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思想论文,农业合作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之一，但目前国内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其研究“主要是结合农村改革探讨的多，对理论本身作专门全面系统研究的较少”。（注：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研究述评》第246页。）全面、 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一、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历史演变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最早萌芽于大革命时期。由于“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以，毛泽东一开始就把眼光着重放在农民的实际利益上。为了使农免除地主奸商的高利盘剥，毛泽东主张农民自凑资金，采纳丹阳组织“机器戽水合作社”（注：《毛泽东集》第一册，株式会社文交社1983年版，第583页。）的办法，成立消费、贩卖、 信用合作社，从经济上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他把合作社运动看作是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认为“‘合作社’是互助扶助，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相互的利益的组织。”（注：《中国农业合作社运动史料》（上），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希望党能给予“适当的指导”。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合作社的认识主要局限在流通领域的范围内，没有涉及到农业生产上的合作。
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使得根据地物质条件相当匮乏，加上战争抽取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根据地劳动力和耕畜农具严重不足。由于党中央当时并未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确立农业生产方针时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脱离中国国情发展集体农庄的“左”倾主张。对于党中央的“左”倾主张，毛泽东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批判。在进行一系列的农村调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错误主要来源于认识路线的错误。他认为“政府举办集体农场在目前应为宣传口号，”而应“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收反革命的及富农多余的牛力、耕具帮助雇农耕种。”（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1页。 ）此时毛泽东对合作社的认识已从流通领域扩展到了生产领域，他已经看到互助合作对经济发展的全面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形成时期，抗战的要求促使了毛泽东合作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抗战爆发后，日寇、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重重封锁，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非常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动员群众，最大限度地把边区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而合作社是“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页。）这一时期，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合作社的性质、特点、形式和内容，以及组办合作社对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他认为，从政治的角度看，合作社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种形式；从经济的角度看，合作社又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集体劳动组织。“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是生产上的“第二个革命”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毛泽东的精辟论述鲜明地揭示了合作社存在和发展的合理内涵。进入解放战争后，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大局出发，放眼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合作社经济的战略地位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明确指出，集体化和现代化是个体经济发展的方向。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讲，还是从政治的因素看，组织合作社都是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领导权巩固的条件。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必须是“逐步地”和“长期的”，要“使合作社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2页。）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理论，既是对他以往思想的总结，又为建国后认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国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步入了成熟时期。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我军先后有130万志愿军人员入朝参战， 这就造成一些农村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同时，战争的巨额开支使国家财力物力显得特别贫乏，物质供应相当紧张。另一方面，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状况下，工业无法给农业提供大量机器和生产工具，因而靠生产工具的改革来提高农业生产并不现实。毛泽东认为，解决这些矛盾，在战争期间靠互助合作运动，在现在也同样如此。正如他后来所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证明了农业合作化在现实的可能性、合理性和我党对于农业合作化方针的正确性。除了战争、经济的因素外，毛泽东主张大力发展合作社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农村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的关注。土改后，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少量土地集中和雇工现象开始出现，初步拉开了贫富差距，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动。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担心，如果任凭这种现象发展下去，资本主义势力将会在农村重新蔓延，而“发展合作运动是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和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办法。”（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05页。 ）应把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从社会实践中概括、提炼出了新的内容，丰富了自己的合作化思想。一、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是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土地改革完成后，在我国农业中占绝优势的还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仅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可能导致农村中的两级分化。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我国的农业，使我国农业由规模狭小的落后的个体农业进到规模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二、明确提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阶段。由于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应分三步走，即互助组阶段、农业合作社阶段、集体农庄阶段，以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反映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三、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发展方针。
综观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出，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是毛泽东探讨中国农村出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的可行方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是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马列的合作化理论是它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合作化思想，在深刻总结了群众创办合作社的经验的基础上，系统阐明了合作化的目的、道路、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合作化的理论。在实践中，毛泽东合作化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农民从经济上、政治上组织起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问题，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合作化的理论。虽然毛泽东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曾出现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失误，但这种失误不是方向性的失误，而是实施过程中原则性的失误，看到这一点是有必要的。
二、反传统：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实质、核心
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的反传统精神。这种“叛逆”精神充分体现在他的理论和革命实践中。从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中，我们尤其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中国农业的未来，带着批判的眼光对中国传统农业观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反思。反传统，既是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一大特色，又构成其实质和核心。为树立现代的农业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石。
首先，毛泽东从经济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农业观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认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生计经济，只能解决社会生计问题，而不能解决财富积累问题。它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是一种旧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它注重生产关系的稳定，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过程中，只注重劳动力的输入而不注重技术和智力的输入，不注重经济结构的改善，具有机械性、封闭性、预成性的特征。它使人盲目地坐等未来，缺乏对生产的主动参与，同时还使农民养成了自私自利、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狭隘意识。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而且使农民更加依附于私有的小块土地和自然界的“恩赐”，使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永远处于一种被奴役、被统治的状态。“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贫困。”在批判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组织劳动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建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反复强调，互助合作是打破小农经济、消灭剥削、发展生产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办法。”
其次，在政治上，毛泽东提出要树立农民的主体人格，从根本上打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剥削观念，确立农民的历史主导地位，奠定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下，农民从来都没有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存在。他们与土地、生产工具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活的工具而已。他们对土地、自然界、剥削者有极强的依附关系，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丧失了独立性。毛泽东认为，农民要彻底摆脱贫困、悲惨的境况，除了走合作化道路外，别无它法。农业合作化不仅是农民在经济上“摆脱贫困”，“抵御灾荒”，“走向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使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一种独立的主体人格。农业合作化就是让农民决定自身的命运，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让自身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仍具有积极影响。
最后，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剖析。他认为小农经济具有日复一日的稳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的国民缺少挑战，缺乏刺激，墨守成规，很少具有危机感。而缺乏危机感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现代社会要求国民具有危机感，对于各种挑战具有应战能力，对于不利因素作用具有转换能力。毛泽东强调，要培养国民的危机感，必须在实践中提倡竞争、参与意识。农业合作化就是一场竞争、一场贫农和下中农同富农进行的和平竞赛。在这里，毛泽东企图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打破中国农民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求稳定、平和的小农文化意识，培养他们的竞争参与意识，改变他们那种安于现状的心态。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强调要改变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中存在的铺张浪费的不良习俗，弘扬中国革命中形成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毛泽东勾画出了一幅现代农业文化发展前景。他认为，农业合作化既是一场经济、政治革命，又是一场文化革命。要使我国农业早日步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必须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进行彻底的转换，使农业文化步上一个新台阶。
综上所述，对小农经济的批判、对传统农业观的否定始终贯穿在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及其实践中。毛泽东希望以农村所有制的变革为轴心，以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变革为磁场，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造就出一代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农民，开创出一个崭新的、面向未来和世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是在从事一项划时代的工作，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就是想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它是一次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尝试，是一个光辉的起点。由于环境、时代的限制及其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许多失误，如果因为这些失误而贬低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那显然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
三、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实践启示
重温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回顾我国农业合作化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在实践中的成败得失，我们深深地感到，应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去看待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力求从中获得一些对现实中国农村发展的有益启示。
以往对毛泽东农业合作化过多的责难，主要起源于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一时期，由于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上的“大”和“公”，忽视了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实质内容。在没有充分认识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这一基本事实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小集体向大集体过渡”，“大集体向全民过渡”的生产关系形式，使农村合作化运动最终演变成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名副其实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穷过渡”。其直接的结果不仅没有使农村生产力得到发展，反而造成我国农村生产力的极大萎缩和破坏，也使毛泽东的认识背离了他早期的思想。1978年，我国农村开始了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改革。邓小平从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出发，从农民的现实利益出发，打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就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给农民以生产自主权，承认他们的自主利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找到了解决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给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我国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始终存在着生产过于分散，集中劳动生产率过低的矛盾。正因如此，80年代中期，在农村出现了以提高集体劳动生产力为目的的“两田制”等新的劳动组织形式。进入90年代，我国农业发展社会化程度低、规模效益差、技术分散、资金短缺的矛盾日显突出。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思考中国农村未来发展方向上，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在对中国农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上趋于一致。他们都强调走合作化道路或发展集体经济的必然性、长远性和重要性。
学习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理论，结合我国农村发展的现状，从中可获得有益的启示。
首先，中国农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摆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约束，走一条相互合作、相互联合、相互支持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的必经步骤。当前，我国农村的改革随着科技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不断增长，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愈加突出。吸收和借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某些认识，对我国农村实现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特别是由小农生产方式向现代化大农业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互助合作仍是目前推动农业生产向前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开改二十年来，农村生产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但由于地域的差别，自然条件的限制，分散的家庭生产经营小规模仍为大部分地区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在较长的时间内，在农业资金、设备、技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将是推动农业生产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在我国一些地区盛行的家庭互助、村社互助、乡镇互助不仅加强了农民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而且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为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规模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我国的农村改革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需从政治、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甚至生活习俗等方面对农村进行深刻全面的变革。早在几十年前，毛泽东就指出，农业合作化绝不仅是一个对所有制的变革问题，它是一场涉及到农村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深刻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主要得益于经济体制的变革。但是，近年来，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显得后劲不足，发展速度也有所回落。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我国目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农民仍未完全摆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束缚，在从小农生产方式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过程中，深深根植于农民观念中的保守僵化、封闭狭隘、因循守旧、小富即安的传统意识成为生产发展的主要心理障碍。使得农民在生产行为上，极易满足于眼前所取得的成绩，害怕承担风险，不思进取，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农民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消除小农意识的消极影响，树立文明、开放、进取的现代农业发展观念，以适应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方式向集约的规模经营的社会化大农业的生产方式转变的节奏，是我们目前以至相当长时间内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第四，农村改革必须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农业合作化中，毛泽东一再强调改善农民的生活是农业合作化的最终目的。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从本质上讲就是“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注：《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91页。 ）因为农业合作化的目的——为群众服务，“给人民以东西”；农业合作化的方式——组织群众，即“经过合作化”；农业集体化的方针、路线——从实际出发，群众路线。他说，合作化的性质，就是要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的话使人振聋发聩。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就与党和国家把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作为改革的最高宗旨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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