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俊[1]2002年在《矛盾性在艾米莉 狄金森诗中的反映》文中研究说明艾米莉．狄金森(EmilyDickinson，1830～1860)是美国十九世纪着名女诗人，与艾伦．坡和惠特曼一样，是可以代表美国那个时代的杰出女诗人。 在文学地位上，国内知名学者江枫先生曾说狄金森“上承浪漫主义余续……下开现代主义先河”(《狄金森抒情诗选》p．4)，这是对她再恰当不过的评价。狄金森的作品既有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又无处不闪耀着理性的睿智，给读者以启迪。现实与浪漫这一对看似矛盾的概念既是对狄金森作品风格和文学地位的评价，又可看成是其作品思想中矛盾性的反映。 狄金森生前仅发表七首诗(又说八首或十首)，这个数目与其身后被整理出的1775首诗及大量书信比起来，相差悬殊。其中的原因及其“隐居”(“Amherst nun”)的生活经历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去探索文学史上的狄金森之谜。 本文只选取了狄金森的诗中矛盾的主题思想进行了研究。清教主义和超验主义是狄金森思想的两块基石。这两种思想是美国十九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的主流思想，乃至今天我们仍可以从美国人身上看到这两种思想的影子。这两种思想在有些地方是相通的，却在其他地方又是矛盾的。狄金森主题思想的矛盾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此。 自然和人是上帝的创造物，自然的灵性是上帝所在(existence)的反映，超验主义继承了清教的这一观点，却又对其加以改造，强调人要靠自己的直觉(intuition)去与上帝交流，并认识世界，这样就强调了个体(individual)的重要性。人们从狄金森的诗中体验到两个自然：一个是和谐的，另一个是神秘的，并暗含着恶兆。狄金森的自然诗既体现着宁静，又是深邃观察的产物。 狄金森生在传统的加尔文教派家庭，却没有皈依(convert)上帝，这意味着她是一个宗教叛逆者。但比起其他家庭成员和同龄人来，狄金森的一生却对宗教和上帝给以了更多的执着的关注。通过狄金森的诗，我们看到一个对信仰问题非常认真，却又矛盾仿涅的女诗人。对于“来世”有和没有的问题上，狄金森一直探索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反映。狄金森所处的时代正是新兴的美国各种矛盾突现，清教主义正在失去其统治地位，各种新思想相继产生的时代。狄金森的诗越来越受到欢迎，正是因为她看到了这些矛盾。
孙丽颍[2]2006年在《冲突和矛盾——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文中认为《献给艾米莉的玫瑰》是福克纳最着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对南方传统爱恨交织的福克纳塑造了对传统既坚守又反叛的艾米莉以及对艾米莉既敬畏又持有优越感的叙述者“我们”,他们共有的南方情结是他们内心冲突和矛盾的根源。
张静波[3]2010年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宗教人格与创作：勃朗特姐妹研究》文中提出在评论家的心目中,宗教一直是西方小说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核心。尤其在进入20和21世纪之后,国外对于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宗教思想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在国内,这一研究角度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就女性主义视角而言,位于文学经典前列的《简爱》和《呼啸山庄》,蕴含着维多利亚时代丰富的宗教福音意识与男权批判思想；而名气并不显赫的安妮,也有着对于女性主义的独特理解,只是淹没在两位姐姐的光辉之下。本论文的主旨即在于,结合时代、文化语境以及作家作品,对勃朗特叁姐妹在宗教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加以阐述及文本解析。在女王执政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仍然是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控制体制宗教和社会思想的权力声音是男性,而女性的经济地位、思想意识的自由度十分低下。或者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处于多重压迫之下。正如奎尔斯(Barry V. Qualls)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世俗历程》(The Secular Pilgrims of Victorian Fiction,1982)中所论证的,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人间的世俗之旅中,一方面努力撑起传统的“房中天使”桂冠,另一方面这种桂冠的桎梏也迫使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奋起反抗。因此,在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对传统体制的宗教教义及仪式、对作为性别桎梏的宗教话语权的独立思考,随之形成一种女性主义宗教观,深深浸入其艺术创作之中。但在当时强大的传统宗教语境之中,她们这种女性宗教观的合法性不仅在社会层面,甚至在她们自己的内心之中,还找不到足够的力量支撑。所以在她们的作品中,一方面有对于传统体制宗教的否定性评判；另一方面,她们的女性主义宗教观还只是以感性经验为基础,往往以女性个人幻想来对抗强大的传统宗教理念,从而在创作中呈现出诸多的矛盾和焦虑。而这恰恰是是社会和思想转型之初,敏感的艺术家既欣喜又疑虑的存在状态。因此,勃朗特姐妹笔下女主人公的精神自由和心灵解放之旅,其领悟和蜕变过程,充满了化蛹成蝶的痛苦和美丽。笔者正是从此观点出发,全面剖析了勃朗特叁姐妹的宗教背景和宗教信仰,梳理了叁姐妹的宗教人格,并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她们作品中的宗教观念进行了评析。首先,笔者研究论证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福音主义运动,以及宗教传统中女性“罪恶”观的神学起源。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中,女性个人主义宗教开始萌芽,并在勃朗特叁姐妹创作的七部小说中得以孕育生长。安妮·勃朗特是一位福音主义的启蒙者,虽然在叁姐妹中年龄最小,她却最早在小说中对宗教问题做出思考。她短暂的一生,深受孩童时期所接受的宗教教义中罪恶报应观念影响,在她的作品中显露出其内心深受这种宗教信念折磨的痕迹。在与两位姊妹的作品比较之后会发现,在宗教问题上,如果说,夏绿蒂和艾米莉多以想象的、讽刺的、或者是批判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她则以更加严肃和认真的传统规范来看待宗教。在《阿格尼丝·格雷》中,女主人公以宗教布道者的身份记录了女性对于男性布道者的宗教态度；而在《女房客》中,女主角海伦的生活历程则反映了维多利亚“房中天使”的觉醒历程,最终获得了精神和生活的最终启示和完满。夏绿蒂·勃朗特则是在福音主义宗教启示下的传统宗教的叛逆者。夏绿蒂的代表作《简爱》,从精神和宗教层面而言,是一部福音主义女教徒的成长历程的记录。而《谢莉》则以更为广阔的背景,描述了维多利亚初期英国宗教宗派之争的复杂背景,体现出明确的批判意识,一方面否定牧师所谓安抚人类心灵的谎言；另一方面则大胆重构了《创世纪》神话,提出了“女神”的宗教观念,这种充满叛逆和想象力的宗教观念,显然是超越安妮的。在夏绿蒂的最后一部小说《维莱特》中,其背景则被设定在异域——维莱特城,在这所被天主教所统辖的城市之中,女主角露西一方面要承受着身为“外国人”的疏离感,宗教信仰不再是新教而是天主教；另一方面,露西依然要担负“房中天使”冠冕的沉重压力,这两方面的重压,使得露西在精神上几近崩溃。但是,她在两位逝去的修女身上,看出了女性作为“房中天使”的悲剧原因,最终找出了宗教和精神上的症结,获得了自我解放。在夏绿蒂的笔下,女主人公体现出一种更为积极、大胆甚至叛逆的特征,她们尖锐地批判了体制宗教,并在福音主义宗教的启示下,从宗教中找到了最终的精神支撑,发展成为女性主义的个人宗教。艾米莉·勃朗特的宗教观最为复杂,她关于宗教的鲜明论断是：“我的宗教介于上帝和我之间。”笔者认为,艾米莉是一位神秘的泛神论主义者。所谓泛神论,“即是一种将自然界与神等同起来,以强调自然界的至高无上的哲学观点,认为神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艾米莉以自然为宗教启示力量,在大自然的“风”、“荒原”和“一草一木”中找到了精神支持,从她创作的近193首诗歌中,都可以寻觅到以自然为“上帝”的痕迹。而在她的代表作《呼啸山庄》中,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之间以“灵魂”为契约的爱情,则进一步印证了“泛神论”的本旨——灵魂即为“圣灵”,它具有摧毁一切压抑的反叛力量。另外,艾米莉的诗歌和小说以一种更为尖刻的笔调,强烈批判了体制宗教教义,在她的笔下,宗教成为个人心灵自我理解和冥思的事务,在个人的虔诚和静默中,体会上帝的无所不在和对个人的启示。这正是艾米莉认为的“宗教介于上帝和我之间”的含义。总之,勃朗特叁姐妹的作品,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传统体制宗教的批评,而且将宗教传统转换到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女性世界中,将焦点聚集于被当时宗教传统所忽视和压制的女性生活历程中,她们的作品和个人思想印证了女性主义宗教的萌芽和发展,以及女性个人对于宗教体验和诠释的多样性。
张娜[4]2015年在《艾米莉·狄金森与陶渊明诗的自然观比较》文中研究表明中西方在自然观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中国人认为自然万物是主体的外化，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感悟人与自然的冥合。西方人在文明进程中强调人类征服自然的崇高感，自然与个体无法达于圆融和谐。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艾米莉·狄金森与陶渊明两位诗人有着相似却又不同的人生之旅与解脱之路，他们的共鸣基于相似的生命体验，看破浮世的纷扰后，都选择隐匿田园，在自然中找到心灵内在的超越。艾米莉·狄金森拒绝宗教对内心的侵蚀，她对生命的本真存有最热切的渴望，对自然、人生与死亡等问题有着清醒而深刻的思考，在自然中寻求当下真实的幸福；田园诗人陶渊明在人生的踌躇中选择将人格理想重新建构于自然这个背景之上，实现自我生命的超越。陶诗所体现的逸世高情深刻影响了后代诗人，也在中华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中西方不同的社会风貌及哲学思潮背景之下，狄金森与陶渊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归途，陶渊明在平淡质朴的自然中获得人生的自在与逍遥，而狄金森在自由灵魂的引领下探寻自然的奥义。他们都有着个体生命关于人生真相的理解，让自我生命与自然坦诚相见,他们朴素平淡的诗文背后有着隽永淳厚的深意，在历史长河中散发历久弥新的魅力，他们在人生之路上不断寻求内在的超越，在自然的土壤里重植生命，在心灵与自然的和谐融合之中解决生死的矛盾，使真实的生命在自然万物间自在安然。
夏文静[5]2013年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文中研究表明英国女性小说家的涌现促进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史的发展，使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众多女性小说家跻身于一向被认为是由男性主宰的英国文学领域，其中涌现出诸如勃朗特姐妹（The Bront s）、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和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等享誉世界文坛的杰出女性小说家，她们成为英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领域中的代表作家。由于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时代，因此，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小说家们关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作品中针砭时弊，惩恶扬善。女性小说家也不例外。基于这一特点，以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式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进行诠释，也就意味着对这一时期女性小说的本质问题进行探讨。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因其能相对迅速而又全面地反映一个迅猛发展的社会的全部特征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表现形式，并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女性小说伴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而更加繁荣。男性与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在维多利亚前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发展到了顶峰。从19世纪下半叶，即维多利亚中期开始，女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力做出了巨大努力，文学适时地成为她们表达自身观点的方式。勃朗特姐妹、爱略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最为杰出的女性小说家的文学创作高峰及其取得的成就也正处于这一时期。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讲，美国女权主义文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曾在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Bronte to Lessing,1977）一书中，将英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和“女人”（female）叁个阶段，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小说家正处于其中的“女性”阶段。这一阶段的女性小说家虽在创作中对女性的生活和价值观做出了探索，但她们的创作中依然存在着内化社会主流观点，模仿主流文学模式，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达到男性文化标准的特点。这种特点不仅反映在她们笔下作品的内容中，同时也反映在她们在作品中选用的叙事方法中。文学作品的伦理批评在西方由来已久。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曾强调过文学作品的道德教诲作用。西方近现代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美国伦理批评家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也曾在他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Fiction,1961）一书中，以伦理为主线，阐述了欧洲小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并主张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应从道德立场出发来选择修辞。最早将“叙事伦理”的概念应用于文学领域的是美国学者亚当·桑查瑞·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他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以其研究作品的叙事及其虚构人物的伦理后果。但在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内尚无完整和系统的伦理批评理论体系的情况下，文学的伦理批评只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没有作为方法论从传统的纯粹伦理学中走进文学批评的视域，因而使文学的伦理批评常常遭受非议。在我国，将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的批评范式，是由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首次提出的。此后，国内学者纷纷撰文，论述了文学伦理学的起源、方法、内涵、思想基础、适用范围、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印证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他批评方式相结合的可能性；辨明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传统的道德批评之间的差别；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称之为一种敞开式的对话批评；并预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今后走向的可能性。刘小枫是我国首先使用“叙事伦理”一词的学者，他将伦理学划分为理性的伦理学和叙事的伦理学。伍茂国则从学理角度对“叙事伦理”进行了界定：文学研究视域内的叙事伦理包括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两个方面。故事伦理一方面是对理性伦理内容，例如与不同时代相对应的伦理主题的叙事呈现，另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伦理可能性的探究，即伦理乌托邦建构。“叙述伦理指叙事过程、叙事技巧、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小说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小说中的互动关系。”①正是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框架得到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成为学术界被认可、接受和应用的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批评家若要在文学批评中正确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式，不仅要对文学伦理学的发展历程有清楚的了解，而且在批评实践中对相关概念首先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传统的道德批评与文学伦理学批评之间的差异做出正确的区分是极为重要的。在传统的道德批评中，批评家往往立足于批评者本人所处时代的道德观念，而文学伦理学批评更加侧重于将作品置于作家创作时所处时代的伦理环境。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遵循了这样的一个模式：首先对影响了代表性作家创作的伦理环境进行探讨，然后再对相关作品内容中反映出的伦理特色进行诠释，最终分析伦理环境对作家叙事方式产生的影响。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是具有前瞻性思想的女性小说家。在她生活与创作的19世纪，有关生态的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艾米莉生命中的创伤经历赋予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她所受到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也加深了她对自然的理解。因此，在小说《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中，艾米莉表达了她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在艾米莉的小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宰与附属、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大自然作为强有力的母亲形象出现，成为弱者汲取力量，反抗强者的源泉。因此，在她的笔下，自然与文明经历了冲突与磨合之后重归和谐，在文明社会中迷失本性的人也实现了对自然本性的复归。也就是说，艾米莉的潜生态伦理意识中包含了对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生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生态以及人与自我关系的精神生态叁个层面的关注。她在小说中运用将男性人物作为第一层面叙述人的框架叙事，该叙事方法既帮助她实现了叙事的真实，利用小说形式上的“神秘莫测”凸显了她意在表现的生态伦理主题，也使她的作品叙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男性的叙事权威。作为生活在英国19世纪的女性，乔治·爱略特有惊世骇俗的经历。她的家庭生活、情感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对她的伦理观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评论界一般将她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的创作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反映在伦理诉求和叙事伦理上，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前期创作中，爱略特表现出对于即将消逝的田园时代伦理的眷恋，在强调了作为人们归属感来源的乡村“共同体”的同时，也赞美了家庭成员间真挚的情感世界。在后期创作中，爱略特侧重表达了她对工业社会的伦理思考。在社会伦理范畴内，她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在家庭伦理范畴内，她将家庭作为女性发挥影响力的领域，倡导女性在实现个人道德完善之后，通过家庭将自己的影响力传递给社会。在创作后期，爱略特隐藏于男性笔名之后的真实女性身份被公开，这使她运用的第叁人称全知叙事方式从前期不加掩饰的作者介入转变为后期作者采用互文等更为隐蔽的方式干涉叙事，而这些叙事形式也以不同方式服务于爱略特的伦理诉求。正像作者以女性身份直面读者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本人也是一个最具女性特色的小说家。她拥有顺利的成长经历、良好的教育背景、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幸福的婚姻生活，这些都促使她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所创作的小说可以分为社会问题小说、小镇生活小说和历史小说叁类，在这叁类小说中，盖斯凯尔夫人表现出共同的伦理诉求，即希望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摆脱各自的阶级立场带来的影响，以利他主义为准则，使整个社会实现从奉行阶级伦理过渡到遵循全民伦理的转变，进而建构和谐社会。从社会问题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1848）中工人约翰·巴顿和资本家老卡逊以小卡逊被枪杀为转折点，实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伦理和解，到反映小镇生活的《克兰福镇》（Cranford,1853）中以玛蒂为代表的贵族阶级的伦理越位，再到历史小说《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Sylvia’s Lovers,1863）中以爱与宽容的美德校正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在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爱与宽容的美德具有了全民伦理的普遍意义。这叁类小说的代表作在创作时间上的顺序恰好反映了她所持伦理观的日趋成熟与完善。盖斯凯尔夫人创作中体现的叙事伦理也具有充分的女性特征，小说《克兰福镇》采用了女性乌托邦叙事的方式，在一个被视为乌有之乡的女性世界中表达了自己真实的伦理诉求，将女性美德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呼吁建构男女两性之间关系和谐的社会，希望以此获得男权社会的最大限度的认同。通过对维多利亚女性代表小说家在文学伦理学视域下各自不同特点的梳理，可以得出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家在文学伦理学视域下创作的共同点：在创作内容上，在为处在发展与变化中的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包含了对女性边缘化处境的关注。但是，她们的作品并未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等超越当时社会现实的权利，也未曾将男性和女性置于对立的两极，而是力求建构男女两性之间的和谐。在创作技巧上，在面对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时，她们通过叙事方式的选择，力求使她们作品中的伦理诉求最大限度得到男权社会的接受和认同。
王巧俐[6]2016年在《狄金森的宗教观与诗歌创作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诗人,她隐居在家,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当她作为一个在家的女性时,她的内心和她的诗歌,对外界都是一个谜。乃至今天,世界各地掀起了对她的研究热潮,她和她的诗歌对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开的谜。作为一个高度内省的诗人、一个传统的悖逆者,狄金森倾其一生,不懈地追寻,最终用诗歌构建起灵魂的家园和信仰的殿堂。生活在19世纪新英格兰的浓厚的宗教氛围中,狄金森用独立的自我去质疑传统,背离了正统宗教,转而寻觅自我的宗教。从少女时代起,她就在思考宗教问题,上帝、天堂、永恒、自然等问题占据了狄金森的头脑,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几乎伴随了她一生,诗歌创作,几乎成了她的全部生活。她对宗教问题的思考,对信仰的追寻,与她的诗歌表达息息相关。本文主要研究狄金森的宗教观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以期打开狄金森及其诗歌世界的神秘之门。本文从宗教观切入,将狄金森置于历史的坐标中,在19世纪美国历史文化和宗教语境中对她的创作进行历史性解读,并通过大量文本分析,考察她的宗教观在诗歌文本中的呈现,分析她的宗教观与创作的精神旨归的关系,以及她采取了哪些独特的策略表达其宗教观。本论文共分六部分。绪论部分对狄金森生平及其创作情况进行了概述,提出了狄金森的宗教观与她的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着相关的关系,概括了国内外狄金森研究的情况。狄金森一生隐居家中,几乎没有外在的经历,她全部的能量都集中到了内在世界的探索中,她的诗歌情感炽烈,思想深邃,超越了时代。作为一个新英格兰传统宗教的女儿,狄金森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逐渐背弃传统,在她的思想中,对信与不信的困惑、犹豫、摇摆贯穿一生。她的诗歌,既是她矛盾复杂的宗教观的表现,也是她寻求与构建信仰圣殿的方法。第一章论述狄金森的宗教观与社会文化语境。狄金森生活在一个不安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强大的清教传统和加尔文思想受到各种力量的冲击,上帝的地位在逐渐下降,宗教世俗化是难以抵挡的大趋势。为了恢复人们对传统宗教的信仰,一波波宗教复兴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狄金森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狄金森在一个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家中出生和长大,一生都栖居于父亲的房子,却在这个充满浓郁的虔敬氛围的家宅中进行着默默的精神上的反抗。狄金森有着复杂矛盾的宗教观。对于上帝以及上帝的天堂,她既信,又不信,既渴望皈依,又拒绝交出自己,总的来说,她在信与不信间反复摇摆。更重要的是,她在背离传统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开始打造她的信仰圣殿,她用她的心灵体验,探索来世与现世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她渐渐从中心走向“周缘”(circumference),所谓周缘,是边缘,是未知、可能、神秘的领地,狄金森最终在边缘之地,用诗歌的方式,构建起她的尘世天堂。第二章论述狄金森诗歌的宗教世界图景。作为传统的女儿,狄金森熟读《圣经》,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悖逆者,狄金森又要抛弃传统,她摒弃了正统的《圣经》教义及其故事,用自己的诗笔对传统宗教及其相关意象和主题进行了重新阐释。在她那里,上帝有着多重形象,她时而谴责时而嘲笑上帝,而对耶稣,她视之为值得模仿的榜样,对于其他圣经人物,诸如雅各和摩西,他们或是与上帝角斗获胜,或是直面上帝却存活下来,他们都成为诗人的榜样。在狄金森眼里,诗人的地位与上帝平等。狄金森对自然的态度与她对上帝的态度是一致的。她笔下的自然也呈现出多重面貌,时而温暖和煦,时而残酷冰冷,而最终,人与自然是无法亲近的。人无法认识自然,自然就像上帝一样神秘与不可知。同样,基督教所宣扬的死亡在狄金森那里也是不可知的。基督教所宣扬的死亡观在狄金森那里遭到了质疑,死亡之后的复活在狄金森那里沦为了不可知。第叁章阐述了狄金森的宗教观与诗歌创作的精神旨归。作为一个隐居的诗人,狄金森的诗歌创作与她在家的体验以及在宗教信仰上的寻求密切相关,狄金森的诗歌创作从根本上是在构建一个与传统宗教相悖的精神空间,一个超验空间,这个空间与狄金森的宗教观念有密切的关联,是一个尘世天堂。这样一个属灵空间的构建,又借助了现实层面的空间,最重要的就是家园的空间意象。狄金森神秘的一生与“家”息息相关。她终生未婚,独守家中,家既是她物理意义上的生存空间,也成为她精神世界的隐喻。借由家这个意象,狄金森构建了她诗歌中的超验空间,也是她自己的宗教世界的空间形式。家园意象本身涵盖广泛,从虫茧、鸟巢、诗人的居所到诗人追求的精神家园,都被赋予了家的形式,甚至诗人的肉身也成为另一种家园。诗歌作为化为肉身的文字,具有了与上帝一样的不确定性与神圣性,成为诗人的宗教世界中的终极家园,这个家园不是上帝的天堂,而是一种流动的“可能性”,它涵盖了一切未知与不确定,是诗人的尘世天堂。至此,狄金森的家园超越了父亲的房子,狄金森诗歌与宗教的追寻融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尘世天堂。第四章分析了狄金森的宗教观与其诗学策略。作为一个正统宗教的悖逆者,狄金森说她的事业是“周缘”,即上帝与《圣经》以外的领域。如果说上帝统领了中心,那么诗人则占领了边缘,边缘意味着对中心的否定、空白、模糊、不确定、未知、神秘。狄金森要对抗传统,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否定中心,用空白与含混的模糊诗学宣扬自我的主权。她省略中心,跟她在信仰上对上帝的背弃是一致的。狄金森特有的宗教背景与女性身份,决定了她无法与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抗衡,这也让她采取一种歪着说真理的方式来道出她对真理的体验和发现。否定与自贬,是她特有的一种建立自己的权威的方式,故意贬低自我,从而获得一种控制。狄金森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构建诗歌中的宗教世界。狄金森最终从寻求对上帝的信仰走到了神秘和不可知的疆域,在不确定之处建立起了自己的信仰王国。本文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内容并得出结论,狄金森与众不同的宗教观极大地影响了她的诗歌创作,使她的诗歌成为她的宗教想象和信仰追求的表达。前人对狄金森的宗教观的研究侧重谈到狄金森矛盾的宗教观,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狄金森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宗教信仰,而且还构建了独特的信仰——尘世天堂。本文指出了狄金森独特的诗歌观,狄金森的创作使诗歌不仅仅成为表达情感的工具,而是成为一种宗教追求的实践,在打破传统的同时构建一个新的信仰圣殿,这使她的诗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对她的宗教观和诗歌创作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信仰丧失的今天寻觅和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曾筠[7]2008年在《解读艾米莉·狄金森诗中的哲学辨证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艾米莉·狄金森是美国19世纪着名女诗人,她的诗独具一格,寓意丰富,耐人寻味,成为后人竞相研究的对象。本文从宗教、自然、和死亡等几个方面对其诗歌内涵进行简要分析和评述。
方义桂[8]2007年在《艾米莉人物形象的多视角解读》文中研究说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通过艾米莉的爱情悲剧揭示了南方社会新旧观念的冲突及没落贵族阶级的守旧心态;从不同的视角就主人公艾米莉小姐的人物形象进行解读,指出艾米莉是一个多维度的矛盾复合体,充满着矛盾和困惑,既是南方传统的维护者和受害者,又是南方传统的反叛者;既是现实的逃避者,又是幸福的追求者;通过对艾米莉人物形象的多视角解读,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作品,了解美国南方文学。
王玮[9]2017年在《艾米莉·狄金森的“空间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至今都是一个谜。她是一个“恐旷综合症患者”吗?还是被囚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她到底缘何而隐居?“父亲的房屋”是她的庇护所还是监狱?她所钟爱的“花园”在这其间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她又如何借助空间进行自我的身份界定?本论文从空间诗学的角度切入,对艾米莉·狄金森的日常生活空间、艺术创作空间以及表征她事业的重要意象“圆周”展开分析,试图探索狄金森的空间创造与其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和意义。文章主要包含九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简述本论文的选题缘由,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二、叁、四、五部分分别从艾米莉·狄金森的隐居原因、房屋、花园、沼泽这叁个日常生活空间、社会文化空间来探讨狄金森的身份认同问题。认为狄金森正是出于对家宅的热爱以及对于对家宅重要性的认识,选择成为家宅的守护者、继承者和修建者;“父亲的房屋”既不能说是她的监狱亦不能说是她的庇护所,更准确地说那是一个能够让她羽化成蝶的茧和怒放的球茎;“母亲的花园”则既建基于男权文化的规训又饱含着女性的生存智慧,正是借助对鲜花的喜爱、认同和沉思,她不仅维系了对自然的热爱,而且实现了对女性的改写和再定义,进而发展出一种审美的非功利的生活态度;“沼泽”是狄金森二十多岁时面临着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问题所回忆起来的一个空间,它是原始混沌的表征,具有对话性和包容性,自由性和生发性,这为她建构阈限自我身份提供了启示。第六、七两部分则分别从狄金森诗歌形式以及艺术创作越界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艾米莉·狄金森的空间意识与身份认同。狄金森的艺术创作乃是她于现实生活空间之外所开辟的另一精神生活空间,她的诗歌形式具有强烈的空间化特征,而她的艺术创作则具有越界性的特点。隐藏与突围始终是艾米莉·狄金森生命中的一大重要课题。第八部分进一步从“圆周”这一表征艾米莉·狄金森事业的意象探讨艾米莉·狄金森“空间诗学”的具体内涵。认为“圆周”在狄金森的“空间诗学”中主要表征着边界存在的必要性、逾越边界的自由性、边界之内的丰富性以及实现路径的迂回性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九部分为结语。对前述主要观点进行总结,并进一步揭示在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下研究狄金森空间思想的现实意义。
鞠晶晶[10]2007年在《论《呼啸山庄》的宗教传统及其背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在详细解读艾米莉·勃朗特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宗教批评发展的大语境考虑，本文认为艾米莉对其小说《呼啸山庄》中基督教因素的处理是独到的个人化的，兼具对基督教传统的继承与扬弃。本文包括叁部分内容，分别从小说对基督教因素的继承、与传统基督教宗教观的背离和原因分析叁个角度审视艾米莉·勃朗特为表达内心真实而对宗教进行的个人化处理，以及探讨这种尝试的时代独特性、开创性。第一章探讨小说的语言、意象、叙事、主题、美学追求，提炼并分析小说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因素。第二章发掘和探讨小说背景、人物、死亡观、抵牾教条这些异于基督教传统的因素。第叁章分析艾米莉·勃朗特创作特色产生的原因。艾米莉对基督教的探索和见解具有创新意义，她超越了时代局限性作为先行者体现出二十世纪宗教态度——既汲取了基督教的文化精神，同时又把它与宗教规划区分开来。本文的叁章内容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反映出艾米莉·勃朗特小说及基督教之关系的全貌，此角度体现出艾米莉的开创性和独特性，通过悉心梳理能丰富和推进对勃朗特姐妹的研究。艾米莉文学上的天才和思想的复杂融于她的小说之中，正因为她作品的独创性、矛盾性、复杂性、复义性，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角度的研究视角，从而使其小说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和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矛盾性在艾米莉 狄金森诗中的反映[D]. 赵英俊. 河北师范大学. 2002
[2]. 冲突和矛盾——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J]. 孙丽颍. 语文学刊. 2006
[3].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宗教人格与创作：勃朗特姐妹研究[D]. 张静波. 南开大学. 2010
[4]. 艾米莉·狄金森与陶渊明诗的自然观比较[D]. 张娜. 淮北师范大学. 2015
[5].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D]. 夏文静. 吉林大学. 2013
[6]. 狄金森的宗教观与诗歌创作关系研究[D]. 王巧俐. 山东大学. 2016
[7]. 解读艾米莉·狄金森诗中的哲学辨证观[J]. 曾筠. 中国教师. 2008
[8]. 艾米莉人物形象的多视角解读[J]. 方义桂.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9]. 艾米莉·狄金森的“空间诗学”研究[D]. 王玮. 浙江大学. 2017
[10]. 论《呼啸山庄》的宗教传统及其背离[D]. 鞠晶晶. 青岛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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