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三讲”教育的深远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远论文,充分认识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决定用整风精神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推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三讲”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命题
“三讲”教育属于整风一类的党建活动。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通过思想和作风整顿，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党内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的重要形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取得了延安整风等多次整党整风的宝贵经验。整风这种形式是我们党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大贡献。这次我们以整风精神搞“三讲”教育，就是要集中一段时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
不同历史时期的整党整风都有着大的历史背景。我们党是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党，党的建设的任务来自我们所领导的历史运动和所处的历史进程。现在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见端倪，1998年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了买方市场，而这个买方市场正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和一些干部，对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下岗、货卖不畅、生产企业开工不足等，多少有点少见多怪。甚至有人把它说成危机状态，称之为过剩，这种估计都偏离了现实情况。去年，我国的商品零售额增长了9%，这么大的购买力增长幅度， 说明我们的买方市场是正常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去年已开始显示出来。
在80年代，我们经常讲“摸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改革的目标模式还看不太清楚，所以那时候有“摸”的问题，要不断探索，摸着石头过河。但到了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在目标模式这个层次上就基本摸到家了。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模式，十五大又补充了一个国有资本的运营，这样就突破了从资金到资本的思想束缚，实现了一个飞跃，打通了国有资本和其他所有制在一个重要的要素市场，就是资本市场上共同的运转规则。还有没有其他要素市场需要突破，我看没有像资本市场这么重要的要素市场需要突破了，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需要稳定一下。
1999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抓住机遇、知难而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24字方针，其中有12个字是新的，值得我们去琢磨，就是“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带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比如说“统一思想”，过去我们经常讲的是解放思想，这次我们提统一思想，就是不但要解放思想，解放的结果还要统一，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已经确立了。去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设计的这个目标模式已经产生了效果，经济运营已经有了比较典型的市场特点，就是买方市场。大家知道，市场经济就是通过买方市场在竞争的情况下，通过需求方对供给方进行控制和挑选，从而实现配置资源的功能。如果没有买方市场，市场根本不可能去配置资源。去年我国经济中出现一点新的情况，一些人在报刊上大呼小叫，这确实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这说明由于人们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见过这个东西，一但出现了以后难免手足无措，甚至估计过分。所以，我认为1998年我国出现买方市场，今年中央提出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知难而进，都明显带有历史的特点。“三讲”教育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党设计、引导、产生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出现以后，表现了多方面的性格。这就给我们党提出了一个驾驭市场经济的任务。驾驭这个词充分表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不同。计划经济有点像一个算盘珠，拨一拨动一动，而市场经济本身有自发性，它像一个小马驹，你不拨弄它，它还动，活蹦乱跳的。所以，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党所处的位置和态度是不一样的。在计划经济里，党是把一切都设计好了，去推动它，去谋划它，党和政府成了整个运行机制的原动力。而在市场经济里，党和市场机制本身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党要驾驭市场经济，要骑在这个小马驹上，不让它出乱子。从生产力层次看，市场经济的运转会出现周期性，而这个周期性的某个阶段有其破坏性。我们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剥离出来后拿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现在社会主义框架下也不足以完全保证它没有周期。我们要防止周期性的破坏，就要进行宏观调控。在生产关系层次里也有一个“驾驭”问题，市场经济偏向强者，通过竞争、优胜劣汰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在生产关系层次上要通过反调节帮穷扶困，防止两极分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加在一起？历史上有过很多争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上自然出现的事物，谁也没有去否认它。社会主义加计划经济在斯大林时期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历史任务，而且，我们也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成了当时应该完成的很多任务。应该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历史上是站得住脚的。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其作用也是肯定的。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客观形势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应运而生了。然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加，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包括一些无产阶级学者都曾经多方面否定它。但是，当去年中国出现买方市场的时候，学术界的调子变化了。首先是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世界银行副总裁斯蒂格里兹，他去年说道，没有理由排斥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他的话在经济学界是很有权威的。他之所以敢冒这句话，准是看到中国出现了买方市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出现了买方市场，这说明市场经济可以和公有制结合在一起，可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让市场经济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接着，许多经济学家也跟着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和市场经济加在一起。但我们说，加在一起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有一个驾驭者能够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加在一起，这个只能由共产党来做。所以，共产党就得高于而不能等于市场经济，党的建设绝对不能把市场经济的原则拿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经济有一部分机制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法的原产地是资本主义，它跟资本主义共同运行了几百年，应该说是相得益彰。邓小平同志在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领导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从资本主义身上剥下一张皮，这张皮不属于它的本质，属于方法层次，移植到社会主义身上。这个方法在今天的历史阶段可以使用，有它积极的意义，但它也有相当多的成分和资本主义本质的运行规律有一致性。因此，就要防止这种自发性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滑到资本主义去。西方政治学家在这一点上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你只要实行了我的方法，早晚在本质上跟我一样，所以我们改革开放后，他们非常高兴，认为中国早晚会和平演变到他们那里去。邓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通过两手抓，实用市场经济的方法，但不走资本主义的路，这是非常难的。把别人的器官拿过来放在我们身上，这就有一个免疫力的问题，有一个融合的问题。怎样协调在一起？这就涉及到我们党要改造市场经济的机制，同时也改造自己。
我们党在80～9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在推动它，大量的工作方法是顺水推舟。市场经济有很大的自发性，它有了几个生长点以后，顺着往下推就行了。比如说放权让利、承包责任制，这些都是让自发性生长，这是很受欢迎的。现在出现买方市场以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框架已形成，显示出它的性格的时候，共产党作为驾驭者，就要开始对它进行某种逆调节。进行逆调节就不那么受欢迎了，甚至还会挨骂。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要给小马驹套笼头的时候小马驹必然会反抗。
对市场经济的逆调节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生产力层次的，比如货币发行量问题、生产结构问题、竞争过渡问题。朱镕基总理曾几次批评VCD厂家竞争过渡。这就要在生产力结构上进行逆调节。 在生产关系层次上也有逆调节的问题，比如扭亏增盈。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工厂亏损就得破产，可我们现在要动员党政领导干部站在第一线，使它扭亏增盈。如果我们让大量亏损企业轻易破产，那就会出现大量工人失业，影响社会稳定。我们之所以能顶住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跟这些逆调节措施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市场经济本身偏向富人。有些人老说银行惜贷，实际上不是这样，银行拼命地想把款贷出去，因为它有经济责任制，资金贷不出去压在那里，还得给储户支付利息，利息怎么支付？那么，为什么会给部分人惜贷的感觉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企业效益不好，如果企业效益好，银行拼命地想贷给你，这完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的表现。你越富，它越帮你；你越穷，它越不想帮你。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就是这么配置的。产生马太效应的机制就是产生阶级的机制，就是制造两极分化的机制，所以，在生产关系层次上也必须进行逆调节。
买方市场的出现，是个重要信号，它告诉我们，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可以搞成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进一步提出，党代表社会主义力量对市场经济中某些自发的指向资本主义的机制进行逆调节的问题，让共产党高于和不等于市场经济机制。这样就出现了内在的应力，这个内应力是过去在计划经济下看不见的。大家不要只看到现在上访的人多了，矛盾多了，也要看到这个内应力也确实增加了我们社会的活力和动力。社会根据需求方调节生产的机制要比过去快得多，我们的生活也比过去方便得多了。现在供应的变化是非常快的，这就是市场的作用，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基本矛盾在今天的具体反映。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具体反映形式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然要有初级阶段的矛盾。有矛盾是正常状态，人为地把这个矛盾消除是危险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实就是这种危险状态。问题不在于出现矛盾，而在于这个矛盾是不是符合生产力的要求，以及我们对这个矛盾的驾驭程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而这个对立统一必须要有共产党来领导。这个矛盾展开来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市场配置方向和配置成本与社会主义原则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资本的对立统一关系等。市场经济自发的倾向于以资本为资源配置的最高原则，但社会主义的原则是让劳动高于资本；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外，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等领域还有许多不同的矛盾点，这里就不一一说了。总之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是世界上的一个新生事物，而这个新生事物已经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同时，也显示了它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需要我们党去驾驭它。
二、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
资产阶级政党和市场经济原则是契合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实质上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共产党的原则的对立。共产党要驾驭市场经济，就必须弄清楚市场经济在哪些原则上和党的建设相违背。市场经济有几个重要的前提。第一，出现一个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以自己的利益为本位。马克思曾说过，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自由、平等、所有制和边沁。所谓所有制加边沁，就是所有权要清楚，要私有，市场主体的概念就是要自私。西方经济学不承认有集体的本位概念，所以，他们认为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我们使公有制企业可以作为一个利益单位、市场主体参与竞争，获得成功，这使得斯蒂格里兹这样的人不能不承认公有制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因而，市场经济的第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利益单位作为本位主义出发点，让它形成市场主体或者成为竞争主体。第二，利润最大化，通过竞争、价格、供求机制，在利润上追求最大化原则。第三，要素要流动、自由。马克思总结的自由、平等、所有制、边沁，这四个市场经济的前提，西方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是统一的、一致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原则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有什么区别。
（一）从阶级性上看，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不同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独有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也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所以，有些人一说防“左”就把阶级分析的方法给扔掉了，这是不对的。美国《时代周刊》每年有一期，专门登美国的阶层分析，把收入列个表，分析每个阶层有什么倾向。从美国的法律、经济学著作里面，可以看到大量的依靠和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学术分析的地方。阶级和阶级矛盾在目前的社会里，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都是客观存在。我觉得有些同志为了防“左”，阶级这个概念都不敢使用，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丢弃。“三讲”的目标就是党性、党风教育。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代表多数人执政的党。历史上从来都是少数人掌权，现在我们是多数人掌权，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要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来建构，这就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比如人民群众的意志集中的过程非常长。少数资本家集中成为一种政治意志，这个集中过程很短。在美国，垄断财团的人只占人口的5%，从5%的人集中成为一个国家意志和从95%的人民群众集中成为一个国家意志，这个集中过程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的党是执政党，但党员本身又是少数，要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起来，这是很大的工程量。政党比较应当先从阶级性这样最基础的部分进行比较。有些人说共产党不够民主，其实资产阶级的民主怎么能与无产阶级的民主相比呢？我们的民主是在95%的阶级基础上的民主，而资产阶级集中5%的人的意志就可以民主了。另外， 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一般说是同构的，比如，富有的奴隶主统治穷的奴隶阶级，富有的地主统治穷的贫下中农，富有的资产阶级统治穷的工人阶级，统治关系和富有关系是同一结构。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个体是穷人，但他们通过公有制、通过国家政权成为集体的富人，成为统治阶级，这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逆构问题。由于多种所有制共存，必然出现富有者阶层，一些大款他们在经济上是富有的，但不处在领导地位。富有者阶层当他们个体的意识跟统治阶级的意识同构的时候，就会出资直接对上层建筑进行引导，当不同构的时候，就会设法对上层建筑进行影响。腐败问题就与此有关。有的同志讲，西方揭发出来的腐败案件起码是上百万美元，而我们揭发出的挺大的案件也就几十万元，资产阶级的官为什么不容易买动，而共产党的干部为什么那么便宜呢？这里的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无论整体或个体都是富人，资产阶级官员在上台前就已家产百万，他不可能为几十万元而动心，而我们的干部，从个体上看是无产者，如果思想不设防，就很容易被糖弹击中。我们的反腐败是二元反腐败，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腐败是一元反腐败，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一个阶级里、整个富有的阶级里反腐败，墙里墙外的水位差不太大。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富有者阶层、私营老板是排除在政权之外的，执政者虽身居高位，但个体是无产者，所以，我们的反腐败是二元反腐败，墙里墙外的水位差很大。这就是阶级性造成的市场经济对党建原则的挑战，这是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没有经受过的考验。再者，市场经济自发地倾向于资本，这里也有一个党性的问题。党是站在劳动者一方，而市场经济是站在资本一方，所以就出现了无情下岗、有情安置的新情况。有情安置代表了党的感情、党的阶级性，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无情下岗代表了生产力的要求，因为精简人员才能提高效率。
（二）从政党的目的性上看，资产阶级政党的长远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在短时间内直接的目的就是寻求执政；我们党一元化的社会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既是宏观长远的，也是微观的。资产阶级政党为了取得政权执政，从长远观点上讲也是一元化的理论指导，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从每个历史时期来看，由于政治上没有固定的目的，意识形态就出现了一个多元化特点。而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一百多年来，从马恩列斯到毛邓，一直是一元化的理论指导，这种自觉性是资产阶级政党比不了的。市场经济本身崇尚多元，不崇尚一元，崇尚多元利益在一个游戏规则下进行竞争。被市场经济所鼓励的多元造成了一种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的倾向，而实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是庸俗化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同志曾经分析过，庸俗化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出现自由化的中间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思想。党的建设一定要反对庸俗化。有很多人他不一定一步到位成为一个堕落的干部，成为一个自由化分子，中间肯定有过渡过程。过渡过程的表现就是不良作风，从不正之风过渡到腐败的人是少数，不正之风可能是大面积的。不正之风和庸俗化正是我们这次三讲教育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三讲”教育，要进一步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三）从政党的组织原则上看，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西方的民主与集中是不同的。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以集体为单位的、以整个组织为单位的民主集中制，而西方政党的民主和集中，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比如西方政党允许内部有派别，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竞选总统之前，要进行党内竞选，在党内竞选的时候，你骂我，我骂你，搞得非常热闹，但一旦选举投票成功，输的一方马上和赢的一方握手言和，协调一致对付党外的党。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非常先进的制度。美国换一个总统换一次白宫的所有人员，连打字员都换，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领导干部调动后，工作人员照样不动，你说哪个民主啊？还是我们的民主。民主集中制和以个人为单位计算的民主与集中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和市场经济的倾向是矛盾的。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以个人为单位计算，市场经济喜欢私有制，因为它的利益和责任容易明确，它的权利和义务直接在个人身份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以集体为单位的，内部就得有完善的机制。
（四）从基层活动来看，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基层组织活动，无产阶级政党有严密的基层组织活动。所谓基层的含义就是劳动，是工人阶级。共产党要反映自己的阶级基础，就要直接依靠自己的基层组织。市场经济倾向于资本，它不需要基层，所以资产阶级政党在基层中没有义务和活动。基层的党员不承担任何义务，权利也很小，权利约束性也非常小。共产党要跟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必须有基层党员，有基层支部，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区别。市场经济倾向于资本，需要高层活动，它不需要基层活动，资产阶级的政党活动基本上集中在州以上党部，主要就是抓住财团筹集竞选经费，资产阶级民主是以个人为单位计算的民主，因而造成了它的民主是一种成本非常高的民主，你要竞选就要搞钱，就得傍大款。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统竞选资金从哪来，他就得向着哪个财团。市场经济情况下的民主链条是十分清晰的，每个环节都非常具体，这样的民主跟我们共产党的民主没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从基层组织活动和民主的方式这两点明显地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原则和我们党的建设原则是不一样的，是矛盾的。
（五）从党的作风上看，三大作风反映了我们共产党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性，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性。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领导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里面都反映了我们党最根本的东西。我们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跟市场经济原则就有差别。市场经济不崇尚理论和实践结合，市场经济要的是实用，要的是竞争，利润最大化是最高原则，不听从理论，理论也没法直接指导实践，因为中间有个利润环节，如果违背了利润环节，市场经济可以抛掉这个理论。所以，美国的政党中间有很多空子，我们为什么能跟美国这样敌对的国家保持关系，经常来往，就是因为它坚持的是利益原则，这就给我们造成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如果它理论联系实际，顽固反对共产主义，我们跟它就不好合作了。市场经济是实践联系利益，这与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是完全不同的。至于密切联系群众，资产阶级政党根本不需要，它们竞选时的所谓联系群众完全是做样子。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对人权进行了仔细的规定，市场经济必须保护个人的隐私、商业机密，市场主体做买卖、参加竞争、用什么招，那是不能告诉别人的。因而市场经济是排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我们这次“三讲”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大部分属于政治性的，是可以公开的，但也确实有一部分可能多多少少要涉及点个人权利。三大作风是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运行原则是有一定矛盾的。
（六）我们党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有从中央组织到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统一体系，有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纪律，这是我们能够保持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的保证。这种组织纪律性与市场经济崇尚自发性，讲究个人自由是对立的。
（七）我们党的党员个人义务大于权利。市场经济讲究平等，就是承认人权必须一样，这与共产党的原则是矛盾的。共产党要求党员要把一切献给党，这样党员就必须把一部分个人权利交给党组织，你不可能获得与普通人一样多的权利。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有战斗力，比西方政党强大，就在于它把每个个体党员的人权拿去一部分，收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一个高度有机化的战斗集体。资产阶级政党在局部的地方，对个别人也否定一部分个人人权，但绝不让整个党的机制都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共产党严格讲是让整个党的机制、让全体党员都处在义务大于权利的状态下，在党的历史上，许多党员都曾面对过要事业还是要爱情、要家庭的抉择。我们最近得到美国方面对朝鲜战争的回忆录，美国人实在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拼命战斗的人，他们实在找不到这个力量的源泉是从哪来的。这个力量说老实话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力量。另外，在我们县、市级政府的换届选举中，也常常会遇到需要个人服从组织的问题，这突出反映了市场机制原则和党的原则的矛盾性，实质就是党员的个人权利小于公民权利。当然党也要防止党的干部滥用党的这种权利。党员的权利小于义务，这是党建的一个基本原则，你只要宣誓入党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得承认这个原则。市场经济原则和党建原则矛盾的地方还可以举出很多，上述七条并没有概括出两种政党所有分歧。但是这七条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是应该承认的，只要我们坚持这七条原则，我们就一定可以驾驭市场经济，一定可以通过我们党的领导把社会主义和市场机制加在一起，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市场经济自发地指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与党的建设原则是对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采用市场经济方法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是由历史任务决定的。中国资本主义承担的任务， 中国资产阶级一直都没有完成。不光是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而且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本来也应该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来承担一部分的，它也没有完成。共产党在执政后，不得不承担双重的历史任务，肩扛两副担子，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培养工人阶级巩固新政权。而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必须采用已被历史证明的有效方法，这就是市场经济。（2）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国际资产阶级还有活力， 资本主义还有很大扩张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生产力发展的很大空间。对这样一个还在发展、变化，对生产力还有容量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无论如何要对它进行开放，保持一定的联系。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一起运行了几百年，我们要不断引进、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所用。这里就有一个把资本主义的东西翻译过来的问题。如果我们本国出了一部分资产阶级或有一部分本国的资本主义，本国的资本主义可以完成一部分跟国际资本主义相联系或者完成一个文化翻译的任务；然后国内再完成一个阶级翻译，向国际资本主义学习，无产阶级可以直接学习，也可以经过翻译，先翻译成本国资本主义的东西，然后再从本国资本主义翻译成为无产阶级的东西。（3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生性，也就是共产党和资产阶级的共生性。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是对立统一的，过去我们以为纯粹的中国社会主义和纯粹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西方的资产阶级好像也可以成为一个完善的共产党，现在发现不行，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请到身边来，增强阶级对立意识，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这就叫历史的辩证法。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反例，就是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跨台的时候，苏联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反映，苏联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苏联国内没有资本主义成分，共产党身边没有资产阶级，它麻木了，脆弱了。这就叫共生性，共产党一定要和资产阶级共生，否则我们就会麻木脆弱。我们消灭身旁的资产阶级的时候就等于在消灭我们自己。一定要记住这点。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应该说毛病多了，但是现在的党比过去是强了，还是弱了？我认为是强了，今天党内的很多同志是清醒的，是警惕性很高的，内心里面是绷着劲的。我们这次“三讲”教育就来自这个原因，为什么要“三讲”呢？因为我们的很多党建原则受到了市场经济原则的侵袭，现在有一个在人家包围下反腐败的问题，我们党若能在新形势下解决这一课题，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党。共生性这个道理实在是一个历史辩证法。（4）是自组织原理决定的， 自组织是相对被组织的概念，这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成果。自组织原理就是内生的对立统一，它内部有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叫内生变量，不是外生的，不是外边注入的，内生变量必须是对立统一的。这样的结构是自组织结构，所有的细胞、有机化的东西、器官，包括整个人体，内部都有很强的对立统一。如果内部没有了对立统一，那它会非常干净，非常纯洁，会成为一个晶体，但它是静止的，是无机化的东西。自组织起来的东西，内部不是纯洁的。有时形而上学很美好，辩证法却显得丑陋一些。中国古人讲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这就是自组织原理。共产党只有在资产阶级存在的前提下，才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条件；只有在与资本主义又斗争又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够发展自己。
三、党驾驭市场经济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方法
客观基础和主观方法，是从两个方面说的。客观上要有一些不能退出的边界条件，同时还必须加上一些主观方法，才能解决共生中的“免疫力”问题。我们党驾驭市场经济的客观基础主要有三条。
（一）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比例上，公有制要压倒私有制，占主体地位。我们有关政策上经常把个体私营连在一起用，我在这里把这两点区别开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是研究政党问题，政党机制跟社会政策不是一回事。在经济政策上我们把个体私营算在一类，但在政党环境中它俩不是一回事。比如个体，列宁曾有一段话讲：“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事实上由于历史的局限，列宁只总结了一个侧面。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发现个体与私营企业是不一样的。在经济环境很宽松、发展很热的时候，它就像列宁说的，自发地趋向于资本主义，当经济环境被市场经济的竞争所紧缩的时候，个体户又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希望党把他们组织起来，渡过难关。我们应该看到个体户的两面性。所以我这里讲公私比例，首先是不包括个体户这个私有的，这里讲的私是真正有资本规模的私。第二，公私比例我不光指的是GNP的含义，指的是人数。 因为人数是生产关系，GNP不完全是生产关系的反映。 在私有企业里面工作的工人阶级人数如果超过了在公有制企业里的人数的话，共产党组织就碰到了很多问题，因为被雇佣的工人阶级是不直接具有执政党的意识和能力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的意识形态，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只能来自真正当了主人翁的公有制企业的工人阶级，在被雇佣的工人阶级中是找不到完整的、独立的执政意识的。工人阶级中有一种是处于被雇佣状态中的工人，一种是处于主人翁地位的工人队伍，这两种工人阶级队伍的特性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需要的是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工人阶级来作为我们执政的基础，所以反映生产关系的公私比例是很重要的。第三，经济实力占多数，具有控制力。第四，市场竞争力。公私比例不仅仅是指静态的人数，而且是指公有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公有制企业必须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二）非市场领域的稳定性。前十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市场经济的成分发展，到去年，出现了市场机制以后，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把全部社会生活都推到市场领域里去。有些同志现在还不区别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市场经济完全靠竞争来决定事物的生存，而商品经济不完全靠竞争。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某些领域里可以搞一点商品经济，但这些领域里面不能搞完全的市场经济，我们要防止市场经济把整个社会生活构成一个闭合的环，必须要让这个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相加的时候是半个环。这些领域主要指教育、卫生、文化、法律、民主等。这些领域如果推向市场化，靠竞争，靠本位利益来解决问题的话，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整个社会的大循环，必然被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引入资本主义。我们就是靠这些环节还没有全部市场化来掌握着逆调节。比如教育，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我们现在的社会已出现了阶层，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个阶层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它调动积极性，对穷的是个压力，它想富起来；对富的也是个压力，它要保持自己的富就得继续奋斗。但是我们要搞社会主义，要走向共同富裕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让现在出现的差别、阶层固定化。如果富的人代代富下去，阶级就产生了。怎样防止阶层固化为阶级呢？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反调节机制。美国的哈佛、耶鲁这些大学要价非常贵，交不起高学费的人就根本不能进这些最好的教育机制。这些最好的教育机构也不完全是一个知识的传授机构，它是一个阶级的统治者的准备阶段。这些大学的教授的薪水和它的科研仪器是最高昂的，所以它就必须依靠财团的资助，财团在资助这些大学的时候，就引导这些大学必须按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教学，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就培养了未来统治集团的苗子。严格讲这些好大学就是资产阶级统治阶层的预备班。如果社会主义大学尤其是好大学的全部教学经费，都分摊为学费的话，那我们能进这些大学的学生也只有是大款的孩子。就是说，教育如果提高个人负担的经济成本，那必然会促使阶级固化，使得少数人永远富下去。因为受最好的高等教育，能够参与到领导集团和统治集团的可能性的人只有在这些大学里出来，而进这些大学的条件就是家里需要富有到一定程度。所以像教育、卫生、文化这些领域，如果全部市场化了，靠竞争、靠谁富有谁能进去，那阶级就固化了，固化到一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找不到在党内领导阶层里还能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说话的人了。市场经济形成一个大循环的时候，它必须是商品循环、资本循环跟劳动力的再生产循环配套，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循环是要几代、十几代才能形成机制的。如果劳动力的再生产循环机制市场化了，那经过几代循环就跟资本的循环同一结构了，市场机制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就推动整个社会主义进到资本主义了。关于法律领域，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句话里面有非常深的生产关系道理。市场经济喜欢法律，法律生产得越多的时候，社会上的法盲越多，这就得找中介机构、找律师，律师事务所是市场经济机制，你掏钱他就给你打官司，只要你掏的钱多，他可以为一个死刑犯打官司，这就是市场机制，就是利润最大化原则。
在民主的领域，如果竞选的话，就需要个人支付民主的成本，只要有民主成本的竞争，就进入市场原则，进入市场原则它就成为一个正反馈，不断地加剧、加强，很快这个领域里就会不是共产党的理想、信念起作用了。民主法制是政府机构再生产的机制。所以，我们在教育、卫生、文化、法律、民主等领域里必须保持非市场化，不能搞市场化。
（三）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劳动力市场是我们现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惟一留下的一个缺口。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直接涉及到工人阶级还能否成为一个主体的阶级。在劳动力市场化中最关键的是知识分子和管理干部的市场化问题。工人阶级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时候，必须依靠经理、总裁来掌握具体的经济运行，靠知识分子完成知识的竞争、技术的竞争问题，这两部分人如果不市场化，它的主体不市场化，前面的两个条件，即公与私的比例、非市场领域的稳定，才能够达到。建立一支稳定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和管理干部队伍，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是一个重要的边界条件。上面讲的三条是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能再退的边界条件。
主观方法主要有三点。（1）靠内因， 严格讲就是要自己改造自己。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党，战斗力最强的党，不可能有别的党来救。内因有个人和组织两条。第一条是个人信仰，个人的内在动力就是信仰，即共产主义的信仰。如果说动力机制，这是最大的动力机制。我们党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靠信仰、靠理论、靠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者的力量就在于他看不见共产主义目标的时候也能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成千上万的先烈为此前赴后继，“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第二条是组织内力，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组织生活、谈话、谈心，克服不良思想作风，提高思想觉悟、水平和能力。
（2）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防止片面性。
（3）要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清一些界限。第一， 要区别具体政策和党的宗旨。具体政策要求我们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帮助私人企业发展，招商引资，招进资本主义企业，这是应该的。但是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把资本主义企业招进来，是为加快经济发展，我们要同它划清界限。第二，要区别个人生活和社会责任。我们作为党员要按党的原则生活，到菜场上买菜就作为一个自私的人，按个人生活原则办事，这就叫二重性。可现在我们大量的党员分不清这二重性，分不清这界限，我们这次“三讲”就是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就是要分清这个界限，因此主观方法上很重要的就是强调理想信念，分清二重性的界限。我们一定可以通过“三讲”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党的建设方法，使得我们党站在市场经济驾驭者的角度，通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努力，创造出一套使得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的世纪里焕发出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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