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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散文身价倍增，在文学领域几近一枝独秀。散文期刊、散文专栏、散文作家还有散文批评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新时期散文非常奇异的景观。对此，学术界多喜不自禁、赞誉有加。但我认为，这种“繁荣景象”本质是泡沫式的，具有内质的虚假性，就如同一场暴雨来势凶猛，但它对大地的渗透却是很不够的，其大部分很快就流失掉了。
一、知识爆炸与精神萎缩
“知识性”常被批评家用来作为评判散文优劣的重要标准，而散文作者也多以“博古通今”来显示自己的水平。其实，散文是否“博学”并不是最重要的，它毕竟与科普读物大相异趣。散文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本质是感悟式的，是以能否烛照人的心灵，使人洞悉、解悟为特征的。
然而，近些年散文正是在此误入歧途、积重难返。翻开一本本散文，在你眼前知识散文堆积如山。一是旅行、访问随笔增多。可能是旅游的机会多了，也可能是人们需要旅游指导，近些年旅行式散文特别多，随便哪个景点，某个名胜，都可成篇。值得注意，出国散记特别走红，报刊与读者对此都非常青睐，这既反映国人视域的拓展，但更深层动因恐怕仍是内在的媚外崇洋心理。二是学者散文的蜂拥。按理说，学者来写散文对学者和散文都是有益的，是件好事。问题是学者散文泛滥文坛就值得深思了。学者将所学用散文的形式表达出来，于是就有了今日随处可见的学术随笔。三是读书随笔的泛滥。为何现在读书随笔如此之多，人们对之又如此钟爱？有人认为是“读书热”使然，但我们认为读书随笔热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读书冷”吧？因为大多数读者无时间也不愿读书而可以捷径的方式从读书随笔中获得知识。
我们指出近些年散文“知识”之爆炸，并非说散文不可有知识，或人们不可通过散文获得知识，问题是散文这种重知识、卖知识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失误，即“精神”的丧失。散文作者可不顾散文真义而向读者廉价地贩卖知识，既是欺骗读者又是自欺。那么这些知识性散文的精神丧失在哪里呢？第一是对人类命运的忽略，换言之，人类何去何从，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方向和命运如何，知识性散文多有忽视。第二是对人心人性人情的漠然。人们如何保持真心童心爱心，人们如何保存良心不被污染，知识性散文往往多不触及。第三是与文化和智慧的隔膜。
或许有人说知识性散文很难把握世道人心，很难承载人类关怀的使命，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散文题材与形式尽管重要，但境界和立足点更为重要。宇宙之大可映出大精神，苍蝇之小亦可见出宏钟大吕。比如林语堂，他一向被人误读，其知识性散文也如是。林语堂曾将日常琐事写入散文，由此有了关于吸烟、饮食、旅行、读书和睡眠等知识性散文。可贵的是林氏并未停留在知识的介绍上，也并非向读者兜售知识商品，而是在吸烟时从烟雾缭绕中体味到人之精神自由，从衣食住行上看到闲适与自由。其实，倡行爱国、战斗和改造国民性是一种启蒙，而让人的精神自由放松又何尝不是一种启蒙呢？现代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启蒙的外在化和急峻化，多思想观念之启蒙而少世道人心、人性和人情之启蒙。
当然，我们并不能一概而论说近几年知识性散文都是外强中干、精神贫乏，事实上有的知识性散文还是充溢着饱满的精神的。如季羡林的散文充满智慧与童心；张中行散文饱蕴宽容与雍容；林非散文满怀反省与期冀；张炜散文渗透洁美与良知……。遗憾的是在众多空洞的知识性散文中，如此境界的散文真可谓鹤立鸡群。
纵观中国现代散文史，不论是象鲁迅这样的激进派，还是象周作人、林语堂这样的温和派（指后期），抑或是象辜鸿铭这样的保守派，他们都有一种境界一种精神，都时刻关注人类的命运和未来，都执力于用文学改变世道人心。然而近些年多数散文家未能站在中国现代散文甚至未能站在新时期初期散文的精神高度并对之进行超越，相反，他们等而下之，放弃精神主旨的追求，为迎合读者心理和顺应商品大潮的起落，批量生产式的推出知识性散文。当然，有些知识性散文的作者达不到较高的境界，其散文只能在知识范围中炒作、“翻新”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滥情矫情与生命衰弱
近些年散文的另一失误是情感的虚假。首先是情感的泛滥，就如同春天满目绚丽、周身激情，听一首曲就可以死也可以活；见一朵花就可以发泄爱的情怀；捧一块土即可发现历史展示未来。这种情感随处播撒虽不失其浪漫，但极易使感情失去把持，成为滥情。当然，这也是情感幼稚的表现。我们以余秋雨散文为例。应该说余秋雨的散文还是很有意义的，作者试图打通古今，历史地文化地审视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并建立一种健康合理的新文化。然而，我们也应承认，余秋雨散文的情感具有泛滥的倾向，象一个青春少年，感情是热烈的，但其抒情对象和方式往往很不恰当，给人的艺术感受也不舒服。如《废墟》开篇即写：“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殁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降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遮羞的阴影。”再如《天涯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黎族姑娘的美首先是眼睛，大海的开阔深沉，热带的炽热都躲藏在睫毛长长的忽闪间。洗夫人把这种眼神投给了中华历史，这在中华历史中显得既罕见又俏皮。”无需多引，我们便可见出余秋雨的抒情多么勉强多么随意又是多么不近人情。其次是矫情。这种抒情方式显示了情感虚假的另一面，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说滥情显示其心理的自傲，那么矫情则反照其心理的自卑。象“小女人散文”，它的价值姑且不论，其矫情则溢于言表。我们以曹明华的《美》为例。此文全篇不外乎谈美，即什么是美？作者自视甚高，以发现美的真谛的姿态阐释美即是距离，美是曲线，美是弹性。其实，这个象是哲学阐释式的结论仍是肤浅的，带有学生腔的，难道还有什么比自然美更真切的吗？距离美也好，曲线美也好，弹性美也好，这些只不过是自然美的形式。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而在作者阐释的调子。作者俨然是一个哲人对小学生布道，居高临下，一篇千多字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嗯……她又那么蹙起了眉”，“呵，……她又那么抿紧了唇”，“哎？她又那么神秘地颤动起了长长的睫毛。”我看不到这对表现“什么是美？”有何益处，只是一种矫情。
为什么会产生滥情和矫情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作者对自己把握的“对象”之认识还较简单、肤浅，自己未被“对象”打动也就不可能写出以情动人的作品。试想，余秋雨对浩瀚的中国历史理解了多少？看似向人展示一个个历史故事、名胜古迹，其实他更多的是向人们介绍历史知识而非真正活化了历史，向人们展示知识显然更需历史教师去做而非散文家的职责。因为余秋雨散文的情感并非源于内心深处，人们就不能指望他的散文真挚感人、细腻深刻。曹明华也是这样，她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登上文坛，初入社会，那她对世道沧桑与美又能体会出几分呢？况且“美”是极其抽象的东西，泛泛而谈却要以情感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散文最重要者是以情动人，写真人真心真情，有感而发，并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写出来，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值得重视的是张炜散文的抒情方式。张炜崇尚自然，当然也崇爱自然的抒情，该炽烈则热情似火，需节制则寂然无声，不滥情不矫情，情感的多少、冷暖和虚实都如同水的流淌一样自自然然，不加雕饰。在《纯美的注视》中张炜写参加冯中一老师的追悼会，其心情是难以言喻的。作者这样写道：“他的手温暖过我的手，这使我今天一想起来就有些受不住。哀乐声中我从他身边走过时，首先想到的是那只曾紧紧握过我的手。这一瞬间我意识到再也没有那样的一只手了。”近些年散文抒情较突出的作品还有臧克家的《博士之家》，林非的《招考博士生小记》等，这些作品娓娓道来真挚动人，透出作者对人类命运及真人情真人性的热切呼唤。
三、中西失调与心理偏狭
“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新文化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而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决绝的批判态度的。正因此西方文化的介入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获得了勃勃生机。但另一面，中国现代新文化也深含隐忧，即在过分地强调西方文化先进性的同时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抛弃了。可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新文化走了一条片面追求西方文化精神的道路，即重冲突重失衡重阳刚之美等等。当然，在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最突出的阻力即是国粹派，他们死抱着中国传统文化不放，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可以说，中国现代新文化走着一条中西文化分化、失调之路，尽管后者远比前者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事实上，中西文化之论争是本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最根本点，直至今日欧化派和新儒学仍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显然，这样的文化背景不可能不影响文学，影响新时期的散文创作。放开那些缺乏文化感的散文不论，即使那些关注文化精神的散文也明显有着中西文化失调的倾向。一是缺乏现代文化眼光，拘于传统文化的审美视域，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比如“小女人散文”和余秋雨散文尽管不乏现代文化意识，但骨子里仍有浓郁的保守性质。“小女人散文”视野狭窄，心灵内缩，力度柔弱，从此人们很难获得生命勃勃、自我充沛的现代女性精神。余秋雨散文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华，这是有价值的，但我们常感到作者被历史尘封，缺乏现代意识清醒之烛照，常迷失自我，失去自我，成为历史的走卒。除此，还有一些充满相当现代意识的散文也难摆脱传统文化的规约。如刘芳的《走进白桦林》，表面看这是一篇反拨现代都市文明弊害，崇尚白桦林，推崇大自然有着现代文化眼光的佳作，但实际上，作者并未站在中西文化融会与磨合的视角来看取现代都市文明，换言之，作者未能做到既发现现代文化之利弊又理解传统文化之得失，并取长补短，从而建立一种现代新文化。相反，作者在一元化观念支持下写道：“我望着这些大自然成员的一张张和善的面孔，忽然想到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它们当初在这洪荒的世界里生存时，一定是也曾充满和谐、欢快和人性的。”就象文章的题目《走向白桦林》一样，作者的文化指针是背离现代都市文明而指向原始社会状态的，因为作者认定类人猿的石穴才是人类的根是人类快乐和谐之所，这是多么可怕的观念啊！二是一味跟踪现代都市文明而缺乏理性思考，尤其是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旨。比如王维洲在《高速行》中对中国高速公路蒸蒸日上的发展表示由衷之喜悦，并极尽形容赞美这一伟大的成就之意。文章写道：“青色的高速路面，白色的行车线，是青天的颜色，白云的颜色，流动的颜色。路这样直这样宽。这样快快的一冲，眼见得就上青天！”作者甚至认为“这不锈钢银华四射的太阳神，是在昭示一种新文明的祥兆么？”应该说，对祖国高速公路的飞快发展给以充分的肯定是对的，问题是这种物质文明背后是否隐藏着一种危机呢？这让我想起林语堂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清末有一外交使臣到美国考察，美官员情不自禁地告诉中国使臣说他们费尽千辛终于将华盛顿至纽约间的铁路缩短一分钟。本想对方能给以赞美，没有想到中国外交大臣竟不以为然地反问说：“请问，贵国这样努力节约那一分钟用来干什么呢？”结果美国官员被问得瞠目结舌。对此，林语堂评论说，西方人不理解生命和人生的真义，也不理解时间的真谛。人生有限，生命有限，时间也有限，我们更重要的不是跟时间竞跑，而是在时间中体会永恒。是啊，如果仅把时间理解成纵向的方向性，那么时间就会成为越来越短的东西，人类就极易变为时间的奴隶。相反，如果把时间理解为横向的扩展性，那么时间就会相对延长，人类也容易成为驾驭时间的主人。更正确者应是既注重时间之瞬变性，又保持时间之恒定性，前者是西方文化之精髓，后者是中国文化之要义。王维洲的失误并不在于他对高速公路赞叹时所表现出的西方文化时间观，而在于他过分依赖西方文化之时间观，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之时间观遗失掉了。
正是缺乏中西文化一体化的眼光，新时期尤其是近些年散文才会出现心理偏狭的缺憾。有些散文表面洋溢爱国精神，其实显示了作者内心世界的“狭隘”，他们缺乏世界视域，缺乏人类关怀，换言之是一种“国家主义”，而非全球精神。比如王英琦的《大唐的太阳，你失落了吗？》即是一篇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外表下淋漓尽致地表现着狭隘的国家主义观念的作品。作者有感于《井上靖西域小说选》，有感于井上靖、平山和喜多郎等日本人对西域文化之钟情之研究，竟发出急切、愤慨甚至嫉妒的呼唤。作者这样叙述：“许勤气得一下把收音机关掉，挥舞着拳头，大声地对我说：‘好啊，井上靖在写，平山在画，喜多郎在作曲，西域全让日本人给包了，中国人死绝了！’”作者进一步站出来说：“我们伟大的‘大唐太阳’，也一定会复出东山，普照中华大地的！”“到那时，我们的文学艺术，也会冲出国界，走向全世界的。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也会去画美索不达米亚和爱琴海沿岸的古文明的，也会去画索菲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的，也会去考察希腊国土上倒塌的墙垣和罗马帝国的古典文明的，”篇末写井上靖从西域满载而归，作者道出自己的心情：“他老人家惬意了，我却窝下了心病。”应该说，站在日本人重视文化（包括中国文化）而中国人不重视文化的角度看，王英琦的散文还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站在世界文化一体化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王英琦这篇散文就值得深思了。日本文化人士对中国西域文化之热爱真值得那么气愤那么受不住吗？有一天中国人真到世界其他文明国度去写去画难道就是大唐的太阳重新升起了吗？显然这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其实除却爱国主义外还有另外的概念即“文化”和“人类”，尤其对文化人更是如此。站在这一高度，世界任何一种文化包括西域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可供其他国别的人来研究，因之，日本文化人研究中国西域文化我们没有必要如此义愤填膺！
我们认为爱国主义是不可忽略的，没有这种精神任何人包括作家也只是无根之风筝。问题是国家不能覆盖也不能代替“人类”和“文化”，尤其对作家和文化人更是如此。作家和文化人应在爱国的同时有着更博大的胸怀有着更高远的终极关怀，即对整个世界与人类投以悲悯的目光。
应指出的是，近些年的散文并非完全是中西文化一元化之下的产物。事实上有些散文还是非常清醒的。比如林非的散文就是站在世界文化一体化的高度来看待中西文化的。在看到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优长时，作者又对其弊病如高大建筑群遮住阳光使人类与大自然隔离提出批评；在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优点时，作者又对其专制主义遗毒及国民劣根性进行清理。或许因为是学者，尤其是鲁迅研究的学者，林非的散文才有可能突破狭隘的束缚，走向广阔与深远，超出一般散文作者的局限性。遗憾的是，近些年散文不是以传统审美意识为核心，就是遵循西方文化精神，能用中西文化一体化的眼光看取世界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还是不多得的。
我们并无意对近些年散文创作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那对散文创作也是无益的。事实上，有不少散文确是名篇佳作，有的散文家也名符其实。但总体而言，表面的繁华掩盖不了其中的衰弱，耀眼的光环遮饰不住其中的浅陋。近些年散文更多是泡沫是滥竽充数是假冒伪劣产品，而一些精品则被众多伪散文淹没掉了。我们呼吁境界高远深刻感人的散文尽早成为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