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小平同志教育本质观的一点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同志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视科技、重视教育，始终把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来抓，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反映出他在对教育本质属性及其作用的认识上，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又结合了时代的特征，有许多新的贡献和发展。邓小平的教育本质观主要包括下列三点：(1)教育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2)教育同社会精神生产，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社会的整体进步有极为密切的联系；(3)教育同社会的物质生产，同科技的进步、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和生产力的自身发展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教育不仅具有上层建筑方面的属性，而且也具有生产力方面的属性。它的作用，不仅表现在推动人类社会精神生产的进步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推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方面。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教育的生产力属性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当时他虽然还没有说教育也是生产力，但他在解释什么是生产力时却说：“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同前书，第88页），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同前书，第95页）这就指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教育有直接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的1977年5月，他在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谈话中就指出：“抓科学必须同时抓教育。”（同前书，第40页），“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同前书，第41页）的观点，事实上，他是把包括从事科技工作和教育工作在内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看作是劳动者，划入了生产力的范畴。同年8月，他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又强调：“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同前书，第58页）这就是说，在认定科技是生产力的同时，又认定高等院校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就等于说也确认了高等教育具有直接生产力的性质。事隔十年之后，他对科技就是生产力的观点又有了新的概括和发展，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1992年初，他在南方讲话中又特别提醒我们：“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同前书，第377页）总之，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教育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与科技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忽视不得。
邓小平同志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待教育的本质和作用不是偶然的，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新的科技革命大背景、世界历史发展和生产力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生产力本身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这种历史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方面，即在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能力方面，它总是不断进步，不断向前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力是不同的。其二是表现在生产力要素的内容、结构、质量和形态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是不尽相同的。石器的应用代表着原始社会中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要素的简单而粗放的形态。铜器和铁制工具的出现代表着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的不同水平和生产力要素的不同结构、内容、质量和形态。而大机器的运用则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水平和生产力要素的最初的结构、内容、质量和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毫无疑问，生产力要素的结构、内容的质量如何，先进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何，决定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大小，决定着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效率。
从历史上看，科技和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的推动作用，一开始并不是很明显的，而是伴随着世界近代以来三次大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进程才逐渐地显现出来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其内容是从天文学开始到牛顿经典力学的创立，在技术方面则是从利用力学原理发明工具机到蒸气机的发明和广泛的应用。这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首次明显地表现出来。第二次科技革命内容是以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到70年代麦克斯韦建立比较完备的电磁理论体系（在80年代发展到高潮）为标志，在技术方面则以电力、电机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这次科技革命使19世纪最后30年间的世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两倍。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显露出来。但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尚未明显的显现。第三次科技革命内容是以X放射线、放射性、电子的发现和量子论、量子力学、相对论、分子生物学、系统论等等学科的确立为基础，以电子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普遍发展和应用为标志，形成了包括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宇航技术、海洋工程等一系列的高科技产业群。这些产业群不仅比重越来越大，而且对知识密集程度和高科技密集程度的含量要求很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了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深刻而急剧的变化，不仅使社会生产过程愈来愈依赖于科技本身的状况和发展，而且依赖教育的程度也愈来愈高。
事实上，从理论上看，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直接推动或引起了生产力自身结构的深刻变化，或者说直接引起了构成生产力基本要素的深刻的、甚至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已作为生产力要素中的独立要素存在。在分析、判定某一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候，如果离开其对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分析，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情况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马克思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他十分明确地说：“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4-35页）恩格斯也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便成为由人类支配的“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6页）他们两人是在19世纪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发展过程中提出科技是生产力这一概念的。作为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小平同志，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继承并在实践中坚持了这个观点，而且在于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依据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新的实践，进一步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从而把第三次科技革命直接引起生产力内容、结构和基本要素变化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作了新的科学概括。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对现代社会大生产过程本质的认识。
第三次科技革命表明，教育的相当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也已作为生产力要素中的重要因素存在。在估计和评价一个国家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时，如果离开了对教育发展状况的分析，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实际上，马克思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性质。他当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中这样写道：“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的一般的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从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而被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页）其后，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又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马克思的这些话是在19世纪下半叶说的。当时世界正处于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教育所具有的生产力方面的属性尚未充分形成和暴露出来。但是作为19世纪科学巨人的马克思，在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认真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却敏锐地发现了教育在机器大生产的条件下具有某种生产力的属性、特征和功能，看出了社会化大生产愈是向前发展，教育的这种属性和作用就会体现得愈加明显，社会生产过程本身对教育依赖的程度也必将日益加深。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关于一般知识是“直接生产力”的观点，关于由于科技和教育的特殊作用“使社会生产力不仅作为知识形成被生产出来，而且作为社会实践地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地直接器官而被生产出来”的观点，关于“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是决定生产力发展重要因素的观点，虽然在当时没有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但它却闪烁着科学的光芒，如同他提出科技是生产力的观点一样，不仅一般地反映出社会生产力自身结构和内容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日益为新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实践所证明。
从三次科技革命的实践看，特别是当人们认真地考察和分析了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以后，就不难发现，教育本身，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至少有下列间接地影响并参与了社会生产过程。一是教育能够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这就是说，当人们还不具有任何科学知识与生产经验、生产技能时，只是一种可能的生产力，而学校教育可以通过教育过程使科学技术、生产知识和技能同自然人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教育的主要过程就是把社会的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其次，学校教育过程，按其性质看，也是一种科学知识再生产的过程。通过教育过程，人们能够有效地传递人类不断积累的大量的科学知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实现科学知识的再生产，而科学知识的再生产，是任何社会生产过程得以维持正常进行的前提和条件。第三，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看，许多科研中心，高科技研究中心都设置在高等学校。因而许多有很高科学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也多出自高等学校。换言之，当代的高等学校是产生新的科学技术、产生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基地。第四，目前世界上已有相当数量的高等学校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实现了生产、科研、教学的有机结合，使教学过程、科学研究过程和生产过程尽可能的结合起来，从而使高等教育直接进入了社会生产过程，科学研究过程和生产过程尽可能的结合起来，从而使高等教育直接了解社会生产过程。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及其硅谷的科技产业群，日本的筑波大学及所设置的相应的科研和产业机构，都是这种“产、学、研”相结合的有说服力的例证。第五，几乎是整个社会高科技产业和与此相关部门所需要的知识程度很高、技术程度很高的各种人才，只能依赖教育部门培养和输送。可以说，离开高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任何现代的生产过程都必然要被迫中断。
十分明显，以信息科学技术等为重要内容的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不仅突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突出了教育在当代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教育具有生产力属性这一观点的科学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邓小平，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点：其一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强调了一度被人们忽略了的教育具有生产力这一重要属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使这一观点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和教育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二是他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从世界科技革命的大背景出发，把教育和科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看作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环节和要素。在突出强调科技在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发展中的战略作用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教育的这种战略作用。其三是他在实践活动中，把发展科技和发展教育这一观点同时纳入到他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思路中去。他在科学地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他认为解决生产力问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解决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问题呢？通观《邓小平文选》，我们可以看出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二是抓住生产力基本要素中的关键环节，推动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在他看来，科技和教育是生产力发展的两只车轮，是生产力腾飞的两只翅膀，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生产力才有快速发展的可能。所以，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向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8页）同年8月，他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又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教育着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8页）在1985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强调和重申：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121页）他甚至这样说：“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经济那样抓教育。”（同前书，第120-121页）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要从抓科技和教育入手，其实质，就是指出了要从抓生产力基本要素中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入手。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同志对教育的本质认识，已不限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而且还点明它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性质和作用，始终把发展教育看作是解决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教育的本质属性及其作用的观点，具有两个方面的实际意义。一是它有利于克服单纯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一般的意义看待教育的片面观点，有利于克服单纯把教育看成纯公益事业和消费部门的片面观点，有利于帮助人们提高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从而增大对教育的投入、切实解决好教育发展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二是有利于我们认识并按照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办事，改革和发展我们的教育。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为景山学校题词》中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题词的实质，是对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新的概括；是适应经济发展、高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适应世界市场进一步发展和生产力进一步现代化的要求，而提出的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总的战略指导方针。着眼点仍然是放在要尽快解决好中国生产力发展这一中心问题上。
那么，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究竟应当如何贯彻落实好这一战略指导方针呢？涉及回答这个问题的论述，《邓小平文选》中也是很丰富的，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在如何对待经济建设问题与教育发展问题上，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其二是在教育发展的速度、规模、效益等问题上，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数量和质量、普及与提高、重点和一般的辩证关系；其三是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模式上，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中央办学与地方办学、国家办学与社会力量办学“两条腿走路”的辩证关系；其四，在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上，教育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问题上，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辩证关系。其五，在如何对待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方面，他强调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和有分辩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关系，要认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一切反映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东西。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是很丰富的，既涉及教育本质观，教育改革观和发展观，也涉及人才培养观；既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也反映出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我们看来，他的有关教育的主张、思想和论述，不仅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同时也全面地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和历史的步伐；不仅对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对肩负着党政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从事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志，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在全党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用相当的精力学习和领会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和论述也是至为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