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哲学史学会2005年年会的主题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我在准备会议论文期间，清理了一下自己多年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思路，形成了几点浅见，尚不成熟，仅提出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哲学与中国哲学
对于学哲学的人来说，“什么是哲学？”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比较认同的说法有三种：一是通行的说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世界”仅仅理解为客观世界；其实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指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总和。这里所说的“观”，也不是对象性观察之观，因为世界作为总体不可能成为观察的对象。这里所说的“观”其实是“观念”之“观”，即以一种观念来把握世界的总和。哲学以哲学理念理解世界、把握世界，这种哲学理念就是本体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但不等于世界观。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不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依据“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的说法，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哲学。
二是古希腊的说法，哲学就是“爱智慧”。中国哲学所说的“弘道”、“穷理”、“通几”与“爱智慧”的意思相近，至少有“家族的相似性”。依据这种说法，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哲学。哲学是人类的公产，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哲学可能产生于“人性的弱点”。人是有思维能力、爱智慧的动物，总想获得总体性的、终极性的认识，可是，每个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庄子所说的“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在人类延续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不可能完全解决。哲学是“爱智慧”，还不等于就是智慧。“爱智慧”是个动宾结构，是一个不断延续的探索过程。哲学有人类性，也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爱智慧的方式。中国人爱智慧的方式就是中国哲学。哲学注定处在“爱智慧”的过程，哲学家的结论只具有相对性，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具有终极性。
三是罗素的说法，哲学介乎科学与宗教之间。科学以外在的物质世界为观察对象，追求客观的知识。宗教以精神世界为把握对象，建立终极信仰。哲学介乎二者之间。宗教以超人间的形式建立群体信仰，稳定性较强。哲学属于个体探索过程，变化性比较大。哲学思考往往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转换问题的提法。在哲学史上，最初侧重于本体论追问，探讨世界的本原；近代西方哲学实现知识论转向，研究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问题；现代哲学实现了实践论、存在论、价值论转向，特别关注生活世界、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不具有典型的科学形态，也不具有典型的宗教形态，称其为“哲学”似乎更为合适。
中国哲学事实上早已存在，只是没有“哲学”这种称谓而已。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把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同视为东方哲学。中国哲学不仅“源远”，而且“流长”，几千年绵延不断，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参见拙著《中国传统哲学通论》)。“爱智”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学人在16世纪就开始接触。1631年，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傅泛济意译、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开宗明义首论“爱知学原始”，写道：“爱知学者，西云斐录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译名，则知之嗜；译义，则言知也。”又说：“译名，则言探取凡物之所以然，开人洞明物理之识也。”“哲学”这个词是日本学者西周翻译的，中国学者黄遵宪最早在《日本国志》(1895年初刻本)使用“哲学”一词。1901年蔡元培写《哲学总论》解释说，“哲学为综合之学”，“以宇宙全体为目的，举其间万有万物之真理原则而考究之以为学。”“爱智”同中国“弘道”、“穷理”言殊而旨同，中国学者正是从这个角度接受“哲学”一词的。中国哲学事实上早已存在，只是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中国学术史上存在着文史哲不分、经史子集不分的情形，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王充的《论衡》、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等著作，都带有哲学史的性质。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设立专门的哲学系，创办哲学刊物，出现专业的哲学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情。
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德里达访问上海，与王元化谈话时提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在学术界引发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他的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贬低中国哲学的意思，而是一种解构主义的言说方式。在他的眼里，不仅中国哲学不具有合法性，西方哲学也不具有合法性。从2000年开始，中国学术界有许多人热衷于研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并且形成了热门话题。我认为提出这一问题有积极意义，那就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不满意，要求突破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把中国哲学研究引向深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当然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不过，我认为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有些偏激。“合法性”是个政治法律用语，套用在哲学领域似乎不大合适。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为哲学“立法”，当然也就谈不上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的提法缺少弹性，似乎令人只能做出一种选择：要么合法，要么不合法；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二者必选其一，不可兼容，没有回旋的余地。与其说研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不如说研讨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方式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更为确切。“合法性”是刚性判断，而“合理性”是个柔性判断。“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是可以并用的，我们承认目前的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着不合理性，但并不否认也存在着合理性。
在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倡“中话中说”，主张拒斥西方哲学的霸权话语，采用中国固有的话语表述中国哲学的意涵。他们反对“中话胡说”，反对采用西方的哲学话语表述中国哲学的意涵。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中国哲学的特点，反对照搬照抄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但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现代汉语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后形成的，来自西方的许多名词、术语以日语为中介变成了汉语语汇。倘若把这些“胡话”一概弃置不用，我们将无法交流思想。据说，张之洞曾经下发一个文件，要求属下今后不要滥用“新名词”。有人向张之洞指出：你提到的“名词”二字，本身就是一个新名词。看来在张之洞时代就不可能做到“中话中说”，时至21世纪，当然就更加不可能了。问题不在于“中话”还是“胡话”，关键在于“人话人说”：用现代中国人能懂的语言表述中国哲学的精义。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和处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哲学是西方的特产还是人类的公产？中国哲学研究如何创新？冯友兰说过：哲学无定论。意思是说，哲学是不断的探索过程，结论是相对的，不可以拘泥于某种现成的说法。西方哲学只是一种哲学，并非哲学的范本。照搬照抄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不可取，卖弄西方哲学的新名词更不可取，但不能拒斥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如果拒斥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把自己封闭起来，中国哲学便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哲学应当是一门发展的学问、创新的学问，不能固步自封，不能食洋不化。
三、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传统
我所理解的“中国哲学”，是指中国哲学传统在现时代的新开展，是指能够指导现时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学问。它不是历史上某种哲学理论的复兴，而是现时代人的精神创造。这样的中国哲学显然应当以现时代的中国人为主体。我所理解的“传统”不是历史遗迹，而是能为现时代中国人所用的思想资源。“传统”中的“传”是个动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对先哲理论思维成果做出的选择、诠释和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不是既定的过去时，而是正在形成中的现在时和未来时。换句话说，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时代性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中的“统”是个名词，是指中华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并不是以往儒家所标榜的道统，也不是现代新儒家所标榜的“道德形上学”。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继承，是指延续、弘扬优良传统；所谓发展，是指突破原有的传统，增加新的内涵。套用冯友兰的话说，中国哲学是接着中国哲学传统讲的，不是照着中国哲学传统讲的。“接着讲”，讲出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意。现时代的中国哲学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一门发展中的学问，不是古代某种哲学的翻版。我们反对食洋不化，也反对食古不化。
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现时代的中国哲学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的，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化事业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撑。可是，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由于研究方法的落后，由于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似乎没有很好地发挥这种作用。
关于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中国哲学传统对于现代化只有负面作用，只有清除固有的哲学传统的负面影响，才能推进现代化进程。马克思·韦伯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新教伦理有密切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他把儒家伦理同新教伦理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儒家伦理无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受到西化思潮和“左”的思潮的影响，把中国哲学传统视为现代化阻力的观点长期在思想界占主导地位。许多人把中国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哲学传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传统运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反传统的呼声达到了顶点。可是，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反而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我们大力反传统的同时，接受中国哲学传统影响的“亚洲四小龙”，不但没有反对中国哲学传统，反而成功地利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思想资源，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事实雄辩地证明：那种把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前提，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说法。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肯定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兼容，推翻了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的偏见，但缺少历史事实方面的根据。如果正视历史事实的话，应当承认，从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的确没有“开出”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学习西方起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代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有体制的原因，有生产力水平的原因，有历史机遇的原因，不可能仅仅用某种哲学理论来解释。
尽管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学习西方起步的，但不等于说一定要采用西方的发展模式。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中国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我们应当从中国哲学讲究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道德价值、和谐团结的思想资源中寻找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精神支撑和理论指导。事实证明，中国哲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现代化的动力。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哲学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民主法制建设，有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五、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现时代的中国哲学已经成为世界哲学论坛的组成部分，应当在世界哲学论坛上有自己的声音，回应全球性的哲学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国际社会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联络越来越快捷，地球似乎变“小”了，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地球村”。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思考不可能再限制在本民族、本国家的范围，世界化成为必然的大趋势。一些令人普遍感到困惑的全球性哲学问题，吸引了全人类的目光，成为各国哲学家研究的共同课题。例如，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世界伦理？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的情况下，如何重建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如何排解人们在精神上的焦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及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从后现代的视角看待当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何纠正科学主义的偏颇？
面对这些全球性的哲学问题，许多西方哲学家感觉到，西方原有的哲学思想资源已经不够用了，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哲学，重视对中国哲学思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希望在双方的对话中激发新的哲学智慧。海德格尔很看重老子的思想，在同日本哲学家的《在通往语言的路上》的讲话记录中，他对东方的“非概念性语言和思维”表示钦佩。他重新思考本源性问题，很可能受到老子“无”的思想的启发。环保主义者在纠正西方人“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时，常常引证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理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第二次世界伦理会议”，高度重视儒家哲学，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世界伦理宣言》。哈贝马斯在访问上海期间，向他的同行表示，希望中国哲学在推动世界哲学发展上发挥作用。
由于全球性哲学问题的出现，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哲学特别关注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似乎更贴近现时代世界哲学的主题。中国哲学历来重视道德价值问题，可能对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的重构有帮助。我们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六、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中国哲学提供精神支撑和理论指导，全球性的哲学问题需要中国哲学做出回应，这两种需求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
中国哲学在现时代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快90年了，已经同中国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同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成为现时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标志着哲学思维的重大变革。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宣告“解释世界”的哲学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实践哲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可是，我国的哲学教育由于受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太深，对此似乎没有充分的重视，仍旧停留在“解释世界”的水平上。我们不能再延用“以苏解马”的模式了，应当解放思想，敢于独立思考，直接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提高我们的哲学理论思维创新能力。
注重实践历来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发扬这种传统可以消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陌生感。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对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来说，是个突破；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却可以产生共鸣。中国现代哲学史表明：注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是同步进行的。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仍旧会延续这一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葆有中国特色、适应全球化大趋势的中国哲学将有光明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