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研究七十年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七十年论文,张恨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2)04-0428-05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大家，也是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和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创者 ，但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张恨水小说的独异的“章回体” 文本形态，使他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寂寞复杂的矛盾性存在。长期以 来，张恨水始终作为新文学的“旁观者”而存在着，对他的研究也就相对薄弱。自1930 年严独鹤为《啼笑因缘》作序起，张恨水研究已历经70余载。在这七十年间，张恨水研 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张恨水创作的本体性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简单化 “定性”争论，且每一时期张恨水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本文拟从三个不同 的历史时期，对张恨水研究进行简约的述评。
一、“围剿”与“盛赞”
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及其影响力都达到了他艺术生命的巅峰。然而，带 有“左”倾色彩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批评此时已成为文坛的主流批评话语，新文学批评 家们沿用文学革命初期的“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坚 持新优于旧、新取代旧的价值判断，认定张恨水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新文学园 地里的一棵“臭草”，张恨水则是“旧人”，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应该毫不留情地批判 淘汰，正如郑振铎所言“新作的章回小说，很难达到文艺的标准，尤其是意识方面，作 章回小说的人，认识不够”。[1](P32)新文学家们无法克服对“章回体”及张恨水的偏 见，大都对张恨水采取了压迫性的鄙视态度，在对张恨水的小说展开了“围剿”，其批 判的焦点也大多集中在张恨水小说的“意识方面”，而且往往流于简单化、粗暴化，具 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和狭隘的偏执情绪，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帮派性，无产阶级意识形 态研究成为张恨水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张恨水的“文学”意义被普遍“忽视”。
1933年6月钱杏邨发表的《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是三十年代意识形态批评最具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钱杏邨从无产阶级 意识形态出发，对张恨水及其小说创作作了全面审判和“清算”。钱杏邨明确 指称张恨水为“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对小说创作的“认识”，“大部分是建 筑在封建的意识形态上的”。因此，钱杏邨一方面认为张恨水的小说艺术上“ 缺乏真实性，……是过去作家的滥调与空想”，“连新闻通信都不如”，“如其说是‘ 小说’，不如说是‘胡话’”；另一方面，钱杏邨站在当时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对张恨水作品里的“意识的问题”即“阶级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指出， 反映在张恨水作品里的“阶级意识”是“不纯粹的”，既“包含了强度的封建意识，也 部分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要素”，这正是张恨水小说“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市民层 所欢迎的理由”。[2]无独有偶，另一无产阶级批评家夏征农在《读<啼笑因缘>——答 伍臣君》一文中，沿着与钱杏邨相似的思路，展开了对《啼笑因缘》的批判。 夏征农既承认《啼笑因缘》“无疑的是最能把中国复杂的社会错综地表现出来的一部著 作”，同时又认为，“就其社会意义上讲，就其艺术的评价上说，均是失败的”，由于 张恨水的有产者的世界观，这部小说“歪曲现实，逃避现实”，“是小有产者对于现社 会不满的政治上的一种反映”，显现了“有产者掩不住的‘土老儿’相”。[2]茅盾在 《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啼笑因缘》是小市民文艺中的“一 种半封建的形式”，“感伤的气氛多”。[3]冯雪峰则认为，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创作， “不仅在文学上的价值等于零”，即使从对旧社会的谴责而言，也是“连篇话柄，仅足 供谈笑之资而已”，在艺术上，则是“黑幕小说或近于黑幕小说的办法”。[4]
与这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批评不同，严独鹤的《<啼笑因缘>序》则从客观的角度 ，对这部小说作了独具慧眼的“艺术上”的批评，并从“描写的艺术”、“著作的方法 ”、“全书的结局和背景”三个方面，探讨了这部小说的艺术上的成功，“《啼笑因缘 》是于描写的艺术方面和著作方法的操练纯熟，而博得了一般读者的共鸣”，[3]严独 鹤用“不同凡俗”来概括“小说家张恨水”的作品，指出“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 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中肯且富有学理性 。
进入四十年代，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抗战以来，文坛上的“反思”色彩日益 浓重，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形式的意义和价值在重建民族自信心的时代情绪中得以再认 识，时代趋于对张恨水的“认同”。虽然这一时期的张恨水研究仍然缺乏深入，缺乏真 正富有理性的价值判断，但与三十年代那种激烈的狂执的批评话语不同，无论是批评视 点还是话语方式，都更趋于宽容与平和。四十年代的新文学批评家们从民族意识出发， 开始用历史的和时代的眼光，重新看取张恨水及其章回小说创作的意义，对张恨水创作 的民族性意义和大众化的艺术形式给予了最初的积极评价。徐文滢的《民国以来的章回 小说》最早为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作了“辩正”。针对许多新文学家称《金粉世家》为“ 黑幕小说”的说法，徐文滢认为《金粉世家》是一部“精心杰作”，是“民国红楼梦” ，其艺术上的成功，是“以大家庭为题材的许多新文艺作家们所还未能做到的”。[7] 与此同时，佐思(即王元化)在他的《“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的文章中，从“ 人生观”和“艺术观”的角度，全面论证了张恨水与“礼拜六派”的旧小说家们的不同 ：张恨水的“细腻的观察力”、“活泼的描写手腕”、“严肃的写作态度”，特别是他 的“不伤感，不悲观，不失望”、“冷静地跟随大时代走”的人生态度和信念，是“礼 拜六派”的小说家们可望不可及的。并指出，张恨水的“国难小说”“充满了民族解放 的思想”。[2]宇文宙则从时代的角度，着重论述了这部小说的“历史的现实感”，并 预言，张恨水必将从“悲愤与感触”中走出来，找到为“理想的境界”奋斗的“战斗的 道路”。[5]潘梓年则从另一角度总结了张恨水的意义，称张恨水是“一个自强不息， 精进不已的作家”，盛赞他的“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的“明确的进步的立 场”。[6]老舍则称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是个“真正的文人” 、“真正的职业写家”，“是个没有习气的文人”。[7]
而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认识张恨水意义的是茅盾。茅盾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 是新文学创作的实绩，对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创作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加公允的评价，他指 出，“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 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8]1944年5月16日《新华日报》为庆祝张恨水创作三十周年， 发表的“短评”认为，“张恨水先生的作品，虽不离章回小说的范畴，但我们看到和旧 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批评家们第一次对张恨水的 章回小说与历史上的旧章回小说做了性质区分，人们逐渐在张恨水这一“旧派”小说家 身上，发现了他的“新”意义，并用一种更加理性的辩证眼光来看取张恨水现代通俗小 说创作的意义。
三四十年代张恨水研究，无论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批评，还是民族立场批评，无论是 三十年代的“围剿”，还是四十年代的“盛赞”，都带有明显的时代情绪和意识形态色 彩，都是一种“时代话语”和公共情感，从严格意义上讲，都称上是对张恨水创作的本 体性研究，张恨水的意义无法在这种带有浓重阶级意识和时代情绪的偏激性“研究”中 被真正认识和呈现。四十年代末至“文革”期间，张恨水小说研究也随即停止。
二、“辩诬”与“正名”
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的洪流，长期被文坛“遗忘”的张恨水，重新“发掘”出 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开始审视张恨水。文学界在“反思”中对这位从没有真正被 认识的现代通俗小说大家进行“再认识”，这就决定了八十年代的张恨水研究，带有那 个时代所特有的思想启蒙的性质，基本上是在“辩诬”和“正名”中进行的，是一种“ 历史定位”的“辨正”研究，这是新时期张恨水研究的“破冰期”。
1982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发表了张友鸾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这是建国以来 第一篇全面分析研究张恨水的重要文章，由此揭开了新时期张恨水研究的序幕。在这篇 文章中，张友鸾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对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创作进行了整体性研 究，并第一次对长期以来强加在张恨水头上的“张恨水小说是黄色小说”、“鸳鸯蝴蝶 派”、“礼拜六派”的“不公正的误解”进行了全面“辩正”，张友鸾认为，张恨水是 “章回小说大家”，其最主要的作品“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的”，“是社会进步 的催化剂”，“他的作品多少是与革命有利的”。同时，张友鸾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就 信仰而言，张恨水“信守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信条’，极端‘自由主义’，所谓‘中 立’的政治立场，这就导致他只能成为改良主义或民主主义的作家，而不是革命作家” 。[9]张友鸾是自四十年代末以来，从积极的建设的意义上评价张恨水的第一人，但仍 然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对张恨水的认识和评价仍然没有完全超越新旧、先进和落后 的思维局限。
与此同时，另一篇全面研究张恨水的重要文章，范伯群的《论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 —兼论张恨水是否归属鸳鸯蝴蝶派问题》在对张恨水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重新解读 的基础上，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个历史流程中，从传统文学向现代通俗文学和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转换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张恨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范文认为 ，《春明外史》不单纯是社会小说或言情小说，而是社会言情小说，有其积极的意义； 《啼笑因缘》在思想内容上具有“双重性”，既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又有“封建 思想残余的一面”；《八十一梦》是张恨水接受“时代的召唤”，“思想和文字有了大 转变的代表作”。范文还从五个方面论证了张恨水在“意识方面”虽“还是属于旧派小 说家”，但与旧派小说相比又具有明显的“发展与变化”，作品的思想性呈现出“新貌 ”，“很明显地向健康的通俗文艺过渡”，“就张恨水全人而言，我们认为它是由鸳鸯 蝴蝶派向新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10]范伯群对张恨水的研究，开辟了新时期张恨 水研究的新的认识思路、新的评价标尺、新的研究视野。
张友鸾、范伯群的这两篇文章，开启了八十年代张恨水研究的大门，一时间形成了一 股“张恨水研究热”。大量回忆、介绍评述性文章、著作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恨水的《我的写作生涯》，张晓水、张二水、张伍的长篇回 忆文章《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张明明的《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张占国、魏守忠 编订的《张恨水研究资料》，这是八十年代张恨水研究的最重要的收获，为新时期张恨 水研究的深入展开构筑了相应的学术“平台”；1987年董康成、徐传礼的《闲话张恨水 》问世，这是第一部重要的张恨水传记性作品；198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袁进的《 张恨水评传》，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学术性较强的全面研究张恨水的著作。《评传》认为 ，张恨水是“由旧向新转换过渡的小说家，……他领导了通俗小说变革的潮流，他改良 了章回小说，使通俗小说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实际上承担了促进新文学与通俗 文学交流，帮助通俗文学跟上时代的发展的作用，他又是五四以来最出色的通俗小说家 ，领导了中国通俗小说由近代向现代的过渡，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他为中国现 代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11]。
八十年代对张恨水的“辩正”性研究，使张恨水的文学史意义逐渐得以呈现，文学史 家们长期以来对张恨水的“约定俗成”的“不屑一提”“视而不见”的现象有所改变。 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却开始“注意到”张恨水的存在。如唐弢、严家炎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三)，虽然对张恨水的代表性作品基本持否定态度，但称张恨水为 “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由鸳鸯蝴蝶派向新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12]还是相当中肯的 。1987年3月出版的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张恨水则给予了更多的 注意，认为张恨水的最主要的作品，“都是以章回言情小说反映市民思想意识，通过恋 爱悲剧反映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在思想上有轻微的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具有进步 性”，“在注意满足读者对象的欣赏习惯、文化心理与要求方面，是能够给现代小说的 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的”。[13]1989年朱德发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 一次对张恨水做了专章介绍。
就整体而言，八十年代的张恨水研究，在诸多方面都有质的突破，特别是研究视野的 不断拓展，研究理念的不断更新，都预示着张恨水研究的新的可能性，但从总体看，这 一时期的张恨水研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局框，没有摆脱张恨水属于 “边缘作家”、非主流作家的认识局限，张恨水研究仍然在“新”“旧”文学的鸿沟面 前无法实现整体性的突破。研究界对作为“文学家的张恨水”意义认识不够，对张恨水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本题性审美研究不足。例如，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已经“注意”到了 张恨水的存在，但对张恨水的“注意”是有限度的，甚至仍然带有较深的偏见。大多数 文学史论及张恨水时，只侧重于发掘他的“国难小说”如《八十一梦》、《五子登科》 的“革命性”，对他的最具代表性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夜深沉》等作品 则遮遮掩掩，甚至只字不提。这表明八十年代的张恨水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仍是一种意 识形态主导下的研究，是一种有限度的“学术性”研究。
三、深化与拓展
九十年代，张恨水研究已在“辩诬”与“正名”的基础上，完成了整体性超越。特别 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民文化的重新崛起和消费型文学 的空前繁荣，为张恨水研究在更高层次上的展开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氛围和文化 语境。研究者开始从五四新文学、现代通俗文学的生成和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走向 的高度重新阐释张恨水及其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意义，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视野，对 张恨水长久被“遮蔽”文学史、文化史意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呈现。张恨水研究， 已完成了由意识形态的“定性”争论，向真正富有建设意义的学理性研究的转变，完成 了由介绍、评述性研究，向具有深度感的“史”的研究的转变。
1994年范伯群发表的《张恨水研究和通俗文学理论建设工程》是张恨水研究中的一篇 重要的理论性文章。范伯群把张恨水研究与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通俗文学理论建设结 合起来，试图通过对张恨水的研究，探索现代通俗文学的普遍性审美特征，建立通俗文 学的审美新规范，这标志着对张恨水的研究和认识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范伯群 认为，张恨水研究是一个重要而庞大的课题，非深入开掘不可，因为现代通俗文学史的 研究离不开这座通俗文学的高峰，而现代通俗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向张恨水研究“索取 ”许多从创作上升为理论的规律性东西。应该通过张恨水研究，“探究通俗文学的若干 重大理论问题”，并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努力发现“通俗文学的自在自律 的运行规律和审美标准”，从而“探明通俗文学创作得以健康发展的客观规律”。[14]
杨义的《张恨水：热闹中的寂寞》则从更宏大的视角对张恨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转 型中的“历史感”给予了更充分的关注。“文学史一旦正视张恨水现象，就不难发现， 他可以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不研究张恨水，就 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小说在二十世纪转型过程中沉重的失落感，以及突破旧程式的艰辛步 伐。杨义认为，张恨水的文学史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代表着民国年间通俗文 学的最高成就，代表着对章回小说非常执著而有才华的改良。(二)他以特定的身份和特 定的视角，代表着对传统文学智慧的继承和点化，对新文学智慧(包括外来文学智慧)的 某种程度的借鉴和吸收，从而精进不已地促进自己从旧文学营垒中探出头来，迈出脚来 ，最终达到可以和新文学相比较的探索者地步；(三)他以一个报人的开阔视野、丰富阅 历和敏锐感觉，在大量的作品中以特殊的方式展示了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奇 闻逸事、风俗习惯、民间疾苦、民族情绪和政治经济热点”。[15]基于这种认识，杨义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中国文学史“最后一个大小说家”的显著位置留给了张恨 水，称张恨水为中国章回小说蜕变和衰落过程中崛起的“一个令人迷惑的高峰”，“他 既是旧派章回艺术的集成者，又是章回小说蜕变期在探索和扬弃中获得新的生命之一人 ”。[16]与杨义的看法相似，孔庆东在《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一文中，也着重探讨了 张恨水在文学史上的“过渡性”，他认为张恨水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成功，特别是他小 说的强烈的“叙事性”，对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小说，特别是以茅盾的《子夜》、巴金 的《家》为代表的现代长篇叙事小说的产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17]
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从另一个意义上凸现了张恨水独特的文学史 存在。“在一个作家容易失去自我的年代里，张恨水自觉地保持着独有的人格和文品， 可以说，他基本上克服了两种弊端，新文学中的极端主义倾向与俗文学中容易出现的那 种庸俗的媚世心态。……他的小说没有过多的社会目的，卸去了沉重的启蒙负荷，比其 他作家更关注读者的接受……这在一方面使小说回归了本性，即小说的‘俗’与叙事、 娱乐功能，同时也使小说失去了不少承担文化道义的精神，在历史、文化与审美三者复 杂地缠绕在一起的时代里，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其实都是部分的成功。在他们中间，张 恨水终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18]
纵观七十年的张恨水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在各个研究层面都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但就整体而言，张恨水研究仍处于较低水平 的研究阶段，缺乏大气象、大格局，方法陈旧、思路不新、视野不大的问题没有从根本 上得到改变，缺乏有深度的整体性的学术突破。面向新世纪的张恨水研究，在继续不断 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的同时，应在历史性和当代性研究方面有新的突 破。首先，应加强对张恨水的历史性研究。真正破除长期以来，几乎是贯穿张恨水研究 全过程的“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打破“雅”“俗”、“新”“旧”之类的思想 壁垒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张恨水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 史文化语境中展开，力求在历史的还原性研究中，呈现张恨水在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从 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性存在，并通过对张恨水这一“典型”的研究，对上个世 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进程，做出更富理性的历史评判；其次 ，要加强张恨水研究的当代性。将张恨水研究置于21世纪文化的全球化、民族化的语境 中展开。文化的全球化走势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这对处于弱势中的中国文化而言，如 何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得以个性化地存在，而不丧失其“身份”，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战略 。张恨水研究，要在文化的全球化、民族化的时代主流下，真正与世界文化“接轨”， 与传统文化“接骨”。通过对张恨水诸如如何完成对章回小说这一传统艺术形态的创造 性转换，实现传统文化审美心理与现代生活的成功“对接”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为 21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提供某种思想资源和历史参照。这是21世纪张 恨水研究的两大时代课题。
收稿日期：20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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