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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仲去世已经八十多年，但他在中国民主革命、近代文学和新闻事业上的贡献，却并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黄世仲为革命奔走了十来年，民国成立才几个月，便作为罪无可逭的死囚枪杀在广州观音山下。被枪杀后，一直有人在为他呼冤，可是历届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为他正式平反过。新中国的史学界一致认为他死非其罪，断言“被军阀陈炯明所害”，究竟杀害他的元凶是否陈炯明，却是有待澄清的问题。黄世仲既是一政治宣传家又是小说家，他以政治性传奇《洪秀全演义》闻名于世，而自己的一生也象是一部情节曲折的政治性传奇。
一、跌宕一生
黄世仲187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西朗大桥乡的一个理学世家。由于自幼颖悟，过目成诵，被南海名儒朱次琦收为门生。朱次琦也是康有为的老师，所以世仲与康有为可谓同门师兄弟。民国时期的资深文人杨世骥在《新中华》杂志上设“文苑谈往”专栏，于《黄世仲》一文中说：“他与康有为既属通家，又有同门之雅，而两人性情皆极诡诞，不相融合，常因细故发生斗殴，日后彼此政见更复不同，以致势如水火。”（注：见《新中华》复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其实，世仲拜朱次琦为师时，才十六岁，而康有为已三十一岁。在此之前，康有为已经两次进京，组织过公车上书，递交过给光绪皇帝的万言书，还收了举人梁启超为弟子，可谓名扬四海了。回乡后，心系国事，专意著述，怎可能与初入师门未成年的小师弟打架？不久，康便去广州万木草堂设帐授徒，与世仲分隔两地，更没有发生斗殴的可能性。但两人不和也确是事实，这从世仲所著小说《大马扁》中可以看出。“马扁”即骗子意思，该书攻击康有为是个贪慕名利的大骗子，说他的《新学伪经考》是剽窃人家的，还背着学生去嫖妓宿娼，甚至调戏犬养毅（日本内阁总理）的雏女，被日本驱逐出境等，而是明显地包含着个人的恩怨。结怨的原因可能是这样：1894-1895年间，世仲家道突然中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与哥哥伯耀离乡背井去南洋谋生。而恰恰就在这几年里，康有为举人中式，进士及第，受到朝廷重用，飞黄腾达。康有为热衷于政治，对既有通家之好，又有同门之谊的黄世仲没有给予应有的关心与帮助，这可能是两人交恶的真正原因。此后两人天各一方，连失和的条件也不存在。
世仲先在吉隆坡充当某赌馆书记，后又到新加坡、马六甲等地经营赌窟，收入丰厚。有一天他豪赌一场，一下子输掉了数万两银子，生活又陷于困顿。为了维持生计，常在新加坡《天南星报》上投稿，以增加收入。由于华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他有厚实的国学基础，思维又相当敏捷，不久便文名大振，引起华侨各界的重视。
1901年他结识了兴中会首领尤列，在尤列处读到革命派的宣传书刊和香港革命党人出版的《中国日报》，使他茅塞顿开，响往革命。在尤列的推荐下，于1902年冬出任《中国日报》记者。1903年1月下旬发生了洪全福在广州筹备武装起义被清朝政府破获一事，十余名党人为此殉难。广州《岭南报》主笔胡衍鹗（胡汉民的哥哥），乘机对革命党大肆攻击，宣传保皇党的改良主义观点。黄世仲著文驳斥，论战月余。《岭南报》的保皇派言论为读者所唾弃，销路大跌，不得不偃旗息鼓停止论战。这是革命党人与保皇派在报刊上的第一次较量。不久以后，康有为的排斥仇满政见书出笼，黄世仲与章太炎等人给以严厉批驳，在政治见解上直接与同门师兄康有为短兵相接，革命派再一次取得胜利。
1904-1907年是黄世仲创作力最旺盛，事业上大展宏图的时期。他接连创作了三部颇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廿载繁华梦》、《洪秀全演义》和《大马扁》。这三部小说都是以真实人物为依托，给以艺术加工，其中尤以《洪秀全演义》为最有价值，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泯灭的地位。当时香港革命党人分为两派，一派以陈少白为首，致力于联络上层人物与革命党人合作，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体面的士绅，被称为“缙绅派”；另一派以郑贯公为代表，在中下层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深受民众拥护，为“平民派”。世仲便是郑贯公最亲密战友。为了帮助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他辞去《中国日报》工作，担任过上述三报的记者、编辑和主编，成为香港进步新闻界的台柱人物。革命党人的影响在香港越来越大，革命阵营内部两派的矛盾也越演越烈。为了调和革命派内部矛盾，团结对敌，联合起来建立香港同盟分会，孙中山赴南洋路过香港时，在船上为陈少白、郑贯公、黄世仲主持人盟仪式。此后，郑、黄两人即成为香港同盟会的主要干部之一。郑贯公因染到疫病壮志未酬英年早逝，平民派内部又发生分化，以黄世仲为首的一派又创办《少年报》和《广东白话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并逐渐深入到广州地区。
由于黄世仲在下层群众中很有威信，与民军首领王和顺、关人甫等私交很好，1910年同盟会总部命令他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组织民军准备武装起义。他在运动会党和文字宣传上十分尽力，连陈炯明在逮捕他的谕令中，也不得不肯定他“尚肯任事”。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起义民军已有五十一支，其中以王和顺的惠军实力最强。各地民军云集广州周围，形成包围态势。领导这些民团的广东民团总长是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因刘永福年事已高，用人不当，无所作为，便由黄世仲继任民团总长。他颇受民军首领的拥戴，指挥各路民军向广州集中，广东巡抚在兵临城下的形势面前潜逃香港，清政权瓦解，全省光复。
清朝政府推翻后，民军人数就显得过多，而且素质也不高，屡屡发生向政府当局催逼晌械的事，使新成立的军政府不胜负担。世仲主张“裁弱留强，合理编遣”（注：胡汉贤：《广东‘瀛字敢死队’纪略》，《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68页），这原是正确的方针，却与一心一意扩张自己循军实力，消灭其他民军势力的陈炯明意见相左。在陈炯明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强制镇压王和顺惠军、关人甫仁军的同时，将黄世仲逮捕。1912年5月1日，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黄世仲被成立才几个月的民国政府，以侵吞军饷的罪名，枪毙于广州观音山五层楼下，年仅三十八岁。
二、被谁所害
建国以来，凡是大陆出版的有关黄世仲的记载都明确地说：“被军阀陈炯民所杀。”台湾刊行的文章有说他“竟欲使民军拥己而作乱”的，但对为陈炯明所杀也没有异议。黄世仲的冤狱确实与陈炯明有关，不过杀害他的元凶另有其人。
“被陈炯明所杀”，这一结论主要是依据冯自由提供的史实：
壬子(1912)三月南北统一告成，胡汉民随孙总理归广东，都督陈炯明弃职他适，濒行署一军令曰：“黄世仲侵吞军饷，应即枪决，以肃军纪”等语。签后置公案上，留交新任执行，胡汉民就新职后，遂如陈令行之，闻者多为呼冤不置。（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
冯自由写这段文字时，陈炯明叛徒面目已暴露无遗，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胡汉民则俨然革命元老，党国干城。在政见上，冯胡两人的看法基本一致，都是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却反对他的国共合作方针。可能由于这种种政治因素，也许还有传闻失实等原因，便把杀害黄世仲的主要责任转嫁到陈炯明的身上。因为冯自由是民国初年的稽勋局长，所著《革命逸史》史实比较可靠，以致这一处的记载失实，影响深远，且尚未引起史学界注意。
陈炯明任广东代理都督期间，竭力扩充嫡系部队的实力，镇压民军，不仅引起军界和政界的不满，也引起部分新闻界人士的非议，《佗城报》记者陈听香便是支持民军的新闻界代表人物。4月初陈听香由香港潜回广州时被捕，陈炯明立即以军令枪毙陈听香，引起广东各界人士的不满。1912年4月11日，广东临时省议会集会就枪毙陈听香一事进行讨论，大多数议员认为陈炯明“违背中央约法，滥用军律”，“剥夺人民生命，箝制言论自由”，作出决议弹劾他。所以，陈炯明有意致世仲于死地，却还不敢贸然签署军令，在省议会弹劾他的时候擅杀地位比陈听香高，革命资历更比自己深的黄世仲。4月下旬，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偕胡汉民回到广州。孙中山想让胡汉民恢复广东都督一职，便与陈炯明作了一次长谈。陈察知此意便自行离职不辞而别，去了香港。陈炯明走时在寝室内只留下借口养母避走香港的书信（注：《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7页。），胡汉民对这一过程有很详细的回忆，并无濒行签署公文交付后任执行的事。陈炯明的出走，表面上看是一种避席让贤的意思，当然不可能指挥后任做这做那。4月27日，胡汉民以都督身份视事，三天后将黄世仲枪毙。
枪决黄世仲时，胡汉民有《都督示》（注：胡汉民《都督示》，刊1912年5月8日《申报》第六版。）向民众颁布，这一告示在《申报》上曾全文刊载，现将其中谈到的案情审理的全过程摘录于下：
据法务局呈称：“案奉前都督陈谕开：‘查黄世仲自任民军总务处总长，遇事欺蒙，辄敢舞弊营私，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本代督早有听闻。然以其尚肯任事，不遽撤办，一面派员密查。一面饬其赶紧列册报销，以凭稽核。……综查黄世仲身当军务要衔，受职以后种种行为，实属有辜委任……应即交法务局押候，质讯明白。严行惩办，以伸国纪而儆官邪’等因。当经按照谕开各节。分别研讯，已经指供确凿。应如何惩办，未敢擅拟，请转呈核示前来，理合呈请察核饬遵”等情。据此，本都督查黄世仲所犯各罪，既据讯明，并指供确凿，实属法无可赦，应即枪毙，以昭炯戒，除批饬照办外，合行宣布，俾众咸知。
从《都督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代督”陈炯明在这一案件中处于公诉人的地位，指控黄世仲种种罪行，交法务局拘押审查。法务局相当于现在的预审机构，对案情进行调查、审讯，查明指控属实，上报都督胡汉民察核处置。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且事关为革命奔走多年的大员，既未面审，又未察核，甚至连形式都没有做一做，便根据法务局的结论，判黄世仲枪决，如此草菅人命实在令人惊骇。
世仲被杀时，陈炯明早已离职不在广州，他在广州纵然有潜在势力，断然不致于左右胡汉民的决定。陈炯明在广东经营已久，法务局肯定有其代理人，作出指控属实的结论是必然的，这些道理我们局外人也清楚，身为当事人的老练政客胡汉民自然更清楚，他明知其中关系而遽然下令枪决，说明杀害黄世仲的主凶不是别人，正是胡汉民。退一步说，黄世仲是被陈炯明和胡汉民联手害死的，而应承担主要法律责任的也应是胡汉民。把罪责完全推在陈炯明身上，而胡汉民仅仅是执行前任的命令，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失公允。
三、罪证辨析
陈炯明罗织的黄世仲罪名共有三条：
查关人甫私招仁军，为代督侦知，即饬黄世仲谕令禁止。仍胆敢阳奉阴违，私在民军总务处认给正饷。……黄世仲不知是何居心，未经呈明核准，竟代石锦泉、王和顾等民军代购枪械数万，幸发觉尚早，一律由政府收回。设此数万枪械落入王、石等乱徒之手，则祸变如何，诚未可料。……藉石楼乡陈仲佳畏罪自溺一案，强押多人，借词需索，受贿逾万，致被该乡陈姓族人控告，官箴不饬，莫此为尤。（注：胡汉民《都督示》，刊1912年5月8日《申报》第六版。）
黄世仲案的事由为“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冯自由的说法也是“侵吞军饷”，可是在具体的三条罪状中并不存在与这一罪名挂钩的事实。如此明显的案情与罪名不符，居然以《都督示》张榜公布，执行枪决，令人咋舌！王和顺、关人甫是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发动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的主要军事领导人。给实际存在的仁军“认给正饷”，怎能算是“冒领”、“侵吞”？给业绩彪炳的起义民军提供军饷、枪械，理应是民军总长的职责。倘若黄世仲按陈炯明旨意拒发军垧，兵变可以立待，到时黄世仲也难辞其咎。至于代购枪械更是莫须有的罪名，“这批军械是胡汉民主持军政府期间，代民军购买的”（注：段云章、陈敏、倪俊明《陈炯明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898年4月版，第44页。），当然不可能经陈炯明核准了。只有当陈炯明为扩张自己实力，把那些势力强大的民军视为必须剿灭的异己力量时，向他们提供军饷、枪械才成其为罪名。所以加给黄的第一、二条“罪行”，只能说明在陈炯明争夺军权的斗争中，黄世仲不仅不是他的同党而且阻碍了他目的的达成而已。
关于陈仲佳一案，究竟是畏罪自溺还是为人所害，现在已经难以查证。问题是黄世仲有否贪污受贿？可以作为证据的赃款赃物有多少？曾经与黄世仲共过事的冯自由在所撰《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一文中说：“及世仲伏法，身后绝非富有，众疑始解。”我们虽然不能确实查明世仲有否贪污受贿行为，但侵吞军饷纯属诬陷不实之辞，而且也不存在巨额的贪污受贿行为。由此可见，这是一件冤案，黄世仲死非其罪。
正因为如此，世仲死后就有许多人为他鸣不平，直到半年之后，事情仍未了结。为了替胡汉民开脱责任，广州《真相画报》于1912年12月出版的第十一期上刊出《黄世仲身后之劫及其定谳之铁证》，画页上有作为“定谳之铁证”的“黄世仲遗墨”和一张手绘的黄世仲家遭抢劫的图画。在画页的背后，刊有这样一段文字：
前广东民团局长黄世仲，世居番禺西朗大桥乡，以侵吞公款致富，经枪毙后遗资尚多。当其于局长任内还乡建屋娶媳，各民军统领争送礼物，钻石珠玉不可记数，主人款宾盛筵，席亦以百计，豪华炫耀，远近传闻。匪类垂涎不一日矣，月前某夜，突有大伙强盗拥入其家，贵重品物劫掠殆尽。悖入悖出，理固宜矣！又其临刑前一日，上书都督愿报效政府十万元以自赎，如此巨金，仓卒立办，积资之厚，可想而知。前图所刻之字，即其遗墨。黄世仲遗墨，胡粤督前曾藏诸怀，留质或为其不严者。本报记者前因摄得其临刑图数帧，更请胡督借照之。
象黄世仲那样因贪污受贿，侵吞军饷而判死刑的囚犯，被捕之后，必然要到他家中抄没家产，甚至掘地三尺，看看有没有窝藏的金银财宝。倘若抄出大量赃款、赃物，自然也就不会有人替他鸣冤叫屈了。显然，冯自由的“及世仲伏法，身后绝非富有”的说法是可信的。法务局的所谓“指供确凿”的证据和胡汉民据以作出枪毙决定的“定谳铁证”，便是《真相画报》用照片刊登出来的“黄世仲遗墨”。所谓黄世仲遗墨，即一张没有台头的便条，原文如下：
黄世仲自愿竭力筹借报效
军政府壹拾万元，此据。
限明日三点交到。
元年四月卅号黄世仲字
这张字据没有上款，没有称谓，可以解释为上书都督输款自赎，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张向家里索钱赎人的笔据。然而仔细推敲一下，却觉得不象是上书都督的文字。因为向操生杀大权的都督乞命，不写称谓就显示得不恭，有悖常理。而且通观全文没有认罪表示，显然不可能得到都督的宽宥。更令人疑惑的是，声称“限明日三点交到”，对一个身陷囹圄的囚徒来说，哪来这么大的能耐，这分明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一个囚犯能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都督吗？所以只能解释这是一张捎给家属的字据，告诉家中，主人生命受到威胁，限令家人设法于明日三点前送款赎人。而且“竭力筹措”与“限明日三点交到”，语气十分矛盾，显然这最后一句是在威逼之下添加上去的，并非立字据者的本意。从遗墨的照片上看，这几个字和“元年”两字都显得略小，且写在结束语“此据”之后，很象是便条写好后添补上去的，而且“限明日三点交到”一语，分明是一旁威逼者的口吻。
黄世仲于5月1日中午被处决，从法务局拿到“定谳铁证”到他毕命黄泉，还不到“明日三点”。这里反映了法务局和胡汉民必欲置黄于死地的迫切心情，透露出他们苦于缺乏过硬证据，一旦“铁证”到手，便迫不及待地立即执行。感到蹊跷的是，黄世仲被囚一个多月怎会无端在枪毙前一天发此输款求赎的奇想。倘若他想输款求释也该问问法务局提审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又何必凭空立下这一字据？要不是提审官明确提出交款的最后时限，黄世仲又怎会无端写上急促得实际上无法办到的期限。可以想像，输款十万可以保释的条件应是提审官提出来的，限令明日三点交到也是提审官的意思。这只是听命于陈炯明的法务局官员在拿不到真凭实据定罪的情况下，所设下的一个圈套而已。提审官利用黄世仲被囚日久求释心切的心理特点，诱使他写下输款赎人的字据，结果黄果然中了法务局设置的圈套。字据写好以后，法务局官员发觉没有明确的时限，仍难以说明“如此巨金，仓卒立办，积资之厚，可想而知”的意思，要他标明时限，写上“限明日三点交到”的话，于是便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那张不伦不类的遗墨。黄世仲求生心切，反而自置死地；法务局想取得“定谳铁证”，却露出了诱骗、逼供的马脚。世界上的事物变化就是如此微妙，既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至于夜盗黄世仲家的事，更是一场明显的贼喊捉贼的把戏。天下哪有如此愚蠢的强盗，去劫掠刚被籍没的死囚之家。世仲刚死，王和顺等民军残余势力犹存，他们在港澳组织“扶正同盟会”，并派人潜入广州，从事反对陈炯明的秘密活动。当地警察部门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不对黄家严密监控，真正的盗贼怎敢在此时光顾。组织大伙“强盗”拥入劫掠的目的，无非是制造黄家窝藏的赃物未被查获，却让匪徒洗劫一空的假象。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与骗敢笔据以定谳的手段何其相似乃尔！
四、冤狱因果
陈炯明罗织黄世仲的罪名，欲置之死地，那是因为世仲阻碍了他独揽军权的企图。胡汉民与黄世仲并无明显恩怨，让黄世仲接替刘永福任民团督办原是胡汉民的意思，为什么对自己提拔的老部下如此轻率地下令枪毙呢？；连一度是世仲冤家对头的缙绅派领袖陈少白也说：“世仲宣劳革命有年，功大罪小……胡汉民宜无不知，就职时应即移交法院依律审讯，以昭公允，倘情罪确实，亦当计功减罪，未可置诸重典，乃汉民竟甘任陈炯明之刽子手而不辞，殊不可解……”（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其实，胡汉民不是一个昏庸糊涂的人，签署这一纸命令恰恰是权衡利弊的结果。
首先，黄世仲在管辖民军上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自己的生活作风也不够检点。当时民军大多是绿林、游勇中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素质不高，骄兵悍将居功自傲跋扈非常，“各将领中，间有携手枪炸弹至财政司署逼索军饷者，当局以民团驾御无方，咸为世仲诟病。”（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世仲也有他的难处，他一介文人没有强大的亲军可以制约各部，全靠江湖义气笼络民军统领，自然控制无力，执法不严。他不但没有正视潜伏的危机，却自以为手握军权，衣锦荣归，在家乡建屋娶媳，盛筵宴客，各路民军统领争送财礼，显赫一时，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从他以前混迹赌场、聚众豪赌的生活作风来看，还是从他对政敌康有为的肆意诋毁来看，即使不存在私吞军饷的事，即使在陈仲佳事件上并没有受贿逾万，也不见得是一位操守很严、廉洁奉公的清官，作为民团总长并不称职。因此，胡汉民认为对他严厉制裁可以显示自己的铁面无私，收“以昭炯戒”的效果。
其次，胡汉民对王和顺、关人甫等民军首领印象很坏。胡汉民曾参与河口起义，若干年后在向南洋华侨讲述当年参加革命活动时，还在讲亲眼看到这些民军首领抽大烟、赌博、开堂、与土匪分钱，竟直与土匪没有什么两样（注：见《革命逸史》第五集《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任参加革命之经过》。）。广东光复，出任广东都督时，石锦泉曾手提土制炸弹，闯入都督府，气势汹汹，要胡汉民立即发饷。当时民国初建，财政很困难，袁世凯的真面目尚未充分暴露，袁提出遣散民军减少财政开支，许多革命党人都觉得完全必要，胡汉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把支持王和顺、关人甫民军的民团总长，视为假民军以自重的别有用心者，对这号人自不必手下留情了。
第三，胡汉民之所以枪毙黄世仲，并同时下令枪决其他两名反对陈炯明扩张自己实力、血腥镇压民军的军官，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胡汉民与陈炯明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汉民竟甘任陈炯明之刽子手而不辞”，便是企图调和两人之间的矛盾，拉拢陈炯明，为己所用。胡汉民参加同盟会较早，还曾为武装起义筹饷、运械、亲临前沿。广东光复时，陈炯明还只是五十一家民军中循军的首领，羽翼未丰、资历尚浅，只得屈居胡汉民之下，处处迎合胡的意旨行事。当胡汉民随孙一起离粤北上，陈以前清议员，著名缙绅和革命党人的社会声望代理都督。此后迅速扩张实力，铲除异己，到孙中山下野偕胡汉民回粤时，王和顺、关人甫等实力最强的民军已被击溃，广东主力部队已是他嫡系循军扩编而成的两师一旅正规军。后来，孙中山对他虽不十分信任，还是任命他为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就因为他军权在手，而且军队带有私属性质的缘故。胡汉民回粤，因得到孙中山的支持而恢复粤督之职，陈炯明不辞而别，离开广州，明为避席让贤，实则表示不满。胡汉民空有都督名衔而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粤军又有明显的拥陈反胡倾向，地位显然不稳，便不得不迁就和笼络陈炯明。因为广东光复之初，两人曾合作得很好，胡汉民对调和矛盾存有幻想。陈炯明受到广东政界的谴责莫过于镇压民军、扩张实力。胡汉民把被陈炯明视为眼中钉的黄世仲等三名军官杀掉，便是公开表明支持陈炯明剿灭异己的行动，默认他军队私属的现状，作出讨好陈的一种姿态。陈炯明当然也理解他的意图，不久从香港返回广州。但因两人权力之争始终存在，矛盾越演越烈，正好被袁世凯所利用，撤掉胡汉民的都督给了陈炯明。从胡汉民的政治发迹史看，他既惯于和反革命头目妥协周旋，又手段果断狠毒，素有“暴徒”之称（注：《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51页。）。出于政治需要，他可以参与暗杀亲密战友廖仲恺，可见不加察核擅自下令枪毙黄世仲，企图取得与陈炯明的妥协和合作，正是他惯用的伎俩。
综上所述，黄世仲博学多才而且颇有权谋，对民主主义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但从他的为人作风来看，并非一位洁身自好的谦谦君子，倒象是个江湖豪客。他有缺点，甚至有过错，然而从整体上看，对中国革命功大于过，他的被杀是一场冤狱，是民国初年胡汉民与陈炯明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黄世仲的冤狱在史学家的著作中大体己达成共识，但八十多年来。他一生为之效力的国民党政府却未曾正式为他平反，究其原因，就因为此案涉及到“党国元老”胡汉民。直到1953年在台湾出版的《革命文献》第三期发表的《胡汉民自传》，仍在诬陷黄世仲“乃竟欲使民军拥己而作乱”的人（注：《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45页。）。如果真有拥军作乱的罪行，则其罪更大于“私吞军饷”，何以在枪毙黄世仲的《都督示》中只字未提？胡汉民的种种诬陷无非在为自己擅杀功臣辩解。台湾史学界对这一件八十多年前疑云重重的公案，未见有任何质疑，可能是“为尊者讳”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