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学诸流派的沟通——以演化经济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为例论文,流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12-014-08
一、引言
对于任何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来说，发展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其他理论体系进行沟通借鉴。自罗宾逊夫人提出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来，与经济学诸流派进行沟通借鉴，已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沟通借鉴，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取向。[1]
重新审视上述发展取向，我们发现，更为深入的研究必须关注、区分三个方面的必备要素：基本禀赋的“差异性”、弥补相关不足的“补充性”、提供沟通渠道的“一致性”。之所以需要与其他体系进行沟通，首先是因为原体系存在着某些必须获得妥善解决的“不足之处”。显然，这里所说的“不足之处”不应被视为对原体系“无所不能”的“求全责备”，而应是这样一种发展：在原体系自身的“理论定位”当中，本应具备某些功能或特性，但是原体系却因缺失了一些必要的禀赋，未能符合这一要求。而只有当其他体系具备能够弥补原体系这些“不足之处”的“差异性”禀赋时，沟通借鉴才是“必要的”。当然，要将这些差异性禀赋引入原体系，也是有条件的，只有原体系与其他体系的“差异性”禀赋在某些方面存在一致性和融洽性时，把这些“差异性”禀赋“引入”到这一体系之中弥补原体系的不足，才是“可行的”。因此，要点有三：原体系的不足在何处；其他体系能够弥补这种不足的“他山之石”是什么；原体系的哪些地方与“差异性”禀赋存在“一致性”，能够提供将新禀赋嫁接成活的“切入点”。此外，要评价这种“沟通”合理与否还需要回答：原体系通过沟通借鉴所发生的“转变”，是在保持原体系根本属性基础上的“发展”，还是已经脱离了原体系的“背离”？要判定“转变程度”适度与否的原则必须明晰：哪些特性是原体系的“根本属性”，即坚持(或抛弃)了哪些特性才能构成对原体系的坚守(或背离)。因此，通过沟通借鉴对原体系进行发展，关键就在“三点一度”四要素：“不足点”、“借鉴点”、“切入点”和“转变程度”。遗漏四要素的任何一个方面，或将某些要素的某些方面混为一谈，都会导致有关沟通借鉴的研究陷入误区。例如，如果从其他体系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禀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原本就已经具备，就会形成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替代”；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已经摒弃、排除在“理论定位”之外的特性，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则可能导致“削足适履”的错误；如果只注意到某些“差异性”禀赋的“长处”，而忽略了将其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需的“一致性”条件，则可能会引发“盲目粘贴”，进而导致引入之后的体系面临“两张皮”的尴尬。
相反，如果沿着“三点一度”四要素的框架展开分析，则不仅有助于沟通借鉴研究的“有序推进”，而且有助于将研究推向深入，揭示出一些原本未能注意到的重要方面。本文就尝试以上述“三点一度”框架为逻辑脉络，首先界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属性”，以阐明“发展”与“背离”的判定标尺，然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沟通取向为例展开“四要素分析”①，以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学诸流派的沟通借鉴提供一个引入纵深的分析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属性：“发展”与“背离”的评判标尺
要具体评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他学派的沟通借鉴的各种取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还是“背离”，关键在于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属性，即阐明坚持(或抛弃)了哪些特性才能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守(或背离)。显然，一个理论体系的根本属性不在于具体的理论细节，而在于方法和立场。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虽然不同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体理论的理解可能存在分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立场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方面却也存在许多共识。对于这些共识，已有的概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放弃这一原则必然背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二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重要支柱，推翻这一支柱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个大厦崩溃；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这是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放弃这一结论等于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3]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属性”至少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构成评判“发展”与“背离”的评价标尺，为了更为准确地体现这种“标尺”的意义，每个方面我们都概括了它的“基本要求”和“违背表现”。
1.标尺一：“历史性和动态性”研究方法
基本要求：任何经济范畴、经济规律都有其历史与逻辑的起点和终点，都有其存在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的关键特征。基于这一点，在具体分析方法上，只有运用动态分析方法才能科学解释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产生—消亡”过程；在动态分析框架中，只有存在条件具备时，范畴和规律才是“有效”、“适用”的，也就是说，如果理论研究以某些范畴和规律“有效”、“适用”为前提，就必须在动态分析中实现这些范畴和规律存在条件的“存续”或“循环再生”。
违背表现：脱离历史条件，将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视为永恒；无法解释范畴和规律从起源到终结的变迁过程；把没有“再生条件”的范畴和规律视为“先验性”的前提假设，不能解释、兼容其适用范畴和规律存在条件的“存续”或“循环再生”，或者在范畴和规律适用的场合下，没有排除导致这些范畴和规律“存在条件”永久消亡的单向的动态趋势②。
2.标尺二：“实践性和二重性”研究方法
基本要求：人是经济范畴的承担者和经济规律的践行者，是经济行为的主体，一切经济规律的成立和作用发挥都是实践性的。人们在彼此联结获取和消耗经济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经济范畴和经济观念是这些关系的外在反映，经济规律是这个过程遵循的动态法则。研究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必须同时兼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性，通过二者的矛盾运动解析经济范畴和经济社会的动态变迁。
违背表现：对于经济观念和经济制度(上层建筑)进行表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研究，脱离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基础；无视经济范畴和规律的实践性，夸大观念和制度的地位，颠倒它们与社会关系和物质基础之间的决定关系；无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重性，仅从人与自然或人与人的关系出发解读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或否认生产力条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约束和“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
3.标尺三：“整体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
基本要求：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而是复杂的有机整体，不能通过“分解”、“加总”的简单逻辑，将这个复杂的有机整体进行简化处理，整体层面的法则是不能还原为个体层面的规律的。[4]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其观念和行为需要从社会整体的运行法则上获得解释。对社会整体运行的把握，没必要、也不可能建立在对每个人观念和行为细节“全知全觉”的基础上，通过提取“平均”状态来分析个体之间的差异和把握整体特性。
违背表现：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社会、组织和群体行为的还原论分析；先验性地认为不能分散为个人作为和个体规律的经济范畴和规律不能成立；从先天设定的个人观念、准则出发得出社会、组织和群体的运行法则；把对于社会整体性运行的分析建立在对所有个体行为细节“全知全觉”的基础之上，因此，要得出整体性运行结果，就必须要求所有个体的行为在细节上遵守无差别的、严格的一致性。
4.标尺四：“社会主义必然性”结论立场
在理论体系的最终结论上，是否支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其理论体系能否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灭亡的结论相兼容。虽然将结论作为评价标准，看似违背了学术“理性”原则，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因此，恐怕很难说服人们将一个结论上赞同资本主义而否定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论归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三、不足点：多样性与协调性问题
兴起于1980年代的演化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项重大发展，并被称为“21世纪的经济学”。有人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借鉴演化经济学思想至少有助于弥补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多样性”和“协调性”两个方面所表现出的不足。[6]
1.“决定论”局限与“多样性”问题
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认识，会导致对唯物史观的“决定论理解”③。这种“决定论理解”突出了纵向的规律性和共同性，忽略了横向的差异性，容易遭遇“多样性问题”的挑战，“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回答：为什么在大体相近的生产力水平上，中国的封建制和西欧封建制有如此之大的差异？为什么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会产生出美国式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④
此外，“决定论理解”还会遭遇逻辑上的困境。“生产力的发展被看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和最终的动力。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借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或所谓制度的经济绩效来加以回答，那样，就会陷入循环论证之中。必须从人类劳动过程和生产力运动的内在规律中去寻找其发展的动力。”[7]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自主的(autonomous)，而是生产方式或劳动过程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不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来规定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性和首要性。”[8]
2.创新理论局限与“协调性”问题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般认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不可能内生地形成“协调”机制，无法达成任何秩序，只能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带来混乱和危机。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对于“协调性”解释不足，必然会导致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有效处理“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的问题”[6]。
事实上，承认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内部分工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类分工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思想。马克思在强调两类分工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演进的时候，没有仅仅从对立的角度来考察两类分工，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协调两类分工的关系，从而达成某种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却被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忽视。不过，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缺乏一个完整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理论，而产品创新、新部门形成，能够带来“分工和交换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而有可能缓解资本积累“崩溃”趋势。[9]
四、借鉴点：“新奇创生性”与“行动依赖性”
演化经济学思想有助于处理创新理论局限和决定论局限的借鉴点，可以概括为“新奇创生性”和“行动依赖性”两个方面，二者对“多样性”和“协调性”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1.新奇创生性：变异—选择—发展
“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被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外生因素和给定的机制，是其前提假定。与之不同，演化经济学则把这些因素和前提假定视为内生的、可变的。“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构成“新奇性创生”。经济社会对新奇性进行的选择、模仿(复制)、扩散进而遗传，就是对新奇性的认可，新奇性被认可的行动构成创新；[10]44某个新奇性被普遍选择和认可的同时，原有技术、制度和产品等要素被替代，形成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经济系统的多样性降低，经济系统需要不断地再生出更多的新奇性。因此，梅特卡夫把这种新奇创生的演化过程概括为“变异—选择—发展”三要素(过程)：“行为变异或微观多样性；将变异转变为经济变迁形态的选择过程；产生和再生行为变异的发展过程”，强调“任何选择过程都要摧毁其赖以存在的多样性。……因此，演化理论不仅需要解释个体群中最初存在的大量的多样性，而且需要解释这种多样性的历时性补充。如果没有新的变异，演化过程将衰竭。”[11]131～139
2.行动依赖性：满意假说—个体群思维—时间不可逆
人们的创新行为是怎样的？换言之，人们是怎样围绕新奇性的“变异—选择—发展”展开行动的？这些创新行动的动力源自何处？为什么这些行动会脱离统一的“最优解”而呈现多样性结果？演化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突现了个体行动依赖性特征。⑤首先，演化经济学使用满意假说来描述对新奇性进行选择和遗传的个体行动。根据满意假说，个体怀有适用性抱负，如果现实未满足这一抱负，个体会对新奇性展开搜寻。如果长时间搜寻无果，他们的抱负水平会降低，接受现有的最优状态；如果搜寻到更好的安排，抱负水平会提高到新安排的高度，他们便会选择这种新奇性。[10]47如果被选择的新奇性在未来满足了个体的抱负，搜寻不会继续发生，新奇性会成为被认可的惯例呈现“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12]6，从而被遗传下去；否则，搜寻再次形成，创新和变异重新发生。⑥其次，演化经济学以“个体群思维”描述个体行动对群体的“频率依赖”。类型学思维把“所有对理想类型的偏离都看作是偶然的”，把这些偏离抽象掉，把“同质性”视为常态和前提假设。相反，个体群思维认为，“多样性不是隐匿在基本实在之后起干扰作用的困难；它就是基本实在本身，是变化的先决条件。”[11]138根据个体群思维，规律性并不是体现在某个个体上，而是体现在个体群整体特征和频率的变化方面。个体的选择受个体群整体频率和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10]41～47演化经济学以“时间不可逆”描述个体行动本身会形成的“路径依赖”，认为“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但系统不会回到初始状态。”[12]5个体的选择只能在业已形成的状态和路径中进行，这些状态和路径会通过“动态报酬递增”等机制形成“自我强化”，摆脱现有路径所要付出的代价会降低个体的抱负水平，使个体接受现有路径的次优的、非效率的状态。总之，个体行动的依赖性表明，个体按“满意原则”进行搜寻行动，并不一定选择最优方案；在空间上，不同个体的适用性抱负和行动的频率要依赖于个体群的特征和个体群其他成员的行动；在时间上，不同个体的选择依赖于现有状态和路径。演化经济学从个体行动规则、行动的时间和空间依赖性三个方面解释了经济系统和不同个体为什么会分别进入区别于最优状态的其他状态，打破了理性主义和决定论传统，揭示了经济系统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也为分析文化、习俗、历史和偶然因素对多样性结果的影响提供了对接渠道。
五、切入点：劳动的目的论特性与分工体系变革的资本积累理论
由于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沟通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根基——唯物史观的理解，因此，引入上述“借鉴点”的“切入点”的尝试，首先要解决的是哲学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切入点”，然后再进一步讨论“分析框架切入点”。
1.本体论切入点：劳动的选择性—人性的实践性—生产方式的创新性
卢卡奇的“社会存在劳动本体论”为引入演化经济学的创新性、选择性、不确定性和个体群思维提供了本体论接口。“人的劳动之所以具有本体论意义，是由于劳动具有主客体统一的本性，”[13]劳动具有目的论特性。⑦“一个成功的劳动过程要求劳动者把自然界自在地存在着的因果规律转变为‘被设定的因果性’，以便达到人的目的。”[6]在设定目的上，“劳动使人逐渐摆脱那些纯粹自发地起作用的生物学性质的需要，使人不再单纯从生物学的角度去满足这些需要，并且让目的论设定变成人的决定性的需要，而就其本性而言，这种需要立刻就获得了某种可选特征。”在实现手段上，“一方面，它要揭示在相关的对象中不以人的任何意志为转移地自在地起支配作用的那种东西；另一方面，它要在这些对象中发现进行新的组合和执行新的职能的可能性。”[14]这种发现新规律并用于生产的过程正是熊彼特所谓的“创新”。劳动的目的论特性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劳动各环节突现的选择性和创新性受人性的支配。关于人性的基本认识，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与演化经济学的“满意假说”和“个体群思维”则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所处阶级的代表，体现了群体规则对个人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约束；在竞争过程中，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渴求作为对社会权力的追求成为普遍的动机，不可抗拒的“价值革命”威胁导致竞争成败的不确定性，很难判定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最优选择”；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5]也为演化经济学的“新奇性创生”提供了空间。“劳动范畴内含的目的设定因素，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仅具有决定论的色彩，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16]劳动方式的选择性和创新性支撑了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劳动方式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分工”[17]，分工便成为解释生产方式发展的关键视角。甚至在动态逻辑上，一切社会存在也要随着劳动的发展而演化。卢卡奇指出：“劳动过程是通过发现和实现新内容、新需求以及满足新需求的新途径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它在社会上不仅越来越得到扩展和完善，而且同时还实现着一种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也是社会性的分工。……这个劳动再生产过程以及由劳动产生的分工，在本体论上重新塑造着社会存在的结构。”[18]162这样，从卢卡奇的劳动本体论出发可以发现，劳动范畴在逻辑上将人们的主观选择和主观目的与客观现实相统一，人类行为对现实的塑造与社会群体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为克服“决定性”局限和“引入”演化经济学的“多样性”和“新奇创生性”提供了本体论上的“切入点”。
2.分析框架切入点：市场价值不确定性—分工体系协调性—资本积累制度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沟通借鉴的分析框架“接口”主要集中于分工领域。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社会各行业的分布，构成分工体系和“生产的物量条件”，而且，分工体系和生产的物量条件是不断演变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再生产图式、资本积累理论正是把握这种演变过程的动态分析框架。“如果把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区别运用到市场价值理论，市场价值可以简洁地规定为：以市场生产价格为媒介所支配的价值实体，”由此形成了“价值量—生产价格—市场价值”分别对应于资本价值运动的三个阶段，即生产、实现以及补偿所消耗的投入以便进行再生产。[19]社会分工体系在某种产品上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价值量，在转化为生产价格后通过交换所占有支配的、“补偿”⑧原劳动用于再生产的劳动量，即市场价值量，可能高于(或低于)原投入量(价值量)，这种差别不是理论的误差，反而揭示了这种产品的生产部门在分工体系中的扩张(或萎缩)。分工体系的演化并不局限于这种原结构下的伸缩，更重要的是新产品、新部门出现所对应的分工体系的结构性扩张。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论述了这种产品创新和分工深化的过程。⑨分工体系的演化包含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两方面，两类分工之间存在矛盾统一的关系，其中，两类分工之间的一致性体现了马克思对分工体系自我调节能力的解释，与演化经济学对于“协调问题”的解释具有一致性。[20]因此，资本积累理论可以解释分工体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制度环境的动态演变。“法国调节学派”将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制度性演变统一到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的研究框架之中，已成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分支。⑩
六、转变程度：一个建议性评价
应该承认，任何一种通过“沟通”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努力，都只是一种趋向和尝试，都处于尚未完成的“建设”状态。因此，要对它们做出准确的评价往往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提供一些“建议性”的评价，可能更为可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各国实践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多样性”分析，各国在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下对于发展道路的选择，往往难以从理论上内洽地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合理引入“多样性”分析，可以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开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中国经验”的理论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支撑。理解市场经济的“协调性”，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有助于构建科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与演化经济学的沟通借鉴，应该可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展现更好的发展前景。这里，仅从研究方法的主要问题和立场原则两个方面，尝试对目前这一取向的“转变程度”提出一些建议性评价。
1.研究方法：规律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但是，在引入了以人为主体的选择性、目的论之后，结果不是唯一确定的，而是多样性的。最终结果到底是服从于客观的规律性，还是服从于人们的自主选择？对此，卢卡奇的观点值得注意。在他看来，这种自主选择的目的论与客观因果性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虽然很多学者认为目的论和客观因果性之间是矛盾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两者却存在统一性。关于这种矛盾统一性，卢卡奇进行了专门的剖析：“就像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所看到的那样，承认目的论仅仅在劳动中才是一个现实有效的范畴，那么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因果性和目的论乃是具体地、现实地和必然地存在的；它们两者固然是对立面，但仅仅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中的对立面，这个过程的运动性是建立在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个过程为了把这种相互作用当作现实而表现出来，就在不触动因果本质的情况下，将因果性也变成了一种同样被设定的因果性。”[18]14客观的因果规律设定了目的论的选择范围，这个被限定的范围，正是目的论行为多样性结果的共性之处。可见引入“多样性”分析的关键，不是分析框架包容多样性结果，而是要揭示客观规律对这些目的论选择行为和多样性结果的限定和约束，揭示这些多样性结果所必然服从的“共性”与“规律”，再以此为基础，引入不同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发展路径等因素，解释目的论选择行为的差异性，逼近各个多样性结果。(11)因此，引入“多样性”分析，演化经济学的借鉴作用是有限的，关键是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规律”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达到扎实可操作的“灵活应用”。这无疑是一个高难度的学术要求。当然，更难把握的是由此引发的理论的“相对性”和“伸缩性”问题。例如，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发展路径等因素，到底被视为揭示“共性”和“规律”的时代背景条件，还是解释人们目的论选择行为差异的特定的“具体”条件，要视分析的场合而定，是相对的。这就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诸原理的“适用条件”，在不同背景下就各理论的“去留”进行讨论，构建可调整的理论框架；还需要探索依据历史条件的变迁调整理论体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调整的过程中权衡理论框架“稳定性”与“伸缩性”之间的关系，实现“研究纲领”的不断进化。由此不难预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对性”将愈益明显，随着学者们选择、权衡的差异，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沟通借鉴将进入学派差异的时代。可见，与演化经济学的沟通借鉴，不仅是一项繁重而审慎的工作，还需要使学界接受一个作为“相对真理”的、容纳学派差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结论立场：协调性与社会主义必然性
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不可协调的内在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理论依据。然而，“协调性”引入之后，则需要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要么导入一个没有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么在“协调性”的基础上重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不可协调的、导致这一系统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新矛盾(12)；甚至需要重新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一个渐缓的过程还是一个突变的革命过程？甚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社会主义因素”也需要重新认识。无疑，这又是一个需要科学探索的任重道远的过程。
“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经济学诸流派沟通借鉴的各种取向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足之处”的关注，大多发端于“抽象到具体”的环节。马克思曾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21]在理论上，多重“规定”源自从不同角度对现实表象的抽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学诸流派沟通的实质，正是借鉴诸流派从不同角度对现实“规定”的理论抽象。但是，这并非全部工作，将“新规定”应用于“新综合”以更好地贴近具体现实，才是目的所在。如果对于各种沟通取向的关注集中于“新规定”的合理性、“新规定”与核心理论的内洽性，由于理解上的分歧，难免陷入无休止的争议。如果能将关注点“后移”，搁置争议，鼓励“新综合”，视“综合”分析和具体应用的效果进行评价，或许将更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贴近现实、提升解释力。因此，要化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争议大于建设”的局面，关键不是在诸命题的具体理解上形成统一与共识，而是通过鼓励具体“综合”与应用研究，将具体差异发展为对于现实的多角度贴近，包容学派差异，鼓励交叉融合，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贴近现实、走向应用”的进程。
注释：
①这种取向，在国外以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和法国的调节学派为代表，在国内以贾根良教授和孟捷教授等人的努力最为引人关注。本文主要以国内学者的工作为研究对象。
②“永久消亡的单向的动态趋势”是指“存在条件”不可逆转的消亡趋势。即这种趋势发生后，不会规律性地继之以“存在条件”重生的动态趋势，或续之而来的“条件”已区别于原有范畴和规律的“存在条件”，不能保证原有范畴和规律的适用性。
③具体观点可参见：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认识是一种僵化理解。后文关于“转变程度”和“根本属性”的分析将给出我们自己的认识。
④本处引文需参见：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总序[M/OL]，http://wenku.baidu.com/view/94b2ecd7c1c708a1284a44d1.html.
⑤霍奇逊认为，演化经济学的核心特征是新奇创生性和反对还原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系统复杂性、非还原性的判断，与演化经济学是一致的。在这方面，演化经济学可以提供的“借鉴点”主要集中在复杂系统的处理上，因此，这里将演化经济学处理复杂系统时所突现的“行动依赖性”作为“借鉴点”，而没有强调“反对还原论”。
⑥在威特看来，“搜寻”是对新奇性的寻找，不同于新奇性的制造，前者一般受制于新知识的传播机制，后者更多地受制于知识的积累和知识增长的客观规律性，正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性导致人们面对的新机遇不会穷尽，以此为基础的抱负不可能永远满足于现状，因此，创新和变异不可能穷尽。
⑦马克思：“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上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2)
⑧此处的引号表示这种“补偿”会出现的变化，即作为补偿的劳动量不一定与原劳动投入量相等。
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的剩余价值不单纯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引起新的需要。”“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是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扩大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另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91，392)
⑩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保罗·斯威齐、霍华德·谢尔曼于1999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演化经济学会的凡勃伦-康芒斯奖，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沟通与融合的可能。
(11)不限定“多样性”结果的范围，宣布“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可能的”，会陷入“神秘主义”误区，使理论研究失去价值；妄言通过因果规律性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全知全觉”，则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误区。
(12)当然，这种“不可协调”的新矛盾与“协调性”原理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更为审慎的处理。
标签：经济学论文; 目的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