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象牙塔：精英理念与新闻教育的互动和实践——以哈佛尼曼新闻教育项目为中心的考察(1937-194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佛论文,互动论文,新闻论文,象牙塔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已故新闻学者詹姆斯·凯瑞就美国新闻教育的传承和发展做了扼要梳理，并进一步深化他长久以来所持的观点：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的深厚土壤，新闻学应该与政治、文学、哲学、历史建立关联，确立和加深新闻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在此基础上树立学科的自主意识和价值。①这些直率坦诚的观点，迅即在美国学界引起争议，并且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引起诸多共鸣。②
我们亦知晓凯瑞心中其实已有心仪的学术共同体来支撑新闻学教育的未来：复兴早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对新闻传播现象的理解和研究取向。但在笔者看来，凯瑞提出的问题或许还能引入另一个领域，即作为与现代西方社会同步成长的专业主义理念的觉醒及其与他者的碰撞是如何展开的；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如何能影响和塑造新闻教育，所谓的偏见从何而来，有无互动和改善的可能；人文社会科学对新闻教育又能够发挥多大的效用等。事实上，这些问题并不拘泥于某个特定时期，在任何时刻，新闻教育面临的挑战本身也意味着大学实践自身社会责任，发挥影响的机遇来临。
故而从这种角度出发，上世纪30年代诞生于哈佛大学的尼曼新闻教育项目或许是窥见这种理想型互动一个颇好的例子。作为少数在美国常青藤精英大学内扎根、延续至今并拥有卓越声誉的新闻教育项目，尼曼项目今已经培养了近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他们在哈佛一年紧张而充实的学习和实践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了新的起飞点。而诚如笔者在随后章节中所要介绍的那样，尼曼项目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界的知识精英对新闻生产者和其价值的陈腐之见，激发他们关注和思考新闻业，并在行动上支持新闻业改革，鼓励其肩负社会责任。当然，历史本身存在着复杂性，尼曼项目初始面临的诸多困难也是今日难以想象的。本文将围绕有关尼曼项目的相关史料入手，较为具体地展开和分析这种新闻教育试验的诸多侧面。
一、专业主义与美国新闻教育的兴起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新闻教育伴随着美国社会的专业主义的发展而同步展开。③按埃默里父子的论述，20世纪初期美国新闻学教育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阶段即所谓的新闻学教育的发端(1900-1910年代)，这阶段以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成立为标志；第二阶段(1920年代)，作为社会设置的新闻学的完善；第三阶段(1930年代)，作为社会科学的新闻学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引入。在这些阶段内，设立新闻学专业的高校数量大幅增加，相关专业协会也纷纷成立。④经过努力，公众对美国的新闻教育事业的评价也有了积极的改观，著名的社会评论和专栏作家路易斯·门肯在1925年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一改以往对新闻教育的辛辣讽刺，转而颇为赞许这些新闻教育机构的设立对提升新闻工作者素养所做的贡献。⑤
但是，作为体现社会阶层身份的专业主义，新闻教育在主流美国高等教育人士中依然受到质疑。世纪交替的时刻，美国的职业教育在大学里有逐渐走向“科学”和规范化的趋势，这引起了相当部分大学的反感和抵制。⑥这种思想在传统私立大学中，特别盛行。⑦有历史学者就曾指出，19世纪末期的美国新闻业试图向公众展示一个动荡不安、危险、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和国际秩序来凸显自身职业的重要性，普利策和赫斯特的报业竞争和煽情新闻报道加深了公众对于新闻界的依赖，引来学术界的众多指责。⑧
这种对其专业理念的普遍轻视，让许多以报业起家，特别是拥有移民背景的新美国人刺激很大。1892年，纽约《世界报》发行人约瑟夫·普利策希望捐助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新闻学院，即被校长巴特勒和董事会婉拒。知识界普遍认为，作为知识精英汇聚的大学很难适应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旨的专业技能学院的出现，一是害怕自身的精英大学身份受到损害，二是疑虑受到来自学校内部教员和学生的抗议。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除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普利策的捐赠而设立新闻学院，其他常青藤高校基本都无意和拒绝设立与新闻专业相关的课程。
早期美国新闻教育虽然走进部分大学，并能够授予学位，但其教育实践和研究的意义仍然广受质疑。新闻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最初的学徒式到技能式的发展，其教育模式偏重实践。⑨被称作密苏里模式和哥伦比亚模式的新闻教育，强调学习多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培养要求，但实际对学生的专业影响效果有限，而且授课教师学术水平的不高也是难题。⑩后来曾主持美国新闻业调查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曾论断，“新闻学的一切都可以从实践采访与写作中得到。”1947年以他名字而闻名的美国新闻业调查报告还宣称，美国的新闻学院并没有担当起新闻业的批评教育职责，同时也没有有效培养出新闻专业学生观察和报道社会的能力。哈钦斯报告当中曾经认为，美国的新闻教育界，“在新技术影响下的大众传播革命也缺乏相应的学术敏感度，更缺乏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基础……新闻教育所需要的，并不是窍门与方法的教师，而是要比那更多。”(11)言下之意，乃是新闻教育要从理念上加以更新。这种指责虽然不乏充分的调研基础，但以哈钦斯为代表的精英教育人士却没有从根本上思索为什么高等教育界在新闻教育上面临困顿的原因，故而在实际上无法与业界展开积极的对话。(12)
随着公共生活的日益复杂和政治机构的日益庞大，新闻界原有的以客观性为典范的报道理念在30年代社会面临复杂多样的环境面前出现不适应和失语的状况。以罗斯福及其新政为代表的美国政治新格局，催生了解释性新闻报道的出现。这对新闻业与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要求提升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媒体与政府在各类社会问题以及言论自由上都有碰撞，并吸引公众的广泛关注。对言论自由表达的关切和亟需对现实问题的解答成为公众对新闻业界的新要求，也再次激起高等教育界对新闻教育的重视。(13)
二、柯南特与哈佛新闻教育试验的破冰
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旗舰型大学，哈佛大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也经历了重大的教育改革，时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主政时期，力推本科生选修制度和创立研究生院，聘请大批在学术上具有一流造诣的学者从事研究性质的工作，使得哈佛从以培养新英格兰地区上流人士的普通文理学院，转向成为一所教学和科研并举的现代大学。艾略特相当重视专业教育的发展，哈佛商学院在其任内建立。其他专业学院，如医学院和法学院等，皆公认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事实上，普利策在遭致哥伦比亚婉拒的时候，也曾向艾略特致信表达转赠哈佛的考虑。艾略特意识到自己无法能够说服哈佛董事会通过此项议案。但依然诚恳回信普利策，其中谈及他对未来新闻学院课程的构想，以及如何经营和管理报纸，开设诸如新闻法、新闻道德、报业史等课程的建议。这段关系随着哥大董事会批准新闻学院的动议而终止，这也是哈佛离新闻学教育最近的一次。
1933年，哈佛董事会宣布化学家詹姆斯·柯南特继洛厄尔后成为哈佛新一届校长，开启哈佛在20世纪发展史上最为关键和特殊的时期。柯南特被认为是继艾略特以后哈佛最具学术天赋和领导才能的教育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大萧条对社会经济的严重影响和学术研究创新的乏力，美国大多数大学校长寻求一种保持传统和维持生存的治校方针，对任何的进步和改革举动持抵触态度。但柯南特则不然，他在上任后不久举办的哈佛建校三百年庆典上向公众选宣布，哈佛将成为一所集通识教育理念和精英型取向的研究型典范大学。就通识教育理念而言，柯南特准备把自艾略特时期哈佛的选修课制度做进一步优化和改革，要求重视本科生教学和教授亲临一线授课，这是尊重大学教育质量的体现。而精英化教育，有别于以往专注于社会上流阶层子女的博雅教育的模式，要求大学专注于培养那些不依靠社会背景和地位，而凭借自身努力和天赋取得杰出成就的未来社会精英。这种理念无疑是美国个人主义奋斗理念的衍生产物。但柯南特的理念紧扣上世纪对哈佛以及美国大学都殊为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学术上的优越？如何评价这种优越？精英教育的价值观如何在选择教师和学生，以及在课程设置中完全体现出来？可以认为，柯南特在担任校长期间一直在努力追寻答案。(14)
作为科学家的柯南特，对人文社会学科持有一种学术严谨性的怀疑，认为在智力上人文科学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抗衡。这种认识上的偏执很好地体现在与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的争论上。哈钦斯在芝大着力推广人文经典教育。而在柯南特看来，这种近似苛求的人文经典阅读本身是在扼杀学术的自由与活力，会将现代大学从承担积极的知识创新的使命中回撤至象牙塔之中，而这与现代大学的理念是相悖的。从这件事情来看，柯南特的教育理念既不乏精英主义的观点，同样也有理工科教授相似的“重理轻文”倾向。(15)
在这样的主政者心态下，哈佛再一次迎来建设新闻教育的机遇。1936年2月，已故《密尔沃基新闻报》发行人尼曼先生的遗孀艾格尼丝·尼曼向哈佛校方写信，准备将其遗产的大部以“提升美国新闻业之职业水准和提高新闻从业者的教育素养”为宗旨，拟捐建哈佛学院(即本科生学院)设立新闻学专业。在三十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如此大笔捐赠实属不易，但柯南特显然认识到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他很明确拒绝设立新闻学院的想法以避免再次引起争议，“因为这必然会被决策层否决，哈佛没有训练新闻记者的传统。”他提出是否设立有哈佛校方和捐赠者参与管理的奖学金项目，每年招募一定数目的职业记者来哈佛进修，可能会把外部的影响减至最小，“(尼曼夫妇的)捐赠和倡议显然会影响到学术共同体对于学术和研究地位的认识，很多人会说哈佛不是职业进修所……但这不失为一个积极的挑战”，“一群颇有职业经验与历练的记者来到校园，能够增加我们的活力和对社会的认识。”柯南特审慎地认为，“这项计划无疑是一种教育试验，如果感到无法令人满意，我们会适时废除并尝试其他的方法。”(16)这显然与尼曼夫妇的初衷有些背道而驰，但能够建立与哈佛的合作被视作一种新闻教育的突破，故而选择合作上的妥协，但要求要尽量满足未来项目学员享受与哈佛学子相同的待遇。为了保证捐赠能够得到贯彻，柯南特也在寻找哈佛校友的理解和支持，他写信给著名记者，政论专栏作家李普曼，试图征询他的意见。李普曼得讯后反应积极，认为这是他长久以来鼓吹培养精英新闻人才和灌输“新闻客观性价值观”的绝好机会，他建议尼曼项目采取一年制学期，允许学员选修任意课程和讲座，将哈佛的各类图书馆向学员开放，并安排系列讲座供学员讨论，并且协助邀请美国新闻和政界名流前去讲演。李普曼的鼎力支持给予柯南特新的信心，最终推动项目的成功落地。(17)在暮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柯南特坦露了当年的心声“我在欢迎第一届学员来校的时候，告诉他们这是一场结果未定的教育实验……但今日我认为这是哈佛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18)
三、体验与碰撞：尼曼项目的实践、评估和反馈
1937年，尼曼新闻教育项目正式在哈佛建立，其出资方为尼曼基金会，哈佛校方与尼曼基金会共同在哈佛设立尼曼新闻教育项目协调办公室，聘请知名诗人、《财富》杂志编辑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后担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而离任为项目主管，在校园中租赁一座三层楼房作为独立办学地点，作为尼曼学员平时讨论、就餐和聚会之地。尼曼项目每年面向全美公布一定数量(每年10至20名不等)的奖学金名额，供入选者在哈佛一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申请者需具备至少三年以上的从业经历，申请材料包括一份个人履历、一份详细介绍来哈佛的学习和研究计划说明和代表性的作品若干篇，告知其对哈佛的哪些学科和研究领域感兴趣，打算从事怎样的研究课题。申请成功后，学员必须征得所在服务新闻媒体的同意后离职，并原则上要求毕业后返回所在媒体。学员享受哈佛正式注册学生的所有待遇，包括旁听和选择各类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自由进出哈佛图书馆系统并拥有独立的阅读室，但不会给予成绩，也无授予任何学位或结业证明。项目本身将组织每周多次的活动，包括晚宴和以及邀请著名业界人士发表演讲，学员内部之间的交流，展开新闻评论等。同时，项目鼓励学员在哈佛使用各类资源，围绕新闻学主题展开独立研究与写作。
在学员的遴选标准上，尼曼项目有自己的特色：第一，一般不选择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记者或编辑，而青睐三十岁左右，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新闻人。第二，不以学历为选择标准，尼曼项目有意避免以学历和毕业院校为衡量，力争覆盖美国新闻人的大部分。从后来项目十周年的记录中统计发现，前十年总计122名学员中，有近三分之一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这和当时新闻业的整体教育水平相仿。第三，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项目有意识地鼓励来自西部地区的申请者，这里一般被认为报业发展水平和新闻报道水平稍逊的区域，新闻人视野也相对狭隘，项目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全国性眼光。第四，必须保证在哈佛期间不得从事新闻实践和与之相关的活动。在这个标准下，1938年首届招募有309名申请，第二年则降至250人，第三年之后申请人数稳定在100人作用。学员名额也从最初的9人而逐渐增长至15人左右的规模。1945年，两位女性首次入选尼曼项目。
1948年，首份尼曼新闻教育的评估报告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任项目主管路易斯·里昂(首届尼曼学员班成员，前《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担任报告内容的收集和整理，记录自1938年以来十年内对项目运行及其教学效果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数份，囊括学员个人研读计划、项目体验、毕业后职业向以及尼曼项目组织的研讨会等。重新审视和解读这些文本，成为我们了解早期尼曼项目的重要史料，笔者对其解读的内容如下所示，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无论是从当初选择的研究领域，还是毕业后选择的报告心得，尼曼学员对人文学科的基础：历史研究，始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延伸出对新闻研究中方法论的思索。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新闻人把研究领域划定至历史研究领域，从反馈情况来看也并非出于历史与新闻研究的相似性，而更来自于现实问题思索深入后对历史事实的进一步追求激发他们的研究兴趣。例如，来自《西雅图时报》的编辑托马斯·格里芬斯(1942-1943年学员，后成为《时代》杂志高级编辑)写道，他原本提交的研究计划是写一部田纳西州州长的传记作品，但在跟随历史学教授莫尔克的《美国西进运动史》课程以及在哈佛图书馆展开独立研究后，体验到别样的探索乐趣，
“身处校园与一个新闻人的身份并无冲突，但哈佛图书馆的馆藏令我对田纳西的历史有了新的全面的认识……我日后访问田纳西的州立档案馆，收获的材料远不能与维登纳相比……跟随莫尔克教授研读西进运动的故事，聆听他对弗里德里克·特纳的边疆理论的阐释……教授无论在授课的内容以及演讲的精彩程度，以及他对人性和历史事件所把握的那种精妙感，都给予我在哈佛继续研究的动力。”(19)
尼曼学员研究领域分布(1938-1948)
其他话题20% 美国历史35% 种族关系5% 劳工研究5% 国际事务5% 科学研究5% 社会关系10% 经济问题15%
数据来源：根据The Nieman Fellows Report(1948)数据统计而得。共计122名学员，不考虑因二战而离开哈佛参战的学员情况。
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德克萨斯环球报》的万斯·约翰逊(1940-1941年学员，后成为《旧金山纪事报》记者)所报的题目是研究美国南部石油工业与沙尘暴气候的关联。他是典型的那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抱有宏大研究目标，勤勉的尼曼学员。在哈佛，他系统选修有关美国宪政发展、政府治理以及美国历史在内的课程，完善对宏观和微观研究的背景事实掌握。他以沙尘暴气候形成的经济社会史进行了大量研究，并“阅读愈20本书，近百篇杂志和期刊文章，涵盖从1870至1910年间数十卷政府报告”，最终为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历史研究和史料阅读让人受益无穷，
“课程开放而缜密的研讨会对我很有启发性……同时，我在与莫尔克、施莱辛格(皆为历史系教授)等的互动中，感受到他们对新闻业的好奇和对新闻人的热忱帮助。通过历史的阅读和了解学术界与新闻界前辈业已拓宽的视域。我坚信我比以往更善于协作，更善于分析问题，也对我所处的行业有更清醒的认识。”(20)
这种感受以学员对历史类课程的独有钟情而体现在选修课程的广博之中。在122名学员当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学员在首学期选修了历史类课程，近三分之一的学员选择除美国史以外的地区和国别研究，包括俄国史、欧洲史、德国史、东亚研究以及美国对外关系史等课程。
历史研究在占有资料和方法论上与解释性新闻报道有多处的重合，特别是在解释现实政治方面具有优势。来自奥马哈《世界哈罗德》报的编辑罗伯特·拉希(1941-1942年度学者，后《芝加哥太阳报》首席社论起草人)提交的报告是研究美国的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政治，他在哈佛的学习让他原本持有的新闻观动摇并且有了深入的反思：
“来到哈佛之前，我始终对所谓的学院式研究有抵触。有时对追寻一个狭小问题的态度表现出不理解，印象中这是博士研究的路径……在莫尔克教授的指导，我对美国西进运动史，特别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有了新的全面了解……而与施莱辛格教授的交流和学习弥补了很多知识和方法论的盲点……现在，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大量阅读和回顾历史上的报刊，譬如对内战前夕的1850年代报刊的阅读。在着手进行相关主题写作之前，有必要对所涉及主题的文献材料做充分的准备。”(21)
也正是这位编辑，在1944年《大西洋月刊》有关美国新闻自由的稿件中获得最佳，并引起广泛的讨论。这位日后获取普利策新闻评论奖项的新闻人对在哈佛所构建在扎实历史事实之上的思想和意见品质印象尤深，
“若是自问在哈佛的一年给我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我想在充分的阅读和思考之后，所建立的思想的多重性和可能性。在一个变化环境中所受到的巨大的智识上的激发，以及这个卓越环境所提供的思想氛围，让我走出之前关于思想颇为狭隘的认识局限。”(22)
其次，尼曼学员较好地把对美国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哈佛提供的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念结合在一起，并以新闻专业主义的视野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除历史研究之外，大多数尼曼项目学员对当时美国的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都抱有高度的关注，并体现在他们所提交的研究课题之中。从上图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经济问题、社会关系、种族关系、劳工问题和国际问题等领域都有学员的涉足。他们通过选修课程，参与讨论以及撰写独立研究报告，实践着新闻人特有的社会参与意识。
以经济问题为例。30年代的罗斯福的“新政”理念所追求的政府行政力量的扩展和构建福利社会的努力对传统的美国自由至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挑战，现代意义上的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即诞生于斯，这不能不引起新闻人的密切关切，来自《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站的约翰·克里德(1940-1941年度学员，后任《波士顿哈罗德报》总编辑)，就怀揣对美国经济未来走势的思索来到哈佛。
克里德一直关注美国的金融政策走向并且对英国的证券法规有深入的研究。他规划自己的学习计划并与哈佛商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的诸位教授展开合作。高强度的阅读和理论学习几乎让他应接不暇。
“除了参加周五在商学院由斯帕尔格教授主持的每周三次的金融政策与问题的讨论班外，我的全部工作都在公共管理学院完成，在那里我旁听了四门课程。如果你想获得任何两门课的好成绩，你就必须尽全力来完成阅读，这可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的分量……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与经济学系的斯维茨教授有过一次长谈，他给予我一份推荐的经济学经典读物阅读指南，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我之前碰到过。”(23)
作为新闻人的克里德的积极学术介入还体现在与任课教师间的合作。他在参与商学院的美国证券法规课程同时，撰写了近两万字的研究报告，以英国政府与金融业在监管和互动之间的历史溯源为例，对美国的证券监管现状提出看法。这份报告得到教授们的高度褒扬并被提交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时，在经过学术启蒙与阅读的历练后，克里德从实证研究回归到对美国社会的整体把握中，提出美国社会正在走向“一种民主的集体主义”，为此他在《哈珀斯》等言论刊物撰文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且在第二学期以极高效率完成了名为《官僚主义者》的专著，而“尼曼项目为这种高强度的写作提供了极佳的环境。”克里德的这本著作和他在哈佛接受金融研究的深度思考为他在1951年赢取普利策奖奠定了基础。(24)
克里德的例子印证了精英新闻工作者对于现实政经问题把握的可能，而来自南方地区的内森·考德威尔(1940-1941年度学员，后任《田纳西人报》记者)则对罗斯福“新政”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简称管理局)的功能和定位做了透彻的研究。与克里德相比(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考德威尔没有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因而在掌握社会科学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方面倍感吃力，哈佛教授在这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
“起初的研究对困难估计远为不足，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州议会记录的缺失，以及方法上的混乱，都让我对这项研究产生了疑惑……好在第二学期，我得到教授们的有力援助，特别是兰布尔教授关于地方政府的制度和理念的课程，激发我坚持研究州一级的市政管理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区别。尽管在哈佛没有完成研究文稿，但回到报社后，我已经雄心勃勃制定一个2至3年的研究计划。”(25)
在课堂上，考德威尔也以其对美国南方政治的深入了解获得在哈佛教授俱乐部进行演讲的殊荣，并凭借其对管理局建立后对田纳西政治经济的影响做深入阐述，给哈佛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凭借着在尼曼项目建立的研究资源和打下的基础，考德威尔继续对管理局项目设立的原因、效用评估以及对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化进程展开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深度报道，并最终凭借这些成果获得了普利策最佳新闻报道的奖项。
尼曼学员密切关注被称作“美国的困境”的南方种族隔离问题，与考德威尔同期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彼得蒙报》的乔治·查普林就是一位积极关注南方事务的新闻人。他是少数在哈佛校园内展开访谈和举办论坛讨论的学员。查普林与考德威尔一起，动员同届的同学与在哈佛就学的非裔学生进行互动交流，探讨在商业和军事领域内的黑人状况，以及在教育领域内黑人面临的困境。作为研究成果，查普林以访谈内容总结成近30页的研究报告提交相关课程，并在哈佛校报上发表，呼吁高等教育界关心与推动黑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在40年代白人种族意识仍然占据主流的情况下，查普林的举动体现了新闻人应有的道德关怀意识，但他也并不局限于此，
“我关心和讨论美国的黑人问题……因为我始终认为这对阻碍美国南方的发展甚多。我一直强调南方对于美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呼吁联邦政府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支持……这篇报告是我在学习和参与若干课程后所持心情的真实写照。”(26)
当然，对美国新闻行业自身所遭遇的问题与挑战，尼曼学员也在通过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吸收而进行。许多学员反映在哈佛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他们帮助很大。来自美联社驻华盛顿的记者威廉·平克顿(1940-1941年度学员，后任哈佛新闻办公室主任)感触颇为深刻。他在报告中，提及包括阅读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马林诺夫斯基等经典作家文本的体验，为他开启观察现代美国社会提供极好的视角。同时，他也在课堂讨论和互动中，与著名社会学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完成所有的课程阅读和规定讨论后，帕森斯指导他对美国报业的结构和社会属性撰写研究报告，并以“报业人”为主题进行了概念性的探索，在回到美联社后，平克顿依然与帕森斯保持了密切的沟通。这种对社会学的理性认识和对自我职业的积极反思没有任何空间和思想上的“隔江喊话”之感，这种重新“发现新闻业”的感觉，在很多尼曼学员中间，都曾引起过共鸣。(27)
第三，尼曼项目创建了沟通新闻从业者与高等教育从业者两大专业团体的密切互动，达成对彼此研究和实践领域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正如本文前两节所讨论的，对新闻从业者与高等教育者两大专业群体间沟通的成功与否，曾引起尼曼项目创立者相当的顾虑：在哈佛校园内，对新闻从业者的轻视始终存在。不少新闻从业者在最初接触哈佛的教师后，对他们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28)但从提及报告的反馈来看，更多的是对这种互动的充分肯定。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埃德温·赖赫尔(1938-1939年学员，后成为该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的经历称得上是一种典范。赖赫尔在进入哈佛前，基本没有高等教育的经历，但拥有报道美国劳工新闻的丰富经验，他的履历吸引了哈佛法学教授法兰克福特的注意。在赖赫尔进入哈佛后，法兰克福特主动邀请他共进午餐，并详细讨论他的研究工作计划，并提出几点建议：一、要广泛参与哈佛课程研讨，尤其是对美国历史的了解。二、要积极与哈佛教授接触和交流，而不要把他们当成不可接触的阶层。三、不要被哈佛琳琅满目的课程介绍误导和随意选修，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和研究取向的课程。在随后的一年中，赖赫尔始终与法兰克福特保持密切联系，“与菲利克斯的交往成为我在哈佛最难忘，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一年。原本在我看来晦涩难懂的概念，现在经过他的指点，变得清晰明了。”(29)
赖赫尔与哈佛左翼文学批评家格兰维尔·希克斯交往且结下深厚的友谊。希克斯鼓励他阅读美国文学和思想方面的经典著作，启发他通过阅读来透彻观察美国人的精神世界，提高其学术和观察上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个人阅读所无法体验的，“没有任何计划中的研究和课程能比得上这些非正式的，却无比精彩的会面交谈。”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赖赫尔充分利用哈佛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优势，与曼森、斯维茨等资深教授就劳资关系，统计学、社会主义经济等内容展开讨论，获益匪浅——这种互动除了课堂，还在频繁的私人聚会、茶叙等环节得以充分进行。(30)
哈佛的教授们也意识到和这群校园里的特殊学生建立积极互动的价值，校长柯南特就以身作则，参加每届尼曼学员的欢迎晚宴发表致辞，并与学员密切互动。一位学员如此记述到，“我仍旧记得与柯南特校长相处的夜晚，我得承认当时的心态不好，首先，我是一个州立大学的毕业生，其次，我是一个西部人，再者，我来自于中下阶层，最后，我是一个新闻人。但我得承认，我的这种先见之明是错误，对于哈佛的教职工来讲，他们的穿着都很随便，气氛也极为融洽，我被柯南特校长的言谈和思想所吸引，被他具有的崇高学术声望，本科生宿舍扩建计划所折服。他在本科生当中所努力推进的促进种族间和谐相处的想法，就要比我所在的州立大学要民主一千倍。”(31)
给许多学员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与哈佛教授们在午后与傍晚的促膝长谈。而每次总能给双方留下新的知识和见闻。譬如报告中多次提及的罗斯福新政及其最高法院改组动议、萨克与万扎蒂案、美国劳工等有争议的话题，都是双方乐于追问的领域。尼曼项目为了进一步架起双方间的沟通桥梁，还在每学年穿插举行近20场的尼曼主题演讲(晚宴)活动，邀请全美新闻界、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士来到哈佛讲座，尼曼学员与哈佛教职工皆可参加。细览从1938年至1948年近十年的演讲人名单，我们发现几乎可以囊括当时全美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出版人，其中就有亨利·鲁斯、路易斯·芒福德、小约瑟夫·普利策、阿瑟·苏兹伯格、弗里德里克·艾伦、沃尔特·李普曼、布鲁斯·布利文等，著名学者如路易斯·芒福德、怀特海、法兰克福特也曾与学员们进行交流。这种精心构建的交流平台所起到的效果，可以用一位学员的话来表述，即尼曼项目提供“可以真正重新评估美国新闻业标准的难得机会”来印证。以及哈佛历史学教授老阿瑟·施莱辛格以一己之力，帮助尼曼项目挺过了战时有可能被转型乃至取消的危险境地而上下奔走的缘由所在(二战期间，柯南特一度想把它转变为一个战时宣传研究机构，在施莱辛格的谏言下而妥协)。(32)他相信，尼曼项目“乃是真正实践和培养具有社会责任观的新闻教育实验场所。”这位哈钦斯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麦克里希也是该委员会重要成员)，是少数几位与新闻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的学者，他和另一位哈佛法学教授扎卡利亚·小查菲一道，在尼曼学员中推动有关美国新闻自由的宪政基础的学术论坛，这点也极具前瞻意识。(33)笔者以此事实的存在而大胆地认为，这种新型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和活跃，为后来哈钦斯委员会及其《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报告理念的最终塑型，打下了思想史意义上的内在理路铺垫。(34)
四、专业共同体的形成：《尼曼报告》的出现
评价一个专业团体的兴起和成型，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否取得理念上的共识。就新闻教育而言，如果能取得来自学术界和业界的普遍认同和积极思考，亦是一种成功的体现。1940年代恰逢美国新闻业进入战后新一轮繁荣之中，发行量与广告收入的稳中有升以及远未形成威胁的电视让新闻界自身对自身以外的批评显得格外敏感。但新闻业界内自身寻求进步的意识亦不能忽视，日后声名卓著的《尼曼报告》的出现也正契合了这个时代的主题。(35)
《尼曼报告》的诞生，首先是对尼曼新闻教育项目的一种认可。在历经十年尝试之后，一个相对稳固的运作模式，一个稳定和高素质的新闻人学员群，以及被哈佛师生所认同和维护的新闻教育理念，都是催生同仁刊物的一种驱动力。路易斯·里昂在回忆创办的历程中曾提到，来自尼曼学员返回业界后希望继续保持学习和业界批判的意识，以及部分哈佛教员对新闻业界持续的参与兴趣，都是刊物得以出现的背景。1946年，由96名尼曼学员组成的尼曼校友联合会宣告成立，同年商议《尼曼报告》出版。在其第一期的发刊主旨中这样写道，
“本刊的出版拟唤起新闻人对于新闻专业的持久兴趣，并为此而笔耕不辍。本刊欢迎一切形式的投稿，只需围绕尼曼基金会永久之主题‘提升美国新闻业的整体水准’。”(36)
从发刊词可以看出，《尼曼报告》遵循的依然是探索一种新的将学术和实践结合的教育模式，其初衷首先满足来自学员的迫切需求。客观而言，一年的哈佛学习体验客观上无法满足这些新闻记者对加深认识新闻业普遍规律的要求。学员们对自我专业身份的认识或许刚开始发芽，而就要告别校园，这种急迫的心态成为一种普遍状况。校方和尼曼项目其实已经在日后的教学反馈中得知并加以积极引导。1942年部分尼曼学员出版了名为《新闻人的节日》的论文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5位尼曼学员首次对新闻业做了颇具个人化的评论解读。(37)1946年，由当期尼曼学员为主的成员出版了一本访谈类著作《你们的报纸：为了新闻业更美好的蓝图》。在该书中，学员通过与来访的美国新闻业人士和企业主的交谈，批评美国报业试图通过其控制的报业来灌输其固有的阶层利益，而真正自由负责任的媒体应以整个社会的福祉为标准。该书出版后，政论杂志《新共和》赞扬该书的出版能够与同时代的新闻业自身状况调查的成果相比肩。(38)
在这些基础上，《尼曼报告》出版伊始就具有其鲜明的特色。第一点，刊物的作者主要来自新闻从业者群，同时又包含相当数量的教育界人士。而其中，很多热心投稿的作者并非出身于尼曼项目，因而刚开始拟就的准“同仁刊物”很快就被新闻专业主义群体所接纳，从侧面印证了刊物的定位成功。第二点，刊物相当重视新闻报道中记者的写作风格的养成。这点与学员在哈佛普遍接受英语文学系的阅读训练和文本批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尼曼报告》曾发特刊专门就新闻写作提出问题，指出要增强新闻写作的可信度，解释力度和讲故事的能力，这种重叙述的传统，成为刊物的标志性特色并保留至今。第三点，重点推广解释性报道的理念和意义，尼曼学员及其学术-专业共同体在这点上达成高度的共识，认为这是认识复杂政治社会和保存新闻界客观性理念的基石。这种共识让尼曼报告在随后多次的大众传媒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时勇于发声。譬如在1953年麦卡锡主义反共高潮时期，原有的客观性报道理念被政客造谣和议题设置所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尼曼报告》敢于直言抨击某些同行的犬儒和不作为，赢得新闻界的高度赞誉。正如路易斯·里昂在《尼曼报告》上的评论所揭示的，如果政治家误导了事实，那么新闻人就更应该把事实的原委呈现给公众。(39)
总的来看，《尼曼报告》的成功不仅在于哈佛提供的优越智识环境，而且在于能够让真正的职业记者通过比较学术化的表达方式来对新闻业内部存在的问题和现象进行对话，他们是“真正的来自圈内，而非圈外”，所以其对话的价值和意义更能被从业者接受。当记者和编辑对外部的批评始终抱有警惕和反感的情况下，这种建立在对话和交流基础上的批评，更显可贵。(40)
代结语：一种新闻教育的探索价值
在对早期尼曼新闻教育的历史进行一番较为深入的解读之后，笔者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回应本文在篇首所提及的凯利及其抛出的问题：新闻学及其研究是否能在人文学科领域找到栖身之地，并能与之对话。对此，至少通过本文的叙述，这种存在及其成功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也有不少问题，批评者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尼曼项目自始至终没有纳入到哈佛的学位教育体系之中，研究者很难将其归类为一种规范且严肃的教育模式而加以总结，只能更多地从经验性的层面加以叙述而非分析，自然更谈不上建构与解构之意义，这也是该项目无法成功被复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内，已有不少业界与学界试图搭建相类似的平台，但其主旨和操作平台与尼曼有很大的不同，自然也无法复制其理念的核心。(41)
本雅明在其经典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曾深刻指出了技术媒介时代的象征形式及其可复制性的重要意义，对可复制性的成本掌控和量化评估，已然成为这个时代资本逻辑和文化形态的一种成功表现。假若我们循着这种思路，凯瑞及其命题的深刻性，事实上更可以表述为对当今新闻教育界所普遍存在的寻求技术理性和思想无意识的批判。这种追求以完善学生应用和技能训练为主的教育模式，创造了一个个大众时代的教育复制产品；新兴媒介的不断兴起更是把这种传播拜物教引向一种新的高度，而真正的大学理念的浸润和熏陶，则离新闻教育界愈来愈远。
笔者认为，尼曼新闻教育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其运作方式的不可复制性(本雅明的语境中)，体现在其激发学员与学术界互动，追求一种跨学科的、人文的研究实践，体现在其通过对自身专业理念的学术思辨所达到的较高境界。故而，我们不妨借用凯瑞教授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文章最后一段的话来结束：如果新闻教育的未来大抵能够循着尼曼这条路行进的话，“故事或许会有一个不错的结尾，而新闻教育亦可能会明白无误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42)
[致谢]本文曾蒙新闻学院童兵教授、黄旦教授、杨击副教授指点迷津，特致谢忱。
①James Carey,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Journalism Education,Journalism：Theory,Practice and Criticism,1(1):p.13-17，译文可参见“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李昕译，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8-11页。
②参见潘忠党，“新闻与传播之别——解读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四期，第12-16页。
③Burton J.Bldestein,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orton &Company.Inc.,New York,1976.
④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九版，展江等译，2004年4月版，第657-659页。
⑤H.L.Mencken,Reflection on Journalism,Journalism Review,No.2.1925 pp.3-5
⑥劳伦斯·维赛，《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鸾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⑦Burton J.Bldestein,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orton &Company.Inc.,New York,1976.pp.101-102
⑧Ibid.pp.282-283
⑨陈昌凤著，《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33页。
⑩Betty H.Winfield,1908 Journalism:Birth of a Profession,Columbia,Missouri: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8.
(11)参见新闻自由委员会著，《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12)同上，该书附录的两篇论文非常详细地论述当时新闻业界普遍敌视报告的原因；亨利·鲁斯设立委员会的初衷亦耐人寻味，可参见Baughman,James L.,Henry R.Luce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News Media,Boston Mass:Twayne Publishers,1987.以及Alan Brinkley,The Publisher:Henry Luce And His American Century,New York:Alfred Knopf,2010.
(13)对阐释性新闻报道的出现的背景介绍，可参见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30-135页。
(14)莫顿·凯勒、菲利斯·凯勒著，《哈佛走向现代：美国大学的崛起》，史静寰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31页；亦可参见哈佛委员会编著，《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李曼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15)同上，第34-36页。
(16)Nieman Foundation ed.,Celebrating 70s years of Nieman Fellowships,Annual Report of 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 at Harvard,Cambridge,Mass:2008,pp.4-6
(17)Ronald Steel,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1999
(18)Nieman Foundation ed.,Celebrating 70s years of Nieman Fellowships,Annual Report of 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 at Harvard,Cambridge Mass:2008,p.5
(19)Lyons,M.Louis ed.The Nieman Fellows Report,An Account of An Educational Experiment In its Tenth Yea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pp.55-56
(20)Ibid.pp.48-49
(21)Ibid.p.39
(22)Ibid.p.41
(23)Ibid.p.88
(24)Ibid.p.91
(25)Ibid.p.96
(26)Ibid.pp.60-62
(27)Ibid.pp.82-85
(28)Nieman Foundation ed.,Celebrating 70s years of Nieman Fellowships,Annual Report of 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 at Harvard,Cambridge Mass:2008,p.7
(29)Ibid.p.63
(30)Ibid.pp.64-66
(31)Ibid.p.56
(32)Louis M.Lyons ed.Reporting the News，Selections From Nieman Repor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0
(33)作为老施莱辛格的儿子，小施莱辛格见证父亲对尼曼项目奔走的各种努力，并且在回忆录中多次记载其参与尼曼活动的经历，他也联系更多的哈佛学者关注尼曼的成长，可参阅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Boston,Mass: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
(34)美国新闻史学者戴维·戴维斯与笔者有相类似观点，但他从首份《尼曼报告》的出版时间先于《哈钦斯报告》来论证；笔者则从人物思想交流及其影响中推论出。亦可参见David R.Davies,The Postwar Decline of American Newspaper,1945-1965,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1997.
(35)David R.Davies,The Postwar Decline of American Newspaper,1945-1965,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1997,Chapter Three
(36)Louis M.Lyons,Ed.Reporting the News,Selections From Nieman Repor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8
(37)Nieman Foundation ed.,Newsmen's Holiday,Nieman Essay-First Ser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
(38)David R.Davies,The Postwar Decline of American Newspaper,1945-1965,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1997,Chapter Three
(39)David R.Davies,The Postwar Decline of American Newspaper,1945-1965,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1997,Chapter Four
(40)Louis M.Lyons ed.,Reporting the News,Selection From Nieman Repor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30
(41)以胡舒立先后执掌过的财经和财新传媒为例，他们分别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及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内设立《财经》奖学金项目与卓越记者培训计划，以期达成业界与学界的互动，但其较少缺乏与所处院校人文和社会学科的互动。
(42)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李昕译，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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