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与国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恰值恢复高考廿周年。社会各界及旅美学子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颂扬邓小平恢复高考的伟大历史功绩，畅谈恢复高考的重大历史意义。“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整整一代人得救了”；“感谢邓小平”……许多人在叙述自己当时听到恢复高考的激动心情时，都不约而同地用了这些词句。
与此同时，把“应试教育”归罪于高考的言论也屡见不鲜。一些人认为，以高考为代表的升学考试导致基础教育畸变为面向少数学生、重智育轻德体、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应试教育”。一些人建议缩小高校招生的考试录取比重，扩大推荐、保送生的范围。有些人甚至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就应该取消高考。
如此大相径庭的观点表明，现行高考制度在推行20年之后，已到应该进行改革、调整的时候了。然而，怎样改？是淡化竞争甚至根本取消这一制度，还是进一步完善考试的技术、手段，使之更加科学化？我认为，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后者。
高考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
当社会出现了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之后，当必须从人群中选拔出管理人员或其他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人员的时候，经过长期实践，人类发明了考试。
中国关于考试的记载，最早要算尧选舜作自己的接班人。部落酋长推荐舜，舜是否胜任这个职务呢？尧说：“吾其试哉。”那时的“试”并非现在的书面考试，而是在实践中观察、试用。实行科举考试之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择主要是通过推荐、考察方式来完成的。由于推荐权掌握在地方豪门世族手中，考察又没有量化标准和有效的监督机制，最终导致了官吏录用上的腐败。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急需大批人才；豪门世族遭到严重打击，中小地主阶级迫切要求参与政权，科举考试便应运而生了。科举取士与以前的荐举、察举相比有两个明显区别：第一，平民百姓无须别人推荐可自愿参加官府的考试；第二，取士以考试成绩为主。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吏录用中的腐败。科举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是清朝特别是晚清时期的事情。其原因主要是考试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僵化，而不在于考试制度本身。
16世纪，中国科举考试传到欧洲，英国首先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以后扩及西方。孙中山先生说：“考试制度在英国实行最早，美国实行考试不过是二三十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究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5页）
现代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从直观上来看，是普通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一种手段。然而，它的社会本质却远远超出教育，是国家对结束了基础教育最高阶段学习以后的青年人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分流工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举办高等学校有计划地给自己培养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学历文凭相当于“白领俱乐部”的“入场券”。高考在群众心目中成为国家举办的最权威的进入脑力劳动者队伍的“选拔赛”。
脑体差别是高考竞争的根源
恩格斯曾经把脑体之间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作为“阶级划分的基础”，列宁也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作为“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主要的根源之一”。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消灭了阶级对立与脑体对立，但脑体差别仍然明显存在。脑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吸引着青年人为得到它而不断奋斗。
脑体差别是导致高考竞争的根源，这一点在世界各国都一样。美国与日本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升学率都在40%—50%之间，然而，日本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比美国严重得多。这是由于日本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学历主义比美国严重。我国适龄青年进入普通高校的比例大致在4%左右，而且有着与日本一样的东方文化传统， 因此中国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远甚于美国，也甚于日本。虽然在我国接受高等教育还可以通过上成人高等学校、职业高等学校、参加自学考试等途径，但是，在相当多人的心目中，只有上普通高等学校才能接受“真正的”高等教育，这样，高考的竞争就成为继入小学、升初中、考高中之后“竞争金字塔”的顶尖。
户籍制度也是导致高考竞争的根源。农村孩子进城，除少数人参军后转干、转业有机会外，只有考大学这一条路。因此，农村把考大学叫“考户口”。这又涉及中国目前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而这种差别，中国远比美、日大得多。
过去，我一度认为，中国高考竞争激烈是因为人口多而高校招生少，如果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问题就会缓解。现在我进一步认识到，从事社会管理或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总是少数，只要存在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竞争就会存在。高考取消不了，高考的竞争也取消不了。
早在1963年教育部就提出要克服中小学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至今成效不大。为什么？因为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脑体差别尚未消除，人们的社会存在左右着人们的意识。这并不是说“片追”的倾向不要纠正，而是说应该弄清“片追”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应该改什么，能改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
考试是竞争的手段
长期以来，不少人历数高考的种种“罪恶”，其实那并不是考试的“罪恶”，而是竞争的后果。有的人也承认“竞争”，也承认“择优”，却不愿见到“淘汰”，幻想保留“择优”而消灭“淘汰”。正像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的唯心史观时说的那样：“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9页）
恢复高考后，由于录取以总分为准，在中学开始出现“重智轻德”和抹煞个性的现象。对此，国家教育领导部门十分重视并采取了一系措施：
①1981年，教育部发文，要求高等学校招生必须参考考生在中学的表现与成绩。但很快档案里出现了假象：政治思想品德鉴定“贴金”，平时成绩拔高。
②1982年开始，教育部又规定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获奖者、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等可以降分录取。但很快，有的地方地区级运动会一年开几次，三好学生比例越来越大。
③1986年，国家教委决定对少数全面发展或特长突出的学生实行保送入学。但不过几年便发现，被保送的往往是中等的，有的差生因为父母有权势也被保送了。1997年国家教委曾试图取消保送生而未成，于是不得不于1998年决定，在五省、市试行保送生必须参加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的综合考试，以考试来甄别保送的真假优劣。
总之，恢复高考20年来，为了弥补考试的不足，为了促进中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国家教育领导部门在高校招生中曾采取过各种措施，力图把实施“素质教育”的权利交给中学，但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或被迫取消，或流于形式而不起作用，或不得不再举行一种考试来甄别。这是为什么？这说明，在存在三大差别、特别是脑体差别的条件下，在激烈的竞争中，上述种种由人的主观因素决定的东西，最终都可能变成假的，没有用的东西，甚至流弊丛生。唯有考试这种科学的方法，除了考生本人的努力之外，任何客观因素都难以起作用。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
就目的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考试。一种是水平考试，一种是选拔性考试。水平考试的试卷水平是绝对的，不会由于考生水平的提高或降低而变化。就教学效果而言，达到和超过这个标准的人数越多越好。选拔性考试则不同，试卷水平对考生而言是相对的。考生总体水平高，试卷的难度就大；考生总体水平低，试卷的难度就低。考试的目的是“拉开距离”，以利于“择优录取”。高考属于选拔性考试。
有人说，高考导致高中教学只面向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根据高考条例，凡普通高中毕业生均可自由参加高考，不是面向少数人。当然，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家所能提供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限，高中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高校只能“择优录取”。
有人说，高考“冲击德体”。这种指责似是而非。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考核”，不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考核的结果，“智”仅统考标准分就有900分，“德”、 “体”仅有合格与否之分。而且绝大多数考生“德”、“体”都是合格的。否则，上百万落榜者若是因为德体不合格，那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择优”的最后决定因素只能是分数。
有人说，高考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这需要具体分析。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在选拔性考试中，考生之间是竞争关系。在分布分数之前，由于不知道别的考生会达到多少分，不知道所报志愿学校（专业）录取分数是多少，因此，复习的努力程度必然是时间、精力、体力的极限。这种负担是降不下来的，这是竞争的规律决定的。更明确地说，高考的负担不在于考试，而在于竞争。当然，考生的负担与试卷的难度在总体上会形成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促使高中教学质量与大学新生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
有人建议，变高考为水平性考试。一个学生只要努力学，通过考试，即具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这样可以减轻考生的负担。但是，合格者都能进入大学吗？如果招生人数如旧，让哪些人上大学呢？如果合格者都上大学，大学能容下那么多学生吗？国家有这样的力量吗？欧洲许多国家实行水平考试。不过，那些报名人数多、招生数量少的大学或专业，仍然需要再举行一次选择性考试。
如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高考的作用也具有两重性。竞争的过于激烈加剧了它的消极影响，“应试教育”以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发展了它的消极影响。高考的消极影响是高考自身克服不了的，需要社会加以配合。
高考将继续改革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的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1977—1980年为拨乱反正阶段。1981年，高考进入了改革阶段。经过多年的酝酿和试验， “3 +2 ”的标准化考试方案及高中毕业会考开始在全国实施。1998年，教育部提出，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高考将进行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同时宣布，高考科目将实行“3+X”方案。我认为这标志着恢复高考20年后，高考改革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3+X”方案是：语文、数学、外语为三个必考的科目；在高中必修的其余6科（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 高校可根据专业要求任定1—2科为考生选考科目，也可对考生进行偏于社会科学或偏于自然科学的综合考试。考生根据所报考学校的要求，决定参考科目，参考科目越多，可选报的志愿也越多。这个方案，有利于高中各校及考生发挥特长，有利于扩大高等学校招生的自主权。
高考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考试内容仍然偏重于知识，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高等学校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高考内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创新能力的考核，从而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择优秀新生，也有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这项改革必然触及传统的教育思想，影响到中学的教学内容。改革后的高考综合考试将不是几个学科知识的“拼盘”，而是力求能够考核出跨学科的基础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即使语文、数学、外语的考核，也将重点放在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上。数学考试不再实行文理科分卷。所有保送生都必须参加综合能力测试。具体方案教育部考试中心正在加紧制定。
伴随高考内容的改革，高考的形式也必须进行改革。高考的另一个重要缺陷是只有一次、一个水平。而千余所高校，水平参差不齐；几百种专业，要求各异。高考的共性太大，个性太小。教育部考试中心曾多次提出方案，变每年一次考试为两次考试；变一种水平的试卷，为甲、乙两种水平的试卷，由高等学校任选。
高考还有一个重要缺陷是只有笔试，不能适应考查多种能力的要求。外语应加试听力。1997年广东即开始试验，今后会有更多的省进入试验行列。在大规模笔试之后，根据某些高等学校的要求，可以在经过选拔的考生中，加试实验或操作。实验或操作可以在计算机上采用仿真技术进行，以选择能力全面的优秀新生。一次考试也可以分两段进行：第一段，主要考查知识面、速度；第二段，主要考查能力，给考生从容答题的时间。
实行上述改革，要具备条件。考试机构要专业化，力量要加强，考试设备、费用也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