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扩散的逻辑——兼论朝鲜核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扩散论文,朝鲜论文,必然性论文,逻辑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美朝之间矛盾的演化与几次危机的发生与消解主要是围绕核问题。危机往往以朝鲜出入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核心——《核不扩散条约》——为转折点。朝鲜以核计划为武器，在现行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中进进出出，从而与以美国为首的相关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空间中从容周旋。笔者以为，朝鲜核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因素与以下核问题的逻辑后果是有关联的。
一、核扩散的深层动因
冷战期间，核威慑在客观上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性因素，核扩散也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冷战后，由于国际格局与安全环境的急剧变化，核扩散获得新的动力，成为影响当前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
（一）冷战背景下的核威慑与核扩散
核威慑理论是在东西方对峙的特定战略环境中形成和系统化的，核武器在冷战中扮演了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角色。由于核时代的安全两难，苏联首先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接着美苏之间进行激烈的核军备竞赛，最终形成一种恐怖的核均衡，同时，为防止核扩散造成地区冲突失控而把美苏卷入核战争，两国通过向盟国提供核保护伞（或称“延伸核威慑”）的方式来控制两大阵营内核扩散的发生。不过，为避免完全受制于美苏全球争霸战略，独立意识较强的中法两国还是先后成为有核国家。因此，冷战期间的核扩散主要表现为有核国家从美国一国增至几个主要大国，由于冷战期间核威慑对国际总体和平客观上的维持，核扩散给国际安全带来的威胁并不十分突出。
（二）冷战后核扩散获得新的动力
1.核武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加突出
冷战后，世界大战尤其是核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地区冲突不断加剧，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核威慑在各国安全战略选择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恐怖组织等非国家形态组织也视核威慑为有效的讹诈手段。
对于一些失去前苏联核保护伞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面临的国家安全压力加大，与美国等大国的常规武器差距也越来越大，获取核武器作为“杀手锏”的倾向也就更加强烈。另外，在一些矛盾冲突比较激烈、尤其是与大国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核扩散现象也比较突出。2002年11月17日，平壤广播电台的一篇评论说，朝鲜已经拥有对付美国越来越大的核威胁的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包括核武器，因为美国“不顾后果的行动”正在威胁朝鲜生存的权利和国家主权。
即使仍然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美国盟国，如果对美国的延伸核威慑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也会重新考虑其核选择，可以说，在数次朝鲜核危机中，美、中、俄态度坚决地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避免日本和韩国由于不信任美国的核保护伞而重新考虑其核选择，从潜在核国家转向事实上的核国家。1998年印巴核试爆后，乌克兰就曾表示“将重新考虑1994年美俄向它提供的核安全保障问题”。
冷战后美俄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是不可思议的，但核武器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并没有改变。对俄罗斯来说，由于其国际政治与经济实力的下降，核威慑更成为其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的可靠保证。
2.核扩散的实战动机增强
在冷战时期，核武器基本上用作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威慑，冷战后，一些急于发挥世界大国影响或充当地区霸主的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实战动机不断增强，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就多次以一个核武装国家的身份威胁要对巴基斯坦进行“直接打击”。即使美国也不仅限于依靠核威慑，“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则意味着小布什政府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心理门槛，更强调其实际作战能力。
3.核扩散的技术性便利增加
科技的发展、核能的广泛运用、与核武器有关的高技术及其部件的扩散以及国际市场上武器出口的激烈竞争，使研制、生产和拥有核武器越来越容易。
4.非安全领域的考量
历史地看，核大国身份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之间并没有完全的因果关系，但两者的一致性仍然足以使人信服核国家的身份与一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威望是相关的，由于核武器所代表的这种“身份效应”，朝鲜也可能利用当前的国际局势，用核问题作外交武器向美国施压，大力推行原子外交，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换得更多的经济援助，争取最大程度的外交成果。
二、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内在缺陷
作为回应核威胁的制度主义安排，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逐步成形，数次朝鲜核危机的起伏跌宕也总是围绕着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核心——《核不扩散条约》而演变。但事实表明，现行国际核不扩散体制远不完善，没能有效制止核扩散。
（一）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主要内容
所谓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指的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两极对峙的时代“为减缓核武器制造能力的扩散，并把核技术可能造成的使局势动荡的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而作出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国际安排”。其框架主要由三个条约组成：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此条约1968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1970年生效，1995年得以无条件无期限延长，它既标志着国际不扩散体制的初步确立，同时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条约的目的是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目前缔约国已达到186个。②《全面核禁试条约》(CTBT)。由于印度等国拒绝参加，加上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该条约事实上已经瓦解。③《裁减战略核武器条约》(START)。它是美国与前苏联分期裁减双方战略核武器的国际性公约。此外，还包括其它相关国际条约和相应的国际核查机构（主要有“桑戈委员会”和“伦敦俱乐部”）。国际不扩散体制的运行机制既包括技术控制又包括政治安排。
（二）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内在缺陷
1.歧视性和不公平性
核不扩散体制是个歧视性体制。在《核不扩散条约》中存在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两种标签，这意味着在五个核国家组成的“核俱乐部”外围构筑了一道门槛，拒绝其他国家再拥有核武器，也就是承认核特权的存在，而且条约对两国家承诺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对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也重在限制。另外，《全面核禁试条约》也只禁止核实爆，不禁止只有核大国才有能力进行的临界核试验和计算机模拟核试验，使核大国可以籍此完善核军备，强化核质量建设。
2.执行保障措施和技术监督方面的不足
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对各国、尤其对核大国承担义务的履行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和强制措施，“其最有力的措施是中止对违约者的技术援助”。它主要依赖于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当事国对条约的遵守，但是，由于IAEA缺乏特别调查权（因为这牵涉到敏感的国家主权），加上内部各成员国之间政治利益的冲突，实践证明IAEA对这一重任的履行是不完全称职的。
3.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之间的矛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所达成的“核契约”中有一个基本契约，这就是：作为不获取核武器的回报，无核武器国家得到了有核武器国家的一项明确承诺——向它们提供适于发展核能工业的核技术并戒除核武器发明创造的垂直攀升。而实际情况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限制非常苛刻，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和平利用核能加强技术援助与国际合作的呼吁，并依据亲疏采取双重标准。在此次危机中，朝鲜就反复提及美国拖延建设轻水反应堆导致朝鲜能源供应困难，并声称重启核设施是为了解决能源供应问题。
三、美国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消极影响
（一）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变与不变
1.从”防扩散”到“反扩散”战略的转变
冷战期间，美国防止核扩散的重要内容就是防止先进核技术流入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时防范第三世界国家潜在的核扩散，主要的手段是依靠政治安排、技术控制等国际协调以及联盟义务。而“反扩散”战略则强调对核扩散行为及其结果的打击，甚至以“先发制人”的方式对可疑国家或行为进行主动“预防”。“反扩散”战略的出台主要是由于冷战后地区冲突的升温及其对美全球战略的挑战，尤其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东北亚、中东都存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所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扩散问题被列为外交与国防挑战的首位，反对核扩散成为美外交政策的头等大事。
2.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内在矛盾没有变
首先，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与其核战略相矛盾。自二战以后，防止核扩散一直是美国的一项重要政策。而巩固自己的核优势也一直是美国核战略最根本的目标，也就是试图以发展核力量、运用核威慑来制止核扩散、对抗核威胁。
其次，在地区核政策方面，美国基于政治倾向的选择而在其政策实施中对不同国家的扩散行为区别对待，一方面，对与美友好国家的扩散行为或对美战略利益影响不大的扩散行为采取默认或怂恿的态度：对日本钚材料的积累视若无睹。另一方面，对与美敌对国家的扩散行为或影响美国全球与地区战略利益的扩散行为则予以严厉制止与打击，甚至不惜诉诸武力。
（二）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消极影响
首先，美国企图通过夺取核优势以制止核扩散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目标设计，结果不但没能消除大国核军备竞赛和地区核扩散的动力，反而给核扩散以新的刺激，进一步破坏核不扩散体制。
其次，美国在执行核不扩散政策时顽固坚持其双重标准的做法，必然导致不公正性和不连贯性，激起一些国家的不满和抵制，从道义和逻辑意义上都影响其政策效应，并最终降低国际社会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共识。
另外，美国还经常以其国内立法凌驾于国际制度之上。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伊朗—伊拉克不扩散武器议案”，对向两伊提供足以打破地区军事力量平衡和稳定的武器及技术的国家或个人实施制裁。尤其当前，美国表示不惜运用先发制人方式制止核扩散的战略涉及一国的主权，这使人们有理由担心美国会为了一国私利而利用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干涉别国内政。另外，美国阻挠《全面核禁试条约》(CTBT)的生效及执意退出《反导条约》的行为进一步损坏国际安全合作制度的权威与公信力，这种一意孤行的“榜样力量”势必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四、核问题的实质是核政治
核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核政治，核扩散与核不扩散之间矛盾的实质是核时代国际政治矛盾的反映，因为无论是一国核扩散的动因，还是核不扩散的国际努力，以及美国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之间的关系，都萦绕着挥之不去的话题——各国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的重叠与冲突，所有核问题都不是纯粹的核问题。
在此次朝鲜核危机中，尽管中、俄、美、韩、日五国都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都不愿看到一个核武装化了的朝鲜，但在具体解决途径的取向上，即使美韩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
对朝鲜来说，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解除《苏朝友好条约》，核危机事件，金日成主席逝世，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经济滑坡以及西方大国的拒绝承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其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因此，朝鲜期望通过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而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外交难题，朝鲜近年来一直支持通过外交磋商解决朝鲜半岛的各种有争议的问题，立场也更趋向于灵活与合作。但由于历史造成的长期不信任与猜疑，美朝之间的矛盾与敌视并未得到缓解，尤其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对朝政策趋向强硬，朝鲜政府对于美国的指责和强硬政策表示极大愤慨。因此，依核政治的视角，朝鲜核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朝美之间长时期里的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在当前特殊情势下的爆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如果不把诸如安全需求、经济发展、制度认同和外交空间等问题联系起来一同考虑，而只针对单纯的核问题的话，那么，顺利而全面地解决此次危机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