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的视角解析当代青年“孝”之观念的现代性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视角论文,当代论文,观念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和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在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也对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使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和便捷，不同民族文化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受到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冲击。作为全球化浪潮的弄潮儿，青年一代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是最为敏感的，他们易于接受新的价值观，同时也难免盲目和不加选择地接受，这些对于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诸多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传统儒家精髓的孝文化在我国当代青年观念中产生了相对于传统孝道而言的巨大转变。
一、全球化背景下当代青年“孝”之观念的现代性转变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交流和交往也日益深入和广泛，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以及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对我国青年孝道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青年正确认识到我国传统孝道人民性和封建性的双重属性，并吸收西方先进价值观念，摒弃传统孝道中的局限性，形成了传统孝道的积极的现代性转变；同时也有些青年盲目吸收西方的价值观念而对我国传统孝道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
我国青年孝道观念的积极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观念上由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转变为独立自主。传统孝道提倡“父慈子孝”。父辈对子辈的慈爱和责任与子辈对父辈的孝敬和责任是并行不悖的。但经过曾子、《孝经》的发展，孝行中子辈的义务逐步上升，比如《孝经》提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直到汉代以孝治天下之后，父子关系被纳入“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的总纲目之中，使本来基于人类自然血亲基础上父慈子孝的孝道服务于尊卑有等的“三纲五常”，从而使子孝的义务片面化、绝对化。如此也就进一步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无条件的“无违”，“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从财产、行为、婚姻甚至到人身都受父母的绝对支配，子女们所奉行的是绝对服从的奴隶主义。而在当代社会，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民主平等、独立自由、个人价值本位等价值观念的渗透，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的改变，我国青年在行为、观念上日益独立自主，已经抛弃了传统孝道中封建性、专制性、愚昧性的一面。他们要求父辈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建立独立平等的亲子关系。他们自主决定人生理想、勾画自己的人生蓝图、自由恋爱、随自己兴趣择业，并选择适合自身的方式承担责任。
2.孝行方式由注重厚葬转变为注重赡养。儒家提倡“厚葬久丧”的孝义，其主要目的在于借此表达孝子对先祖的哀思和追悼，然而这种孝行却是建立在人力财力物力极度浪费的基础之上的。在传统社会，有许多人在居丧守墓期间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身体；也有借大事父母丧葬而达到功利目的。我国当代青年则抛弃了这种“厚葬久丧”的行孝方式，代之以“厚养薄葬”，简化丧办，更加注重对在世的赡养和慰藉。如更加关注父母的生活水平、身体状况、营养健康以及“常回家看看”的精神慰藉；对于丧办则比较简朴节约，取消了“三年之丧”，也省去了耗资巨大、纷繁复杂的祭祀仪式。这样既节约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又顺应时代要求。
3.行孝标准由感性变为理性。如上所述，封建社会孝道所提倡的是“父为子纲”的绝对服从主义，因而在评价子女是否孝顺时所依据的是一种愚孝标准，即是否绝对服从父母的旨意，是否为父母做出巨大的牺牲以及是否延续后代等。如“郭巨埋儿”这种违反常理和人性的行为竟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并被编入“二十四孝”中广为提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观念在历史上造成了无数家庭悲剧。我国当代青年的孝行则更为理性，他们反对一味的盲目顺从，采取人道的、合乎理性和道德情感的方式对待老人，也树立了男女平等以及符合国家政策的理性的生育观。
4.由强调孝的政治意味复归为重视孝的道德意义。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其基本特征就是伦理与政治同一，这种同一是由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因此，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将协调家庭父子关系的“孝”上升为处理君臣关系的道德规范，这便是“移孝作忠”；同时也将协调兄弟关系的“悌”扩充为调整上下关系的“顺”。这样，由“父父子子”引申出“君君臣臣”，由亲属长幼延伸出尊卑贵贱，从而建立起整个社会的伦常与政治秩序。此外，统治阶级还大力提倡孝道，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法律措施和手段保障和刺激孝行的实施。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传统社会中青年的孝行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高压，甚至是作为获取社会地位和政治职权的一种捷径。我国当代青年在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观念的影响下，其孝道观念和行为主要是出于对于父母的一种情感上的回报和负责，已经摆脱了政治意味而复归为一种伦理道德责任。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当代青年的孝道观念也就摒弃了传统社会中虚伪、功利的一面，情感上更加真实可靠，行为上更加体贴合理。
此外，随着男女平等观念和女权主义的渗透，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大提高，同时也具备了相当的经济能力，因而，我国青年中单纯“养儿防老”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妇女对父母的责任意识也逐步增强，老人的生存状况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这对于以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以及逐步进入老龄社会的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以上是我国当代青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孝道观念方面所发生的一些积极性转变，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青年对于西方文化和观念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受到一些腐朽思想的毒害，因而在孝道观念上也发生了一些消极蜕变，具体表现为：
1.孝行方式由养敬结合、以敬为本退化为单纯的物质上养老。我国传统孝道观念认为“敬”才是孝的根本。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可见，传统孝道观念不仅要求赡养老人，更加要求在精神上尊敬老人，注重父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然而当代青年的孝道观念和孝行中出现了严重的情感缺失现象，他们在观念中抛弃或忽略了“敬养”，认为只要保证老人物质上的要求即为行孝，无视长辈的情感和愿望，老人虽有温饱却心灵孤独，精神空虚。更有甚者，在很多农村地区还出现打骂父母，将父母扫地出门的卑劣行径。
2.崇老意识淡漠。随着老年本位的逐渐淡出，当代青年的崇老意识日趋淡漠。许多年轻人认为长者思想保守、过于谨慎，是不合时宜的“老古董”、“老封建”；对他们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也不屑一顾，认为积累于旧时代的知识和经验并不适合新时代。由此，当代青年对父母、对长者的尊敬和崇拜意识已渐趋微弱。一份对当代青年的调查问卷表明，中国内地的高中生把自己的父母远远摒弃在最受尊敬的人物的前9名之外，母亲排列在第10名，父亲排列第11名，远远落在刘晓庆、撒切尔夫人的后面。由此可见，对于当代青年而言，老年人已经不再是权威和财富的象征。这与传统社会中的老年本位和崇老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孝文化的基础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3.过分追求个性独立、家庭平等。随着西方个人本位和平等友爱观念的逐渐渗入以及经济地位的逆转，我国当代青年的孝道观念中出现了过分追求个人的独立地位、家庭平等而舍弃孝道的倾向。年轻人要求长辈不要过分干涉自己的生活，要求有自己充分的空间，这本无可厚非，可是却随之发生了诸多颠置老少地位、老人生存状况岌岌可危的叛逆事件。近些年来各地发生的弃养老年父母、干涉老年父母再婚，辱骂、虐待老年父母、占夺父母财产和住房等行为呈明显上升趋势。由此可见，我国当代青年在反对传统父为子纲的亲子关系的同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丢弃了传统孝道观念中的诸多合理内核。
4.经济上过于依附，出现“啃老一族”。我国当代青年一方面推崇西方青年的个性自由、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在面对当前的生存压力和经济压力时候对父母、长辈又有很大的依赖性。多数职业青年用搭伙、托带小孩甚至房租、水、电、气等名目揩父母油水；还有子女不顾父母的困难，借结婚之际要求老人大操大办为其成家立业。子女这种“刮老”、“啃老”现象不仅给老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也消减了年轻一代的创业精神和孝敬长辈的责任感。
二、当代青年“孝”之观念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
以上所列举的当代我国青年孝道观念所发生的种种转变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其主要原因来自于全球化进程下，我国传统观念受到西方的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的冲击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我国经济、社会、家庭结构上的转变。
1.全球化带来的西方观念的渗透和影响
西方价值观念主要是指继承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在社会化大生产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适合西方价值观念。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文化通常表现出三个特征：个人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日益明显，这种影响也导致了当代青年孝道观念的转变。有学者指出，我国青年在对西方伦理文化的接纳中表现出三个“倾斜”，即“集体重心向个人重心倾斜、道德绝对向道德相对倾斜、重义向重利倾斜”。青年人的这种倾斜势必导致孝道观念上的巨大转变。
首先，个人本位思想解构了我国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国文化是以家族为本位的，而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得家庭进一步扩大为社会，因此中国文化又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这种家族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双重结合便形成了绝对化、政治化、片面化的孝道理论，以及“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绝对人身依附关系。而近代西方文化的首要原则是个人本位，它倡导人的自由与平等，倡导建立平等友爱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也不例外。这种独立自主、个性解放思想观念对长期处于依附父母状况下的我国青年产生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他们开始强调个性自由和独立发展，主张实现个人价值，强烈反对那种子辈对父辈绝对服从的奴隶主义，甚至极端地要求脱离父辈、逃离家庭。由此，长辈在代际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威下降，传统孝道所建立的基础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同时，西方的平等思想渗入到家庭中便形成了平等友爱的亲子关系。长辈不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而且鼓励孩子要有独立见解，要自我选择、自我独立、自我发展。双方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建立了相对的有条件的爱敬。而我国传统社会的孝道则建立在绝对的不平等、不自由基础之上，含有上下等级的差别，具有单方面依附关系。可以说，孝敬与平等友爱是中西方在亲子关系之道上的基本差异。与父辈争取自由、平等和地位，这是传统社会中青年人所不敢设想的，同时也没有受到这类思想观念的灌输和冲击。如今，西方的这种平等友爱的亲子关系和代际观念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步渗入我国青年一代的思想观念之中，使他们认识到传统孝道的不合理性和滞后性、愚昧性，于是他们渴望并正从传统的父子关系中解脱出来，向往建立西方式平等友爱的代际关系。此外，由于个人本位对家族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冲击，传统社会的“移孝作忠”也就失去了理论基础及政治依靠力量，因此，我国当代青年孝道观念中也就摒弃了“愚孝”以及孝的政治意味。
西方的以自由、平等为内核的个人本位思想的传播消除了我国传统孝道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造成我国当代青年孝道观念发生诸多转变。
其次，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观念冲淡了青年的责任意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带来的西方重利轻义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我国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批判“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念，接受以功利主义为评判标准，并把功利主义引入亲子关系之中，家庭代际关系开始蒙上利益的色彩。在受功利主义影响的青年一代看来，家庭中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不过是一种义务行为和代际利他行为。他们甚至以“利在义先”、“利字当头”处理家庭代际关系。这样一来，出于年老地位且跟不上市场经济大潮的父母长辈便失去了“作用”，没有了价值。因此，在对待他们的时候便会产生厌恶甚至抛弃，传统孝道中对父母的责任意识在功利主义面前日渐消失。同时，享乐主义观念又使得青年一代贪图享受，他们宣称人生苦短，因而要尽情享受、轻松过活。而赡养老人需要他们拿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因此被看成一种负担和累赘。由此可以看出，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结合，直接冲淡了我国当代青年对长辈的义务观念和责任意识。这种思想也就导致了他们抛弃传统孝道观念中养老、敬老的家庭美德，而发生了一些消极的转变。
第三，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了对长辈经济上的依赖。我国当代青年一方面要求独立自主，自我实现和摆脱家庭束缚，可另一方面又在经济和家庭生活方面过于依附父母。青年是中国消费活动最重要的主体，他们始终站在消费浪潮的前列。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我国青年的消费价值观有了飞跃性的转变。他们抛弃了“粗茶淡饭”、“节衣缩食”的传统消费观念，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一味地追求高档次、高价位的消费而不顾自己的实际收入和经济承受能力。目前职业青年一代中的“月光族”日益增多，许多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没有经济来源的青年也加入了消费主义的行列。如此一来，他们把经济上的压力转嫁给父母，便出现了“刮老”现象和“啃老一族”。也正因为这样，青年一代对父母所负的养老责任便失去了经济基础和保障。
2.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及生产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影响
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因为归根结底而言，全球化主要是由经济因素推动的，是资本寻求世界市场的结果。因此，全球化带给我国的一方面是促进经济、社会发生巨大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同时带来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这其中也包括当代青年孝道观念的转变。
（1）现代化社会中技术优势对经验优势的取代削弱了传统孝道的文化基础。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在处理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主要依靠经验的积累。因此，老年人的生活知识、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能对于晚辈是极为宝贵的财富，知识的传递途径也往往比较单一。加之传统社会中政治上对老年人才的高度倚重以及对孝道的极度宣扬，老人的社会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是家庭生产生活的组织者、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这样的崇老文化为传统孝道提供了得以维系的社会文化场景和历史语境。而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家庭组织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由主要依靠经验转变为依靠技术和对信息的及时迅速把握。在这种情形下，老人的经验优势已不复存在，相反由于他们对信息的不敏感、对激烈竞争的不适应等，反而使他们在现代社会和生产中处于劣势，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崇老文化失去了社会基础，并由此直接导致传统孝道失去了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
（2）现代家庭结构和生活节奏压缩了孝道的情感空间和时间。我国传统家庭结构是几世同堂的大家族制，几辈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并有一系列相关的道德观念维持这种家庭结构。在这种共同生活和无数次的互动中，亲子感情日益深厚，孝行也就具有了情感基础。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年轻人大都离开家庭而选择到机会多、发展快的城市中去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传统的大家族制也就逐渐转变为仅有夫妻和子女的核心家庭。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从亲子之间的孝道变为夫妻之间的爱情，加之与父母的空间距离拉大，代际情感逐渐淡化。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子女的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加大，因而无暇顾及老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孝道的情感空间和时间受到极大的压缩，由此直接导致了我国当代青年孝行观念和情感的淡化。
（3）经济地位的逆转也导致了我国当代青年孝道观念的转变。在传统社会，老年人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是家庭生产活动的领导者，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老人的经验和技术。因而老年人是家庭财政的掌权者和管理者，拥有不可动摇的经济地位。即使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再为家庭创造财富，对家庭中的所有财产也仍具有调配权。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生产力不断发展，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传统技术和传统知识不断贬值，而且老年人接受新技术、新思想又不如青年人迅速、及时。因此老年人的收入明显不如子女，这种状况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经济地位上的逆转使得经济手段再也无法起到维系孝道的杠杆作用，年轻人的经济独立带来了家庭地位的上升，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和权威随之下降。这种地位的逆转也会给我国青年孝道观念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对当代青年“孝”之观念现代性转变的思考
我国当代青年孝道观念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的，这对于我们建立符合我国实际和国情的新型孝道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新型孝道要注重代际之间的民主平等和代际公正
传统孝道之所以会遭到我国当代青年的摒弃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压抑个性、缺乏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传统孝道只讲“子孝”，只是要求子辈如何孝敬父母，并以各种规范、制度来要求子女；而根本没有涉及“父慈”的内容，因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际关系是不公平的。我国目前所要建立的孝道是要适应现代社会以及当今青年思想观念的新型孝道，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人们更好的接受和实施。一方面，新型孝道应该注重子女对长辈应尽的义务，继承中国古代的养老尊老传统，尊敬长辈、赡养老人，杜绝遗老、弃老的不道德行为。同时要纠正因子女家庭地位上升、子女说了算，老人无关紧要、绝对服从的倾向。另一方面新型孝道更要弥补传统孝道观念中的空缺，要求父辈对子女慈爱、关心、体贴，不能干涉子女的自由以及过分要求子女。父母与子女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在义务上应该是并行互益的。正如肖群忠在《孝与中国文化》中所指出的：“父母应以慈养孝，子女应以孝养慈。”只有在互爱、互尊、互重、互敬的关系中孝道才能有效运作，慈道也才能有效运作。使双方共同受益相得益彰。
2.新型孝道要继承传统孝道中的养老方式，注重情感
传统孝道要求子女不但要养老，而且要敬老、悦亲，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老人以极大的关注和安慰。虽然我们反对那种等级严明的敬畏，但是传统孝道注重情感的理念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尊敬老人是中华传统美德，在我国即将步入老龄社会的状况下，老人的地位和生存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老人的生存状况又不能仅仅从物质生活上来加以衡量，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的情形下，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尤其要受到关注，要给予精神上的慰藉和情感上的满足。同时父辈在日常生活中平等地、真正地关心爱护子女，这样才能培养出浓厚的亲子之情。
3.要注重“孝”道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相结合
有些青年认为孝行仅仅是私人的一种道德行为和道德观念，与他人和社会无关，他人和社会也无权干涉和做出评价。而实际上，孝道不仅仅只是一种道德责任，而且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这对于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的我国社会尤其明显。我国青年承担着赡养老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因而在观念上要将孝道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相结合。同时，社会也应该建立相应的机构和规则以保障孝道的实施。传统社会依靠政治措施和法律手段对孝道硬性维护，孝的常规礼仪使孝道内容获得了稳定的外在表现形式，再加上崇老文化的宣扬，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一种社会或政治责任，同时传统孝道也获得了社会的外在保障。我们不赞成将孝道政治化，但是也确实应该建立相应的社会机制和规则来保障孝道的实施，只有这样，新型孝道才能不流于口号，才能真正对人们的行为有所约束和规范。
［本文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批准号SM20061002801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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