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实证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4)09-0005-1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资源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内需和自主创新的轨道上来。经济学通常都是从供给面分析经济增长，那么，需求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创新呢?本文拟为内需和创新拉动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 此外，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中国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话题。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学者们多从供给方面来解释，很少关注需求方面，通常只把需求看作是结果或短期因素。本文不打算否定供给方面的解释，而旨在分析需求方面的因素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认为，需求不仅在短期发生作用，在长期中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从供给的角度进行解释可以概括为制度的改善和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是供给导向型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对经济个体的激励，并且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供给和产出。但制度只能部分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比如，在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远胜于市场的引导作用。因此，将乡镇经济的繁荣归功于市场机制也有一定的不足(Cai和Treisman，2006；周黎安，2007)。[1～2] 需求导向型的观点对生产要素投入及技术进步的外生性提出了质疑。需求导向型的方法是由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在1966年提出的，这种方法十分强调需求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它并不否认供给的作用。[3]卡尔多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卡尔多三定律。卡尔多第一定律是说GDP的增长与制造业产业增长正相关，制造业产出增长速度越快，则GDP的增长速度越快。卡尔多第二定律是说制造业部门倾向于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因而生产率的增长率与产量的增长率正相关，于是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产出的提高内生决定的。卡尔多第三定律是说一个经济体(或地区)的生产率增长率与制造业的产出增长率正相关，这通过劳动力向制造业的转移实现。 Thirlwall(1979)发展了卡尔多的思想，认为在开放经济中，来自国外的需求是需求的最终决定因素，一国经济要想持续增长，出口的增速必须大于进口的增速。瑟尔沃的思想被称为瑟尔沃定律。[4] Leon-Ledesma和Thirlwall(1998)运用西班牙17个省1962～1991年的数据，证实西班牙制造业部门确实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从而证实了卡尔多第一和第二定律。[5]Fingleton和McCombie(1998)运用欧盟178个地区1979～1989年的数据证实了卡尔多第二和第三定律。[6]Dutt(2006)构建了一个包含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模型，证实了长期均衡增长率会受到总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对卡尔多定律的一个证明。[7]Castiglione(2011)利用美国1987～2007的季度经济数据证实，制造业产出与生产率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符合卡尔多定律。[8]Guclu(2013)利用土耳其1990～2000年的数据证实了制造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9]对于瑟尔沃定律的实证研究文献较多，大多数文献都支持瑟尔沃的理论。如Atesoglu(1993)对美国的研究，以及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利用中国1980～2000年数据的研究。[10～11] 国内学者夏明(2007)利用1990～2002年的全国数据基本证实了卡尔多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不过样本量太小可能使得结果不太可靠。此外，也许忽略了各地区间巨大的发展差距。[12]魏作磊(2007)利用1990～2005年的数据基本证实卡尔多定律，不过卡尔多定律只在长期中成立，样本时间太短使得结果也不那么可靠。[13] 本文将使用1979～2013年的省级数据验证卡尔多的思想，使用省级数据使得我们能够推断，是否那些制造业增长更快的省份，其经济发展也较快，生产率提升也较快。此外，本文的新颖之处还在于：(1)将卡尔多和瑟尔沃的思想结合起来，从需求的角度分析近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制造业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2)测度1979～2013年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趋势，为以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卡尔多三定律及瑟尔沃定律；第三部分对这四个定律做实证检验，并做进一步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需求导向型理论的基本思想 在卡尔多的需求导向型方法中，制造业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因为：第一，制造业部门呈现规模报酬递增，而规模报酬递增依赖于需求状况；第二，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假设下，工业部门的增长也是整个经济的净增长。在卡尔多方法中，经济增长之所以是需求导向型的是因为，总的来说，技术进步是需求驱动的结果，而不是源于外生的冲击，而且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也是需求驱动的结果。卡尔多的思想可以被总结为卡尔多三定律。 (一)卡尔多第一定律 卡尔多第一定律是说GDP的增长与经济体中制造业产出的增长率正相关，制造业产出增长越快，则GDP增长越快，而且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从制造业到GDP。由于GDP增长与制造业部门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卡尔多第一定律也常常被称为“增长的引擎假说”。卡尔多第一定律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g和gm分别表示GDP的增长率和制造业的产出增长率，
为参数。 在工业化的前期和中期，制造业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因此，这种正相关关系可能越来越显著。由于制造业只是经济的一部分，所以
应该小于1。这意味着，制造业部门与非制造业部门增长速度差距越大，则GDP增长越快。用公式表述如下：
其中，gm定义如前，gnm表示非制造业产出增长率，gd表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产出增长率之差，
为参数。 此外，我们可以用一个包含所有部门的方程来检验制造业部门的作用，方程如下：
其中，ga表示第一产业产出增长率，gm定义如前，gs表示服务业产出增长率，
为参数。 卡尔多发现，GDP增长与第一产业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从反面说明了制造业部门对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卡尔多发现服务业产出也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过卡尔多解释说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从GDP的增长到服务业的增长，而不是相反，因为对服务业的需求是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引致需求。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由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异来解释，那么，就应该存在一个传导机制，使得制造业部门增长越快，则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越快，或者，制造业部门的增长会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卡尔多和他的继承者们提出了两种传导机制，那就是卡尔多第二和第三定律。 (二)卡尔多第二定律 卡尔多第二定律是说制造业部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与产出增长速度正相关。用方程表示如下：
其中，pm表示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gm定义如前，
表示回归系数。 由于生产率的增长率=产出增长率-劳动投入的增长率，所以我们又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其中，em表示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投入增长率，gm定义如前，
，就可以认为制造业部门存在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因此，要想卡尔多第二定律成立，必须有
越大，表明规模效应越明显。 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可能存在“干中学”效应，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伴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规模报酬递增。尽管产出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但这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够刻画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因此，用方程(4)或(5)测度规模报酬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三)卡尔多第三定律 卡尔多第三定律是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率与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正相关，这个关系通过非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制造业部门转移来实现。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p为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率，gm定义如前，为制造业产出增长率。 卡尔多第三定律暗含的假设是非制造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此时，当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劳动需求增加时，劳动力可以自由地从其他部门(第一和第三产业)转移进来而不会造成其他部门的产出下降。劳动力转移导致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途径有两个：第一，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并提高产量，产量的增加倾向于提高生产率(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第二，其他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出去将导致自身的生产率提高。因此，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转移速度决定了整体的生产率增长率，或者说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应该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率正相关。方程表示如下：
其中，em表示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enm表示非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根据生产率的定义P=QGDP/E(QGDP表示总产出，E表示总就业人数)，我们可以将(7)式改写成：
由于存在剩余劳动力，所以第一产业的生产率不易度量，于是整个经济的生产率(p)也难以测度。所以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将估计方程(8)以检验卡尔多第三定律。 (四)瑟尔沃定律 Thilwall(1979)强调了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口需求的重要性，认为在开放经济中，来自国外的需求是最终需求的决定因素，它甚至决定了供给状况，从而形成了出口与经济增长间的良性的(或恶性的)循环。[4]一方面，出口的增长倾向于改善供给状况，例如，更多的出口带来更高的产量并导致生产率提高(通过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就能够满足出口需求扩张的需要并促进生产要素更有效率配置；反过来，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更有效配置又将导致更高的出口需求，因为它们将导致更好的贸易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受到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经济增长了，进口需求也随之增加，进口所需的外汇必须由出口的收益来获得。因此，一国经济要想持续增长，出口的增速必须快于进口的增速。瑟尔沃定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在长期中贸易条件不变和没有资本净流入的条件下，产出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正相关，与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负相关。 三、实证分析 (一)对卡尔多三定律的检验 1.数据与方法 本文样本选取的是1979～2013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样本包括27个大陆省级地区(缺少新疆、宁夏、甘肃、青海)。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为了考察制造业发挥作用的动态变化，我们将1979～2013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2000年，第二个阶段是2001～2013年。这样划分的原因在于：第一，研究表明，中国整体上在21世纪初期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陈佳贵等，2007；冯飞等，2012)。[14～15]这个时期，工业化的作用应该是最强的。因此，我们推断，整体上，制造业发挥的作用在2001年后会趋于增强。不过，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在21世纪初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因此，在这些发达地区，制造业的作用可能会趋于减弱。第二，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制造业从此面临世界市场的更广阔的需求。因此，从这方面讲，制造业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增强。此外，考虑到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我们在对全国做整体分析之后，再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探讨在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下，制造业需求所发挥作用的异同。 在做计量分析之前，有必要说明卡尔多三定律的假设前提在中国是否符合。对于卡尔多第一定律要求的制造业产出占GDP比重逐渐上升或者保持不变，这一点在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基本是符合的。1979年以来，中国第二产业比重一直保持在45％左右，1979年为43.6％，2012年为45.3％。对于卡尔多第二定律要求的没有劳动力短缺，这在中国显而易见是符合的。因此，中国的情况满足卡尔多定律的假设前提，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数据检验卡尔多定律。此外，一点说明是，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占80％以上，所以本文将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概念等同。 2.检验结果 用于检验卡尔多第一定律的方程是：
(1)全国数据的总体回归结果 表1至表3给出了卡尔多第一定律的三个方程的回归结果。 三个表中系数的p值表明，各系数均高度显著，且均大于零，符合我们的预期。这就证明了卡尔多第一定律成立，即制造业增长更快的地区，其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也更快；制造业增长更快时，经济增长也更快。表中分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2001～2013年样本的回归结果中，gm、gd的系数均比前一个时期的系数值更大，且
明显提高。这表明，进入21世纪后，制造业发挥的引擎作用在增强。这符合我们的预期。
不过，由于制造业是整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GDP的比重在40％左右，各年的经济增长率(g)本来就是三产业增长率(ga、gm、gs)的加权平均，所以方程(9a)和(9c)的各系数显著为正并不意外。但方程(9b)中g和gd之间并没有加权关系，所以方程(9b)的结果更能说明制造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表2显示，在2001～2013年，制造业的引擎作用非常明显，比前一时期明显提升(系数值由0.05提升到0.31，
由0.06提升到0.44)。所以，总体上，结果表明，2001～2013年时期，制造业对整个经济的引擎作用比前一时期更强。 表4给出了卡尔多第二定律的回归结果。在各时段，gm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大于0小于1，符合预期。这证明了卡尔多第二定律，即制造业部门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1979～2013年间，制造业产出每增长10％，平均将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7％。不过分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2001～2013年这一时期，制造业产出增长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前一时期明显下降，系数值从0.72下降到0.44，
从0.38下降到0.18。这似乎表明，规模经济效应或者“干中学”带来的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下降。但是不应该被理解为这与制造业发挥的引擎作用在增强相矛盾，因为只要制造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这种引擎作用就会增强。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在减弱，只是意味着引擎作用增加的速度在减慢，或者在未来的引擎作用将下降。不过，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在减弱似乎仍然与直觉不符，也与许多研究结论不符，但是与章祥荪和贵斌威(2008)、陈静和雷厉(2010)等的结论一致。[16～17]章祥荪和贵斌威(2008)认为，这可能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的非效率投资有关。由此，我们推测，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减弱还可能与2008年欧美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四万亿政府投资及最近十年左右的“国进民退”有关。四万亿投资的效率常常被诟病，而国有经济也被认为是比民营经济效率低。
表5给出了卡尔多第三定律的回归估计结果。1979～2013年，em系数显著为正，enm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一致，即经济增长率与该地区制造业就业增长率正相关，与非制造业就业增长率负相关。这表明，整体上，卡尔多第三定律也成立，非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制造业部门转移越快，则经济增长越快。表5中em系数还显示，制造业通过吸收剩余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2001～2013年期间比前一时期更强，这符合逻辑，与加入WTO后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一事实一致。可能比较奇怪的是，2001～2013年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中，enm的系数为正，与预期相反。本文认为，这可以被理解为，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第三产业生产率的明显提高，使得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已经与向第二产业的转移相当了，即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应该被理解为是制造业的发展引致的。
利用全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卡尔多三定律成立。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1979～2013年这段时间中，制造业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首先，制造业表现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而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将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其次，制造业在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在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同时提高了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分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后，制造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比之前更强了。这应该与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阶段有关，也应该与入世后我国能够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有关。不过，结果也显示，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正在减弱，这可能与政府的无效率投资有关。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工业化阶段不同，所以使用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能无法体现出地区间的差异。因此，本文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且仍以20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表6为分地区的卡尔多第一定律方程(9b)的回归结果。上部分已经说明，方程(9a)和(9c)的结果意义不大，所以这里不再给出其分析结果。
表6显示，2001～2013年期间三个地区gd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与前一个时期相比，三个地区的系数值和R[2]都明显提高了，表明2001～2013年期间制造业发挥的引擎作用都比前一个时期更强了。1979～2000年这一时期，中部和西部地区gd前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制造业在中西部地区开始发挥引擎作用的时间较晚，在2001年后才开始发挥出引擎作用。此外，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在2001～2013这一时期，中西部地区gd的系数值均比东部地区要高。这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制造业的支柱作用和地位更为重要。这与陈佳贵等(2007)的结论一致，他们的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在2005年左右就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14] 表7给出了卡尔多第二定律的分地区回归结果。结果仍然显示各地区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在下降，这与前文一致。不过，西部地区规模效应下降幅度最大，且在2001～2013年期间不显著，这一点令人费解。因为理论上，西部地区制造业产出水平最低，规模经济效应应该最为明显。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政府力量较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吕冰洋和余丹林(2009)等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和非国有经济比重与经济效率显著正相关。[18]而统计局的数据表明，西部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许多文献都表明，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吕冰洋和余丹林，2009；冯宗宪等，2011；等)。[18～19]所以，西部地区的产出增长仍然表现为粗放型增长，没有产生规模效应。
表8给出了卡尔多第三定律的分地区回归结果。em的系数和
值都显示，2001～2013年期间，制造业就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比前一个时期更大，再次说明制造业的引擎作用增强了。enm的系数要么为负，要么不显著，符合我们的预期。西部地区1979～2000年期间，em的系数不显著，原因应该在于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的制造业规模还很小，无法发挥引擎作用。2001～2013年期间系数显著，但数值很小，表明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引擎作用仍然非常有限。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制造业缺乏比较优势；第二，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和收入的限制，自身的需求水平有限。这意味着，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本身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分三大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仍然发挥着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且这一作用在新世纪的十几年中比之前几十年更强劲。但是，在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引擎作用仍相当有限，且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模报酬。这一方面是西部地区发展落后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可能表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缺乏效率。各地区的制造业部门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都在减弱，这表明规模促进技术进步的速度在减慢，或者说“干中学”这种被动的、保守的技术进步方式发挥的作用正在减弱。这对我们的启示是，我国需要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技术进步方式，激励自主研发。 (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变化趋势 1.方法与数据 传统方法测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常是根据恒等式Y=C+I+X-M=C+I+NX。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它仅仅考虑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没有考虑出口通过对消费、投资和进口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从而很可能低估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了更准确测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依据Thirlwall(1979)的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投资和进口函数的结构模型，强调出口作为一种外生因素，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拉动GDP。[11，4]
其中，Y、C、I、X、M、NX、R和ER分别表示总产出、消费、投资、出口、进口、净出口、实际利率和实际有效汇率，μ、υ和
为误差项，其他为参数，t代表年份。下文类似，将不再说明。(12)式中第一行是核算方程；第二行表示消费函数，含义是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且消费者按照适应性预期进行调整，第二行给出的是经过Koyck变换后的结果；第三行是投资函数，含义是投资取决于总产出和实际利率；第四行是进口函数，含义是进口取决于国内总需求和汇率水平。这里，出口被设定为外生的，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已经证明，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对出口影响不显著，所以这个设定也是合理的。不过，由于C、I和X具有高度的共线性，所以估计(12)式给出的进口函数时很可能得不到准确的结果。因此，必须将进口函数做些简化。(13)式和(14)式是两个简化的进口函数。
由于M、C、I、X之间正相关，且都与ER负相关，所以(13)式倾向于高估出口对进口的影响，(14)式倾向于低估出口对进口的影响。所以，出口对进口的影响系数应在(13)与(14)式之间。 从(12)式可以推导出一个简化式模型，其中总产出可表示为：
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没有直接估计简化式模型(15)式，因为其中的
还存在共线性。所以，他们选择从结构式模型(12)式的估计结果计算出(15)式的各个系数。本文也这样处理，且本文为了简化，不估计方程组(12)式，而是将(12)式中的进口方程简化为方程(14)式，从而直接估计如下的简化方程组：
再根据恒等式Y=C+I+X-M，可以得到简约方程(17)式。 此外，有必要陈述瑟尔沃定律的假设在中国的符合性。第一，关于贸易条件稳定的假设。文献中通常都忽略这个假定，本文也采取相同的做法。第二，关于没有资本净流入的假定。这一假定在中国基本符合，因为在中国，每年的资本净流入相对出口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三，关于出口必须快于进口的假定。这一假定在中国也符合，1979～2013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4.72％，而进口年均增长13.96％。与上文不同，本部分的数据采用全国的数据而不是省际数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省不受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约束，而我们的理论模型假设长期中一国受到收支平衡的约束。 GDP、投资、消费、进口和出口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并使用CPI指数将名义值转化为实际值；名义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用名义利率减去CPI得到实际利率；实际有效汇率来源于IMF网站。 2.估计结果及分析 使用OLS方法对方程组(18)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为了对比，表9也给出了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的估计结果。由表9可见，两个估计结果大致是一致的。
根据表9的结果，我们可以推导计算出方程(17)式的各参数值，结果如下：
(19)式再次证明，长期中，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支持了瑟尔沃的理论。根据估计结果(19)式，我们可以用
计算出各年份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为了对比，图1还给出了传统方法计算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图1显示，本文使用的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估计方法得出的结果在多数年份比传统方法更高。实际上，本文计算的1980～2013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值是1.12个百分点，而传统方法仅是0.36。即使去掉1985和1993年的两个极端值，传统方法测度的平均值也只有0.81。这表明，传统方法低估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与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的结论一致。 不过本文的重点是测度这种贡献的变化趋势。对比(19)式和(20)式中X前的系数，我们发现，相对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的样本(1980～2000年)，在一个更长的样本中(1980～2013年)，X前的系数降低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了。此外，我们将本文估计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每5年计算一个平均值，结果如图2。从图2可以清晰地看出，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01年入世后的几年大幅提高，但从2006年开始基本处于下降趋势。这表明，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减弱。
图1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80～2013
图2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五年平均 此外，我们还可以计算经济增长对出口增长的弹性，计算公式是： ε=(dY/Y)/(dX/X)=(dY/dX)×(X/Y) (21) 我们计算出1980～2013年这个弹性的平均值是0.08，即出口每增长10个百分点，将导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林毅夫和李永军计算的1980～2000年间产出的出口弹性值平均为0.1。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下降。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以外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必须转移到依靠内需的轨道上来。 (三)进一步分析及启示 对卡尔多思想的实证分析表明，需求因素(主要是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促进长期中的经济增长。制造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干中学”效应，制造业的“干中学”促进了技术进步，导致了规模报酬递增，从而使得制造业的增长能够带动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提高。分时段和分地区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的这种引擎作用在2001～2013年时期比前一时期更强，这可能与加入WTO有关。结果还显示，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正在减弱，且西部地区在2001～2013年时期没有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本文的推断是，这一方面可能与2001～2013年期间政府的非效率投资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速度正在减慢。这启示我们，必须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推动技术进步。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依靠自主创新”的原因。 对瑟尔沃思想的实证分析表明，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来自国外的需求(即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减弱。此外，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人民币的升值，也势必会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影响来自国外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来自国外的需求减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减弱，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已经很难持续，必须通过提高内需来弥补外需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依靠内需”的原因。 四、结论 利用中国1979～2013年的省级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需求导向型特征，需求因素能够促进长期中的经济增长。因此，需求不应该被仅仅视为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这是对卡尔多需求导向型增长理论的一个证明和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补充。 本文的研究也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内需和创新的轨道上来”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减弱可能意味着“干中学”式技术进步速度正在减慢。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推动技术进步的方式。由于外部需求的减弱，我们也必须把经济增长的轨道转移到依靠内需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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