年本体安全感带来极大的冲击。眼花缭乱的个体化时代，风险深藏在社会快速变迁的罅隙之中，每一个人都无法知晓它何时会降临。食品安全、诱拐、毒品、使人沉沦的电子产品、高新科技也无法免除的突发灾难等让青年人正面临一种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正如一句俗话所说：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来。 (二)主导型伦理模式的缺失 主导型价值伦理是指在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选择中占据主流地位，为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价值标准。它的缺失将直接威胁到青年自我认同构建的核心，因为自我认同建立的过程并非仅是一个心理过程，它是个体参与包括政治、法律、道德等各种社会实践之后的一种综合结果的体现。正如吉登斯所说：“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反思性理解的自我。”[11]而在这整个实践过程中，无论是从内在的个体自我认知，还是外在的身份归类和社会评价都逃脱不了一种价值上的决断。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自我认同是如同百川归于海一般能将个体不同层面的意识统一调和起来的一种存在，即一种价值层面的和谐，因此自我认同实现的过程可看做是一种通过对某种价值主张的自觉践履最终获得自我价值感伸张的过程。 在传统社会，个体生活的伦理模式选择并不会成为自我认同的阻碍，因为总有世所公认的生活框架供其参考，即使并不牢固，也相当清晰。在现代社会，随着个体化进程的推进，“抽离”成为社会学家们所频繁提及的重要概念，与鲍曼认为的“它是代表一种流动性的社会状态”[12]相比，贝克的阐释更加具体：“个体从过去所束缚他的社会群体中脱离，变成独立的个体来行动。”[13]传统与群体对个体控制力量的退位，个体转向一种由自我负责的人生。此外，中国与西方社会文化、政治格局等方面的差异，也使其个体化呈现形态与贝克所描绘的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化社会有所不同，贝克所提到的“解传统化”与“制度化”并不足以概括中国社会个体化的所有面向。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根植于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制度，同时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转型期社会制度以及网络兴起的影响，正是这种传统于退位与复归之间的摇摆，依托于家庭、教育及各种关系网络的个体向上流动机制以及新媒体传播模式下对社会风险感知度的激增导致青年面对日常生活的价值选择更加艰难。而青年对于困境的求解之路，既不在于卷帙浩繁的传统著作中，也不在众说纷纭的专家系统，因为他们本身的权威性已经备受质疑。因此在文化断裂与信仰危机下青年主导型伦理的缺失也就显得理所当然。 (三)制度化嵌入对青年自我空间的挤压 青年社会关系的私化和隔绝源于在个体化社会对精神和物质空间要求更高的情况下青年对自我独特性及私人空间的持存。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浪潮造就了越来越多的原子化个体，在私人生活优先的理念被普遍接受的前提下，个体之间联系的弱化、个体对社会生活审慎的参与成为一种必然。与此同时，社会流动作为与个体化推进互为因果的一大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对抗性的加剧，也造成了个体在流动中难以缔结较为稳固的私人关系。这是青年人际关系走向私化与隔绝的直接原因。 实际上，在此背后还隐含更深层次的情由。个体化进程的推进是解传统化与制度化嵌入相整合的结果。制度化嵌入是指在传统和集体生活范式退位之后，社会新型制度和义务取代传统重新控制了个体生活。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感觉正在失去一种宁静的生活，这种宁静的失去其实是源于两种生活模式的挤压。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追求的生活模式，但个体化社会的制度化过程让青年陷入失去真正属于自己的体验而成为“应当成为”的那种人。这是“被给予”而非个体能够选择的，两者之间如同船与岸，彼此渐行渐远而个体却被迫身处两者之间感受一种被拉伸的痛楚，青年在与他人、社会交往互动时所感受到的孤独、不安、内疚、求而不得和心理失衡都源于此。由此青年的社交也越来越多地转向了虚拟社会，网络社会给予青年补偿感与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孤独，特别是受到控制和挤压的私人空间能够在网络社会被找回。但青年虽然通过互联网完成社交关系的解构，开启了从熟人party到陌生人社交的大门，却又面临新的，甚至是加剧的自我困境。互联网场域中身份的缺场导致青年在进行“自我编辑”时具有更大的可控性和随意性，青年在获得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体验的同时，也出现了自我认知虚拟化、思维方式浅表化、自媒体依赖症等威胁到个体自我认同的问题。可以说，青年在现实社会的困顿在虚拟社会中并不能得到救赎。 三、走出困境的应循之道 (一)以制度保障巩固青年本体安全 在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中，“本体安全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个体要在社会中正常生活，必须要有稳固的本体安全感把焦虑感和不确定感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吉登斯认为本体安全是个体自我认同的生长点，“是大多数人对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14]。在中国特有的以经济发展引发个体化逆序发展的过程中，制度保障是一项正在建设而非已经到位的要素，同时也难免携带有传统性的与个体化社会不相匹配的特点。这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信任危机，譬如社会上升空间的减缩、公共权力的滥用、利益博弈的渠道之争，等等。而这种信任危机与社会风险的双重叠加使青年的本体安全感正遭遇严峻的挑战。因此，以制度性保障减少个体生活的不确定性是化解个体化浪潮下青年自我认同困境的基础性步骤。 制度保障首先应当有理念上的转型，由于中国个体化进程属于后发外生型，“在中国，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劳动力市场、日常文化和消费的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先于且不涉及个体化与宪法的牵连，这是和欧洲不同的”[15]。个人价值的实现不是先赋条件而是与阶层、家庭、教育等社会资本联系更加紧密，这就要求制度保障工作要更加公正、合理、透明，以增强制度容纳力为目标来获取青年的普遍认同；其次理念转型只是从抽象的指导性层面来谈，具体到落实层面，要通过完善关涉到个体化社会青年发展的事实条件来进行制度建设，比如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青年培训和流动需求政策的跟进以及对青年就业创业平台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扩容等。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青年自我认同的道德框架 个体化倡导一种尊重个体选择自由的生活，以此带来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同时也造成偏执于个体生活利益最大化选择下的价值相对主义泛滥。价值相对主义的泛滥比无价值感更加可怕，围绕个体生活构建之利益最大化的抉择即是最佳选择的价值理念让人们变得无所畏惧，逐渐迷失于对过程性快乐的追求，失去对自我真正价值的体认，人生的路将越走越窄。 党的十八大报告公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内容，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阐释。其中，从个人角度出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虽只有短短八个字，却切中肯綮地概括出当代青年以何种价值体系处理与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其中，“爱国”是青年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相对主义源于个体化过程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分野，青年只有将公民身份复归自身，认识到个体得到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系于一身才能完成对价值相对主义的扬弃；“敬业”勾勒出青年应当秉持的职业态度，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城邦的正义是体现为不同阶层的人们各司其职、尽展其能所形成的秩序；“诚信”则规定了青年的立身处世之道，它要求我们在学习工作中不弄虚作假，在社会交往中对人如己，遵守承诺，给予别人也给予自己安全感和信任感；“友善”在化解社会戾气，消弭阶层隔阂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要求青年在工作中不矜功伐善，在公共生活中戮力同心，对待自然要珍惜敬畏。概而言之，当代青年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起自我认同的道德图景方能不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 但是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引导个体建立自我认同的主导型价值伦理并不代表对个体化社会所倡导的个体权利和自由进行挟制，更不会成为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它与中国封建社会“崇一尚独”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理念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无论我们多么强调个人自由的实现，它也必须是以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条件的，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暧昧不清，权利边界模糊正成为社会整合必须解决的难题。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个体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责任划界对中国个体化社会的整合也兼具重大意义。 (三)以提高个体交往理性培育青年和谐的自我关系 美好的个人品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环境交互融合的结果。在我们追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经历探索反思形成对自我的确认以及关涉到自我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人际交往模式，自我发展方向等问题的选择等既脱离不了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也不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隔离。因此，提高公共生活中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有必要对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对青年和谐自我构建之重要性加以论证。哈贝马斯认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意志”的平等和自由：“以语言行为为基础，以交往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为基本机制，以达到交往共同体各主体之间共同认可的合理目标为目的。”[16]它所强调的是公共生活中主体间非中心化的交流方式，因为“公共话语是个人的自由言说，不受任何人支配。但自由言说不等于乱说，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说负责；公共话语提倡论辩和批判，但它不是攻击和谩骂，而是受规则支配的理性交流”[17]。主体间的交往提倡以相互理解和取信代替相互控制和顺从，因为后一种交往关系是通过对个体内在情绪的阻隔和对自我感受的遮蔽完成的，比如内心很害怕表面却淡定自若，内心很反感却很难说不，都是属于在控制、顺从关系下压抑自我情绪的表现，青年将在此之间感受到一种自我殖民化的痛苦，这种模式下成长的青年往往缺乏掌握自我人生的自信，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更没有对抗普世之恶的内在力量。 四、结语 在当今社会，青年漫长而奇妙的人生旅程，不始于一粥一饭的归属，也不归于现世安逸的乐享。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自我认同的搭建，在于每一条秩序的合理建立，每一次选择的被支持，在于能够真实地看待自己，公正地对待环境。本文试图通过个体化理论视角勾勒出当代青年追寻真实自我的过程中正在遭遇的苦痛，并探讨化解自我认同困境的可能路径。因为青年被鼓励成为他自己，是个体化推进的必然结果，更是好几代中国人付出巨大的努力所争取到的，也正是在艰辛历程的映衬下，当代青年的人生才显得如此不可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