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社会分化与教育分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社会分化是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在社会变革时期更为显著。教育分流既受社会分化制约，又为促进合理社会分化服务。本文首先论述了社会分化在促进社会与个人发展中的双重效应与理想目标，探讨了教育分流的功能演变及其在价值取向、目标追求、选择策略与结构调整等方面同社会分化的密切关系；进而考察了我国社会分化的现状及其对教育分流的正负影响，最后从社会与教育两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社会分化与教育分流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考。
关键词 社会分化；角色分化；地位分化；教育分流
一、社会分化的双重效应与理想目标
分化一般是指原来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结构要素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的多个结构要素的过程。分化不是新要素的分离，而是通过新要素的重新排列，增强要素之间的依存关系，以提高其整体效能。社会分化泛指社会领域发生的各种分化，本文专指社会群体的分化，社会分化有两种基本形式：因类别差异引起的水平分化，亦称角色分化；因等级差异形成的垂直分化，亦称地位分化。角色分化主要是指职业角色的分化，它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从历史上看，几次大的社会分工对角色分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分工，“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1]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第二次大分工产生了“商品生产”和“贸易”；产业与商业分离的第三次大分工又“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2]地位分化主要指人们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地位分化的首要因素是个人的社会关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此外，个人的聪明才智与受教育程度等也是影响个人地位分化的重要因素。角色分化与地位分化既相互影响又彼此促进，但这种相互关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在传统社会里，主要是先赋地位，亦即靠先赋因素形成的地位分化决定角色分化，在现代社会里，主要是角色分化影响地位分化，即首先要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某种社会角色，然后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社会分化是促进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的历史杠杆。角色分化的作用，首先在于能够形成强大的人类群体能力。单个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人类的强大，并不在于个人的能力，而在于通过角色分化，一方面使个体的精力集中，聪明才智得到较好发挥、劳动技能得到较快提高；另一方面使社会的劳动种类发展、劳动范围扩大，群体能力得到增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分工意义上的角色分化都作过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3]恩格斯指出：“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4]因角色分工引起的地位分化是实现现代科层管理的基础，是推动社会机构正常运转的有力保障。因能力与贡献大小而出现的地位分化，有利于形成社会激励机制，是促进社会成员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社会分化对社会与个人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角色分化可以使人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得到专门发展，但劳动的片面性又限制了人的其他方面能力的提高；可以使劳动效率提高，但同时因缺少多种形式的劳动变换易造成人的劳动兴趣下降。地位分化能够产生重要的社会激励功能，但又是导致社会产生不公平与形成各种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社会分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分化的性质。从性质上讲，社会分化有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别。合理分化是根据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要求，按照每个人的能力与贡献差异而形成的分化。不合理分化则是根据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按照每个人的先赋条件，如种族、民族、阶级、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等形成的分化。实现合理分化既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
合理社会分化应具有下列特征：一是民主性与开放性。民主的政治、健全的法制与开放的人事制度是合理分化的社会前提。在分化过程中，没有“身份保护”、“权力干预”与“财富特权”等现象，角色的选择与分配遵循普遍适用的原则，地位升迁的机会向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开放。二是适度性与协调性。社会分化的程度，即角色分化与地位分化的配置结构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关系。合理分化的结果必须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工程度、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社会分化尽管有层次之分与类型之别，但在整体的目标与行动上是协调一致的。三是自致性与竞争性。社会成员通过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与不懈努力，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获得相应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四是效能性与发展性。合理分化的结果能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能达到角色与能力一致、地位与贡献相符，从而能体现出较高的效能性。合理分化还是一个动态的、充满活力的不断改革与完善的过程。合理分化强调的是个人的聪明才智与主观努力，否定的是制度因素与先赋因素对分化的不合理影响，它具有鼓励强者，激发弱者，淘汰不求上进者，调动社会成员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功能。
二、教育分流的功能演变与社会制约
教育分流，即对人才实行分流培养的教育活动。教育分流可分为内分流与外分流两种主要模式。内分流是指在普通教育阶段，在一所学校内通过能力分班、兴趣分组、课程分化与个别化教学等方式，对不同的学生实施不同的分流教育，以促进他们的兴趣、爱好、知识与才能向不同的专业方向发展。外分流是指教育系统根据社会分化需要与学生个人的意愿及条件，把受完一定基础教育的青少年学生有计划、分层次、按比例地分成几个流向，分别接受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以帮助学生实现合理的社会分化。
教育分流是社会分化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上古之时，“万民无别、群物无殊”，人类尚无社会分化，教育也不具有分流功能。经过三次大分工后，社会初步分化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及多种社会角色，教育分流便开始受人重视。早在我国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便有“六艺”之分。到了我国唐代，为适应社会分工与角色分化的需要，国家专门设立了“书学”、“算学”、“天文”、“律学”与“医学”等方面的学校，以培养各种专业角色。至宋代胡瑗，更重视根据学生的特长进行“分斋教学”，这可算是最早的教育分流。诚然，这种分流功能单一，只是在上层社会子弟中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对整个社会成员的角色与地位分化影响不大。
教育分流的功能是随着社会分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现代社会分工日趋复杂，对社会成员的角色分化要求，亦即“专业化”的要求愈来愈高：社会成员在进入职业社会之前，必须经过较为严格的专业训练，使之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而这一任务，主要是靠各级各类学校来完成。社会分工对专业化的要求愈高，角色分化对教育分流的依赖程度就愈大。这样，分流培养人才便日益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教育分流的功能演变还与社会分化性质密切相关。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分化首先是阶级的分化。社会上“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5]。兴办教育的统治阶级总是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利用合法的强制权力控制着教育分流的对象、策略与程序，因此，社会分化直接决定着教育分流，这在古代社会尤为明显：一个人出生于何种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受教育的权力及分流进入学校的层次与类型。如我国奴隶社会，国家规定“学在官府”，只有贵胄子弟才有进入学校的特权；唐朝的“六学二馆”更是严格按照父辈的官阶等级来确定分流进入某级学校的资格。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与人权意识的觉醒，封建特权与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社会分化对教育分流的直接决定作用逐渐减弱，教育分流的功能也由被动适应社会分化向主动促进合理社会分化的方向转化。
现代教育分流促进合理社会分化，首先反映在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某种自致角色，实现合理的角色分化。现代社会对各种角色在知识、才能、情感、态度、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范要求。分流教育可以帮助个体获得角色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理解与角色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培养与角色相适应的情感与态度等，从而使个体的条件逐渐符合某种角色的规范要求，有望获得与个人意愿及条件相符的社会角色。其次反映在通过分流可以相对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实现合理的地位分化。除身份、权力、财富、声望等外，教育也是一种可以促进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资源。由于现代教育分流具有相对客观的分化标准与公平竞争的分化机制，因此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个人因天赋及勤奋程度差异接受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教育而拥有不同的教育资源，不仅是个人角色分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地位分化的重要依据。从宏观的角度讲，现代教育分流不仅可以根据现实社会分化的需要来调整自身结构，而且能主动预测未来社会合理分化的趋势，主动地调整分流的目标与结构，以促进合理社会分化顺利实现。
诚然，即使在现代社会，教育分流促进合理社会分化的功能也不可能完全由教育系统自身来实现，这是因为现代教育分流作为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其输入环节和输出环节都与社会分化紧密相连。在教育分流中，对输入对象的选择和输出对象的安排，不仅影响社会成员个人的角色分化与地位分化，而且会导致整个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与政治阶层的重组，进而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与地位稳定。因此，统治阶级必然要采用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控制教育分流，以维护既有的分化格局。
现代社会分化对教育分流的影响，首先反映在社会分化的性质制约教育分流的服务方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按资分配的制度决定了社会分化的不平等性，进而决定了教育分流为有产阶级服务的方向，西方一些教育社会学家也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分流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对应性原则”而进行的“社会编组”，大量事实证明，在接受高等教育与选择理想职业方面，贫困阶层子弟同富裕阶层子弟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基本利益和基本地位的一致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每个社会成员平均享受教育机会与按个人的志趣才能分流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前提。为保证合理分流的顺利实施，社会主义国家还采取了种种措施，以限制某些阶层在获得教育机会上的特权和帮助穷困阶层子女入学，从而使大批工农子女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并通过合理分流获得了能充分发展自己的职业与相应的社会地位。其次反映在社会分化的方向影响教育分流的目标追求。在重视垂直分化的社会里，人们最关心的是个人社会地位的升迁。而这种升迁一旦与学历挂钩，便会导致社会上的学历主义与教育上对高层次教育的需求膨胀，片面追求升学率与盲目追求高学历的现象便难以遏制。在重视水平分化的社会里，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特长的职业。因此，在教育分流上，人们关注的是对学校与专业类型的选择，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就会顺利发展。其三反映在社会分化的频率影响教育分流的价值取向。当社会分化不足、社会流动缓慢的时期，人们的角色与地位处于相对凝固的状态，人们受教育所注重的仅仅是与身份相称的“象征性价值”。当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流动频繁的时期，人们的职业角色与社会地位处于不断变迁之中，而且这种变迁与受教育的差异密切相关，因此，人们比较注重的是教育分流的“功利性价值”。其四反映在社会分化的标准影响教育分流的选择策略。在注重以身份或阶级取人的社会，教育分流多强调推荐选拔，重在考察学生的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以确保某些阶层子弟在分流中的优势地位。在注重以能力与成就取人的社会，教育分流多强调考试选拔，以利于录取确有真才实学、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才。
三、我国社会分化的现状分析及其对教育分流的正负影响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劳动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奠定坚实基础，我们既需要分工意义上的社会角色分化，也需要贫富程度上的适度的社会地位分化。同时，我国又处于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政策促进了各种新要素的产生与导入，尤其是经济成份的调整，生产、流通、价格、分配体制的改变与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由国家垄断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格局，突出了个人在生产经营与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使每个人都有了占有一定社会资源，并获得相应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的机会。这种社会大变革必然带来社会群体大分化。
我国的社会改革始于农村，农民的社会分化也最为显著。改革前的农民绝大多数是纯粹从事农业劳动，社会角色极其单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农民进城经工、经商、经富，改变了过去的角色；留在本地的农民也迅速分化为兼业农民、乡镇企业工人、农村私营企业主、农村雇工、农村个体工商业者、农村文教科技医疗工作者与乡镇企业管理者等多种角色，纯粹农民在农村所占比例已由1978年的73.8%下降到1992年的63.4%。[6]在城市，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私营企业、合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出现，以及租赁制、股份制等各种经营机制的转换，工人阶层也有了分化。1991年同1978年相比，国有制企业工人下降了6.1%，城镇集体企业工人上升了3%，三资企业工人则由零增长到占整个工人队伍的3.1%。[7]面临着市场经济大潮对传统官本位体系的冲击和干部实行聘任制的考验，原有的干部队伍也在分化，一部分人开始放弃仕途和吃“皇粮”的待遇，依靠自己的知识与才干或创立公司，或兴办实业。仅据1992年1—10月份统计，全国房地产公司总数增加了10倍，贸易公司增加了100倍，全国各类公司达30万家，这些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是过去吃“皇粮”的干部。[8]
社会角色的迅速分化使在我国原来相对重合的收入、地位与声望三个序列发生了分离，同一阶层中的不同个人之间收入水平出现差异，全国农民中20%的高收入户与20%的低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9倍上升到1992年的6.2倍[9]。不同所有制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更加明显：1992年，“三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高50—60%，比城镇集体单位职工高1倍多；个体户与工薪阶层的货币收入平均相差3—5倍；私营业主的收入比一般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高出10倍以上[10]。
我国当前出现的社会分化，是在国家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政策条件下，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分化。尽管在这一分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无序现象，但从总的趋势看，角色转换与率先致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知识、才能、技术与努力，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竞争性与效能性特征。虽然这种分化导致了社会成员在收入上的一定差距，但还不是“两极分化”。这种适度的收入差距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对于激励社会成员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合理的社会分化为促进教育分流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动力。社会分化一方面使新兴行业不断增多，职业转换速度加快，对专业化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过去那种只为升学服务的办学模式与单一化的课程结构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另一方面，迅速分化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知识、能力和技术在职业转换与地位升迁中的价值，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对教育，尤其是各种职业技术教育的迫切需求。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分化的要求，80年代以来，教育分流问题在我国受到普遍重视。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在我国实行“三级分流”的问题，进一步推动了教育分流的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小学、初中、高中后职教与普教三级分流的格局已基本形成。据统计，1994年，我国有职业初中1538所，在校生63.05万人，是1980年的4.5倍；高中阶段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所占比例，由改革开放前的5%提高到1994年的56.1%；80年代初开办的各类职业大学、技术专科学校发展迅速，1994年已达453所。此外，在广大城乡为没有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开办的实用技术培训学校也有了蓬勃发展[11]。与此同时，在众多普通中学内广泛开展了诸如“班级分流”、“阶段分流”与“课程分流”等多种模式的内分流实验，从而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在多元价值取向与多种职业选择的社会现实中，提供了多次自主选择的机会。
教育分流的顺利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合理的社会分化。从1980年到1993年，全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累计向社会输送毕业生2043万名，是新中国成立前31年的3倍；各类职业大学十余年间也向社会输送了各类人才30余万人。大批工农子弟通过合理的教育分流进入知识分子和干部阶层，从而优化了社会结构。据80年代对部分科技人员的调查，来自工农家庭的占40.3%；90年代初对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调查，工农家庭出身的占46.8%[12]。合理教育分流不仅促进了社会成员的角色分化，也促进了社会成员的地位合理分化。调查表明，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中与教育无关的职业升等占70.48%，文革后降到32.28%；因教育升等所致的职业升等则由文革中的29.52%上升到文革后的61.7%[13]。
诚然，由于传统体制的制约太深与新的分化秩序还不完善，我国现阶段仍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社会分化。比较突出的现象有三：一是社会分化机会不均等。改革开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分化的自主权，但传统的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束缚并未完全解除。工人因受现行干部制度的限制，在身份转换与地位升迁上同干部相比仍处于劣势。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虽然实行了“双向选择”，但因企业用人的自主权尚未完全落实，有来头的“关系户”往往使企业失去了“选择”的余地，而一些有真才无门路的学生在择业中却有时陷入困境。可见，在我国目前，公平竞争仅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完全凭借个人的努力与贡献实现社会分化尚未能在全社会充分体现。二是社会分化机制不健全。合理的社会分化必须有赖于两种机制，即遴选优秀人才担任重要社会角色的动力机制与防止低素质者不适当居于高位的制约机制。但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虽然对身份制度产生了巨大冲击，但角色分化中的“身份保护”现象仍客观存在；招工用人政策虽作了重大改革，但职业安排上的“权力干预”与“财富特权”现象还时有发生，真正按标准淘优与汰劣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三是社会分化结果不一致。合理分化的结果应具有角色与地位的一致性，也就是那些需要有较强能力、较多知识、较高专业水平的和承担较大社会责任的社会角色应获得较高的收入与地位。而我国目前，因为经济运行与社会分化存在不规范性，使得社会上一些能力、学历与专业水平不高的人有了致富的机会，少数善于钻营的人甚至暴富；而另一些从事规范性职业的人却难以步入“黄道”，相形之下，一些学历与专业水平要求较高、社会责任重大的职业反而在财富获得上失去了优势。
这些不合理的社会分化造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也给教育分流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首先是使教育分流的价值目标出现偏差。在我国，众多的农民子弟深知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与劳动人事制度为他们改变身份设置了障碍，但通过刻苦读书、考进国家主办、承认学历、包分配与纳入干部编制的大中专学校，却可以达到目的。因此，“读书跳农门”、“考学当干部”，至今仍然是教育分流中支配着农民子弟的主要价值取向。城市青少年同样看到了接受高层次教育与选择某些专业可以争取到理想职业与优越社会地位的深层价值。在教育分流中，真正从社会需要来确定分流去向的比例不高，这就使教育合理分流失去了现实的根基。不合理社会分化还导致了教育分流价值取向上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身份保护”现象极大地强化了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偏激心态；另一方面，角色与地位分化的不一致现象又容易诱发社会产生“读书无用”的错误思潮。其次是使教育分流的结构调整发生困难。偏差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人们片面追求教育上的高层次、正规化与热门专业，而不愿意选择那些从事普通工农业生产的专业，不愿意就读那些国家不承认学历、不包分配的学校。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基础教育不受重视，非正规教育发展困难，农、职业教育屡倡不兴的重要社会根源。其三是使教育分流的社会功能难以实现。现代教育分流有两大基本社会功能是：因材施教，促进个性发展；人尽其才，实现人才结构优化。这两大功能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在输入和输出两大环节上的密切配合。但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不合理社会分化对这两大环节都产生着消极影响。在输入环节，主要是“高价学校”、“议价学生”的出现，使富有阶层子弟在分流选择中的特权明显扩大，因材施教的功能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在输出环节，主要是择优机制不健全，分流培养的人才难以得到社会的有效认定与合理安排，优化社会人才结构的功能也就必然萎缩。
四、形成社会分化与教育分流协调运行机制的对策思考
强化教育分流的功能，促进社会合理分化，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而教育分流功能的实现又在多方面受制于社会分化。只有努力形成一种社会分化与教育分流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运行机制，才能促进二者同时向着合理化方向发展。这就必须从改革社会与改革教育两方面同时着手，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
社会条件的改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为了统一人们对合理分化的认识，促进合理社会分化的有序运行，必须首先抓好两件工作：
一是尽快建立合理社会分化的价值标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以合理的社会分化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通过给有知识、有能力，并为社会作出较大贡献的人以较高的地位与报酬来激励一般社会成员，并鼓励广大青少年学习他们，从而带动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这就需要在破除传统的以“身份”定贵贱、以“权力”定尊卑、以“金钱”分高下等陈腐分化观念的基础上，确立按知识、能力与贡献大小进行社会分化的新的价值标准。确立新的分化标准，还要考虑到不同职业的特殊性、工作条件与艰辛程度，以及个人的才华与教育训练。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职业、难于替代或不可替代的职业、条件较差或辛劳程度较高的职业、需要特殊才华与特别训练的职业，在社会分化中都要予以较优越的待遇和地位。这种社会分化标准的确立，既有利于人们从传统的“一切向权看”与“一切向钱看”等极端的价值选择中摆脱出来，找到一种符合社会需要和个人意愿及条件的实现自身价值的现实途径；又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价值取向多元化、个人地位结构多样化的富有弹性与充满活力的分化格局。
二是努力形成公平竞争的社会分化机制。公平竞争是以客观公正的分化标准为前提，以参与机会均等、资源开放平等为基础的竞争。实现公平竞争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解决因各种制度因素造成的不合理分化问题，形成对所有社会成员既有动力又有压力的激励方式。形成公平竞争的社会分化机制，关键在于改革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化制度，包括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身份不再成为职业分化与权力、待遇的主要来源；改革国家统包统配与“读书授官”的制度，学校主要解决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问题，文凭只是接受教育的类型与程度的证书，而不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和特定待遇的标志；改革传统的就业制度、劳动制度与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和健全劳务市场，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让大部分大中专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务市场，自主择业，各用人部门按标准择优录用；进一步改革分配制度，理顺收入序列，健全监督机制，堵塞各种体制上的漏洞，严厉打击各种非法的致富行为，逐步建立起按能力高低与贡献大小合理分配的制度体系。只有通过改革，真正形成一种公平竞争的社会分化机制，才能充分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才能为实现合理教育分流创造出最佳的外部环境。
从教育系统自身的改革来看，为增强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化的主动适应性，应努力抓好以下三点：
第一，充分发挥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提高学生对教育分流的认识。正确的价值观念是支配人们产生正确行为的价值准则。学校教育应充分发挥自身在价值观念导向上的优势，消除学生对教育分流的错误认识，如分流违背教育机会均等原则、分流妨碍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等等；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化原理与教育分流的历史必然性。要教育学生正确处理个人发展同社会需要的关系，既能客观评价自己，又能正确认识社会，在教育分流中，能较好地把个人志趣与条件同社会的需要及可能统一起来。要使他们懂得，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当个人面临这一矛盾时，应主动调整自己的期望目标，有时还需要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因为社会暂时不需要的能力，如果勉强地发展它，终将因得不到用武之地而徒劳无益。总之，要通过价值观念导向把广大青少年引导到努力为社会进步多作贡献的目标上来。
第二，加强对合理社会分化趋势的预测，优化教育分流的结构。合理的社会分化趋势反映着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与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是制定科学的教育分流规划与优化教育分流结构的基础。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角色分化与适度的地位分化。我国角色分化的基本趋势是：随着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纯粹农民角色的比例将大幅度减小；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新行业增多，对一般技术性职业角色的需求比例增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科技成果在社会上的广泛运用，对专门受过职业技术教育的中、高级技术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因此，优化的教育分流结构的特征是：“低重心、多层次、多流向、更灵活”。也就是要大力加强中、低层次的教育分流，把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和培养初、中级技术人才摆在突出位置。当然，也应搞好高层次的教育分流，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高级人才；在已有三级分流的基础上，应考虑到在不同学段内增加新的分流层次；每一层次都要根据合理分化的要求确定好向普通教育和多种职业技术教育分流的比例，让学生具有充分选择流层和流向的机会；在办学模式、专业设置与课程结构的调整上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充分体现出灵活性与多样性的特点。
第三，深化学校教育的各项改革，强化教育分流的功能。从我国当前来看，一是要改革单一化的办学模式，使教育分流的对象具有普遍性。我国现在每年约有300万小学毕业生、700万初中毕业生和200万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又未经专业训练而直接进入职业社会，这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是重大损失。为使所有的学生在就业前都能接受必要的分流教育，在实施普通教育阶段除注意为不同兴趣、爱好和职业倾向的学生提供多种类型的“选修课程”、“活动课程”外，还要进一步探讨“班级分流”与“阶段分流”等新的内分流模式。在外分流阶段，既要办好普通学校，又要大力发展职业学校、技术学校、艺术学校、特色学校，以及各种形式的非正规的短期职业培训学校，所有这些学校都应向着学制灵活与办学形式、招生渠道、文凭证书发放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二是改革升学与考试制度，使教育分流的选择策略具有科学性。也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以分取人”与“一考定终身”的选择策略为考试成绩、考察成绩、智力及性向测试成绩与推荐评语结合的选择策略，实现耦合积分，分类择优。三是改革教学与评价制度，使教育分流的结果具有权威性。由各个学校签发的不同文凭和证书，是学校对分流培养结果的最后认定。为使学校的这种认定在社会上具有权威性，学校一方面要通过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要改变单纯由校内教师评价的制度，实行聘请校外专家参与对学生的知识与技能的考评，发放由校外专家签名认定的职业技能证书；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学校滥发文凭的倾向，以保证学校评价的信度和效度。这将有利于促使学校签发的文凭和证书逐步成为社会录用人才的主要依据，从而减少社会不当干预对合理社会分化的影响，使教育分流更好地发挥优化社会人才结构的功能。
*收稿日期：1995-08-02.
注释：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7、16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
[6][7][12]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94、147、245页。
[8] 引自《政法学刊》1994年第4期，第18页。
[9] 李金：《当前分层秩序转型的两难困境》，载《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1期。
[10] 李培林：《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53—54页。
[11]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1994年教育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载《中国教育报》1995年3月29日。
[13] 李建勇：《当代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载《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