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实践
文明互鉴抑或文明冲突
王少鹏
（西安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65）
摘 要： 基于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新形势下倡议共建“一带一路”，需正视沿线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秉承正确的文化观，树立文化自信，传播中国文化的正能量并丰富文化传播手段。
关键词： “一带一路”；跨文化交流；文明共享；文明互鉴；文明冲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它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适应了现在和将来的世界许多文明和文化共存的多元化的局面，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一带一路”沿线亚欧非大陆国家众多，跨越不同区域、社会制度、民族、历史、宗教、语言、习俗等繁杂而不同。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当中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做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对跨文化交流的思路建设和应采取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新形势下的人类文明和文化交流
适逢百年未遇的世界格局大变之际、急需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和避免冲突之时，而中国社会自20世纪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也发展到一个历史重要节点，中国政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其宗旨是“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推动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构建新格局的必然要求，是促进要诸多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1]
文化，作为除政治、经济和军事以外的重要的对外交流手段，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国际政治的运行和发展，而且日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因此，对外文化交流的建设和发展应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它应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同等重要，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了解和掌握他国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语言也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一带一路”沿线亚欧非大陆国家众多，跨越不同地理和文化区域，社会制度、民族、历史，宗教，语言、习俗等繁杂而不同，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必然面对的客观局面，同时也是中国重建自己软实力所迎来的机遇，当然也是挑战。仅以美国为例，以“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为职能，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了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即所谓的美国智库。2018年1月30日，最具权威性的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称：全球接近51.4%的智库机构在北美洲或欧洲运营。从国别来看，拥有1872家智库的美国仍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其中2017年全球顶级智库榜单前10中美国就占有5家。
实现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首先要实现民心相通，它是政治、经济、交通、法律等方面相通和交流的基础，直接表现在人际交流的不断增加和日益频繁，其中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要扭转传统的、单一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模式。不可否认，西方文明在近现代迅速发展并走在世界各种的前列，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进程，占据着文明交流的语话权，但是，应该认识到全世界有上千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虽然联合国将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西班牙语、汉语规定为其工作语言，但是，不能忽略的是：联合国的诞生及其相关章程在制定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和其必然的时代局限性。在中国，传统模式的对外人才培养特别是外语教育多注重通用语种（英、俄、法、西班牙）的学习，且多集中在语言文学方面，从而导致在新形势下对外交流对人才的社会需求和教育机构人才供应错位。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新形势下，需要加强外语人才特别是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及发展，同时需要培养一大批精通外语、掌握行业基础知识、拥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语交流能力、了解国际法律法规和贸易规则的专业人才”[2]。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培养，特别在语言和区域国别的社会文化教育和培养方面，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和对外工作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紧迫任务。2015年12月2日清华大学举办的“国际工程人才培养研讨会”以及2015年5月22日由西安交通大学发起的 “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2015年10月在甘肃敦煌达成的《敦煌共识》等等就是在探索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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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坚持“共享”的理念
人类早期传统的文化传播多通过人群的主动或被动迁移和流动为主要方式。移民、战争、入侵和占领等都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移民所带来的异族文化，战胜国往往要把本国文化强加给战败国，在此过程当中充满着文化入侵与反入侵，消灭与反消灭，不得不说往往带着浓烈的血腥气。16-18世纪欧洲定居者，特别是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西欧各国相继移民北美洲大陆后，与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著居民发生冲突，二者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造成了剧烈的摩擦，给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痛苦的回忆。然而，肇始于政治和军事最终以通商为主要目的的历经千年的“丝绸之路”对促进中国和亚非欧各国经济和文化交流曾起过重要的作用。通商、旅游以及其他人员的流动，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文化传播是引起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批判地采纳、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是实行社会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推介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要秉承科学的态度和精神，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推介和发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方面，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当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以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经济形式在中国延续几千年，从而导致因循守旧，抱守残缺这种思维心理状态和思维习惯。例如，中国自20世纪后期坚定地推行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注重的是契约精神，指导、衡量和判定在此经济基础上的活动的唯一标准是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道德应该随之而变化、发展和完善，进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弥漫于中国社会的内外有别的“圈子”文化，以亲疏远近来处理人际关系常常违背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法制理念，中国文学经典《水浒传》所宣扬的“只因是梁山兄弟便要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显然在现代社会不合时宜，宋江担心自己死后李逵违背自己上梁山的初衷而继续造反而设计毒死李逵之举动完全违背人性，而李逵在了解宋江之用意而欣然赴死就是愚忠的表现。因此在推介中华文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介绍传统的、优秀的、依然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的部分，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世界各国和民众了解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军事、道德和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状态，摒弃僵化的不合时宜的甚至腐朽的部分。
4.3.2 适期栽秧。临沭地瓜根据栽插期分为春薯和夏薯。春薯适期为5月上旬，种植密度52 500～67 500株/hm2。夏薯要在6月底前栽完，种植密度60 000～75 000株/hm2。栽插时选用薯苗长度、粗细一致的顶段壮苗，避免大苗与小苗、壮苗与弱苗混栽，确保苗匀，一插全苗。
自古至今，域外物质与精神无处不在地存在和影响着现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上，源于欧洲的马列主义及其“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20世纪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和引进西方社会先进的经济体制和现代的管理模式。宗教上，严格意义上来讲自中国东汉以来自印度传入的佛教，唐代经叙利亚而来的景教和几乎是同一时期传入的伊斯兰教，以及明清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文化和思想组成部分。社会生活上，现代中国的语言中，汉语词汇中大量存在的外来语，如早期来自梵语的刹那（ksana）、涅槃（nirvana）、觉悟（bodhi）、瑜伽（yoga）。 来自英语的咖啡(coffee)、幽默(humor)、酷(cool)、卡片（card)）、逻辑(logic)、休克(shock)、马赛克(mosaic)等等，来自日语的外来词竟有七八百之多，如积极(sekkyoku) 、革命(kakumei)、手续(tetsuduki)、职工(shokkou)、人气(ninnki)、大卖场(ouriba)、正 当防 卫(seitoubouei)、解决(kaiketsu)等等，已与中国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艺术上，反映在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诸多艺术形式方面，如经“丝绸之路”而传入的音乐形式，特别是在乐器方面如唢呐、二胡、琵琶等等，到今天引入的钢琴、小提琴等，都已成为中国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源于欧洲，通常认为是1581年利玛窦带到中国的圣母，天主像后开始在中国有了油画这种艺术形式已在当代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并发扬光大。服饰上，来自满清旗人并经过西方传来的制作手法而改良的旗袍、由前苏联的“布拉吉”演变而来的连衣裙、由孙中山发明并改良的中山装、西服已成为公司企业、政府机关从业人员在正式场合男士着装的一个首选，原为美国劳工在19世纪中叶穿的紧身工作裤，后来成为风行世界的服装，今天已为中国年轻人所广泛喜爱。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正是基于它的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地对待异域文化的胸怀，这也正是习近平主席代表当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全世界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的文化自信所在。
三、推介中国文化“正能量”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灿烂辉煌，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儒道文化为主体，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思想、艺术、风俗等各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总和。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几千年，成为唯一不曾断裂的文明模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有着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而其中许多优秀内涵不仅为当代中国社会所继承和发扬，同时也造福于世界各国和人民，为世界历史发展贡献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例如孔子的“和为贵”思想，在今天世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种族与种族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纷争和冲突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依然而且也应该是处理这些国际关系问题的准则，而其“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辩证法思想不吝为不同文化模式在既保持其独特性，又能相互之间和平相处的原则。中国传统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越来越被认识、接受和推崇。始于丝绸贸易的“丝绸之路”不仅把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物质和精神文明传播于世界各地，同时经由“丝绸之路”而来的域外物质和精神文明也被介绍和传播到中国，其中许多优秀的成分已被消化、吸收并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锌还会以ZnS形式存在于炉渣内，其熔点高，易被炉渣中的PbO熔融粘结相所包围，不易完全被氧化，也不易熔化，始终存在于这三段熔炼过程中。硫化锌的存在将使炉渣粘度增大，炉渣表面致密黏稠，使炉渣还原烟化效率降低，增加了抛渣含铅量。
(4) 如果锅炉热负荷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而高调门关小后导致主汽流量大量减少,再热汽流量大量增加,那么汽温变化的必然趋势就是主汽温和再热汽温升高。RB回路的优势在于其快速降低燃料量本身就能快速抑制主汽温度和主汽压力的飞升,辅助过热器减温水自动控制,用以控制主汽温度。
四、丰富文化传播手段
对文化交流的定义古今中外基本上可分为 “说服”和“共享”两个派别[3],前者在世界发展进程中以及人类文明和文化交流过程当中往往基于对自身文化中心的自豪和傲慢，唯我独尊，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言 “总要把我们自己的局部行为等同于一般行为，把我们自己社会化了的习惯等同于人类本性”[4]，或者说缺乏对他方文化的了解有意或无意地用自己文化的种种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也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而且19世纪期间，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于相似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 “文明化”到可以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5]，2019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Skinner）在华盛顿一安全论坛说“中国是独特的挑战，因为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并宣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斯金纳的言辞是对以上亨廷顿这一观点的最好注释，尽管亨廷顿本人也说过，“我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3]“说服”派的文化观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层面的冲突，进而带来社会、政治和经济冲突，以至于发生区域性的甚至全球性的流血和战争，而为了避免人类历史不断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和悲剧，全世界的国家、民族和人民以及有识之士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而逐渐形成并推崇“共享”这一文化交流模式，本着“人类文化的相对性，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4]即在承认多元化的文化观；即各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各个民族并非出自一源，不能以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准则，各个文化都有其存在价值和独特性，不同文化模式没有高低贵贱，有的只是发展快慢之分，提倡文化间的交流、交融和互相理解，只有在此认知基础之上才能达到互相理解、相互适应、求同存异。中国国家主席习进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寻求国际合作，构建国际新秩序，共同建立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在当代，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手段的发达，文化传播的媒介增多，不一定依赖于人的迁移和流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正通过各种途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但是，传统的通过人际迁徙的途径进行文化交流，因其直观性、面对面的特性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层面，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通过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积极宣传和介绍本国或本地文化。1963年1月，中国第一个向世界宣布派医疗队赴阿尔及利亚，开创了中国政府援外医疗队的历史。并且坚持不懈地开展援外医疗工作，比如派遣各类文艺团体出国演出，在国内外设立类似“孔子学院”的文化机构，在“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下欢迎和鼓励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已有400多所高等院校申请到此项目）等等，发挥着官方层面的作用。同时也要认识到民间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旅游业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途径，对文化交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业的发展推动跨文化群体之间相互碰撞、相互沟通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融合和共同发展，旅游业对文化交流的作用不是通过政府投入，而是依靠市场经济行为，依托游客自身和自发的旅游消费达到文化建设目标，这种民间交流是不同文化背景下民众的平等交流，不预设主题，不先入为主，国民全方位参与的文化活动更深入、更持久，与由政府为主导的官方交流互为补充。
千百年来丝路上的体育交流一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蹴鞠、摔跤、相扑、马球、武术、舞狮等体育项目早为大家所知，虽然有些项目的起源未有定论，但其深化了人文社会及其他领域方面的交流，有利于不同族群人们的认同感及亲密感的提升。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如把防身 （格斗方面），健体（医学方面），修心（哲学方面）三者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武术，与其他单纯的格斗术区别很大，因而有其独特性，尤其推崇的“武德”（忠于国家民族、仗义济民、勇敢牺牲、诚信谦让、勤奋艰苦 ）。这种“德技双修”的理念是我国人民传统美德的体现，同时也为其他民族的民众所理解和借鉴。 围棋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给人以聪明和智慧的竞技游戏,充满着深奥哲理,虽然在形式上是一种竞技体育活动，但从其本质来讲，它不是单纯地比胜负、论输赢，人们自古以来认为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一门艺术、一种文化。围棋的棋子只分为反差较大的、朴素的黑白两色，恰恰象征着中国古老哲学中的“阴”和“阳”这一非常重要的概念。棋子之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差异，也没有国际象棋中棋子的尊卑高下之分，这也正符合道家“众生平等”的哲学思想，围棋中特有的规律，也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道出了围棋规律的实质。与此同时,源于古希腊文明的奥林匹克精神，而其著名“更快、更高、更强”（Faster、Higher、Stronger）的口号,它既是指在竞技场上面对强手时，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也是指对自己永不满足，不断地战胜自己，向新的极限冲击，这句著名格言还鼓励人们应该在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地超越自我、不断地更新，永远保持蓬勃的朝气。这种积极和进取的精神被全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和赞赏，同样受到当代中国社会和民众所理解、吸收并发扬光大。2008年8月北京夏季奥运会成功举办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和普遍价值观——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表达了全世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尽管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享奥林匹克的魅力与欢乐，共同追求着人类和平的理想，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我们拥有同样的希望和梦想。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强化民族认同感 、增强社会凝集力、增强社会的整合能力、改善社会风气、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加速社会发展进程。积极参与世界各种体育赛事，提高了民众健身意识、培养了民众的体育锻炼习惯，在丰富了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社会在世界化进程中，培养公平竞争、团队协作、自强不息等体育精神，形成严谨的组织竞争制度等。
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文字的出现、印刷术的产生，是文化发展中的两个重要里程碑，推动了人类文化的传播。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书籍、广播、电影、电视、音像资料乃至广告作为传统的文化传播媒介依然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应该得到继承并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性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大众传播在形式上的单一化、时间的滞后、其“受众”的局限性、传播过程的单向性以及生产及发行过程中的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投入等方面在当今网络传播普遍应用的形势下越发彰显其不足。网络传播是相对三大传播媒体即报纸、广播、电视之外的新传播途径和方式，是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一次空前革命，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大众传媒是当前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网络传播因其信息多元化，表现形式立体化，传播互动化的优势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应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这样的文明观，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体现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胸怀与担当。”[6]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EB/OL].新华网，(2015-06-08[2015-09-11].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5 06/08/c_127890670.htm.
[2]姜景奎，等.我国高校外语非通用语种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A]//外语非通用语种教学与研究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29.
[3]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5]〔美〕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6]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05-1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or Civilization Mutual Learning
WANG Shao-p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 ’an Shiyou University,Xi ’an 710065,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new era of cross-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we should face up to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cultur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we must uphold the right cultural perspectives,regai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widespread the positive ingredien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enrich the approache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civilization sharing;mutual learning;civilization clash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9.03.019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9)03-0108-04
收稿日期： 2019-06-19
作者简介： 王少鹏（1965-），男，陕西西安人，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及跨文化交流研究。
[责任编辑、校对： 叶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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