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残疾儿共生——大江健三郎文学主题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残疾论文,主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初期作品的印象
1.作为出发点的监禁状态
大江健三郎从登上文坛起，为了追求自己的文学理念一直进行着努力。起初他的文学主题是被监禁状态、被关闭在墙壁中的生活状态。此类问题之所以成为大江初期作品的主题，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大江登上文坛时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从中学时代起就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大江被包围在让人窒息的、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空气中，而且这是个人力量无法摆脱的宿命。在当时的日本，比起自我选择来，人们更受到周围状况的强制，监禁状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产生的。第二点可以说是大江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进入大学后，大江沉醉于加缪、萨特等人的著作，对“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种存在主义思想深有同感，并极力把它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青年大江开始写关于监禁状态的作品，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有《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饲育》等。
《奇妙的工作》生动描写了包括这一时期大江在内的日本青年所陷入的黑暗状态。三个学生到医院打工，杀死实验用的150只狗， 但由于负责人的过失，最后不仅没能得到报酬，而且“我”还被狗咬伤。大江通过主人公“我”的形象描写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特质，即毫无力气、疲惫不堪的状况。这种徒劳正好象征着那个时代的“墙壁”。刚刚进入文坛的大江所感觉到的这种“徒劳—墙壁”的意识在其后的《死者的奢华》中也有表现。主人公为了得到高额报酬去医院移动解剖用的尸体，但由于事务上的差错没能拿到打工费。两篇作品中打工这种能动的行为都由于和当事人无关的偶然事件而化为乌有。可以说在陷入绝望的状态这点上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之后，大江健三郎又相继写了《饲育》、《感化院的少年》等描写监禁状态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刻画了对现实有强烈的憎恶、受伤的内心处于矛盾之中的孤独青年的形象。他们追求“墙壁”中田园牧歌异的世界，但结果都由于外部的力量被破坏了。与此同时作者也在作品中探索从“墙壁”中挣脱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在战后这种怪异的世界里，他最终也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总之，大江通过自己的语言和印象表现被闭锁的状态，并与之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因缺乏冲破闭锁状态的行动，是消极的。
2.作为突破口的性和政治
大江认识到在这种闭锁的状况下，不管怎么希望，成为“政治的人”都是不可能的，结局只能是成为“性的人”。因此，他进一步把监禁状态的人分为“政治的人”和“性的人”。（在《我们的性世界》中，大江用政治的人和性的人来观察现代人。）
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了美国作家诺曼“性可能是留给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小说家最后一块还未开发的领域”（注：筱原茂《大江健三郎论》，东邦出版社，1974年版，第105页。）这一思想的启发。 但是大江并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他的目的是“把性放在它正统的位置上让新的文学世界清晰起来”。（注：大江健三郎《严肃地走钢丝》，文春文库，1975年版，第33页。）他通过描写性表现了当时日本青年的无力感和消极态度。从1958年到1963年，大江通过性这一主题开拓着自己的文学世界。其中代表作有《我们的时代》、《性的人》等。
1959年发表的《我们的时代》的主人公是个名叫靖男的法语专业大学生。他想摆脱与妓女赖子的同居生活，正好他得到了去法国的机会，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也没有再回到赖子身边。作品描写了在没有出路的现代社会无论谁都会崩溃的现状。大江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每一页都有关于性的描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村子里放荡的姑娘一样，几乎被所有的批评家厌恶”，（注：大江健三郎《出发点——大江健三郎同时代论集》，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53页。 ）但也有像奥野健男那样的批评家，他说：“我对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抱有关心和同感是从《我们的时代》开始的。”（注：筱原茂《大江健三郎论》，东邦出版社，1974年版，第146页。）奥野指出，“大江虽然如此执着于性， 但并不以描写性为目的”，“大江是作为描写人和世界的手段来使用性的”。（注：筱原茂《大江健三郎论》，东邦出版社，1974年版，第146页。）确实，大江所注重的是从性的角度来把握处在闭锁状况中扭曲的人，并由此来关注现代的缺陷。性本身并不是“拥有美的价值的存在”，他的真正意图是“唤起读者对性的反抗心”，（注：大江健三郎《出发点——大江健三郎同时代论集》，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55页。 ）大江希望通过性的印象把读者引入反抗的状态，并使其在观念上斗志昂扬起来。因此大江把性和政治、暴力、犯罪、死亡等，特别是和政治结合了起来。比如他在描写性的人的同时也描写了政治的人。“民学会”的领导泽木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大江看来，政治的人是和他人强硬地对立抗争的人，他们要么打倒他人，要么将他人消解在自己的组织中，让他人自己放弃本来的立场；而性的人和任何他人都不对立抗争，他们“不仅不与他人采取强硬冷淡的关系，而且对他来说本来就不存在他人”。（注：大江健三郎《我们的性世界——昭和文学全集16》，小学馆，1987年版，第1021页。）
除了《我们的时代》以外，大江还以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为原型写了《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但是这些敏感的话题引起了右翼团体的反感，发表这些作品的杂志社不得不迫于压力公开道歉。而且《政治少年之死》还遭到了在以后大江的任何一个文学全集中都未被收录的厄运。
二、作品主题转换带来的文学再生
但是几年后，大江健三郎便在文学上陷入了找不到出路的困境。“监禁状态”、“性”、“政治”这些初期的文学主题都陷入了写不下去的困境，他遇到了踏入文坛以来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个时候， 由于1963年的两件事情，大江本人和他的文学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6月长子的出生和8月初次访问广岛。
1.“从正面接受挑战与之斗争”
本来大江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感到绝望，不打算要孩子。他曾经想“尽量不要怀孕，减少一个1980年的不幸的自杀者”。（注：黑古一夫《大江健三郎论》，彩流社，1989年版，第142页。）但是通过1960 年对中国的访问，他改变了主意。在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气氛中，他看到了孩子们明亮的眼睛和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父母，由此大江本人也对未来真正燃起了希望。再加上有数十万人连日包围国会议事堂的反日美安保条约的示威，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决定“养育个孩子吧，看来未来不可能是零”。（注：黑古一夫《大江健三郎论》，彩流社，1989年版，第142页。）但是万万没想到， 为了从绝望的状况中寻求一线光明而生的孩子脑部却有异常。这对此时的大江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但是通过写长篇《个人的体验》和短篇小说《空中的怪物阿归》，大江不但从混乱的地狱中挣扎了出来，而且还克服了文学和人生的重大危机。
《个人的体验》中的主人公鸟，总想从日常生活中摆脱出来，可刚出生的婴儿却患了脑疝。他拒绝给婴儿进行手术，把孩子交给了认识的医生处置。但后来，他想起自己自我欺骗的每一天，感到十分愕然，因此决定不再逃避现实，接受这个孩子并把他抚养长大。他接受了抢救孩子的手术。结果，孩子得的不是脑疝，只是个脑瘤。一心想逃避现实生活的鸟经过人生的考验，选择了直面日常生活，从而达到了飞跃。
在这部作品中大江还将残疾儿问题和核问题结合了起来。他把苏联再次进行核试验看作“世界”，把异常儿的出生看作“个人”。现在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作为个人的主人公来说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作品达到了从“私”到“公”的升华。也就是说，大江试图把“个人的体验”带来的痛苦经验和核发展给全人类带来的痛苦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
1964年大江健三郎又发表了与《个人的体验》设定正相反的《空中的怪物阿归》。两篇小说中主人公都生了一个后脑部长着个大瘤子的孩子，但反应却截然不同。《个人的体验》的主人公鸟是个普通的预备学校教师，而《空中的怪物阿归》的主人公D则被设定为有钱的音乐家， 他因为杀了有残疾的婴儿变得神经失常。鸟通过和女朋友火见子的交往，得以暂时逃避残疾儿出生所带来的烦恼，而发疯的D 一个朋友也没有，和妻子也离婚了。从这种设定也能看出大江自身的想法：如果不接受残疾儿会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
大江曾在《读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一文中对“成年式”一词做了如下定义：“所谓‘成年式’是，比如人长大成为青年时有加入大人社会的仪式。首先要被一般社会隔离，暂且成为死者。成为死者经历苦难，比如，在森林中默默地度过一周时间，通过这种洗礼再生为新人。然后才能被大人社会接受的仪式。”（注：一条孝夫《大江健三郎——其文学世界和背景》，和泉书院，1997年版，第32页。）从这个意义来看，《个人的体验》和《空中的怪物阿归》可以说是大江的第二次成人式。大江自己也曾说过：“对我来说，这个智力落后的孩子的出生，对面向这个世界的我来说是第二次成人式。这么说也许很奇怪，但我甚至感到不如说我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孩子。”（注：一条孝夫《大江健三郎——其文学世界和背景》，和泉书院，1997年版，第33页。）
两部作品果敢地宣告了停止“监禁状态”、“性”、“政治”等主题，开始致力于新的主题。而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核问题也闯入了大江的视野，其发端则是同年8月对广岛的访问。
2.“我们内心的广岛”
《广岛札记》是大江在访问广岛后，整理自己的有感想写成的随笔类作品。作者在“序言”中写道：“那些真正像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作者想要检验自己的“感觉、道德观念和思想”。（注：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3页。 ）这部作品的主题是讲述那些作为“真正的广岛人”（注：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4页。 ）的受害者的故事，以及记录作家本身由此达到的自我救济。“内心的广岛”这一主题贯穿着作品的始终。而作品的关键词则是人的威严，具有传奇色彩的“真正的广岛的人们”是那些具有威严的人，他们是在与没有治愈希望的原子病的斗争中“不屈服的人”，是“从正面理解广岛的现实，不过分绝望，也不过分抱希望的”人。（注：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147页。）也就是说， 作者通过对广岛的访问亲眼目睹了已经回复了自我、二十年间满怀希望活下来的正统的人们。
因此，如果把《个人的体验》（或《空中的怪物阿归》）看作是拘泥于“私”的同时又摸索到“公”的道路的话，那么《广岛札记》就可以说是从“公”到“私”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大江在这里用相反的方向把人类全体的灾难广岛原子弹爆炸和残疾儿的出生带给自己的打击和混乱结合在一起，再一次让读者理解两件事的共通点。大江在个人的体验带来的混乱中，开始关心全人类的问题——核问题，并开始了追求自身及全体人类救济的新的文学道路。
三、对灵魂及人类的救济：作品主题的深化
《个人的体验》以后，在“核”这个怪物的阴影中，为了探寻充满希望的未来，大江健三郎一直笔耕不辍。他的大多数小说和随笔都致力于突入自己创作根源的世界性问题。
1.从内部的灵魂救济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1967年发表的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作品从残疾儿的出生带给主人公的烦恼开始展开。生了白痴儿子的根所蜜三郎为了摸索自己的同一和再生回到了四国山村的故乡。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将核战略体制下的恐怖和不安形象化为四国的一座森林，使用神学和民俗学的手法，力图描绘出现代世界的全体像。作者将安保体验置于民俗的氛围和历史的展望下，被誉为创造了新的传奇小说，创造了现代神话。作品通过弟弟鹰四的形象，揭示了获得地狱才是现代通向救济的最直接的道路，而最后鹰四的死也表现了由自我处罚产生的自我回复。作品中描写的鹰四们的暴动也可以说是从内部的地狱救济灵魂的祭祀。这部小说被看作是安保斗争后迷失了“根所”——人的灵魂的根之所在——的现代日本人生存方式的挽歌。
2.死亡和再生的梦想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后，另一个以与残疾儿的共生、对核时代的忧患意识为主题的重要作品是197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灵魂》。作品的主人公叫大木勇鱼。他和白痴的儿子晋在核避难所过着隐居生活。小说的最后，避难所被机动队包围，当枪战开始时，勇鱼一个人进入地下壕沟等待生命的结束。作品揭示了在由核战争和核污染带来的末世论的时代中，与之反抗的新的共同体的命运。
在《洪水涌上我灵魂》中，白痴儿晋有分辨鸟的细小声音的特异功能，从而用自己的能力和自然的生命相连，“自由航海团”的年轻人，特别是叫伊奈子的少女始终都没有把晋作为特殊对象来对待。他们把晋当做是超越社会的自己的同伴。“自由航海团”的年轻人认识到晋的“温柔”、“忍耐力”，他们能够评价晋作为“鸟的声音的专家”的独特才能。在这里大江不仅洞察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爱，而且饱含了与残疾儿共同生活以来所感受到的切身体会。
和以前的作品一样，这部小说的主题除了残疾儿问题以外，也提出了核问题。基于在广岛的经验，大江对核的恐怖有充分的认识，但对核状况不断恶化的世界也并不绝望，相反还一直抱有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可能有从核武器的威胁中逃离的自由之地……在这样险恶的时代，既然必须还要活下去，那怎么生活呢？当然是必须抱有希望了。哪怕是很小的也行，如果不经常培育明确的希望的种子，就可能被核状况日益恶化的认识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真的是我本人多次经历过的。”（注：大江健三郎与堀田善卫的往来书信《核时代的乌托邦》。）
在作品最后，勇鱼反复说：“一切都是模棱两可的，在它的对面露出了虚无。”（注：《大江健三郎作品全集，第2期，第5卷》，新潮社，1994年版，第20页。）确实，勇鱼的死只是“模棱两可”的，“虚无”的。但是反过来想的话，可以说它象征了在生长过程中向没有被污染以前、拥有纯洁无垢灵魂的幼儿、胎儿的退化。这里的“退化”和前面说到的“再生”的概念相近。作品主要是通过相信大洪水过后的再生的勇鱼的形象，表达了这种理念。
3.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二十年间
在《洪水涌上我灵魂》之后的《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中，大江也给了“白痴儿”以重要的位置，这之后又过了七年，1983年6 月又发表了《醒来吧，新人》。
这部作品由七部分组成，所有的小标题都取名于威廉·布莱克的诗集、诗句或绘画。在这部作品中除了头部生来异常的长子的形象外，还生动地刻画了与残疾儿共同生活的作家的二十年。作品中的残疾儿义幺已经是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自律性的青年了。与《洪水涌上我灵魂》不同，他在这里已超出天真、纯粹的形象，显现出世俗性的一面。诚然，义幺作为《洪水涌上我灵魂》中的晋长大后的形象，仍具有非常敏锐的音乐感觉，并为音乐剧作曲，但另一方面，他有时也模仿电视广告说一些无聊的笑话。精神活动比一般人迟缓的义幺最终获得了能与常人站在同一立场的领域，可以说他被引入了父亲生活的世界。
下面再让我们来看看大江健三郎的《燃烧的绿树》。作品由三部分组成，从1993年至1995年发表。题目《燃烧的绿树》意即一棵树一半在燃烧，另一半却郁郁葱葱。一边表示志在天上的灵魂，另一边表示与现实密切相连的肉体，暗喻灵魂和肉体共存。大江在此作中仍和以前的作品一样致力于如何克服现实世界的危机，但处理方法有所不同。在这部小说中，他力图通过宗教这种普通人无法支配的力量，达到人类的救济，也就是说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倾向。也许面对世纪末千变万化的形势，大江自己也感到茫然，找不到确切的救济方法，而想通过神秘的宗教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吧。
大江健三郎在四十年的文学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理念不懈努力。特别是在《个人的体验》之后，围绕“残疾儿”和“核问题”寻求着对自身及全人类的救济。在三十多年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在日益严重的核状况下，大江一直对人类的前途充满希望。他的作品以及他奋勇开拓前进道路的勇气，给了迷失于千变万化之现实世界的现代人以信心。因此，大江健三郎因用纤细的感受把握了战后一代的不安感、虚无感而被当做“战后一代的代表者”（注：伊藤整等《日本文学小辞典》，新潮社，1968年版，第152页。 ）和“新文学一代的旗手”（注：三好行雄等《近代日本文学小辞典》，有斐阁，1981年版，第37页。）。
总之，写了许多优秀作品的大江健三郎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名副其实的。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纪念演讲最后，他这样说道：“我无须仔细进行验证，只是遵循这一信条，希望能够探寻到一种方法——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20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注：许金龙译《大江健三郎作品集——我在暧昧的日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也许这就是大江健三郎在四十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一贯坚持的文学理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