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江浙地区女性性侵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江浙论文,试论论文,地区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0）02－0094－07
女性受到性侵害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时常发生的事情。而至晚清，在律法上有加强判罪之倾向。道光三年（1823年），上谕：“向来图奸未成，刃伤本妇及有服亲属，律例内并无治罪专条。兹据刑部酌拟条例请旨，嗣后图奸调奸妇女未成罪人，如拒伤本妇并其夫与父母及有服亲属，除至残废笃疾，罪在满徒以上者，无论金刃他物，俱照殴所捕人至折伤以上律，拟绞监候外。其但系刃伤，即照强奸刃伤绞罪上减一等，仍依棍徒生事行凶、扰害良人例，发极边足四千里安置。若伤非金刃，仍依罪人拒捕例加本罪二等问拟。以示区别。”[1][卷52，道光三年五月己丑条]地方官审案心得也有记载：“有报调奸未成、图奸未成、强奸未成者，必须即刻差拘严惩，以快贞妇之心，切不可因其未成，便可视为无关紧要，任意延搁。倘延搁日久，本妇怀愤自尽，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矣。”[2][第7册，p.679]
到了宣统年间倡导司法之改革，在强奸问题上倡导重刑以儆效尤：
若夫名节之防，中国女子习俗相沿，有临难殉身者，有被辱自尽者，此皆我国女子美德。如分则内第二百七十四条强奸妇女仅处二等以上有期徒刑，又第三百五十四条第三项于盗所强奸妇女而不列于第三百五十五条之内，此等重犯尚不加以死刑，轻重未免失宜，此宜斟酌者又一。
立法太轻，徒博宽厚哀矜之名，适启大逆不孝之渐。他如犯奸之罪，不及处女孀居，犯奸之行，比于惰眠泥飮内乱，则关于十恶，旣未明定专条强盗，而奸淫妇女并不加以重典，何以肃法纪而保治安？[3][卷247]
不过强奸之事，事属暧昧，官府在审理上十分谨慎，而对女性拒奸之举的要求也甚为严格。
州县有维持风化之责，遇有强奸案件，必须照律严办，方足以挽回恶俗。但强奸罪名甚重，绞监候，真伪难分，以真为伪，既无以摄奸匪之心。强奸非本妇所愿，只可谓之奸匪，不可谓之奸夫。以伪为真，又未免中刁徒之计，故审理此等案件，存不得一毫成见，著不得一毫粗心。本强奸也，而奸匪避重就轻，往往饰强为和，希图幸免。本和奸也，而奸妇因人知觉，往往讳和为强，希图掩盖。又有本夫始而贪财纵容妻妾与人通奸，继而奸夫无力资助，难于拒绝，因控告强奸，希图断绝来往者。亦有积怨深仇，难于报复，特借强奸大题目，希图诬赖者。律注云：凡问强奸，须有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之情，亦须有人知闻及损伤肤体，撕毁衣服之属，方坐绞罪。所谓妇人不能挣脱之情，乃指凶器恐吓，绳索捆缚，同党捉拏之类而言，然亦难以概论。或身体孱弱，力难抵拒；或疾病初愈，浑身无力；或猝遭强暴，魄散魂飞，不能自主。此皆事之所有原，不必一定捆缚捉拏始可行强。邻佑闻声，自必趋救，从此研究，或可得强暴情状，但仍防串捏。至损伤肤体，撕毁衣服等情，只可用作印证，不能据为铁凭。因伤痕可以假装，衣服可以自毁也。[2][第7册，p.678－679]
可见，官府对于强奸的案子，一经确定必从严治究。但女性如何证明自己被强奸却规定得甚为含糊，官员判案不可避免会有主观因素存在。从一定程度上说，女性在身遭侵害之后，隐忍或自尽可能是比控究更为有利的选择，因为一旦控究不仅有损名节，且事实经过难以说清。例如句容县陶郎氏控闵二的案子。陶郎氏之夫陶万库去镇江探母，陶郎氏独自在家，王贵之工伙闵二手持洋枪，并带洋钱一包，入室图奸，陶郎氏坚拒得脱。后陶郎氏向王贵投诉，王贵不责闵二，反而嘲讽陶郎氏。官府诘以因何不诉之于董长？称董长均不在家。诘以何不等陶万库回来？则称若等丈夫回来告诉便不得了。董长均不在家容或有之，所称告诉丈夫便不得了，此何说也？该氏不得了乎，抑闵二不得了也？然则该氏此次投诉，亦将瞒过陶万库乎？著逐出。禀掷还。[4][卷6，p.129]此案是否诬控已无从查知。但从案件陈述看，官府对于此案态度未免轻率，在官府看来，此女子缺乏遭受暴力及暴力反抗的证据，无法证明其遭受性侵害威胁的真实性。另外，官府审理强奸案还要追究受害妇女的操守，那些曾经有过不忠的名声或丑行的妇女，会在判案中遭到歧视，得不到公正的判决，一方面她们要遭受不是被强奸的质疑，另一方面即使证实了是被强奸，罪犯也会被判以较轻的处罚。不过对于幼女被强奸的案子，官府一般都会从重判决。例如：光绪年间江苏省万阿大强奸十岁以下幼女已成，判斩监候；张本漋强奸幼女已成，判绞立决。[5][第3册，p.325]
正是因为女性遭受性侵害事关名节，官府判案又多谨慎，因此常常引发纠纷，甚至造成命案等严重后果。本文拟以江浙地区为例，以案例档案为主探讨晚清女性遭受性侵害的情况，从而关照法律、社会、家庭在女性性安全问题上的态度、措施及存在问题。
一、因性侵害而引发的争斗
由于强奸之事闹上官府往往难以辩说分明，而且事属颜面攸关，因此常以私下的争斗为解决方式，严重的甚至惹出人命案件。
1.受害人亲属出于愤激私自复仇
妇女被强奸对于其家人而言是一件羞耻的事，尽管她是受害者，被害人亲属在事发之后却往往并不选择告官，是因为强奸案审理起来非常麻烦。但作为被害者的亲属，内心的羞愧和愤怒又难以排解，于是一部分人选择私自复仇。
例如，宝山县陆顺川踢伤图奸伊妹之陈凇华身死的案子。陈凇华与陆家素识，趁陆林宝来家里催还借物的机会，将门关闭，向之调戏图奸，幸得曹茂华路过解救。陆顺川询悉情由，心怀不甘，纠允亲戚将陈凇华拖回家内，用绳捆缚，声言送官究办。陈凇华不服辱骂，陆顺川一时愤激，用脚踢伤陈凇华，讵陈凇华伤重，医治无效，殒命。[6][p.08392号]此案陆顺川在得知妹妹被图奸未成之后，首先选择的是私自报仇泄愤，“声言送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威胁性的手段。事实上，图奸未成之案，即使告上官府也确实难以有什么明确的对图奸者的惩罚，只是白白坏了被害女子的名声。而陆顺川将陈凇华杀害也带有偶然性，一开始他并未有杀人的动机，只是“心怀不甘”。一般而言，私自复仇是被害者遭受侵害后的自然心理反应，而法律之设，其本意也是为了避免私人复仇，但是法律缺乏实施判决的补救措施和机制。就强奸案而言，即使原告赢得了官司，得到了公平的判决，其所遭受的损失可能更大，这种损失包括经济上打官司的费用、名誉上的被害女子的贞节被讨论和批评等等诸方面，更何况还有司法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和腐朽性，启动诉讼的成本和风险都是很高的。
不过，这种私自报复虽属非法行为，但官府在判决时往往带有某种同情和妥协。例如，光绪三年（1877年），江苏省秋审有一起案子：程登预与小功兄程预幅分居无嫌。程登预外出，邀邻妇沈氏与其妻宣氏做伴，后程预幅酒醉至程登预家，向宣氏调戏，宣氏斥骂，程预幅将宣氏揪按床上，强欲行奸，幸得沈氏回归喝阻。程登预回归，宣氏告知前情，其气愤，起意寻获送官究办，相互争闹，程登预一时激愤，起意致死。官府判决：死者淫恶蔑伦，杀由激于义愤，并非无故逞凶干犯，情稍可原，是以未勾斩立决。[5][第3册，p.324]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宽容。
愤激复仇的基本是被害妇女的男性亲属，以丈夫和兄长居多。强奸事件中，这种私自复仇的现象屡见不鲜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民众对于官府缺乏信赖；更重要的是此类事件牵涉到妇女贞洁，颜面攸关，大家都抱着尽量不要声张的心态。于是，私人复仇行为成为泄愤的首选手段。
2.因拒奸而引发的冲突
在强奸过程中，由于被害者或其家人反抗以及发现者喝阻，都可能引发伤害或是命案。具体又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被害者及其亲属的自救，就可以看到的记载，大多是一些防卫过当的案件。如睢宁县仝道礼强奸李化氏未成，被本夫李敦朴殴死案。仝道礼向李化氏用言调奸，李化氏不依，喊经邻人李敦本前去查问，仝道礼逃走。后来李敦朴回家，李化氏哭诉，李敦朴找仝道礼理论未遇，因事关颜面，未经控告。是月二十日夜初更时分，仝道礼复往求奸，氏不允，仝道礼将氏按在床上，强欲行奸，氏挣扎不脱，情急喊救。李敦朴闻声进屋，仝道礼在逃的过程中被石头绊倒，氏上前按住，李敦朴取地上石头殴打殒命，李敦朴自行投首。最后官府判决李敦朴合依本夫杀死强奸未成罪人，追逐殴打致毙者照奸所获奸非登时而杀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6][08537号]
清河县民杨二因马礼调戏伊妻郁氏，愤激杀死一案。道光二年七月初六将晚，杨二之妻郁氏因乏柴烧，赴地私扒豆叶，适马礼沽酒回归，路过经见，声言郁氏不应扒豆叶，欲诉家长，郁氏求饶，马礼乘机挟制图奸，拉捏郁氏两手调戏，郁氏不依喊叫。杨二闻声趋近，目击其妻被马礼拉手调戏，心生气愤，争闹中，马礼将杨二辱骂，杨二一时愤激起意致死。[6][08343号]
海州周汏桂杀死强奸伊妹周小兰未成之王莲溃身死案：周小兰系周汏桂之胞妹，尚未许字，平日为人端谨。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初十日，王莲溃至周家闲谈，周汏桂留王住宿做伴。二更时分，王莲溃乘周汏桂鼾睡，潜入周小兰房内，拉周小兰求奸，周小兰不允，王上床强行锨按，并将周小兰裤子撕破，周小兰挣拒不脱，大声哭喊，未被奸污。周汏桂闻声赶救，一时愤激，即用刀狠砍王项颈，不期用刀过猛，致将头颅砍落殒命。官府判周汏桂合依强奸未成，罪人本妇有服亲属登时愤激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周小兰在场扭拉发辫，即属帮殴，惟系拒奸本妇，例得免议。[6][08462号]
从以上三起案子可以看出，案件的判决强调罪犯与被奸妇女的服属关系以及是否奸所获奸、是否“登时”。这些罪犯的行为从情理上讲是情有可原的，法律规定也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大多止于徒罪。不过就案件的陈述看来，有几点值得注意。李敦朴案件中仝道礼一再地图奸李化氏，李敦朴杀人后自动投首，但就科罪而言，未见判此案的官员有所宽宥。而仝道礼第一次图奸未成之后，李敦朴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去找仝道礼理论，未果之后“因事关颜面，未经控告”，如若不是仝道礼再次图奸，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这种不了了之的情况是不少见的，当然历史也就不会留下记载。周汏桂之案，周小兰“在场扭拉发辫，即属帮殴，惟系拒奸本妇，例得免议”，这似乎是说妇女拒奸的行为应该仅止于保护自己，如果反过来伤害施暴者也是不对的，但这其中度的问题却并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还有一种就是图奸者伤害拒奸本妇或其家人。由于男女天生体力上差异，拒奸本妇被伤害的事件比较多见。光绪年间，江浙两省秋审就多有此类案件的记载：斩犯唐亦之，强奸未成，刃毙本妇，复另毙捕人一命，淫凶难宽，是以勾决；[5][第3册，p.325]斩犯王三，调奸未成，致毙本妇灭口，法无可宽，是以勾决；[7][第14册，p.309]斩犯张阿佛，调奸未成，拒捕，淫凶难宽，是以勾决；[7][第17册，p.216]仪征县臧幅聚图奸高王氏不从，拒伤该氏身死[6][08347号]等等。总体来讲，图奸者杀害被害妇女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扭斗中失手；二是怕被告发而灭口；三是在图奸未成而产生的强烈挫折感驱使下痛下杀手。
娄县汪二助、陆宝顺强奸曹比氏误伤该氏身死的案子，就是在行奸过程中误杀被害者。光绪十八年冬，汪二助与陆宝顺向曹刘氏等家求乞柴米，时毕氏在东屋看守，陆宝顺见其少艾，起意强奸，逼令汪二助帮同按捉，奸毕下床，接过汪二助手内绳子，氏动弹，陆宝顺拉紧，欲令汪二行奸，汪二畏逃，陆宝顺亦逃，此时，氏已被勒死。此案虽强奸已成，但曹比氏挣扎不从，官府仍给予旌表。陆宝顺则被判斩立决枭示，正法。汪二，听从帮拉，并未同奸，依强奸未成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6][08502号]强奸已成，本就性质严重，加上被奸本妇被杀死，尽管是误杀，也重罪难宽。
邳州石开柱向王刘氏调奸未成，将该氏砍死的案子，则是图奸者在听到被害妇女威胁向丈夫告发后感到害怕而起意将之灭口的。王刘氏系王光才之妻，与石开柱邻识无嫌。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十四日，石开柱在山拾柴，同样赴山砍柴的王刘氏向石开柱索吸旱烟，石开柱四顾无人，即拉王刘氏之手，用言调奸，王刘氏用掌向殴，斥以不应欺辱，定欲告知其夫，不依，石开柱虑事败露，起意致死灭口。基层女性由于生计所迫，有些还是比较泼悍的，像此案王刘氏就与石开柱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并声称要报复，从而引发了石开柱的杀机。此案最后判决：“查例载强奸未成，将本妇立时杀死者拟斩立决。例无调奸未成，立时杀死本妇，作何治罪专条，自应比拟问拟，石应比依强奸未成，将本妇立时杀死者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6][08399号]王刘氏因被石开柱调奸不从，抗节捐躯，得以旌表。由此案可以看出，与上层妇女相较，基层妇女在面临性侵犯的威胁时具有更强的反抗力。当然，这种反抗大多仍是螳臂挡车，一般来讲，被害妇女还是要在有人发现或赶救的情况下才可能幸免于难，单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反抗成功的。而他人的介入又往往引发图奸者与发现或救助者之间的冲突。
图奸拒捕杀人的案件是比较常见的，但一直以来法律都没有明文规定该如何惩处，律法中有关强奸杀人的例文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及乾隆三年（1738年）就已纂定，而且只言及强奸，未及图奸、调奸，因此图奸拒捕杀人之案，在道光二年（1822年）以前，都是比照强奸拒捕杀人问拟的。道光三年（1823年）间，扶沟县民金卯图奸桑张氏未成，将其划伤平复一案，考虑到“伤人与杀人，轻重固属不同，而图奸与强奸，强弱终当别论。图奸伤人不能与强奸伤人同拟绞候，则图奸杀人若照强奸杀人同拟斩决，似究未为平允。且定例本夫亲属杀死图奸未成罪人，无论登时、事后，俱应绞候，而杀死强奸未成罪人，必事后寻殴致毙者，始能拟绞。封镜以观，则图奸杀死本夫亲属，似亦宜与强奸者稍示区别。况查奸盗律所并重，窃盗逞凶杀人与图脱杀人向有立决、监候之分”而咨请部示，最后以强奸凶暴无忌与图奸调戏勾引者轻重悬殊，未便漫无区别议定。此后始定有图奸、调奸拒捕之例，但也只言伤人，至于杀人应如何治罪，例内仍未议及。于是，图奸拒捕杀人之案，有照罪人拒捕杀所捕人律拟斩监候者，有仍照强奸未成逞凶拒杀例拟斩立决者，判案标准混乱不一。鉴于“例无专条以致引断歧异”之弊，刑部于光绪七年酌定专条：“图奸杀人与强奸杀人，虽同一因奸毙命，惟图奸者轻，祗语言调戏，重亦不过手足勾引，视强奸者之悍然无忌、肆行淫暴情形，既犬不相侔，断罪即难归一。致综核例文，强奸刃伤本妇及拒捕刃伤其夫与有服亲属，罪应缳首。图奸、调奸刃伤本妇并其夫与有服亲属，止拟军戍，本夫登时杀死强奸未成罪人，亦止拟满徒。而杀死图奸未成罪人，则无论登时、事后，俱拟绞候。是图奸、调奸拒捕刃伤既不与强奸拒捕同科绞候，则图奸、调奸拒捕杀人即不应照强奸拒捕杀人同拟斩决，即可类推。本夫及有服亲属杀死图奸未成罪人不与杀死强奸未成罪人拟以，勿论满徒，则图奸罪人杀死本夫及有服亲属即不应照强奸拒捕杀人问拟斩决，亦可隅反。况奸夫拒捕刃伤应捉奸之人，例应绞候，拒杀本夫及应捉奸之人例应斩候，从不问拟斩立决。若将图奸、调奸拒捕杀人概照强奸例问拟斩立决，是伤人既较奸夫科罪为轻，而杀人独较奸夫科罪为重，不特彼此参差，亦与刃伤本例互相抵牾，殊不足以示区别而昭平允。……嗣后图奸、调奸未成罪人杀死本妇及拒捕杀死其夫与父母并有服亲属，无论立时及越数日，俱照犯罪拒捕杀所捕人律拟斩监候。”[8][下册]从档案等资料看，晚清拒捕杀人案件基本依此而判。
3.被强奸、调戏后羞愤自杀
晚清，礼法的约束力依旧严厉，贞节损害引发的羞耻感常造成严重后果。性侵害案件尤其严重。如光绪年间就有多起被奸自杀的案例：浙江张秉吉强奸室女已成，致令羞愤自尽。[7][第13册，p.349]江苏相二犬，调奸不从，复捏造秽语斥辱，致本妇羞愤自尽。[7][第29册，p.289]此种事件屡见不鲜，甚至被害妇女的亲属有些也会因羞愤而自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浙江省就曾发生强奸未遂，但致本夫羞愤自尽的案子。[7][第31册，p.165]王跃生先生在其《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一书中专门就此现象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此种行为选择是个人性格与社会影响双重作用的结果。从晚清江浙地区此类案例观察，这种结论依旧是适用的。不过要强调的是对于基层妇女及其家庭而言，强奸自尽案件中往往存在经济因素的影响。
例如，江苏省金匮县冯阿杏图奸顾周氏未成，致氏夫顾壬观和息后追悔自缢。此案事发后，经邻人劝慰，顾壬观没有控官。但后来外出闻人谈论耻笑，追悔愤恨，回去向顾周氏告知，称无颜为人，不如自尽，自缢身死。[6][08355号]江苏元和县也有一起类似的案子，客民郑阿汰图奸小功弟妻郑王氏未成，寝息后，复向氏翁村辱，致郑王氏追悔抱愤，投河身死。[6][08411号]
以上两起案件都是被害人家人和息后，追悔自杀的。此类情况往往先是考虑到事关颜面，且能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而选择和息，但又不堪邻里耻笑而终于选择自杀。可见，妇女被强奸不仅本人受到伤害，家人也要承受舆论的巨大压力。
妇女本人被奸后，自杀的就更多了。政府对此类行为也大肆鼓励和褒奖。如沐阳县房洪亮等轮奸张王氏已成致氏自缢身死案，[6][08432号]丰县徐三木匠强奸张氏未成致张氏羞愤自缢案等。[6][08467号]
强奸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对于基层社会家庭而言甚至可能造成经济上的负担。道光七年（1827年），江苏高泳幅调奸费王氏未成，虽经赔礼寝息，惟费王氏气郁疯迷，毁人什物，致累其夫费开变产医赔，气愤自尽。[9][第4册]此案高泳幅调奸费王氏，致其患上疯病，这对其贫苦的家庭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文献中还记载有妇女只是被言语或拉手调戏即羞愧自杀的案件。如光绪九年江苏省秋审案件：绞犯吕庭镇，拉手调奸致本妇羞愤自尽，较仅止语言调戏为重，法无可宽，是以勾决。[7][第9册，p.321]江苏海州李得运向李孙氏秽语辱詈，致令自缢。李得运与李文林同姓不宗，邻庄素识。李孙氏许配李文林为妻，童养过门，尚未成婚，李文林与兄李文英同居，向俱在外生理。道光十五年（1835年）闰六月十八日，李得运喝醉，与李孙氏发生口角。李文林知晓后找李得运理论，李得运不服，以李孙氏似李文英同睡之妾，唆令投诉，致伊被责之语随口村辱，李孙氏因闻秽语，气愤莫释，即于晚乘间投缳殒命。[6][08353号]
还有上元县朱三亵言戏谑周小英，致令羞愤服毒身死的案子[6][08541号]和邳州有涂有材拥挤中误拍李王氏肩，即致该氏投缳殒命的案子。[6][08441号]
此类案件中的妇女属于贞节观念特别强烈的。其实，在基层社会，尤其是乡下，男女之间互开混笑话，以及偶尔的肢体接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男女之防并不那么严格。妇女为此而自杀的属于少数，作出自杀选择应该与其个人性格有关。不过官府对此类行为的倡导所形成的道德导向性作用也不可忽视，如李孙氏的案子，官府疏称：李孙氏一闻秽语，愤激捐躯，贞烈可嘉，相应附请旌表……礼部查定例，凡妇女因人调戏，羞愤自尽者，旌表其以出言亵狎捐躯明志者照因人调戏，羞愤自尽之例准其旌表……命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自行建坊，其该州节孝祠内设位之处，照定例遵循。[6][08353号]加上强奸罪界定的过分严厉，实际上是一种隐讳的对受性侵犯妇女选择捐躯全节的鼓励，而且由于男女力量的悬殊或其他因素，相当一部分妇女不能坚持反抗到底而被玷污，却被官府定为通奸，这实际上是对受害女性身心的二次伤害，造成众多受害妇女无力承受，事后自杀。
二、官员与匪徒对妇女的性侵害
除了基层民众之间以及家主对婢女[6][08346号]之间的侵害案件外，还有两大对妇女贞节造成威胁的势力。
1.官员利用权势包庇或实行对妇女的性侵害
江宁县知县许诵宣前在铜山县任内，于棍徒钟小玉胁奸李刘氏不从致该氏羞愤自尽一案，并不验讯详办。丹徒县知县周作镕于民人孙恒春呈控郭清郎强奸伊妻郑氏未从被殴自缢一案，仅饬差查，并未诣验。[7][第2册，p.270]御浙江余姚县绅衿谢端及其侄谢锡恩，豪霸一方，武断乡曲、威逼人命、霸种沙地、强占妇女，被告上朝廷。[10][卷95，光绪五年五月庚2条]余姚县庙山司巡检施辅臣将该处监生谢攀五之女骗藏衙署，迨谢氏上控，始经交出，同样被告上朝廷。[10][卷120，光绪六年九月辛巳条]崇明县有土棍张龙图奸不遂，焚毙朱天素之妻子一家三命重案，知县孙丰僵令尸亲具结。[11][卷23，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丙寅条]已革江苏同知骆基贤使令其妾张氏招认民女张润宝为寄女，诱逼成奸，欲图霸占为妾。事情败露后，经其兄张锦仁留住家内，捏造张锦智夫妇允愿喜帖，诬控抵制，并自毁改亲供，希图狡饰脱罪。因律例中并无诱逼年幼寄女成奸，图作为妾未成，作何治罪明文，最后骆基贤比律拟依强夺良女奸占为妾，绞监候律上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系职官，从重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9][第4册，p.549－551]
这些都是官员被告发而受到处分的案件，但数量并不多，可以想象众多官员强逼、强抢民女之事并不会被告发，或者被其运用权力掩盖了。古代中国法制的目的是在于维护社会秩序，而对于维护正义和百姓的权力并不热衷，因此在大多数民众和官员看来，当某位占有权力的官员犯罪，尤其还只是侵占妇女这类的琐事，就实在无需兴师动众地去告发。受害人家庭尽管有所不满，也常屈服于经济上的补偿或是在所谓民不与官斗的戒律下选择隐忍。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案件在地方上很难得到解决，即使上报，地方官一般也都会将案子压下或是在上报时更改案情细节，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些被处罚的官员，除了案件情节极其严重的情况，也只有在皇帝决心杀一儆百，或者此官员同时犯下其他扰害地方秩序的罪行时才会被纠出来惩治。
2.匪徒对妇女的性侵害
晚清，江南地区匪徒云集，闹事不断，这也是妇女面临性侵害的一大隐患，甚至引起了朝廷的重视。道光三年（1823年），上谕军机大臣等：“张建礼为江南、山东、河南各处私枭巨魁，……平日护枭窝盗，扰诈良民，强占妇女，恶迹累累。除将该犯家产查封，被占妇女查明释放外，必应严行惩办。”[1][卷53，道光三年五月己五条]道光年间，浙江绍兴府嵊县地方有钩刀会匪，……打抢劫夺，甚而奸淫妇女，焚掠乡村，拒捕伤人，无所不至。[1][卷53，道光三年五月己五条]咸丰四年，江苏吴江县有土棍陆孝中等……掳掠奸淫，无所不至。[11][咸丰四年八月壬戌条]
因盗而奸之事记载颇多，犯事者多为穷凶极恶之徒，他们毫无理由地奸杀妇女及其亲属，性质严重。如宁波审判厅发生过一起强奸案，盗匪不仅将妇女强奸，还将其子女杀死。吴生元等人均游荡度日，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十二日，因知励有增家尚殷实，起意行劫，搜劫衣饰后，又轮奸励吴氏，并因励吴氏6岁幼女及生甫40日之幼子在床哭喊，孙兴庚用手将其幼子肾囊捏伤，并取灶灰塞入幼女幼子之口。[12][p.151]
散兵游勇是极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许多强奸妇女之事即由其所为。如江阴营缉私勇丁李得林直入民妇刘潘氏卧室，将其14岁童养媳刘梅氏强行奸污逃走。官府对于防营官兵扰害地方之事有所察觉，清末时常整饬，李得林最后被判按军法处置，立即正法，枭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其上司，撤任游击刘高山也因平日不能约束勇丁，致李得林强奸民女已成，被控发后犹复言存回护，被判交部照例议处，以示惩儆。[6][08411号]
晚清江浙地区的妇女还遭受到来自外国侵略者的威胁。英国侵略军初犯浙江沿海等地区，即四处骚扰，于定海“游奕时，遇妇女必被劫去”，[13][p.341]而其从宁波撤走时掳走大批妇女到澳门肆意蹂躏，致“妇女啼哭，声彻楼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进攻浙江乍浦，妇女有“数人迭淫而死者”，[14][卷10]攻陷镇江后，“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13][p.157]
晚清江浙地区是战争频发之地，散兵游勇、盗匪强盗，乃至外国列强均云集扰害，妇女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其严重性引起皇帝以及官府的极大重视，大力整顿和规束，然而问题并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官盗勾结、列强横行等现象一直存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结语
新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出现致使民众的生活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而战争的影响更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社会家庭的贫困程度，于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匪徒肆行，社会混乱，治安恶化，民心惶惑，妇女的贞操受到很大的威胁。加上事关家族的荣誉，社会对于贞洁又有着严酷的要求和竭力的宣扬，这就使得遭受性侵害的女性及家庭往往不愿诉诸官府，而倾向于以私下的暴力手段解决，而懦弱者则往往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来保全名节。这与国家的法律政策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官府对于女性遭受调奸、诱奸和强奸的案子比较重视，一经查实都会对犯罪者予以严惩，但对于性侵害的界定却很严苛，而且这种案子一旦闹上官府，经历堂审等过程，妇女的名节必然大受影响，舆论的力量在这类案件中是巨大的。
可以说，在晚清社会里，官府虽有律条维护妇女人身，但女性仍遭受性侵害和威胁，依然缺乏切实有力的保护手段，这是值得思考的。
［收稿日期］2009－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