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国际化与冷战后国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斯拉夫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战后论文,化与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全球一体化潮流的发展，日益造就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深化，不断推动着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深刻融合和相互作用。一方面，一国内部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国际因素的影响和干预，另一方面，一国内部的社会变迁日益具有“外溢效应”，对地区国际关系乃至全球世界事务的演变的冲击与作用越来越明显。冷战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就是这种国内问题与国际关系相关性的充分体现，由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引发的从南联邦解体到科索沃战争这一系列国际热点，本身也成为世纪之交国际关系演变和世界格局转换的折射镜。
一
80年代末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南斯拉夫失去了冷战时期在巴尔干及全球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国内多民族团结合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在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中迅速减弱。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和东欧其他国家政局变迁的冲击下，南斯拉夫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在“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中迅速发展，并在1990年的多党制选举中纷纷夺权上台，导致联邦各共和国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泛滥，原先为外部压力所钳制掩盖的、潜伏已久的南斯拉夫各种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德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别有用心地以各种方式怂恿和支持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主义势力，内外因素结合促使与政治、经济危机相伴而随的民族危机最终导致南斯拉夫联邦彻底解体，并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共和国引起了一系列武装冲突和战争，威胁着巴尔干半岛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1990年4—12月，多党制大选从斯洛文尼亚拉开帷幕在整个联邦相继展开。选举结果在南斯拉夫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反对党联盟战胜原共盟组织，组成非共产党政权；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原共盟组织获胜，继续掌权；而在波黑和马其顿，民族主义政党组阁，原共盟组织在议会中仍有相当力量，新政权采取中间立场。(注：CaroleRogel,TheBreakupofYugoslaviaandtheWarinBosnia,Westport:GreenwoodPress,(1998),pp21—22.)各共和国政权更迭直接影响联邦主席团内的力量对比，围绕南斯拉夫联邦体制变革的纷争导致联邦政府实际丧失了决策能力和领导作用，加速了联邦的解体和内战的爆发。
在南斯拉夫联邦政权质变和国家解体过程中，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这决非偶然。在东西方文明板块结合的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从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来说，属于西欧天主教文明影响范围，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和德意志日耳曼文化的熏陶之下，与塞尔维亚等南斯拉夫联邦其他共和国存在很大差异。早在“第一南斯拉夫”即王国时期，斯洛文尼亚民族就以其特有优势获得事实上的高度自治。而克罗地亚在联邦共和国中面积、人口位居仅次于塞尔维亚的“老二”，其主体民族克罗地亚人也一直是南斯拉夫第二大民族，长期以来又是与塞尔维亚人处于水火难容的矛盾之中。从19世纪争取建立统一南斯拉夫国家开始，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主要方面。另外，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虽然自然资源不多，但地处亚德里亚海沿岸及其毗邻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瑞士等西欧国家的地理位置，“使其获得(与联邦其他共和国相比)不均衡的利益”。这两个共和国不仅获得整个联邦旅游业收入的90%以上，每年均有巨额的外汇收入，而且相对于其他共和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更胜一筹。(注：RichardWest,Tito,andtheRiseandFallofYugoslavia,London:Sinclair-Stevenson,(1994),pp.289-290.)这两个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名列联邦前茅的共和国，一直在抱怨其对“穷兄弟”的支援拖住了自己发展的后腿。它们又位于南斯拉夫联邦西北部，接近西方世界，在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怂恿下，国内反对派和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严重。
同时，南联邦中的“老大”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民族主义也在急剧发展。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强硬派代表米洛舍维奇领导下，塞尔维亚议会修改共和国宪法，取消了科索沃部分自治权，并提出塞尔维亚要对境外的塞尔维亚人负责，共和国有权采取特别行动保证这些民族同胞的利益不受损害，由此表现出在科索沃的塞阿民族关系以及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的塞族地位问题上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强硬立场。另外，由于在科索沃问题上政策分歧，以及多党制大选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对联邦离心倾向的发展，塞尔维亚与斯、克两共和国之间展开了贸易壁垒战，并在联邦体制改革方向上针锋相对。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两国脱离南斯拉夫联邦而独立。随后马其顿(11月20日)、波黑(1992年3月3日)也相继宣布独立。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宣布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铁托等创建的南斯拉夫联邦终于在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中分崩离析，并触发了斯、克境内的两场战争。
地处欧洲火药桶中心的南斯拉夫，由其国家分裂引起的危机自然引起国际力量的各种反应。直到波黑战争前，欧共体是前南问题的国际干预主角。
在80、90年代之交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的情形下，当时欧共体各国考虑的主要是自己在冷战后的欧洲新秩序中占据怎样的有利地位，如何推进欧共体向欧盟的演进，热衷于关注剧变后东欧国家转轨后的走向和“回归欧洲”进程，而对东欧剧变风潮中的后来者南斯拉夫的国家分裂危机缺乏准备。可以说，直到1991年上半年，欧共体12国对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危机基本上是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但到斯洛文尼亚战争发生后，欧共体逐渐意识到南局势具有触发巴尔干“火药桶”再次爆炸的可能性，在6月28日卢森堡首脑会议上决定向南派遣“和平使团”前往调解。7月6日，欧共体外长海牙会议要求南斯拉夫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决定对整个南斯拉夫实行武器禁运。次日在欧共体使团调解下，南联邦主席团经谈判达成《布里俄尼宣言》，要求各方立即无条件地开始关于南斯拉夫前途问题的谈判，避免任何单方面行动。10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赞赏斯、克同意推迟独立，谴责南军队“使用武力”，要求塞尔维亚放弃中央集权式措施以及各共和国、自治地区以和平民主方式决定其未来。
欧共体的外交努力虽然促使斯内战的结束，但克罗地亚境内的战火却越来越旺，而此时欧共体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内部分歧明显化。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联邦已成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伪装”，南人民军已成为塞尔维亚的工具，应该承认斯、克独立，不必去维护南联邦的统一；而英国、法国、西班牙为代表的另外一派反对匆忙承认斯、克独立，担心这会助长自己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另外双方还在是否应向南派遣欧共体维和部队问题上持有异议。面对时停时续的克罗地亚战事，原本希望在欧洲范围内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欧共体这时实际上已是百般无奈。虽然已经动用了一切政治、经济、外交机制，包括派遣了近200名观察员，通过外交斡旋、国际会议等手段多次促成交战双方签署停火协议，却仍然无法求得和平。
在法国倡议下，1991年9月25日安理会讨论南斯拉夫问题，并通过713号决议，宣布对南所有各方实行武器禁运，支持欧共体的和平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安理会历史上首次讨论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1992年1月2日，在联合国特使万斯的调停下，克罗地亚境内冲突各方达成第15次停火协议，并接受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具体计划，长达半年多的克罗地亚内战告一段落。
在西欧国家对南斯拉夫国家解体进程中的国际干预中，德国和奥地利的表现令人注目。由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与德国、奥地利在历史和文化渊源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两国的土地、资源、地理位置以及亚得里亚海的不冻港更是对德、奥具有巨大诱惑。因此当斯、克两国刚一迈出独立步伐，德、奥竟将欧安会集体通过的保持南斯拉夫统一的决议搁置一旁，锋芒毕露地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公然要求国际社会支持斯、克独立。德国总理科尔喧嚷：“应当让南斯拉夫人民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欧洲必须支持他们的努力”。他还以中断德国同南的合作关系相威胁，逼迫南人民军停止为保持南联邦统一而在斯、克的军事行动。据南斯拉夫媒体报道，德国在斯、克均建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帮助斯民主反对派和克民主共同体夺取政权。德、奥不但知道斯、克从南联邦分裂的计划，还参与该计划实施。德、奥与匈牙利合作，把足可以装备10万军队的大批武器运到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德国和奥地利还派遣专家，帮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组织和训练武装力量。
1991年11月下旬，德国还积极推动欧共体承认斯、克独立，当欧共体激烈讨论后决定暂时推迟承认对斯、克独立的承认后，德国居然急不可耐地率先在12月25日正式承认斯、克独立，致使南斯拉夫的分裂解体不可扭转，此后西方在前南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二
从国际背景来看，1992—1995年波黑战争完全是在冷战结束、雅尔塔体制瓦解的国际大环境下发生。它是冷战后欧洲首场背景复杂、进程曲折、持续长久的大规模热战。幅员仅5万多平方公里的波黑，成为冷战后世界上各种国际力量出于各自利益而进行力量和谋略较量的大舞台。一方面，和此前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境内的内战一样，波黑战争也是前南民族问题的延伸，是该地区民族、宗教等历史遗留的矛盾冲突在联邦解体和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中急剧激化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场战争既是发生在独立的波黑共和国内部三个民族、宗教集团之间的内战，又是存在外部国家插手和国际社会干预的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是前南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典型形态，故可称为一场“准内战”。
国际社会对波黑战争的干预手段繁多，主要有这样几类：首先是维护和平和人道主义救援一类；其次是对被认定应承担战争责任的“侵略者和扩张者”施加压力，包括政治谴责、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等；再次是组织外部力量直接进行军事干预，设立禁飞区，划定安全区，予以空中打击，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等。但在波黑战争中，国际社会应用最多的干预手段还是制定和平方案，拉动政治谈判。
波黑冲突爆发后，欧共体在南斯拉夫国际和平会议下面设立了波黑和会，由葡萄牙外交大臣库蒂莱罗担任主席。1992年8月26—28日，在伦敦召开了波黑问题和平会议，指责塞尔维亚是战争罪魁祸首，讨论了制止波黑种族清洗和解决危机的原则文件，并决定伦敦会议移到日内瓦继续进行。9月在日内瓦成立了由15人组成的前南问题国际调解委员会，由分别代表联合国的美国前国务聊赛勒斯·万斯和代表欧共体的英国前外交大臣戴维·欧文担任两主席。由此开始了国际社会干预下的漫长的波黑和平进程。这主要以下述几个和平方案为环节。
(1)万斯—欧文计划。1993年1月万斯、欧文向参加首次直接会谈的波黑冲突三方提出一揽子和平计划，确定：波黑成为分权制国家，全国按民族聚居情况分成10省，大部分权力由各省行使，三个主要民族拥有制宪权，重大问题均须三个民族一致同意，民主选举立法机构，总统、总理等职位由三民族代表轮流担任，冲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将各派武装隔离。得利最多的克族首先接受了该计划，在经美国承诺给予经济援助后穆族也同意该计划。但在5月波黑塞族全民公决否定了该计划。
(2)欧文—斯托尔滕贝格计划。8月20日，欧文和国际调解人斯托尔滕贝格提出“三分波黑”的新方案：冲突各方无条件停火，各派武装脱离接触，波黑将成为一个由三个制宪共和国组成的联盟，三个共和国由三个拥有制宪权的民族和其他民族构成，少数民族的权益得到保障，绝大部分政府职能由各共和国行使，联盟的领导机构由各共和国等额代表组成。经过谈判，到9月，塞、克两方接受该方案，但终因穆族拒绝接受，这次国际调停再次搁浅。
(3)穆克联邦协议和五国和平新方案。1994年3月18日波黑穆斯林与波黑克族领导人签署建立穆克联邦协议。协议规定，联邦按自治州的划分分配领土，联邦设立由穆族和克族人士轮流担任的总统，联邦政府由总理负责，穆族和克族拥有相同议会席数，波黑政府军与克族民兵建立联合指挥部。同时波黑穆克联邦与克罗地亚共和国签署建立邦联的原则宣言。12月2日美英俄法德五国联络小组推出波黑和平新方案，增加了以下内容：尊重波黑主权和领土完整，允许波黑塞族将来同塞尔维亚建立邦联，波黑边界和领土划分比例(即穆克联邦的51%对塞族的49%)不变，但可在自愿的基础上互换领土。塞族表示赞成，但穆族反对这项已修改的方案。
(4)代顿协议。为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筹码，1995年3月波黑穆族武装向塞族发起进攻，波黑又陷入大规模战火。10月31日起，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黑三方领导人在美国一手主持下，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开始封闭式谈判。11月21日三方代表在代顿草签了实现全面和平的协议，确定：波黑作为目前边界内的单一国家得到国际承认，由控制波黑51%领土的穆克联邦和控制其余49%土地的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首都萨拉热窝在穆克联邦政府领导下保持统一，塞族对其拥有部分行政权；将于次年在国际监督下由波黑全国举行的自由民主选举产生总统和议会；难民将获准返回自己的家园；在波黑部署由北约领导的国际维和部队等。由此，持续近4年的波黑战火终于熄灭。
波黑战争期间，美、欧、俄和联合国为主角的国际社会的全面干预，一方面是前南民族问题国际化的突出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冷战后欧洲乃至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的生动写照。我们可从以下几个问题作一管窥。
第一，西方的“拉偏架”使波黑战局火上加油。
波黑战争伊始，西方国家就把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波黑塞族以及站在其一边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南人民军。认为他们是发动战争的“凶手”和“侵略者”，而把波黑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视为塞尔维亚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于是从1992年4—5月开始，西方加强了对南联盟的制裁。美国和欧共体国家一致拒绝承认南联盟，并且推动安理会于5月通过了对南斯拉夫进行全面制裁的757号决议(中国和津巴布韦弃权)。随后西方又宣布，要以武力确保安理会对塞尔维亚禁运决议的实施。作为对波黑塞族拒绝万斯—欧文计划的惩罚，1993年4月安理会又通过820号决议(中、俄弃权)，对波黑塞族和南联盟实行新的制裁。以后北约多次以空袭波黑塞族阵地的武力行为，削弱塞族力量，迫使塞族让步。同时对波黑穆斯林拒绝和平协议能够容忍，对其一再违反停火协议也是熟视无睹，美国还多次扬言要求取消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另外，西方对同样插手波黑战争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明显持以双重标准。尽管克罗地亚也以帮助培训军事人员、提供武器军火乃至派遣军队和准军事人员等方式参与波黑战争，但比起对塞尔维亚的严厉惩罚，美国等西方对克罗地亚的制裁却显然“网开一面”；而且在1995年受到美国退役军官培训的克罗地亚政府军不顾联合国停战协议，大举向塞族发起大举进攻时，西方也是持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暧昧姿态。这里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西方的冷战思维在作怪。它们把塞尔维亚视为东欧“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也是西方在巴尔干扩大势力影响的一个重大障碍。这种“拉一派、打一派”的偏颇行为，自然使塞尔维亚人对这种不公正的国际干预的强硬抵制，也使波黑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有恃无恐，从而使和平进程一波三折。
第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增添了波黑战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面对波黑危机，传统因素和现实利益决定各大国的目标既有汇合，也有冲突。共同利益掩盖不了互有分歧的意图和立场。西欧国家一开始力欲由欧洲自己来解决这场欧洲的地区冲突。欧共体在卡林顿主持的南斯拉夫国际和平会议下面设立了波黑和会。当其调停显得无能为力时，逐渐由联合国唱主角，不久主导权又转到美国手中。但与美国明显不同，相当长时期里西欧国家反对对波黑塞族使用武力，而强调政治解决，更反对美国单方面解除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而西欧国家内部在波黑问题上的态度也存在差异。英法与德国在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态度上明显不同，即使英法之间也在对待美国波黑政策的立场上具有细微差异。另外，俄罗斯同西方尤其是美国在波黑问题上更是存在利益碰撞。俄罗斯出于在巴尔干的传统利益和与塞尔维亚深厚的渊源关系，自然在波黑问题上的立场与西方有差别，也不满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塞尔维亚人的排斥和打击，因而力图在波黑危机中显露自己的独特立场和作用，尽管由于各种因素俄罗斯在波黑问题上外交回旋余地甚小。大国之间在波黑危机上的立场和政策的差异，无疑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波黑战争久拖不决、战火难熄。
第三，美国最终控制了国际干预的主导权。
在波黑战争初期，美国采取“隔岸观火”姿态。及至西欧国家面对波黑战火黔驴技穷之时，克林顿政府才开始积极干预波黑问题。在波黑交战三方中，美国一开始就采取偏向穆斯林、打击塞族的立场，其意不仅在于打击塞族、削弱南联盟，而且是为了在国内和国际上讨好穆斯林，为其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创造有利氛围。另外，相对于波黑战争本身，美国更加关注波黑战争的影响。它担忧波黑战火蔓延到整个巴尔干，而巴尔干的稳定不仅关系到美国在整个欧洲的战略利益，也威胁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1995年5月波黑塞族为报复北约空袭而扣留大量维和人员为人质，7月波黑塞族武装攻陷联合国安全区，为此激怒的西方各大国在对波黑采取强硬态度和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在西欧国家的波黑政策调整及其与美国弥合分歧的形势下，美国一改以往的犹豫不决态度，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面干预波黑危机。它一方面提出有关波黑和平的新计划并派特使游说各方，另一方面率领北约大规模空袭塞族阵地。这既是为了严厉惩罚波黑塞族、削弱其讨价还价的实力，更是凭借其在冷战后无与伦比的强大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通过夺取波黑事务的主导权，树立其领导西方盟国、主导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的威望。随后美国成功迫使孤立无援的波黑塞族回到美国安置的谈判桌前，波黑和平进程纳入美国的轨道。为了确保代顿谈判成功，美国又施以“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表示对拒绝和谈的一方将采取严厉的制裁，而各方如以美国的和平方案为基础达成和平协议，则允诺派遣2万军人进驻波黑，取消对南联盟制裁，为波黑重建提供援助等。在美国种种军事、政治、经济压力和诱饵下，波黑冲突三方终于按美国要求达成和平协议。美国由此成为扭转波黑局势的关键因素。
三
科索沃危机本是南斯拉夫联盟内部追求独立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与维护国家统一的政府之间的冲突。然而美国倚仗其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优势，以“消除科索沃地区人道主义灾难”为招牌，率领北约绕开联合国，悍然对主权独立的南联盟发动科索沃战争。这场以“维护人道、保障人权”为幌子的“新干涉主义”战争，淋漓尽致地暴露出美国等西方霸权势力推行强权政治的真实面目，反映世纪之交国际关系格局的新发展，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严峻挑战。
科索沃危机是一个属于南联盟内部事务的民族问题。90年代上半期，在前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及波黑战争的影响下，科索沃塞阿两族矛盾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激化，尤其是波黑战争结束前后，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一味追求独立目标的阿族分裂主义武装“科索沃解放军”等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南联盟塞尔维亚政府间的流血冲突日趋频繁。和此前南斯拉夫联邦解体有着西方势力的推波助澜相类似，90年代科索沃危机的不断升级乃至国际化，同样有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及北约插手干涉的国际大背景。美国及北约插手干涉科索沃危机，不仅表现为对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南联盟的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军事威胁乃至赤裸裸的使用武力，而且体现在对科索沃阿族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武装的袒护、纵容甚至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次指责南联盟政府对阿族分裂主义活动的打击、对非法恐怖分子的镇压是“侵犯人权”的“反人道暴行”。与此同时，正如美国报刊自己披露，美国和德国的雇佣人员帮助训练和装备“科索沃解放军”，尽管不清楚谁为这些人付钱，但分析家们认为，他们的存在至少得到北约当局的默认。(注：布赖恩·米切尔：《南斯拉夫血的历史》，美国《投资者商情日报》1999年3月12日。)德国有关人士也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与“科索沃解放军”有着不可告人的牵连。而“科索沃解放军”在北约总部布鲁塞尔附加设有一个军事训练营地更是众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何在科索沃危机中如此明显地抑彼扶此?美国等北约国家为何要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明目张胆的军事侵略?
首先，巴尔干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科索沃所在的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大陆东南部，为欧、亚、非三洲交通要汇，而这里又恰恰处于一个不同民族、宗教、文明交融碰撞的文化断层带，加之外来列强的插手，巴尔干成为民族宗教冲突集中的欧洲“火药桶”。正如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强调，欧亚大陆是冷战后美国争夺全球首要地位的地缘战略中的关键地区。(注：兹·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9页。)而在欧亚大陆处于突出战略位置的巴尔干地区自然是“优先考虑的重点”，克林顿政府已多次重申“整个巴尔干地区对美国来说十分重要”，并制定相应的“行动战略和计划”。美国通过插手波黑事务、推动北约东扩加强其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同样美国也要通过科索沃问题的国际化、遏制南联盟获取其控制巴尔干的一张不可多得的王牌。早在1997年4月，美国就在纽约组织了由科索沃阿族和南反对党代表参加的科索沃问题会议，力图使科索沃危机国际化。
其次，美国等西方是要利用科索沃问题将“欧洲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米洛舍维奇赶下台，瓦解由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南联盟政权，除去北约东扩障碍，在阻挡俄罗斯南下的同时，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为主体的巴尔干地区安全机制。在巴尔干地区，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联盟是唯一既非北约成员国、又没加入北约“和平伙伴计划”的国家，西方早已视米洛舍维奇为北约东扩道路上的必欲清除的绊脚石，自然要利用科索沃危机搞垮米洛舍维奇，进而控制南斯拉夫。1998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就妄称：“米洛舍维奇是前南斯拉夫过去10年里发生的每一场危机的核心，而不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米洛舍维奇本身就是问题。”(注：布赖恩·米切尔：《南斯拉夫血的历史》，美国《投资者商情日报》1999年3月12日。)空袭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又屡屡声言，西方援助南联盟重建家园须以米洛舍维奇下台为条件。1999年10月美国通过幕后操纵的“倒米”运动，终于在南联盟大选时成功地把米洛舍维奇赶下台，实现了颠覆南联盟政权的宿愿。
第三，西方干涉科索沃危机乃至对南联盟大打出手是为北约21世纪新战略概念开辟试验场。冷战后随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北约本该是结束其使命，然而美国看到北约是其控制欧洲、称霸世界、拉拢西方盟国共同推行“新干涉主义”的有效工具，结果北约不仅没解散，反而赋予新的功能，由单一型防御组织转变为包含新成员、具有新任务、实施新战略的复合型政治军事组织。从1991年11月罗马会议到1999年4月华盛顿会议，在美国主导下，北约酝酿和制定了迈向21世纪的“新战略概念”，提出北约要“为有效地防止冲突和积极处理危机作出贡献”，实现“北约从一个主要关注集体防御的联盟朝一个将成为欧洲安全保障和联盟内外民主价值观的维护者的联盟方向转变”。美国认为科索沃的民族冲突不仅殃及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威胁欧洲的稳定与发展，而且也使西方的价值观受到了损害。于是就发生了科索沃战争这场50年来北约首次在未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非成员主权国家悍然动武的强权暴行。
事实上，作为北约新战略的尝试，这次科索沃战争是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克林顿政府相信，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拿到了世界的主宰权。继波黑战争后，通过科索沃战争，进一步实现北约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是确保其欧亚地缘战略的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从这里西可保障地中海、北大西洋的安全体系，南可巩固“北约南翼”，东可向高加索和中亚扩张、遏制俄罗斯，北可制约欧洲盟国，从而使美国坐大欧洲、称霸全球。美国要使北约至少成为欧洲安全框架的主体，保住美国在世界上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
科索沃战争作为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大重要节点，对世纪之交的世界秩序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这场战争极大地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使国家主权原则受到严峻挑战，明显助长了包括巴尔干在内的世界各地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对美俄、美欧、美中等大国关系的走向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形成严重干扰等方面。但是科索沃战争没有根本改变世界战略格局和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的基本态势，和平与发展依然当今时代的主题。
20世纪最后10年起首与末尾，在欧亚大陆分别爆发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如果说，前者是对近半个世纪来的冷战作了总结，成为世界冷战格局结束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后者则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面折射镜，形象地反映了世纪之交世界格局的转换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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