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文人评点本的价值和传播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文论文,机制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3)05-0135-006
文学评点作为一种传播手段，主要体现在评点传播机制的启用，即用批评的形式改变或调动接受者的期待视界，以培养更多的或隐或显的接收者为目的，扩大文本在社会上影响，加快文本的传播速度。这种传播目的明中叶时就已明确，陈邦俊曾指出：“时尚评点，以便初学观览”（《广谐史凡例》）。晚明文学评点之繁荣是前所未有的，不但评点作品之多，评点的体裁之全面，而且当时文学名家几乎介于其中，他们以其独特的批评视角规范和引导文学的走向，在客观上提升了所评文本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加快了传播速度，赢得了更多的读者群。
一、晚明文学评点之兴盛
晚明文学评点较前此任何时候都要兴盛，不只是因通俗读物的出现而以评点为促销手段，即使被视为高雅文学的诗文，不管是从评点的质量，还是评点作品的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文学评点的全面发展，是晚明文学史上一大特色。它以这种既能引导读者，又能被读者容易掌握的传播手段，培育了以后几个世纪或显或隐的接受者，让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像血浓于水，积淀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晚明评点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各种文体的评点都已呈现长足的发展势头，并均趋于成熟。首先是小说、戏曲的评点。小说、戏曲成熟较晚，一般在隆庆、万历年间才出现强劲的发展势头，所以，它们的评点作品也只有到万历初年正式登台亮相。据现有的资料，万历年起明确标有“评点”字样的戏曲作品是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刊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注：徐士范刊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的年代是根据原书程巨源序文：“万历上章执徐之岁如月哉生明。”“上章”为“庚”，“执徐”为“辰”，万历庚辰为万历八年。“如月”为二月。“哉生明”则为初三。所以，刊刻的时间为万历八年二月初三日（见蒋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但据黄霖先生说，万历年间最早的戏曲评点本为万历七年(1579)金陵胡氏少山堂刊本《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此本现在日本。）。而明代小说较早的评点本是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二年李贽开始《水浒传》的评点。以此为良好开端，戏曲、小说的评点如雨后春笋般丰富着晚明的文坛，不但文人乐此不疲，书商也开始涉足此一领域，鱼龙混杂，使这时候的通俗文学评点一片繁荣。
诗文自先秦就是一种成熟的文体，其评点自唐开始出现（注：最早的评点本是唐代殷璠《河岳英灵记》，这是一本诗歌评点本，选取了以王昌龄为首的24位诗人的234首诗歌予以评点；一直到南宋，评点范围扩大至散文，出现了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和楼旻的《崇古文诀》评点本，标志着文学评点的成熟。），至万历年间，已发展至鼎盛期，正如有论者所说：“我们对这时期的作家无论怎样随便排列和乱点，都与评点文学有关。”[1]据不完全统计，从万历到明末几十年的时间里，仅诗文评点家就有一百来人，其中汤滨尹、焦竑、陈仁锡、陈深、朱之蕃、顾起元、何乔远、顾邻初、王永启、白雪斋、文震孟、凌约言、梅士享、郝敬、张榜等是散文方面的评点名家，陆时雍、程元初、徐武子、邢旻、唐汝询、李沂、叶羲昂、郭浚、凌云、王穉登、徐用吾、李维桢、周敬、周珽、王嗣禦、陈子龙、李雯、宋徵舆、戴明说等是诗方面的评点名家，另外，李贽、冯梦龙、孙
、陈继儒、汤显祖、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除了评点诗文之外，还涉足其它文体的评点。
第二、形成了评点名篇为中心、各层次的作品均有评批的评点格局。我们对晚明的评点作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晚明的评点家善于把目光集中于那些高水准的长篇巨著，或不朽之经典名作，轮番轰炸，重点强化，多方面挖掘作品的潜力，以期形成更强的社会效应。《三国演义》的评点刊本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卷楼刊本）、《三国志传》（双峰堂刊本）、《三国志传评林》二十卷、《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明末建阳吴观明刊本，叶昼评点）、《李卓吾先生评新刊三国志》（明末宝翰楼刊本，无名氏评点）、《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明天启刊本）、《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二百四十则（天启崇祯间建阳宝善堂刊本，无名氏评点）；《水浒传》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容与堂刊本）、《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双峰堂刊本）、《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明末四知馆刊本）、《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袁无涯刊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崇祯十四年贯华堂刊本）；戏曲比小说更为大众化，其评点更为丰富。《西厢记》的主要评点本有：《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万历七年金陵胡氏少山堂刊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万历八年徐士范刊本）、《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万历书林师俭堂刊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万历二十年书林熊龙峰刊本）、《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万历笔峒山房刊本）、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的本子达五种之多（注：这五种本子依次是容与堂本、游敬泉本、西陵天章阁本、刘太华本、浙江图书馆藏本。据蒋星煜先生考证，容与堂本和西陵天章阁本很有可能出自李贽之手，浙江图书馆收藏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版式和总批近似西陵天章阁本，因多了天章阁本没有的眉批，因而不能遽断；而游敬泉本是“把继志斋本和起凤馆本拼凑而成的一个假的李卓吾批本”（见蒋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李卓吾批本〈西厢记〉的特征、真伪与影响》））、孙月峰本《朱订西厢记》（明末诸臣刊本）、《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明末存斋堂刊本）、王（王世贞）、李（李贽）合评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万历三十八年起凤馆曹以杜刊本）、《鼎锲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万历二十四年）等，据徐扶明先生的统计，《牡丹亭》的评点家有臧懋循、梅鼎祚、潘之恒、袁宏道、王骥德、沈德符、沈际飞、王季重、冯梦龙、陵濛初、张岱、黄淑素等（参见徐扶明编著《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第一编、第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在批点名作的带动下，大批的二、三流作品评点本相继刊刻发行，小说如《绣榻野史》、《七十二朝人物演义》、《魏忠贤斥奸书》、《东度记》、《情史》等，戏曲如《断发记》、《还带记》、《伍伦全备忠孝记》等，终于形成了以名作为中心，各层次的作品共同发展的评点格局。这极大地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文学素养的读者的需要，推动文学的全面发展。
第三、汇评、集评等评点手段的运用丰富了评点的表现形式。晚明汇评、集评本很多，主要有：《历子品粹》（题汤滨尹编撰）、《诸子汇函》（题归有光选评）、《二刻诸子汇函》（题徐应琛搜集、徐大仪评阅）、《二十九子品汇释评》（题焦竑校正、翁正春参阅、朱之蕃圈点）、《周文归》（题钟惺选评）、《金卫公汇选》（题金堡辑评）、《诸名家评点庄子辑注》（题卢复辑评）、《太上老子道德经注解评林》（题焦竑编撰）、《南华经集评》（题沈汝绅集评）、《鹖冠子集评》（题王宇集评）、《吕氏春秋汇评》（题黄甫龙汇评）、《国语汇评》（题王凤生辑）、《新刊百家评林国语天梯》、《春秋左传评林》（题穆文熙辑）、《战国策玉壶冰》（题焦鹖批选、翁正春校正、朱之蕃汇评）《史记评林》（凌稚隆辑，明万历刊本），《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李廷机辑，万历刊本）、《老子评林》（翁正春辑评，明刊本）、《新镌名公批评分门释类唐诗隽》（题李维桢撰）、《李杜二家诗抄评林》（题梅鼎祚编选、屠隆集评）、《评注百家唐诗汇选》（徐克编撰）、《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题李廷机撰）、《诗余广选》（卓人月汇选、徐士俊参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余象斗评，万历刊本）、《三国志传评林》（余象斗评，万历刊本）、《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周焂辑，崇祯刊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王凤洲、李贽评，万历三十八年刊本）、《西厢会真传》（沈璟、汤显祖评，乌程闵氏天启刊本）、《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汤显祖、李贽、徐渭评，汇锦堂崇祯刊本）等。
汇评、集评、合评是评点到了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现象，编辑者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几种评批合在一起，便于比较；二是推波助澜，借评点之风扩大文本的影响。
二、晚明文学评点的文本价值
评点本一旦出版面世，就已成为与原本不同的文本，它有独立的文本价值。所以，研究评点本的文本价值成为我们探讨其传播功能的前提。卡西尔认为，关于文本的分析，是研究文化现象的基础，阐释的目的是通过文化作品了解其背后的意义，理解它们所要传达的东西。然后是对文化本质的确定，全面分析人类的符号行为，对产生作品的心理过程加以研究和分析，探讨人类在符号活动中的符号意识，探讨感觉、想象和信仰的各种模式和指向。[2]我们对评点本也应该作如是观。
评点文本价值首先表现在它的形态构成上。评点文本较原本要特殊得多，它一般由圈点、批语和序跋构成。圈点是最简单的批点方法（注：据叶德辉考证，“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孙记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读圈点。……有元以来，遂及经史。如缪纪元刻叶时《礼经会元》四卷，何焯校《通志堂经解》目程端礼《春秋本义》三十卷，有句读圈点。大抵此风滥觞于南宋，流极于元明。”（《书林清话》卷2“刻书有圈点之始”）），批语（包括序跋、眉批、尾批、夹批、旁批等）是评点的主要形式，是评点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具体到各类文体，其表现形式又有些差别。诗文多尾批和眉批，孙、袁宏道、郝敬、陈继儒、陈仁锡等对诗文的批点无一例外地都用眉批和尾批，如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尾批（总评）最多，少量的行批和眉批，行批批点个别的字词，而眉批几乎是方言的注释。而最初的小说、戏曲评点以注释为主，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识语”云：“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很明显属于注释范畴，就是正文的“释义、补遗、考证、论曰、音释、补注、断论”也是以注释为主，从晚明大量的小说、戏曲标题就可看出这一点。到明末，小说、戏曲的评点趋于成熟，品评成份加重，除了最通常的眉批、旁批之外，还有回前总批和回后总批，还有《读法》论辩性强的评论文字，如刊于崇祯十四年(1641)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是明代小说评点中评点形态最完备的文本（注：最早标列“读法”的小说是刊于崇祯八年的《东度记》，崇祯十四年金圣叹的批本《水浒传》出版，“读法”成为一种固定的批点形式；而戏曲到金批《西厢》时才出现。）包括：
开首金圣叹《序》三篇（题《序一》、《序二》、《序三》），次《宋史断》，次《读第五才子书法》，计有69条，次金圣叹伪托施耐庵《序》（题“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字有序一篇，今录之”，正文有回前总评、夹批和少量眉批，文中有圈点，对于小说正文，金氏还伪托“古本”作了大量删改。[3]
小说的评点形态大致如此。叶朗先生对此曾总结云：
开头有个《序》，续之后有《读法》，带点总纲性质，有那么几条，十几条，甚至一百多条。然后在每一回的回前或回后有总评，就整个这一回抓出几个问题来加以议论。在每一回当中，又有眉批、夹批或旁批，对小说的具体描写进行分析和评论。此外，评点者还在一些他认为最重要或最精彩的句子旁边加上圈点，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 。[4]
戏曲也是这样。
其次，评点文本具有很强的文献价值。关于原本的优劣、流传、增删、古音、方言、俗语的解释等情况，在评点文本中都有一些记载，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有关文本的最可靠的第一手珍贵材料，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冯梦龙既改又评的定本传奇对其增删的原因和理由都有详细的说明。如《风流梦》由春香出家代替原作中的小姑姑，“金主谋遣李全”（冯梦龙眉批语）改只由李全一人出场，把金主作幕后处理。冯梦龙对此的解释是：“凡传奇最忌支离，一贴旦又翻小姑姑，不赘甚乎？今改春香出家，即以代小姑姑，且为认真容张本，省却葛藤几许。又李全原非正戏，借作线索，又添金主，不更赘乎？去之良是。”（《风流梦总评》）。原本第二出有柳生入梦的情节，更定本挪移至第八折，冯梦龙评曰：“原本生出场，便道破因梦改名；至三四折后且使入梦，二梦悬截，索然无味。今以改名紧随旦梦之后，方见情缘之感。《合梦》一折全部结穴于此。”（《风流梦总评》）他编纂的《挂枝儿》批语或标明出处，或道明传播途径；《山歌》的眉批大多是吴方言的注释。另外，冯梦龙的批语还可以提供其作品所有权的佐证，如《杨八老越国奇逢》有条眉批：
杨公以髡囚异物，一朝而得二贵子、两夫人，以朱幡千锺养焉。其离而合，疏而亲，贱而荣，岂非天数为之哉！
而与《情史》卷2“杨公”条和《古今谭概》卷36“一日得二贵子”条的结束语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肯定，《杨八老越国传奇》很有可能是冯梦龙的手笔[5]。
评点文本的价值还体现在对原本内容的增删上，其中以戏曲和小说最为普遍。如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坊主周曰校“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志演义》封面识语，万历十九年刊本），如《水浒志传评林》余象斗的“改正增评”，如袁无涯本《水浒传》的改订诗词、修正文字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余象斗《水浒辨》云：“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余象斗刊本）在《绣榻野史》评点本中，评点者将“品评”、“批抹”、“断略”融为一体，其中“批抹”是对文本的某些删改，“断略”则是评点者附于篇末劝惩性文字（见憨憨子《绣榻野史序》）。都是既删又评的最好说明。因为通俗文学的边缘化而给文人的改评留足了空间，而每一次改评，又是对原作的提高和完善，且有精心撰构的评语，构成新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评改本的文本价值主要体现于此。
再次，评点文本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中国的文学理论都以感性的点评为主，而评点又是其主要形式。这些感性的评点涉及到文学的方方面面，有对文本的点评，有就文学创作、风格、本质等的探讨。而后者更具有理论价值。如对文学真实性的探讨，从张尚德提出“羽翼信史而不违”的文学真实观以后，李贽、陈继儒、余象斗、冯梦龙、可观道人、金圣叹等都在他们的序言或批语中，或阐发、或深化了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和引导着文学的发展。再如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小说、戏曲评点中着重阐发的一个问题。李贽的“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水浒传》第三回回末总评）的概括、金圣叹的“《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的论述均已道尽人物个性描写的真谛，读者对《三国》、《水浒》里人物的定性和认可，基本沿于这些评点家的说法；汤显祖的戏曲创作方法论，冯梦龙的表演理论等都是站在时代前沿的经典表述。很多理论范畴如“逼真”（叶昼）、“肖物”（叶昼）、“传神”（李贽）、“性格”（金圣叹）和专门提法如“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三馆画手、一堂木偶”（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不工而工”（臧懋循《元曲选序》语）、“情与境会”（袁宏道《叙小修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同上）、“幽情单绪”（钟惺《诗归序》）、“事赝而理真”（冯梦龙《警世通言序》）等都被后人所遵循和发挥，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三、晚明文学评点的传播机制
文学评点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直接面向的是读者大众，它在创作文本与读者之间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谭帆先生曾专题研究过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传播，他认为，“在古代小说传播史上，无论是作者、刊刻者还是读者和评点者，都是将评点作为小说的传播手段加以看待的。”[5]评点的功能首先是它的传播功能，促进文本的迅速传播，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文本，让更多的文本发挥作用，这是评点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评点有无价值关键也看这种责任的落实情况。
1.或显或隐的读者观念。表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很忽视读者的存在。其实不然，评点者选择文本时都有一个或一群或显或隐的读者，在批阅文本的过程之中，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它既凭自己的兴趣任意评点，又考虑读者的接受要求，充当起一个导师的角色。《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曾就茅坤评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曰：“坤所选录尚得繁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提要》）评点“所见未深”，考虑的就是初学古文读者的接受能力。金圣叹评选《才子必读书》，“盖致望读之者之必为才子也”（《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陈仁锡评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的目的是要求“学者于此中可窥作文关窍。”（《史记评林》卷4）等等此类，可能各自的出发点有别，但为读者而评却是一样的。正如李贽批点《水浒》时所说：“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李贽：《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注：学界基本认为这是袁无涯的伪托，据袁小修《游居柿录》载：“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其所刊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于万历四十年(1612)刻成。书首有杨定见序（见黄霖、韩同文选著《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
评点者的读者观念非常重要，因为一旦以评点本流传于世，他就有和原创本同样的文本价值，他必须具有读者的接受意识，他的评点必须以读者的接受为着眼点。大凡出色的文学家和评点家都会考虑到这一点。汤显祖曾在评点本《花间集》的序言中说：“余于《牡丹》等二梦之暇，结习不忘，试取而点次之，评骘之，期世之有志风雅者与诗余互赏。”李贽的评点本一经问世，人们据为奇货，人手一册。钟惺、谭元春因评选唐人诗（《唐诗归》）和隋以前诗（《古诗归》）而“名满天下”（《明史》卷288）。这些都是与具有强烈的读者观念分不开的。
2.评点的导向功能。广义上讲，评点也是一种阅读活动，也属于读者的范畴，而文本只有有了读者的参与才体现出其生命力。姚斯说：“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作力量。文学作品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能动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作品才能够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7]晚明文学评点首先激活了作品的内在要素，让文本从死的语言物质材料中挣脱出来，而拥有了现实的生命。本来，这一步由读者单独完成，也只有读者给文本以丰富多彩的解读。然而，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受教育的只是极少数，多数人缺乏解读能力，评点者的前期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说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所以，读者依赖评点者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阅读兴趣、阅读内容、以及审美旨向等都受评点者的左右和影响。可见，评点的导向功能绝不可小觑。
评点之所以具有导向功能，是因为评点者将自己的感悟直接传递给读者，并通过其长期努力逐步建立了一套文学的阅读法则。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评点者给读者以理论上的指导。冯梦龙的序言、金圣叹的“读法”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学批评。不但厘清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而且指导读者采用合理的阅读方法。比如，小说和历史的界限，通俗文学的特点和作用等等。他们告诫读者阅读时必须“略其行迹，伸其神理”（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因为很多读者只注重故事的娱乐性，而忽视文本的主旨，为此，金圣叹大声呼吁：“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读第五才子书法》）即通晓“作书之人”的本意。《金瓶梅》面世以后，读之者皆以“淫书”目之，廿公在《金瓶梅跋》中大胆为此书张目，说：“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金瓶梅词话》卷首）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澄清，而且起到了引导读者正确阅读该书的作用。
其次，一般来说，评点简而精，观点独到，读者循此而易晓文本的精髓。评点感悟性多，有些就文本风格略作点评，如王穉登评王勃的《滕王阁诗》用“秀丽”二字，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当此境，才有此语。”评孙逖《宿云门寺阁》：“独写高意。”有些专论人物成就的高下，如评《水浒》、《三国》等；有些针对文法而论，明末吴芳评时人叶羲昂（注：叶羲昂，字子岑，大约生于明末，曾有评点本《古诗直解》、《唐诗直解》问世。）的评点曰：“其于每诗之下，贯以全诗大旨，然后逐一疏其节目，丝分缕析，句字显明，……俾读者无不解也，斯亶足为后学之津梁也。”（吴芳：《增补唐诗直解序》，明刊本）等等不一而足。为了醒目，评点者在评点处有意用方框或文字标出，以示强调，如《水浒志传评林》上格的每一页都有“评让位”、“评诗句”、“评叙情”、“评宋江”之类的提示，启发读者思考，也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李贽对《论语·微子》的每一则或眉批、或旁批、或尾批，几乎枯燥的片言，经他一番批点而意趣横生，如“微子去之”一则眉批道：“文法错综。”“逸民伯夷”一则眉批道：“文格极古。”“大师挚适齐”一则评曰：“平平叙去，而有无限感慨，文品亦极高古。”“周公谓鲁公曰”一则批道：“文品古甚。”最后总评云：“读此一篇，如读稗官小说、野史、国乘，令人不寐。其亦经中之史乎！”（李贽《四书评·论语》）所以，杨定见说：“非卓老不能发《水浒》之精神，非无涯不能发卓老之精神。”（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岂止李贽、袁无涯如此，所有的评点者都充当了这个角色。况且，“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在评点中见出（李贽《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评点者在原创者和读者之间发挥着很大作用。
第三、评点用语形象，与正文有相映成趣之妙。如李雯评李攀龙诗《送赵员外行边》云：“旌旗翼翼，金铁皆鸣。”（《皇明诗选》卷6）陈子龙评李梦阳诗《杂诗》之三云：“环珮珊珊，如有余响。”（《皇明诗选》卷2）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诗意的美，这也是吸引读者的一个因素。很多评点成为与文本一样千古传诵的名文，是与富有文采的文字分不开的。
评点的导向功能是文本传播的核心内容，文本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与评点水平的高下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点通俗文学表现得尤为突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等之所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就是评点者不失时机地揭示其文本价值，始而评点，继而理论总结，营造一个出精品、评精品、读精品的文化氛围。让那些读书不多的读者也能涉足文学这块神圣的领地。评点者的功劳可谓大矣。
3.书坊主和书商视评点为一种促销手段，在客观上有激发读者阅读欲望的广告作用，有培育潜在读者的客观效果。通俗文学发展起来以后，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反过来也刺激了书商投入刊刻、发行的热情。追求最大利益是商场自古不变的通则。晚明的书坊主和书商一般粗通文墨，他们刊刻书稿时为促销起见，也学文人的做法，删改、点评，甚至作序，与文人不同之处，就是多了一些商业气息，因此，其作品也显粗糙。但是，他们的做法极大地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和传播，晚明文学的繁荣与他们的密切合作是联在一起的。
第一、精心撰写广告词，设计版式，以招徕读者的青睐。尽管当时还没有广告的概念，但广告对读者的社会效应，书坊主和书商还是清楚的。所以，为引起读者的注意，他们一般在文本的扉页上以“识语”、“题记”、“牌记”等形式，就本书的校刊、评点、及文本内容作简略的说明，由于它附有明确的商业性，其用语颇有诱惑力，如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1591年）封面上方有周曰校《识语》，云：“是书也刻已数种，皆伪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题记云：“《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副，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评，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文台识。”该书“识语”云：“本坊新镌《春秋列国志》批评，皆出自陈眉公手阅，删繁补缺而正讹谬，精工绘像，灿烂可观。是刻与京阁旧板不同，有玉石之分，□□□□，下顾君子幸鉴焉。”有插图，有名人手阅、批点等做法都是吸引读者的卖点。
其版式设计也表现在扉页上，一般正题都用特大号字竖排标出，在正题的左或右方用小于正题的字体刻上“○○○○批点”、“出像批评”等字样。如果是汇评本，还有“○○○汇评写像”的称法。如《二十五朝人物演义》右题“李卓吾先生秘本”，中间用豁人眼目的大字书写“人物演义”四个字，左题“诸名家汇评写像”。而从晚明刊刻的评点本来看，类似的版式是通俗文学刊印的常例。也有比这更复杂的版式，如《列国志传评林》扉页分上下两截：上截题“谨依古板校正批点无讹”，竖分两行，中间配图一幅：下截两旁醒目大字竖题“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中间上半部题“三台馆刻”，下半部刻有一段“识语”。其设计别具匠心，估计对读者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第二、评点多有溢美之词，以提升文本的品位。评点本来是一种无功利的文学活动，由于书商视之为以传播为目的、招徕读者为旨归的商业经营，因而带有明显的商业性。如托名朱之蕃的评点者为捧《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而贬低《西游》、《水浒》，夏履先认为《禅真逸史》“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西游》、《金瓶梅》等方之列矣”（爽阁主人：《禅真逸史凡例》）。即使以传播文学为己任的文人也会精心撰写夸赞之词，以赢得读者的购买欲，扩大文本的影响。如陈洪绶在《娇红记》开头写下一段批语，云：“喜人云：读《出师表》而不泣下者必非忠，读《陈情表》而不泣下者必非孝。吾谓读此记而不泣下者必非节义人也。……”很能煽情。文人评点就是以自娱和娱人为目的，让文本传播得更快，发挥它更大的社会作用，是他们的终极追求。
第三、伪托名人评点，借名人效应扩大文学的影响，增加销量。读者的名人心理是根深蒂固的，读名人评点的书是多数读者的心理趋向。书商迎合读者这种心理，借名人效应扩大书品的销量，加快流通，以求得更大、更好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据统计，署名李卓吾评点的小说达18种之多，戏曲也有16种，署名陈继儒、汤显祖评点的戏曲也达十几种[8]，甚至冠以名人批点而实无一条评语者，也屡见不鲜。如继志斋刊本《重校红拂记》只有释义，没有批点，而封面却题为“汤海若先生批评红拂记”，伪托的痕迹过于明显。此举尽管拙劣，但客观上，扩大了这些作品的知名度，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相应促进了其它通俗文学的快速发展。
评点传播的过程可能较上述要复杂得多，传播的手段也远比以上要丰富多彩，不管怎样，我们从晚明评点者和书商的传播活动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以读者为旨归的文学活动是最有生命力的。
［收稿日期］20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