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进展论文,我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日益强烈的愿望，我国政府做出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在21世纪之初，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围绕这些问题，高等教育研究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产生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笔者曾在2000年末对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作了世纪末的回顾和展望①。本文作为其姊妹篇，将概述与探讨世纪初的新进展和新问题。
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概述
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产生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从本国的现实出发，包括当时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与发展高等教育的实际需要，而不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二，一开始就作为独立学科进行建构，而不只是作为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把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开展研究的历史不长，仅有20多年，但发展却很快，这些已在我2000年对我国高教研究规模所作的粗略数字统计中得到反映②。近几年来，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许多的新问题，也由于高教研究界自身的努力，这些数字在今天又被刷新。
1、研究成果数量庞大
世纪之交，我国每年发表的高等教育研究学术论文数量在15000篇以上，出版专著近100部。今天，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大，这些数字可能已被大幅度地超过。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从高等教育研究期刊的增加和许多报刊及网站纷纷开辟有关高教研究的专栏中可见一斑。例如，仅中国高教学会系统近年来就新创了《中国现代教育装备》、《高校后勤研究》、《实验室科学》等一批刊物；其他一些新办刊物还有《民办教育研究》、《复旦教育论坛》、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教育发展研究·B版》等。另外，一些报刊也先后加大了高教研究成果的宣传，甚至创办了高教研究专刊，如《科学时报·大学周刊》、《现代教育报·求学与就业周刊》等。
2、研究机构规模扩大
高等教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不仅有大量的专职研究人员，还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广大高校教师和干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所（室）约有700~800个。其后，由于高校精简机构，一些平时很少开展研究工作的单位被精简或合并了，数目虽略有减少，但总体水平却有所提高。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启动，新建院校激增，许多新建的地方本科学院、公办高职、民办高校也纷纷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因此，教育部办公厅2004年首次正式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对高等教育研究所（室）的发展进行了认可和规范③。中国高教学会自1983年成立后，规模也不断扩大。其所属机构已由2000年时的92个增加到目前的107个，其中省级高等教育学会28个、行业教育（高教）学会15个、专业委员会（分会）56个④。一批重点大学如武汉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在近几年里也先后建立起学校的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会），有些高校学会与中国高教学会直接联系。高校的高教学会（研究会）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学校的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特别是校本研究）的开展，在组织基层研究力量、扩充研究组织基础方面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的盛行，一些其他学科的教师和研究生也踊跃加盟高教研究，使高教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3、学科专业增加，人才辈出
上世纪90年代，全国仅有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博士点4个、硕士点20多个。本世纪以来，培养研究生的博士点与硕士点陡增，规模扩大。据粗略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有权招收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的单位已达14个，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单位为8个，教育学一级学科下招收高教博士生的单位为4个，其他专业下涉及高教招生方向的单位为2个，高等教育学硕士授予单位达60～70个。从授予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来看，2003年的数量为147人，比2001年的70人增长一倍⑤。今天，每年培养的博士数以百计、培养的硕士数以千计。这些“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大多在高等学校从事研究、教学或行政工作。而早期培养的博士、硕士不少已成为高教研究的骨干力量。大批专业人才的培养，壮大了研究队伍，提高了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4、研究环境不断改善，影响不断扩大
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力也在增强。越来越多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将高等教育研究作为其制定政策的基础，越来越多的教师将高等教育研究作为其提高教育质量、进行教学改革的指导。由于研究成果在实际应用和学科建设方面的效果日益明显，因而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逐步得到了社会和学者的认同，研究环境在不断改善。如政府对高等教育研究的资助渐成规模，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为例，高等教育方面的课题立项已从“六五”规划的13项增加到“十五”规划的410项⑥。高等教育课题在这些年增长迅速，表明国家对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视程度在逐渐增强。另外，在全国有影响的期刊评价体系中，优秀的高等教育期刊数量达到了可喜的规模。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中，列入高等教育专栏的期刊达到14项；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中，有11家高等教育刊物被收录进了2006版CSSCI来源期刊目录。此外，关于高等教育的各种论坛也不断创设。如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许多大学在校庆时也开设了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国高教学会每年和一些省教育厅举办的国际高等教育系列论坛。许多大学也先后举办了全国、地区、国际高教学术研讨会等。这些论坛都吸引一大批国内外大学校长、专家的参与。通过媒体广泛报道后，这些论坛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国际影响。如果说，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以其学生数量最多而成为高等教育大国，那么，中国的高教研究以其队伍庞大和特色显著而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国。
二、两条轨道、三个方面
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从一开始就以两条并行而有所交叉的轨道发展：一条以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为主；另一条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开展应用性、开发性研究。在后者中，又可根据现实问题的面向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宏观的现实问题研究，如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体制、高职教育问题、民办高教问题等；另一方面是微观的（也有人认为是中观与微观的）校本研究（或称院校研究），如学校的发展战略规划、课程与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
1、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研究
(1)高等教育理念研究。纵览世界高等教育思想史，理念研究受到重视时，“往往都处于社会转型或大学变革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社会还是大学，都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大学理想与信念的危机”⑦。世界如此，中国也如此。杨东平所编的《大学精神》一书中有关大学理念的文章，大多是民国初年社会剧变时期大学校长与学者的言论；金耀基的《大学之理念》曾重版多次、影响广泛，也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变革时期对大学精神失落的迷惘。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发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揭示了适应世界新形势的现代高教新理念。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在转型中，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面对不断增多的教育需求和人才需求、面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猛烈冲击、面对“高等教育应是什么”的迷惘与思考，人们不断进行探讨。正因为如此，才有一批高等教育理念研究的文章和专著涌现出来。如肖海涛的《大学的理念》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以大学理念为研究对象的较早的专著；韩延明的《高等教育理念论纲》从理论层面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做了系统探索；卢晓中的《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集中阐述了《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所提出的高等教育新理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田建国的《现代大学新理念》则是阐述当前教育政策的重要理念；赵婷婷的《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及协调》从大学理想的发展轨迹和当前的时代背景出发，揭示出大学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和相互协调中艰难地前进；眭依凡的《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则探讨了校长个人理念对大学治理的重要性。与高等教育理念相关的研究还有关于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认为，理念是精神的核心，而精神又是文化的支柱。近年来，关于大学文化的研究受到了重视，如王冀生出版了《大学文化学》的专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成立了大学文化发展与研究中心，通过开展课题研究、举办论坛等活动，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且正在编撰《大学文化百年》系列丛书。这些高等教育理念、精神和文化的探讨，是对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处于市场经济冲击中的高等教育的理性沉思。这些研究对于办学者认识研究型大学的性质、功能无疑具有启发作用。
(2)高等教育规律、职能和高等学校职能研究。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成立前后，高教研究者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本质、特点、结构、规律、功能、职能等进行了集中的探讨。其后，由于主攻方向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被暂时搁置起来。从近几年有限的基本理论研究来看，高等教育规律和高等学校职能似乎较受重视。首先，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阐述了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两条规律（即“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和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并进行了详解⑧。更多的研究者集中在外部关系规律（主要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当今时代的体现和运用方面。围绕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形态的变化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大学体制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以及加入WTO后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理论界还就“教育产业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这一争论并未因有关部门的表态而停止。在学术层面上，这一争论对于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全面认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深入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作用是有意义的。其次，在高等学校职能方面，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在传统的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三大职能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补充。如方展画提出了“技术创新”⑨、陈昌贵提出了“国际合作”⑩。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创造新职业”、“社会批判”、“改造社会”、“创业”、“盈利”等一些职能。应该说，这些补充都能反映高等学校社会责任的某些方面。这些研究能否得到公认而成为高等学校的新的基本社会职能虽然还很难说，但这些研究对于高等学校增强责任感、认清使命还是有意义的。
(3)高等教育科学体系的建设。高等教育科学体系的建设牵涉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高等教育学科的体系与逻辑起点、学科建设路线、高等教育科学的学科群问题。它对于巩固和发展学科、促进学科内在建制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上半期，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曾就这些问题组织力量进行了数年的研究，并就有些问题取得了共识。随后由于研究方向的调整，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的论文较少。但许多高等教育研究所鼓励博士生深入探讨、发表论文。值得称道的是，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有一支力量仍然在坚持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他们在分支学科的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出版了一套专著，如《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比较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育学》、《高等教育发展论》、《高等教育改革论》、《高等教育系统论》等。应该说，学科体系建设对于提高我们高等教育学的科学性和学科声誉与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紧迫感。但是，学科体系建设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期的艰苦的探索，希望理论基础好的研究者敢于“坐冷板凳”，取得一些突破。
(4)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研究。长期以来，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可以说一直未停止。许多研究者，主要是青年学者，借鉴其他学科的模式，引进了一些新概念、新方法，以此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这虽然不够娴熟，但却为高等教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力量。近几年来，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其焦点主要是多学科研究方法与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这既是由于高等教育研究长期以来未有独特的研究方法而受到学术界诸多质疑以外，也是由于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大学逐步走向社会中心而受到各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普遍关注所引起的。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将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新论》再版。同年，笔者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出版，该书提出的“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研究方法”(11)的观点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其后，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加入这一观点的讨论。讨论主要围绕着高等教育的复杂性与独特性，阐述了高等教育研究为什么要使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利弊、在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如何使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等问题。应该说，目前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特别是关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机制和弊端的解决等问题尚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拓宽思路、重新认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之路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研究
(1)宏观的现实问题研究。①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研究。9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理论界就开始对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1998年政府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决策，进一步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研究。总的看来，研究呈现阶段性，从最早的引进介绍到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如何推动大众化进程，再到对大众化进程中的问题如规模速度、招生就业、质量保障等进行研究，逐渐具体和深入。其中，厦门大学高教所较早、较集中地组织了一批研究力量，全面系统地进行了理论介绍，如翻译马丁·特罗论文《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基于对美国、日本和西欧大众化进程的研究，理论界开始对马丁·特罗的理论提出质疑和补充，并进而探讨适用于我国具体国情的理论。如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过渡阶段”理论、“预警”理论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类探索。进入21世纪以来，大众化操作层面的研究可以说规模宏大、论著甚多。值得提出的是谢作栩于200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该书全面集中地探讨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道路。从理论介绍到实施对策探索的相互呼应，体现了研究的综合性；从国外到国内的实际比较，体现了研究的宽广视野。通过这些研究，使得理论界和决策层对大众化理论的认识更加全面、理性，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理论指导。②高等教育体制研究。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关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上世纪 90年代以前，一般是分别研究投资体制、招生与就业体制、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是经济体制加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高校和市场关系的问题凸显出来；另一方面，进入大众化阶段，传统单一化的高等教育体制在诸多方面已不适应，亟需转变观点、探索新理论。尤其在管理体制方面，许多研究者从现代行政管理理论、公共管理理论、社会组织理论和行政法等角度，较集中地论述了政府、高校和市场的关系，强调了高校的自主权。首先是大量地引入西方理论、介绍西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和观点。如引进“第三部门”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等。有一些研究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与社会领域中的“治理”理论，来构建多种主体参与的新型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有些研究者介绍日本的大学法人化改革，并提出我国大学的法人化改革设想等。至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对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讨论是较集中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从过去只强调学术权力的重要性到承认大众化时期高校行政权力的合理性，提出了建立两种权力和谐共生的观点；有些研究者从组织学的角度考察大众化时期规模不断扩大的高校组织结构，提出了按高校类型设计不同的高校组织结构思想。另外，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探讨也已经逐渐兴起。这些研究涉及现代大学制度的概念含义、演变历程到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哲学、经济基础、如何构建等问题。此外，随着巨型大学的出现，巨型大学的管理体制包括多校园的管理也成为研究的热点。③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研究。面对扩招以来高校学生急剧增长而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政府、高校、社会对教育质量极为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呼声不绝于耳，因此理论界关于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研究也迅速增多。其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质量的概念含义。如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教育质量的概念和新的教育质量观，如多样性、发展性、特色性、整体性和适应性等。另一个焦点是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问题。如提出了“必须建立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建立分类型、分层次的高校教育教学评价制度”(12)。另一些学者提出了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多主体参与的质量保障机制等观点。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还试着将工业企业管理的IS09000系列引入到高等学校质量管理中来。虽然人们对此颇有争论，但作为高教质量管理的尝试，却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④建设一流大学的研究。进入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仍应有所发展与提高。国家在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也提出了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设想，并在原“211工程”的基础上增加了“985工程”以及重点实验室、重点教学基地和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因此，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来我国高教研究的又一热点。在一流大学内涵和标准等理论问题上，香港中文大学学者丁学良认为，一流大学的建设应包括教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课程的广度和深度、研究基金的数量、师生比例、办学的硬件设施、财源、毕业生的声望和成就、学校的学术声誉等等。他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和较大影响。(13)在如何建设一流大学的实践问题上，从战略层面开展的一些研究产生了广泛的政策性效应。如重点大学应当实施精英教育不应实施大众化教育；世界一流大学应该从全世界招聘人才；一流大学应以基础研究为己任，着重在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研究方面为人类做贡献等。(14)《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园地，持续集中地编发了系列文章，逐渐认识了一流大学的内涵、厘清了一流大学的建设途径。⑤高职教育研究。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大众化促使高职教育突飞猛进。如今，高职院校数和每年招生数都已超过本科院校。面对尚未定型而规模又不断扩大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从性质、功能到发展方向，从适应人才市场机制到教育质量保障，都存在许多急需研究的问题。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展开：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高职教育体系的完善，高职教育与市场、企业的结合，高职课程与教学，等等。例如，在高职教育体系的研究上，人们提出了职业技术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而不是一种教育层次的观点，并进而提出了发展本科及以上层次高职教育的建议。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研究者进一步阐明了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强调高职在课程、教学方法等方面与普通高校的区别；高职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也提到了研究的日程上。⑥民办高等教育研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日益突出，相关研究也迅速繁荣起来。在中国期刊网上，我们分别以“民办高等教育”和“民办高校”为关键词、以“篇名”为检索项，检索到自1979年以来的论文总数分别为568篇和941篇，而其中1998年以后发表的分别是541篇和918篇(15)，分别占95%和97%，可见高等教育大众化促进了民办高等教育的研究。这一方面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民办教育的社会地位及其与公办教育的公平待遇问题、民办高校的经营管理问题、民办学校的产权问题、民办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析、高等教育介入资本市场问题、《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评析、独立学院的性质及其特殊性问题等方面。民办高等教育的刊物也已出版多种，如北京的《民办教育通讯》、西安的《民办教育研究》、重庆的《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等；上海每年出版一本大型的《中国民办教育绿皮书》；西安外事学院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七方民办教育研究所”，并投入巨额经费，向全国立项招标，有计划地出版研究成果。他们第一套《民办教育丛书》已于2003年出版，第二套也即将出版。⑦分类定位问题研究。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高等院校类型、结构、功能的分化，以满足社会对不同人才的需要和受教育者的不同需求。近年来，如何对高等教育进行分类、如何对高等院校进行定位等问题逐步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厦门大学高教所在此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笔者以及指导的几位博士生从本世纪初就开始发表系列文章并出版了专著。现在，教育界对于分类定位的重要性已有了一些共识，但离构建我国自己的、能得到公认的分类标准和定位机制还有一定距离。而要将分类定位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最终还必须落实到高等教育学制的制订上，并使之成为国家的教育法规。厦门大学高教所正组织人力从事这一课题研究。以上只是列举一些21世纪以来宏观现实问题方面的、新的研究热点。上世纪已经开始并在继续研究的重要问题，如人文素质教育、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高考与就业、后勤社会化等等，大多有新的进展与加深，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
(2)校本问题研究。校本研究是对一所高等院校自身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属于微观（或称中观）研究。这种研究盛行于美国的高等教育中，称为院校研究(Institudonal Research)。它既不同于案例研究，也有别于中国的经验总结。案例研究的研究对象必须具有典型性，通过特殊而反映一般；而院校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自己的高校，并不关心或企图将研究成果推广于其他院校。经验总结只是在经验层面上分析情况、提出建议；而院校研究则重视理论观照，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客观存在的问题，要求保持“价值中立”。微观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立足学校、为了学校的改革和发展而进行的校本研究。这种研究经常是由学校内部的教学、研究或管理人员承担，关注的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为学校各方面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具有针对性和应用性的咨询。查阅中国期刊网的文献，最早专门介绍院校研究的论文是程星、周川于1995年发表的《美国院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6)。论文发表后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和高校的重视。直到高校扩招后，由于高校面临着诸多问题，也由于普通中小学提倡校本研究，院校研究才又被提起。2002年刘献君和赵炬明发表《加强院校研究：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17)和《发展院校研究，提高高校管理水平——关于高教所应如何为高校服务的思考》 (18)两篇论文后，这一问题迅速成为我国高教研究的热点。在此后的几年里，刘献君、程星、周川、赵炬明、蔡国春等连续发表一些论文，介绍了美国院校研究的定义、组织和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在中国开展院校研究的意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周川认为，院校研究的定义是“在一定理论观照下，应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式（特别是定量分析的方法和程式），对单个高等院校运行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评估论证，从而直接服务于该校管理决策的一种研究范式”。他还阐述了院校研究在内容和范围、研究对象、任务、方法、主体和功能上的许多特点。(19)刘献君提出了院校研究四种哲学方法论层面的研究范式（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20)。刘鸿等提出，当前我国开展院校研究“迫切需要树立‘校本’研究理念、遵循‘行动’研究范式、采用‘实用’研究方法和建立‘专业’研究队伍”等策略(21)。到目前，我国院校研究主要以华中科技大学（该校2002年成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和以江苏部分高校 （主要是苏州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为基地，以《高等教育研究》杂志为主要园地展开。2003年和2004年，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全国首届院校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和“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会议，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 （筹）”。应该说，目前我国的院校研究还处在引进、介绍和理论探讨阶段，自身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但由于这种研究直接为本校的决策服务，必然会受到院校领导的重视。随着高等学校自主权的落实和管理科学化的实现，院校研究的重要性必将日益彰显。可以预见，它将成为大多数高校所属研究所（室）的主要研究任务，成为高教研究的重要领域。就这几年的研究情况看，主要集中于校本发展战略、课程与教学改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①在校本发展战略研究上，主要有校本定位与特色问题、发展规模与速度问题、专业设置与层次提高问题以及发展方向问题等。②在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上，学分制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不是一般地讨论学分制问题，而是分别研究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的学分制实施问题。如本科院校、研究生教育、高职院校、成人高校的学分制实施，以及与学分制密切相关的选修课程、教学组织结构等问题。③大学生的思想德育工作是一个常议常新的研究领域。21世纪所面临的新情况是，面对市场经济的转型，在传统价值观与年青一代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中，如何根据“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引导大学生。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不同高校进行了校本调查，从大量调查研究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学生的问题，多数不是政治思想问题而是心理健康问题。这一认识，促使高校纷纷建立心理健康机构、开展大学生心理咨询活动。④近年来，管理体制的改革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学管理体制和人事管理体制两方面。教学管理着重于如何构建个性化的教学管理体制和教学良性运行的配套管理措施上；人事管理着重于引进人才、激励机制和教师评聘制度的改革上。此外，校本研究还涉及到校园文化建设、多校区管理、大学城和大学科技园建设等诸多问题，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三、问题分析与前瞻
从上面的概括和归纳可以看出，现实问题的研究是围绕国家经济转型（粗放型向集约型、计划型向市场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背景而向四面八方辐射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都或隐或现、或正向或逆向与这一时代背景有关。回顾历史与考察当前的现实，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1、实践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
总体上说，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它将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用于解释和解决高等教育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并在应用研究中不断充实、提高、完善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同时，对于过去只以普通教育研究为基础的教育学基本理论，也起到了拓宽视野、补充不足的作用。例如，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是一条适用于一切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通过高等教育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具体地掌握其内涵。因此，高等教育学科创建之初，研究者非常重视学科理论建设。其成果是在中国确立了高等教育学这门新学科，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特色，但是它目前还很不成熟。因此，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于1991年筹备并召开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时，就以学科建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以区别于其他以高等教育现实问题为研究任务的形形色色的专业委员会。从1992年到研究会成立后的1993年、1995年，连续三届学术年会都将有关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为研讨的主题。这三届年会期间，还召开了多次专题研究会，对于高等教育学的若干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研究有所加深，对于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逻辑起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是，这些研究因离开了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而难有进展。因此，第四届年会的主题定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为高等教育实践服务”。这届年会，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着重基本理论研究轨道向着重现实问题研究轨道转移。自此之后，有关基本理论、学科建设的文章渐少。特别是世纪之交，高等教育迅速向大众化发展，研究者面向了大量重大的、急于解决的现实问题，无暇顾及基本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的研究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被边缘化”、“高等教育研究迷失方向”的责难。我们认为，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关心现实问题、服务实践是高等教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向社会证明其存在合理性、必要性及得到高校、政府和社会重视、获得研究资源所必需，是其实现理论突破、学科水平提高的重要源泉。但是，如果没有经常性、一定规模的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研究，高等教育学就会迷失在纷繁的现实问题之中而疏于理论的梳理和创新，这最终会丧失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在理论高度服务社会的能力。因此，从高等教育学的未来发展来看，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应该保持一定的平衡，两者应该互相促进，不可偏废。
2、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分工
基本理论、学科建设研究与宏观的、微观的现实问题研究不可偏废，是就高等教育研究工作整体来说的。如今，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众多、队伍庞大。就机构说，既有理论水平较高、实力相当雄厚、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在国际已有一定影响的高教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分布在国内一些研究型重点大学之中；也有其他研究机构，分布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之中。就研究队伍来说，既有高等教育专职的研究人员，也有其他学科教师兼高等教育研究者，更有大批实践经验丰富的高校或行政部门的管理干部。目前的情况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在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选择上缺乏分工和协调；同时研究人员缺乏有效的组织，“散兵游勇、单兵作战”的游击型研究占很大比例，有组织的集体研究有待加强，长期坚持的深入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为了更好地组织集体力量、提高研究的效率和质量，有必要在研究机构和人员上进行适当的分工。可否这样设想：具有高等教育博士授予权的单位和其他水平较高、实力较强的研究机构可侧重于学科基本理论和重大宏观现实问题的研究；一般研究机构以微观（或中观）现实问题研究为主；不同类型的高校（如高职院校、民办高校、网络学院）所属研究机构应主要研究各自类型的教育问题，包括各自类型的理论（分支学科）建设；有丰富经验的教师侧重研究高等学校的课程、教学和素质教育问题，以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行政管理干部则主要研究各自部门的教育管理工作，为学校的改革献计献策，以加强学校决策的科学化。同时，要有计划地组织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参加有关研究工作，这是一支重要的、富有活力的研究力量。
当然，适当分工只是有所侧重，不应强行限制，但我们不主张所有研究机构都去研究基本理论和宏观重大现实问题。正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们不主张所有高等学校都争奔研究型大学这条道一样，应当鼓励更多的研究机构面向学校、面向实际开展校本研究，以便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咨询。即使是研究型重点大学所属的研究机构，也应在侧重学术研究的同时，注重为本校提供服务。一般高教研究机构更应如此。
3、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众多、研究队伍庞杂，期刊和报刊专栏、网上专栏不计其数，论文、专著车载斗量。这既是兴旺繁荣的可喜现象，又令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有所担心与责难：量多质低，社会效益不高，造成浪费。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的看法是，如果用“学术水平”一把尺子来衡量当前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话，绝大多数的论文以及专著的理论水平的确不高，低水平、经验性的文章很多，原创的论文不够，但有一得之见的文章不少。这里，有一个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研究成果与社会效益的问题。
在大众化阶段，既有精英教育的高校也有大众化教育的高校，但人们往往以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得出“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结论。殊不知，精英教育同大众化教育在培养目标、规格、要求、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而质量标准也应有所不同。精英大学追求的是“高深学问”，而大众化高等教育则以人才市场上“适销对路”为标准。也就是说，大众化阶段的质量观应当是多样化、适应性的质量观。
同样，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也应当持多样化、适应性的质量观。对于基本理论研究、宏观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其研究成果应当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与原创性；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微观研究、校本研究，应当重视的是能否应用这些理论解决具体问题，能否对一所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起到出谋划策的咨询作用，或对教师、干部改进教学、管理有参考价值。
因此，如果以多样化、适应性的质量观来看待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那么，“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有其一定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效益。当然，由于当前教师晋级、干部考评往往以论文多寡作为重要的考核项目，难免出现拼拼凑凑、滥竽充数甚至弄虚作假的现象。但那已不是质量高低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社会问题。
4、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值得隐忧的不是研究成果“理论水平不高”，而是有一定“理论水平”而不能正确处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是：第一，以学科建设为先导，引领现实问题研究，不同于西方只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进行的问题研究。第二，学科建设是在中国本土产生与发展的，而不是依附它国引进的，即使问题研究也是紧密追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热点问题，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它的缺点是视野不宽，不能及时地充分地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理念和研究成果。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应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国际化来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但是，在国际化进程中，应当注意克服另一种倾向，即把国际化理解为西方化，把双向的国际交流理解为单向的认同、依附，把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东西理解为依附发展。有人认为，只有依附西方（核心）的辐射，发展中国家（边缘）的高等教育才能发展。有些研究者并不认真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而是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式、制度、措施、经验等生搬硬套，企图将其用来指导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将导致主体迷失、民族文化被边缘化，更谈不上自主创新了。
国际化与民族化、本土化并不是对立的概念。国际化是建立在民族化、本土化基础上的。多元的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促进了世界高等教育的进步，也促使各自国家高等教育的完善。“早发内生型”的国家可以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借鉴，但后者也不是一张白纸或一无是处。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就是为世界所瞩目的。据我们所知，加拿大教育家许美德(Ruth Hayoe)教授正在研究的课题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影响”。
我们认为：第一，高等教育研究者应当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包括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同时应积极将中国的成就、包括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第二，要进一步重视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教育的成就，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和自信心。在新的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既要克服“民族本位主义”的倾向，也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努力做到在继承中学习、在借鉴中超越，从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自主创新。
回顾过去，我们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颇感欣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确走了一条艰难而非凡的道路。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们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科并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群，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门人才，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展望未来，我们更加信心百倍，因为我们的研究环境具有两大优势：第一，中国已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但远未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因为是大国，情况复杂多样，研究的空间很大；因为不是强国，在图强的过程中，需要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也很多，在“科教兴国”的国策中，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大有用武之地。第二，中国有庞大的、热心于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专兼职研究工作者。老一辈高等教育家虽已逐渐退出，但一大批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中青年学者已加入这一研究队伍。他们基础扎实、眼界开阔、思想活跃、敢于创新，是研究队伍的生力军，也是高等教育研究持续发展的保证。
正是由于有此优势和保证，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仍将沿着学科建设与应用研究两条并行而有所交叉的轨道持续前进。一方面将不断加深理论深度、提高理论水平，建成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将扩大研究领域、普及高等教育理论知识，从而为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②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科学：世纪末的回顾与展望[J].天津市教学科学报，2001(2).
③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DB/OL].http://www.hie.edu.cn/ltzt/bzh/jybyj.htm/2006-6-23.
④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简介[DB/OL].http:// www.hie.edu.cn/gjxh/xhjj.ASP 2006-6-4.
⑤蔡国春.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67.
⑥胡建华.近20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实证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5(2).
⑦赵婷婷.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协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⑧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2～101.
⑨方展画.高等教育“第四职能”：技术创新[J].教育研究，2000(11).
⑩陈昌贵.国际合作：高等学校的第四职能——兼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J].高等教育研究，1998(5).
(11)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4).
(12)张应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教学质量保障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03(6).
(13)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2001(3).
(14)耿有权.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现状及其走势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2).
(15)中国期刊网[DB/OL].http://ckrd.cnki.net/grid20/Navigator.aspx?ID=12006-6-20.
(16)程星、周川.美国院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J].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4).
(17)刘献君、赵炬明.加强院校研究：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J].高等教育研究， 2002(2).
(18)刘献君、赵炬明.发展院校研究，提高高校管理水平——关于高教所应如何为高校服务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2(3).
(19)程星、周川.院校研究的性质与特征[J].教育研究，2003(7).
(20)刘献君.院校研究的基本范式：定性模式与定量模式[J].现代大学教育，2003(3).
(21)刘鸿、曾山金.我国开展院校研究的若干策略[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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