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文学理论中的政治存在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在与论文,政治论文,近三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73(2009)04-0020-06
从历时性考察，近三十年文学理论转型过程可谓眼花缭乱，精彩纷呈，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局面。总体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艺学经历了从人性论、主体论到语言论再到文化论的发展轨迹[1]，它标示中国学者对文艺学学科历时性的理论推进。文学理论在每个阶段的形态变化是其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从文学理论形态的发展变化中可以考察影响文学理论学科的各种元素和思维方式，政治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理论维度。在近三十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始终是在场的，并以“参照物”—“蕴藏物”—“价值物”的存在身份贯穿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发展与变迁的历程中。
一、政治作为“参照物”
政治以“参照物”的存在身份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第一次转型。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第一次转型来自于人性论、主体论以及审美论对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转换。从文学理论外部生存环境看，这次转型是在特定时代政治语境中的一次文艺政策的具体体现；从文学理论自身来说，这次转型是以文学表达人性代替文学表达政治观念、文学审美反映生活代替文学认识反映政治为主要标志。此时期的政治“参照物”，一是作为文学理论外部生存语境的参照，二是作为与人性、情感主体对立的文学理论内部属性的反面参照。
新时期依始，学界为肃清文革“左”的思潮对文学理论的极端控制，配合全国范围的思想大解放，开始了全面的“去政治化”理论建构。新时期文学理论大幕的开启首先来自于对其生存语境的一种反思。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2]255-256于是，解除文艺的理论枷锁，找回文艺自由的生存空间成为这时期文学理论工作者主要的关注点。这些直接引发了学界对文学理论与政治关系的清算。一系列的文章如王得后的《略论文学与政治》、刘纲纪的《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生存语境。为了批判文革时期僵化的话语环境和极度扭曲的理论思路，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新观念扮演了政治和思想运动先锋的角色。以政治作参照，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转型也是政治时代理念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具体实现。某种意义上，此时的文学理论的讨论和建设仍是政治性的，文学理论建设也被当作政治语境中的一项工作而进行，更多时候是配合当时的政治环境的改革。陶东风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艺学发展时就指出：“显而易见的是，自主性文艺学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潮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内在联系，它甚至充当了当时思想解放、意识形态革命的急先锋。无论是普遍主体性话语、人的自由解放承诺还是学科自主性诉求，都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关，它们本质上依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功利性。”[3]
当外部生存环境的改造完成之后，学界便返入文学内部，从文学属性、文学表达对象等方面开始了“去政治化”的转型过程。此时的政治作为文学极力驱逐的“魅影”迅速为人性、情感主体所替代。这一阶段，主体性、人性、人道主义命题是时代主题话语。这些话语都是为肃清文革时期政治对人性的压抑而导致的人道主义丧失等专制思想而表达的。从朱光潜到钱谷融再到王蒙纷纷表达了关于文学与人性关系的论述。①当“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得到重新确立后，学界很自然地就要从文学之“根”的人的角度去思考文学观念的革新。真正从学理性上提出文学理论建设主张的是“主体性”理论的提出。1985年刘再复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刘再复的论文的主旨是，“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把人作为主人翁来思考”，“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4]。论文的主旨有明确的针对性，它直接批判了文学表达政治的单一创作路径。以文学政治表达为对立参照，该文提出作家的创作应当实现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政治概念出发；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当成政治观念的传声筒，从而最终把人(包括读者)还原为有着主体情感充分的人，而不是政治化理念下的政策工具。刘再复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文学理论一系列命题的争论和反思。
正是在政治反映论的对立参照下，文学开始了究竟是反映政治还是表现人性、主体情感的反思和转变。人们认识到，文学理论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政治不是文学最重要的本质属性，文学不应该成为反映政治、传达政治的时代传声筒。这一时期的人性论、主体论正是在对政治反映论的肃清和批判中建构起来的。此阶段，政治是作为人性论、主体论的祛魅对象。人性论、主体性流行，文学表达人性和主体的精神、情感，政治维度被驱逐。相应地，文学表现的内容应该是情感、人性和一切表达人道主义色彩和体现主体情感的事物形象、社会生活。纯粹政治的观念和政治政策的图解甚至日常的政治生活题材大多被驱逐出文学的“理想国”。在政治这个“幽灵”的参照下，一切人性化的、情感的形象是如此丰富，令人无比痴迷。即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那件点明文意的“红毛衣”，在政治的对衬下，它是如此的凄美，又强烈地激发起人们对真实人性的精神渴求。一定程度上，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政治已经与人性、主体情感形象处于二元对立的境地。一切反映政治生活内容，表达政治理念的文学都是以往臭名昭著的“社会—政治”理论模式的残留，都是不合时宜的。毕竟，文学作为政治晴雨表，文学纯粹表达特定时期那种单一、专制、僵化的政治思想的阴霾还深深笼罩在人们心中。
就当时的历史语境来说，政治沦为被驱逐的反面参照物的命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文学理论进入一个较为常态的生存环境里，我们就应该以更为理性、科学的姿态来处理文学中的政治话语。就文学理论自身的审美转型而言，作为“参照物”的政治是否就完全与审美对立，只是作为审美论的反面参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三十年之前，文学理论与政治的亲密，源于对文学的政治表达的误解。而之后的一段时期，人们仍然因同样的误解又对政治过度隔膜。其实，文学能不能表达政治、反映政治，文学反映政治生活是否就远离了审美和人的生存真实，这个在当时看来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事实上背离了文学与政治的诗意关系。一定程度上，文学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都源于特定时期文学表达单一、僵化的政治所指和文学概念化、政策化表达政治的能指误区。
首先，文学中的政治所指并非某时期特定的单一政治观念和抽象的政党政策。文学不应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和斗争工具。只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语境下，人们对文学中的政治往往是退避三舍。此时对政治的理解局限于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和特定时期的政党政策。因此，文学的政治性就一定是与人性、情感背道而驰的，政治是一种压抑人性的专制工具。而这种对政治的恐慌、狭隘的理解也直接导致了文学中的政治成为人见人怕的“魔障”，政治表达也成为了文学的禁地。事实上，“文学中表达的政治，主要不是与制度、权利与统治意义上的政治相关联，而是与作为一种人类理念与情感的政治的相关联”[5]。文学中描写的常态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生活、政治形象是一种诗意化的政治形象。政治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结构方式和生存状态是文学表达的常见主题。通过政治的艺术描述表达人们的理想生存也是文学的价值追求之一。文学中的政治表达必须从人心出发、从人的生存世界出发，深入人心情性之中，正如体现黑格尔所说的情致时，才是政治意义的美学创造。
其次，在文学可以表达什么明确之后，文学如何表达又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命题。如果政治仍可以进入文学表达的内容，和审美共相依存，那如何表达政治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此时期，一直致力于文学理论新形态建构的学者童庆炳先生的“审美反映论”为这一命题提出了开启之匙。在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中，“审美”一词在经过数年的积累后被凸显出来。童庆炳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论断只是阐明了文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的本质，只是回答了‘文学是什么’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那么，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崇高目的是要按照一定的社会审美理想来改造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6]46-48文学可以以审美的方式反映生活，即文学可以以美的艺术法则和美的思维方式来反映、表达政治内容。美的艺术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如何将单一、抽象的政治内容变换为美丽、丰富的文学形象和文学理想。当然，真正解决这一艺术创造难题还必须等待文学理论新的形态发展，从艺术形式运用背后去揭示这一答案。
二、政治作为“蕴藏物”
第二阶段，作为“蕴藏物”的政治在文学理论转型中的存在。一方面，从生存环境上，政治不再作为时代参照去激励学界追求主体精神和人生理想；同时，作为“蕴藏物”的政治走进文学理论是以语言形式背后的文化意义蕴含而存在。
当从轰轰烈烈的审美、主体性等人的精神解放和美的理想寻求梦想归于平静，回归现实之后，人们更加理性看待这一时期的社会存在和精神皈依，学界也将丰富热情的审美理想寻求从人生转移到文本。“语言论”转向是此阶段文学理论转型的主要表现。于是，文本语言、叙事等文体形式研究成为文学理论形态转化的又一领域。形式研究强调的是对文本语言的重视，“其主要特征是：以语言取代理性而成为文艺批评中心问题；放弃对文艺本质及其他本质问题的追问，注重用语言学模型去分析文艺作品；不要理论的系统化和体系化，强调具体文本分析”[7]。如果说人性论、主体论转向的理论资源源于那个时期国人对人的理想追求的精神思考和生命追问，那么语言论的理论资源更多来自于西方自20世纪初以来的形式主义传统和科学主义精神。中国对语言形式理论的建设是在吸取了西方的理论资源基础上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英美新批评到法国结构主义，西方的形式主义文论在80年代中期传入国内立刻掀起了热潮。
当语言、叙事等形式研究成为新时期国内文学理论的主要形态时，政治并没有像西方学界那样与诸种文学外部因素一起被一刀斩断与文学的关联。一方面，西方的语言观、文体观的兴盛与中国的传入接受已有一定时间差；另一方面，西方的语言论形成于其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其中既有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的影响，也有其对文学形式功能的理论认识。因此，从一开始，西方的语言论就表现出与包括政治在内的外部文化元素的疏离。而进入中国后，中国化的语言论形态已发生很大改变。在经过中国学人的改造后，其从单纯的语言形式论发展为文学语言学、文学叙事学以及文学文体学等，更为本质的区别就是政治并非完全疏离于形式，而是蕴藏其中，呈现出内外结合的中国特色的语言论形态。虽然也有学者一头钻进了“语言的牢笼”，但总体上，中国学界从一开始接受西方语言论、结构论等形式主义理论资源就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即文学理论的内转不能割断与外部研究的联系。这就为政治渗透进文本形式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前提。这一时期，学界在大力论述文本形式研究过程中，总是力图将形式与形式背后的意义的关联揭示出来。政治作为一种“蕴藏物”，化身为一种形式背后的意义蕴含也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共五部)。童庆炳教授的《文体与文体的创造》在对中西文体论进行了历史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对文体做出新界定：“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8]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渗透着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文化精神和体现作家、批评家个体的价值立场。这种理论观点强调文学研究应从文本语体形式出发，最终揭示蕴含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主体的诗性精神。这也开启了童庆炳先生后来的文化诗学的理论路径。因此，任何一种文体形式都是社会文化的表征，其背后蕴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文体形式的变迁，折射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对于自身与世界的理解方式。[9]此外，一大批著作，如：高小康的《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叙事》、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申丹的《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等等，都不再仅仅立足于文本的形式层面，而是将目光透射到形式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内蕴中，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工具论模式。所有这些研究，政治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精神内涵的一部分，渗透进语言形式分析过程中。其中，在这种文学理论观念的引导下，一大批关于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实践直接将理论中的政治蕴含显现出来，批评分析也尤为精彩。王一川教授的《中国形象诗学》的第二章《正衰奇兴——中国语言形象》集中概括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各种语言风格，如立体语言、调侃式语言、间离语言等等。然而，正如王一川教授自己定义语言形象所说，“语言形象并不是单纯地由个人创造的语言学、文学和美学‘神话’，它牵连着更广泛而基本的文化语境和历史状况”[10]36，对各个文学作品的语言分析和理论概括并不是纯粹文本表层的美学分析，更重要的是透过语言形象去观照其背后的当时中国整个历史时代的政治文化和人的政治生存语境。如在概括出王蒙《季节》系列中的“拟骚体”语言风格后，王一川指出各种“拟骚体”“不过是以不同方式多方面地共同服务于强烈的政治性哀怨与讽喻的表达”[10]68；而王朔作品语言的“戏拟式调侃”风格更是一种强烈而明显的政治批判意义：“从说话人在戏拟式引用中流露的轻松、戏谑的语调看，我们不难领略对于现代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的一种玩世不恭态度”[10]84。
政治作为“蕴藏物”进入中国的语言论形态中，是中国文艺学学科的一次理论自觉的体现，它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做了一次有益的融合尝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当代文学理论新的形态发展的呼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是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统一，即包括形式在内的美学意义中也彰显出包括政治在内的历史意义。而通过语言或形式传达、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的策略，早在1893年恩格斯就曾规划过：“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种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11]500-501这里恩格斯明确表达了政治等意识形态战略应重视形式，即从表达什么(内容)转向表达方式(形式)本身。从而，语言等形式因素也因其可以承担起意识形态策略而渗透、蕴含丰富的政治意识形态元素。此外，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要求突破文学研究的内外二元对立的模式。前苏联理论家巴赫金就曾揭示出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缺陷，并指出，艺术的社会意义只有“在某种一定的符号材料中才能实现”[12]8。他强调的虽是符号形式，但也可以看出形式符号的创造目的是体现意识形态的社会意义内容。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如本雅明的“寓言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杰姆逊的“形式的意识形态”都无一例外地寻求“语言论”的历史化、政治化。伊格尔顿也认为，任何一种文学语言形式理论都包含某种政治元素和价值判断，“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种种更深更广的信念，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利和性的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瞻望有关的信念”[13]196-197。他们将语言学(或其他结构主义形式学)与历史学或政治学相互结合，力图发现文本的语言—符号系统背后的历史或政治意味，及实现的历史、政治效果。一定程度上，他们开启了文学理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融合的新思路。在中国当代学界，童庆炳教授提出的文化诗学理论主张，明确了“文化诗学的构想就是超越所谓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形成文学理论方法的一种新的综合，这是完整的、深刻的文学理论方法。[14]这一理论将文学的语言与其背后蕴含的审美及包括政治意义在内的文化精神融合为一，实现了当代文学理论的新发展。
回顾新时期文学理论“语言论”转向，无论内部研究者如何强调文本语言形式而或多或少割裂外部研究，政治作为语言论转向后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维度始终是在场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内在的，政治可以蕴藏于文学的语言等形式结构中。如果说在第一次文学理论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在场作为“参照物”是显现张扬的，那这一阶段的政治作为“蕴藏物”的在场是内敛地含蓄存在。
三、政治作为“价值物”
第三阶段，政治作为“价值物”身份存在于新的文学理论形态中。这一阶段政治不是作为欲遮还羞的“蕴藏物”躲在文本形式背后，而是随着90年代以后“文化论”转向作为一种价值标准重新来到文学理论台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论，其实是文学理论在新的形势中，立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学科领域内，试图对当代社会中的文学文化以及相关价值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7]这其中，文学文化的政治价值是研究者强调的重点之一。这里可以文化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派作分析。
首先，文化研究的兴起更多是来自于政治价值的作用。作为文学理论的新形态，文化研究强烈地表达了自身参与社会政治的渴望。政治作为一种“价值物”直接促生了文化研究的理论目标。作为国内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文化研究的原发地“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文化研究并不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而是一种文化政治层次的介入。也就是说，在一开始文化研究就与英国社会紧密接合，参与的成员大都投入社会运动之中，知识上的关切与政治上的坚持无法做截然的区分。”[15]7-10中国学者引进西方资源后，自己形成的文化理论形态也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征，如国内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陶东风对文化研究的概括是它的“实践品格、政治学兴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16]。中国文化研究学者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社会责任意识，文化研究者认为，文学研究只关注文学审美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研究者逐渐学术化而脱离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因此它们希望重建学术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于是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中国的文艺学今天缺乏的正是一种对公共事务的批评性参与和反思的能力，而这正是它的巨大危机的征兆。”[17]按照陶东风的理解，文化研究中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指社会文化领域无所不在的支配与反支配、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是学术研究(包括研究者主体)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深刻牵连。任何人文科学研究都无法完全不受其存在环境(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所以，只要是扎根于社会现实土壤中的人文学术研究，包括文艺学研究，很难避免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既然文学理论研究也深陷复杂政治场域之中，那么，这门学科就应该主动进入政治场，明确自己的学科任务。因此，社会政治性的积极参与是文化研究这一新型文学理论形态的价值原点。一直以来，中国古代文人始终将自己的学术与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融为一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文学社会功能发挥的极致。当越来越多的包括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内的当代知识分子潜心于自己的个人化的“纯净”学术时，包括政治关怀在内的社会价值取向已被弃离。于是当代文化研究者重新依循“文学—政治”这一理论路径，为自身及其学术研究工作找寻参与社会政治的价值依据，正如沃勒斯坦等人所说：“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他们来说，文化研究使对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18]69
其次，就文学理论本身而言，政治批判成为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一种批评模式，文本的政治意义成为其文化批评的最主要的价值选择。权利关系分析或政治分析是文化批评家们最为基本的一种文本分析方式。“文学批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角度解读文本，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不是做出审美判断；它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利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19]与中国传统政治批评受制于统治阶层的政治利益和政治宣传不同，文化研究中的政治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价值立场已脱离了体制禁锢，不再沦为特定政策的传声工具。批评者有了更为自由的政治批评空间去揭示、评判文本所呈现出的客观的社会政治意义。同时，文化研究中的政治批评的政治语义也更为丰富和扩大，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等都进入了政治批评的内容，种族、性别、权利成为政治批评的主要理论路径。
其实，作为一种文本批评方式，文化研究本身即具有政治价值。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当代各种文化产品，具有政治等意识形态价值，这也就决定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评价方式对文学及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同时，文化研究强烈的政治评价效能具有一种社会对抗的尖锐性。这种尖锐性是社会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或者说各种意识形态斗争在文化批评活动中的反映。一定时期，这些论争已不仅仅是文学或文化文本的批评，其实质在于到底要确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权威地位。如当今学界对于新编历史剧的文化分析，已经不纠结于单纯的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手法问题，而是扩展到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分析；对“超女”等文化现象的批判也决不是简单的高雅与低俗文化品位之争，而是深入到广大青少年对其痴迷而丧失了基本的生存关怀的政治批判中。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批评视角，政治批评丰富了文学研究的理论方式，突出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把文学放在政治文化的整体中去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利关系等因素，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祛蔽”；同时坚持文学批评的政治价值维度可以提高文学的政治关怀。但中国的文化研究渐行渐远，将文艺学学科的诗性丢弃，纯粹变为一种政治话语。而且，当政治作为文化研究的最主要的批评模式时，过于追逐文本的社会政治意义使其丧失了对文学审美价值的判断。这其中，文化研究因其对于政治价值的执迷而粗暴放逐诗意和审美，回避经典，而体现出其浮躁、片面的理论局限。特定历史阶段关注权利、性别等是合理的，但一味放逐审美、理想，也丢失了文学最为根本的价值精髓。文化研究所坚持的贴近现实，强调的文艺学必须关注当下现实文化命题，这种对社会现实过分的俯首与亲近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特定年代文学对社会政治的依赖，文学向政治的跪拜。同时，在商业社会的语境下，更多的政治批评走向大众文化批判，与商业合谋。这种合谋实质上是一种商业语境下的实用功利主义思想，虽美其名曰文艺学需紧贴现实，但实质是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认同了其研究对象，客观效果上也获得了市场的回报和大众的青睐，从而丧失了文学的诗性理想。因此，作为“价值物”的政治存在于文化研究的理论形态中，不能成为其理论的唯一和绝对。只有将政治放进文学审美理想的大花园中，它才能芬芳异常。
综上所述，从“参照物”到“蕴藏物”再到“价值物”，政治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始终是在场的。三十年文学理论的发展，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生活氛围。三十年的时间标示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政治化的历史时间。从政治维度考察三十年文学理论的转型，可以清晰的发现每次理论转向过程中都无法摆脱政治的“魅影”，它或从外部，或从内部纠缠、影响着文学理论的形态变迁。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你建构何种样态的文学理论，政治始终是其不可或缺的在场元素。
注释：
①代表性论作，如：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王蒙《“人性”断想》，《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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