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旅游空间的非正规就业集聚研究
——以广州为例
林敏慧1,*黄琳玉1郑嘉静1梁增贤2
(1.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2.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珠海 519000)
摘 要： 本文对广州市不同类型旅游空间的非正规就业集聚机理及特征进行了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发现,社会经济环境层面的拉动及非正规就业者个体层面的推动,加上城市旅游空间的吸引力,共同促进了广州市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形成。其中城市旅游地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旅游空间的功能特性、优越的区位空间、多头管理下的灰色地带及游客与居民双重作用下的庞大消费市场。非正规就业在城市不同类型旅游空间中呈现出不一样的集聚特征,针对这种集聚的异质性,文章最后对广州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管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城市旅游空间; 旅游非正规就业; 集聚; 广州
0 引言
随着共享经济的出现,人们的就业模式也发生改变,更具弹性和灵活性的非正规就业将比固定工作制更符合经济发展趋势(郭为 等,2017)。在旅游业中,非正规部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缓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就业压力和减小收入差距起着重要作用(王丽,2011)。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旅游正规部门上(郭为 等,2014),对旅游非正规部门及旅游非正规就业关注度不足。目前我国主要存在两种非正规就业模式:一种是政府建立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来提供就业机会的就业模式(任远,2008);另外一种是市场自发型非正规就业模式(薛德升 等,2008)。后者的就业行为往往与城市的管理存在矛盾。城市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越发重要(梁增贤 等,2015),而目前关于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还非常不足。对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管制措施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议性的热点话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首先要了解城市旅游空间的非正规就业是如何集聚的,以及它们在不同的空间类型所凸显的特征差异。
广州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现象非常普遍,其城市管理部门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对旅游非正规就业进行管制和疏导。本文将以广州市作为案例地,选择不同的旅游空间类型进行研究,探讨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素及集聚特征,并探寻其与普通的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异同之处,为城市制定更为合理的旅游非正规就业发展和空间调控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文献综述
1.1 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是指具有非正式的雇佣关系,未进入政府征税和监管体系,处于低层次和边缘地位的劳动就业(万向东,2008)。当前学术界对非正规就业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非正规就业的概念(De,1989;Castells et al.,1989;Michaud,1991;Sethuraman,1976;尹晓颖 等,2007;乔观民 等,2005),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Wahnschafft,1982;Murphy,2000;Donald et al.,2005;李娜,2005),农民工、下岗工人、妇女、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非正规就业的特征(李强,2018;刘学平 等,2006;张霞 等,2017;高权,2017),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对策(Michael et al.,2005;Adama et al.,2003;陈静,2014),非正规就业与全球化、城市化(黄耿志 等,2009),非正规就业的空间(张延吉 等,2015),等等。
1.2 城市非正规就业
关于城市非正规就业的空间集聚,国外研究者主要分析了内城区、郊区、低收入居住区、移民社区和街道等空间非正规经济活动产生的原因和特征、非正规部门与城市管理的冲突(黄耿志 等,2009)等。研究表明,内城区非正规部门的形成是在城市经济衰退及外来务工人员涌入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运用社区和邻里经济及部分非法经济的生存策略集聚于城市贫困区的结果,而郊区非正规部门的产生则受城市扩张、政府不干预及市场自主经济的影响(Kesteltoot et al.,1999)。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街道摊贩聚集区位的选择主要受离家及游客距离远近的影响,同时其就业空间分布也受商品类型影响(Rahayu et al.,2018)。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地居民在城市不同空间类型下的非正规就业模式、集聚特征及管制疏导(黄耿志 等,2013),如城市社区(任远,2008)、城中村(尹晓颖 等,2006)、城市道路(林琳 等,2006)等。其中,城中村非正规就业总量较大且分布集中,除流动货摊外,固定货摊等其他类型非正规就业均集中分布于居住小区内,形成规模集聚状态,但服务半径小(尹晓颖 等,2006)。城市道路非正规就业者则以经营日杂小商品为主要就业方式,经营时空相对稳定,在人流量大的地段形成条状集聚,并随人流及灯光等经营环境变化在微区位上进行转移与重新集聚(林琳 等,2006)。
1.3 旅游非正规就业
旅游非正规就业作为非正规就业的一种形式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旅游非正规就业是指旅游业中那些因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劳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方面存在不固定性、不稳定性或不规范性而与正规就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许珂,2015),具有进入壁垒低、小规模经营、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竞争充分、依赖本地资源等基本特征(郭为 等,2009;Jiyane et al.,2013;郭为 等,2014)。
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形成与集聚主要受就业者个体层面、外部环境层面及旅游业自身特征的影响。从就业者的个体层面来看,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受教育程度等都对非正规就业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郭为 等,2012;邹忠红 等,2016)。另外,有研究指出,收入、机会成本、休闲功能、工作自由等也是驱动劳动者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许珂,2015)。除了维持生计外,旅游非正规就业还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梁增贤 等,2015)。旅游非正规就业者中也存在“高收入者”(梁增贤 等,2012)。可见,在个体层面,生活需求(收入)和个人追求(生活方式)是旅游非正规就业的两大驱动因素(Cukier et al.,1994;郭为 等,2012;许珂,2015)。
从外部环境层面来看,主要有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因素。非正规就业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结果(李娜,2005;胡鞍钢 等,2001;黄乾 等,2002;邹忠红 等,2016)。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压力下及城市多种发展机会的诱使下大批涌入城市,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远不足以吸收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正规经济部门进入门槛高,使得大城市的机会与限制刺激了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壮大。作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产生与壮大同样受此影响(闫海波 等,2013)。此外,地缘、亲缘关系等社会关系网络也影响到非正规就业的进入,许多从业者通过同乡、朋友或亲戚介绍进入旅游非正规就业(许珂,2015)。社区力量及因共同经历形成的社会认同对旅游非正规就业有重要影响(邹忠红 等,2016)。
旅游行业自身具有的低技能、季节性、兼职性特征(Nickson,2007)也影响了旅游非正规就业的产生与集聚。作为“避难所部门”(Szivas et al.,1999;Szivas et al.,2003;Vaugeois et al.,2007),旅游业成为人们在不同的经济或政治情况下都会做出的选择(Janta et al.,2012;岑梦璐,2013)。同时受旅游业特征影响,旅游非正规就业在时间上也存在季节性波动(Hussmanns,2004),集聚规模与游客数量息息相关(Cukier et al.,1994);在空间上主要出现于旅游景区或交通要道,或者与正规就业并存于中心城市(郭为 等,2012)且受旅游客流空间规律的影响(梁增贤 等,2012)。
1.4 小结
综上,城市非正规就业及旅游非正规就业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但是现有的城市非正规就业研究中,对城市中的旅游空间的非正规就业研究还相对不足。而在已有的旅游非正规就业研究中,单独的旅游景区往往受到较多的关注,城市内部不同类型旅游空间的非正规就业集聚却较少涉及。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兼具了城市非正规就业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又具备自己的特色,但这种特点在空间集聚上是如何表现的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
本文对广州市五类典型城市旅游空间的旅游非正规就业集聚现象展开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是什么?(2)非正规就业在城市不同类型旅游空间集聚的特征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检验非正规就业理论对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适用性,探讨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与普通的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关系,回应非正规就业在城市不同空间集聚特征的研究,为非正规就业研究及城市旅游研究提供有益的理论补充,并为不同类型旅游空间的非正规就业管制提供有益的视角。
以往主题公园的周边存在道路堵塞、乱扔垃圾、噪音污染、道路安全等问题,但随着园区发展的成熟,为维护园区利益及城市形象,城市及园区管制同步加强。由于园区保安、城管及地铁工作人员共同管理非正规就业者,加上主题公园淡旺季明显,因此目前主题公园非正规就业者数量大规模缩小,商品类型减少,平日只存在少量掩饰性经营的商贩及摩的,秩序相对较好。但是在旺季,非正规就业者在街边拉客和兜售商品的现象依然较为普遍: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选择
广州作为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城市化率高达86.14%(1) 广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2017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OL].(2018-4-17).http://www.tjcn.org/tjgb/19gd/35440.html. ,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广州在民间有着“走鬼(2) “走鬼”是广东人对流动摊贩的戏称。 之都”的称号,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量可观。另外,广州也是中国第五大旅游城市(3) 界面,今日头条.2017中国旅游城市排行榜发布 山城重庆排名让人意外[Z/OL].(2017-07-11).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434684.html. ,其城市旅游发展迅速,带来了大量的旅游非正规就业机会(梁增贤 等,2016)。因此选择广州市作为研究案例地具有典型意义。
本文主要在广州市主城区内选择标志性公共空间、风景区、游憩商业区(RBD)、会展空间、主题乐园等五大类型旅游空间进行研究,标志性公共空间选择“羊城新八景”之一的广州塔和花城广场,风景区选择5A级风景区白云山和“番禺氧吧”大夫山森林公园,RBD选择上下九步行街和北京路,会展空间选择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主题乐园选择长隆欢乐世界(见图1)。这八大景点都是广州的知名景点,人流量大,旅游非正规就业者也较为集中。
从行走机构和翻转机构的模态振型图可以看出，各个频率的振型差别较大。各阶模态振型可分为整体模态和局部模态。其中，第一阶、第三阶和第四阶为局部模态，第二阶和第五阶为整体模态，第六阶为整体扭曲变形模态。各阶模态振型说明如表2所示。
2.2 研究方法与过程
以前摆街上的,现在不让摆街上,只能摆自家门口了……城管不会管我们里面这些啦……(SXJ004,衣服)
图1 研究案例地
我们实地调研期为2017年5月14日至2017年7月15日。由于调查对象的“非正规性”,他们警惕心比较高,所以调研人员主要通过购买商品及赠送纪念品两种方法降低调研对象的戒备心并进行访谈及问卷调查。访谈采取饱和原则确定访谈人数,即当从访谈内容中得不到更新的信息时终止继续扩大样本数量。我们对各旅游空间内不同工作种类和不同性别的非正规就业人员进行访谈,共访谈非正规就业人员61位,其中深度访谈40位,男性18人,女性22人,深度访谈时间为30分钟/人～60分钟/人。问卷主要采用访问的形式调查,即调查员通过访问被调查者来代替被调查者填答问卷。我们共发出问卷60份,回收56份,有效问卷56份。在完成资料收集后,运用ROSTCM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运用SPSS 22.0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样本信息如表1、表2所示。
3 城市旅游地吸引下的非正规就业集聚
城市旅游地非正规就业的空间集聚驱动机制与其他空间类型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通过问卷和访谈数据,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个体与外部环境对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集聚产生的影响。个体层面主要体现在“生活需求”和“个人追求”上,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层面则包括“大城市的机会与限制”“社会关系网络的牵引”“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等3个方面。其中个体层面的诸因素及外部环境层面中的“大城市的机会与限制”“社会关系网络的牵引”因素呼应了已有研究(闫海波 等,2013;许珂,2015;邹忠红 等,2016)。另外,本文发现“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在促成当前非正规就业方面起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互联网能传递旅游地活动及管制信息,微信等社交工具拓宽了营销推广渠道,而微信支付宝等快捷电子支付方式则方便了交易。
在BIM模型上对施工计划和施工方案进行分析模拟，消除冲突，得到最优施工计划和方案。如塔吊定位及运行，工具式模板选型及设计等均可充分利用BIM的参数化和可视化特性对节点进行施工流程的分析模拟，可以改进施工方案实现可施工性。
表1 深度访谈对象信息表 n =40
注:GZTF、HCGCF、PZF、BYSF、DFSF、CLF、SXJF、BJLF分别表示广州塔、花城广场、琶洲、白云山、大夫山、长隆、上下九、北京路非正规就业者。
除了以上所述方面,城市旅游地的特性在旅游非正规就业的集聚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种重要性在以往研究中还相对欠缺。城市旅游地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其旅游空间的功能特性、优越的区位空间、多头管理下的灰色地带,以及游客与居民双重作用下的庞大消费市场。
3.1 旅游空间的功能特性
旅游非正规就业集聚的形成与旅游空间的功能特性息息相关。城市旅游空间作为接待游客及服务市民的公共空间,具有满足公众“食、住、行、游、购、娱”需求的功能,而不同的功能产生的市场服务缺口则为特定非正规就业的出现提供可能。
表2 问卷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n =56
标志性公共空间及会展空间作为城市门户,城市管理部门对其管制严格,但由于该类空间功能多样,除了服务居民日常休闲外,在举办大型节庆活动或会展期间还会吸引大量人流,服务需求增大,因此吸引了众多非正规就业者短时间内大量集聚。
游憩商业区(RBD)作为依托于城市传统街道的旅游空间,既是旅游区又是居民生活区,因此城市管理部门虽严厉杜绝流动摊贩,但在考虑社区居民生计及生活需求的情况下,对街区居民的经营活动管制较为宽松,只要居民摆放摊档不超过街面、不影响城市整洁及旅游区形象即可。社区力量推动了非正规就业的形成:
就在家门口摆摊……(城管)一般不管,以前偶尔会罚款,现在不超出街道就好。(SXJF005,水果)
城市标志性公共空间因其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吸引力,在早期沦为“跳蚤市场”,对市容造成极大的影响,引起市民的强烈反感(5) 南方都市报.广州花城广场将沦为“跳蚤市场”过百小贩到此淘金[Z/OL].(2013-12-02).http://news.winshang.com/html/020/3163.html. 。政府十分重视并建立多部门长效管理机制(6) 广州日报.整治花城广场 街坊心里亮敞[Z/OL].(2014-09-26).http://news.163.com/14/0926/07/A72599LP00014AED.html. 。在有效的管制下,非正规就业者较以前已经减少了不少。目前此类空间中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就业行为较为隐蔽和分散,流动性非常强,因此也给现行的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天桥还没拆的时候,会在桥底下卖水。拆了后,只能偷偷卖泳衣了。(CLF003,泳衣)
3.2 优越的区位空间
城市旅游空间多数位于地铁站、公交站旁边,便捷的公共交通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了方便。住址影响城市非正规就业者工作地点的选择(Rahayu et al.,2018),也同样影响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本文的问卷调查显示,73.22%的就业者从住址到工作地点花费时间在半小时以内,但与一般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追求的实际距离近不同,感知距离近也可成为旅游非正规就业者集聚的影响因素,62.50%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者认为城市旅游空间有着“交通方便”的优势,这在标志性公共空间及会展空间尤为明显。另外,作为城市的重要节点,标志性公共空间和会展空间的优越地理区位带来了巨大的人流量,成为吸引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重要因素。而位于城郊的风景区、主题公园及位于老城区的游憩商业区(RBD)由于城市管理部门在管制上相对宽松,并且这些旅游空间周围存在着廉价的住房,也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了从业条件(见图2)。
图2 五类旅游空间非正规就业群体分布示意图
在空间形态上,这些城市旅游空间一般为狭长线状或宽敞面状(见图2),为非正规就业者创造既可接近游客又可躲避管制的灵活就业空间。线状空间主要有环绕旅游区的外部街道和融于旅游区的内部街巷两种。前者主要出现在会展中心、主题公园、风景区等旅游空间,表现为从外部延伸至旅游区内部交通入口的人行大道或登山道;后者主要出现在游憩商业区,其本身为步行街区。这些线状空间的非正规就业者聚集于人流量比较大的人行道旁边,可近距离靠近游客,增加交易契机,同时他们又靠近流动摊贩临时安置区、地铁口、公交车站等,可迅速离开、躲避管制人员。面状空间主要出现于标志性公共空间,表现为休闲广场等。这种类型的空间因为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没有明确的边界,为管制带来一定的难度。与其他城市空间非正规就业群体形成规模集聚不同,标志性公共空间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混杂于人群中或藏于花圃等遮挡物后,弥漫在整个空间中,既可掩人耳目、躲避管制,又可接触游客。虽然管制较为严格,但非正规就业者在巧妙利用遮挡物、建筑物及选择合适的商品后仍可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微型就业空间:
文献[3]中提到的，当模型桥仅受轴向荷载时，翼板与腹板交界处剪力滞系数沿着跨径变化曲线，影响区域大致在距离梁端部两倍的腹板之间净距的长度范围内。本文加预应力后属于偏心受压，说明在压弯荷载作用下，宽跨比不会影响存在剪力滞系数的过渡段长度。为了验证过渡段正应力分布不均匀效应仍然和翼缘板上不均匀分布的剪应力有关，取出当跨径为2 m时从支点Z=-2 m到Z=-1.8 m区域内间距为0.1 m的三个横断面剪应力，如图7所示。
要站这里(花圃后面),比较暗,不怎么会(被)注意到。(HCGCF001,鲜花)
3.3 多头管理下的灰色地带
城市旅游空间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但由于其空间属性多样化,因此存在多头管理的情况,这就使得其灰色地带比其他类型的城市空间更多。城市旅游空间通常由保安、城管、辅警、地铁及街道办工作人员等不同管理者共同管制,但是他们在管制权力、空间范围及工作时间上都有一定限制(见表3),如城管及地铁工作人员具有执法教育权,而保安则只能劝说摊贩离开。不同管理者在管理态度和行为上也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来说在考虑维护旅游区形象情况下皆尽量避免冲突。非正规就业者在摸清情况后,与管理人员灵活博弈(见图3),他们往往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实现隐性抵抗,如大夫山森林公园及琶洲会展中心的非正规就业人员会选择午间出来摆摊,广州塔的非正规就业人员会在城管出现时逃到江边或躲进地铁站内。非正规就业者对管制规制的利用及他们“游击战”式的策略使得管理变得非常困难:
泳衣园区内要380元～700元,我们只要75元～168元;雨衣园区内35元,我们10元,今天卖出二十多套了……(CLF003,泳衣)
图3 旅游非正规就业者与管制人员的博弈机制
表3 不同类型旅游空间管制特征
3.4 游客与居民双重作用下的庞大消费市场
城市旅游市场既包括本地居民也包括外地游客,庞大的消费市场及其带来的高收入机会正是非正规就业人员最根本的追求。城市旅游空间如标志性公共空间、风景区、主题公园和RBD除了吸引外地游客观光游览,也是城市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所以工作日人流量稳定,为长期非正规就业者提供了稳定的客源,节假日这些场所人流量增大,吸引了大量短期非正规就业者的聚集。本文的问卷调查显示,92.86%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是因为“旅游区人流量大”而到旅游区附近工作。长隆的一位非正规就业者(CLF003)估计,长隆一天大约有15万人次的游客量。2017年花城广场历时24天的国际灯光展吸引的观展人数超过800万人次(4) 广州本地宝.2017广州国际灯光节人数:24天观展人数超800万人[Z/OL].(2017-12-20).http://gz.bendibao.com/tour/20171120/ly236436.shtml. 。另外,有85.71%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是因为他们觉得“旅游区顾客购买力强”而到旅游区附近工作,71.43%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则因为他们认为“在旅游区工作会比其他地方收入高”。城市旅游空间出现了空间的社会化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消费功能,导致了非正规就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包括本地市民、游客、非正规摊贩、各层级管理者等)。旅游空间非正规就业者接触的对象大多数是游客,与居民相比,游客旅行的短暂性产生的“美好”使其对非正规就业者更具感情上的包容性,且游客在不同旅游区因体验的需要产生更多的需求,非正规经济自动自发地与需求者紧密共生,实现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自动对接:
这里人多,好卖,5元1串,一天可以卖100串。(SXJF007,冰糖葫芦)
4 不同城市旅游空间的非正规就业集聚特征
不同类型的城市旅游空间由于在区位、功能、市场等方面存在差异,其旅游非正规就业所呈现出来的集聚特征也会有所不同(见表4)。
4.1 标志性公共空间:严控下的“游击战”式集聚
作为城市名片,标志性公共空间管制严厉,由街道城管、物业保安及地铁公安多方共同管理。标志性公共空间内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多集聚于周末及节假日晚上,受管制及人流量影响。非正规就业群体主要在光线变暗(18∶00)后开始出现,19∶00—21∶00数量最多(见图4)。他们在空间里的流动性较强(见图5c),商品主要藏于身上,游客靠近时才拿出来展示,或者通过简易式装置展示商品。标志性公共空间内的非正规就业者提供的商品呈现娱乐性、纪念性特征,如广州塔吊坠、明信片、荧光头箍、鲜花等。他们运用管制人员靠近时掩饰隐藏或转移躲避、管制人员离开后重新出现的“游击战”式集聚战略隐性抵抗管制,实现就业空间的再现:
周末晚上(过来卖)……只有家长放假才有可能带小孩子出来……就只卖这个(小飞机)。也只能卖这个,其他的很容易被抓。这个比较小容易藏起来,关了开关就看不见。最终没有选择了……有政策下来,增加了城管人数,城管系统也变严了,要求加强管理了。现在摆摊的都没有了。(HCGCF002,小飞机)
表4 五大类型旅游空间的非正规就业集聚特征
城市标志性公共空间能够吸引大量非正规就业群体主要有三方面原因:(1)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使得非正规就业群体容易进入与转移;(2)公共建筑作为公共休闲场所及灯光节、明星演唱会等大型活动地,其集聚的大规模人流吸引了少量长期驻扎及大量因活动临时出现的非正规就业者;(3)作为管制的叠加空间,如广场属于城管管辖范围,建筑物前则为建筑物物业管辖,而地下空间属于地铁工作人员管辖,表面上看非正规就业者受多方严厉管制,实际上多头管理却给了他们周旋的余地,可以通过在不同管辖区间转移来规避管制:
地面有地面的管理人员,地铁有地铁的管理人员,所以要小心应对,见机行事。(GZTF003,雨伞)
风景区和主题公园属于本地居民和游客休闲娱乐的场所,由于位于城郊,早期管制较为宽松,吸引了大量非正规就业者,主要为附近的村民和外来人口。邻近的村落为外来人口提供了低廉的住宿,满足了其基本生活需求。利润空间的存在使得部分非正规就业者在后来的严厉管制下依旧坚守:
图4 非正规就业者在一天不同时刻的数量变化
图5 非正规就业者在旅游空间的分布示意图
注:
表示旅游非正规就业者
表示游客
4.2 会展空间:事件驱动下的临时性集聚
会展空间非正规就业人员主要受会展活动举办的驱动而临时出现。较为显眼的流动摊贩主要在午间城管休息空档(见图4)沿着人行道摆摊(见图5a),他们通常通过携带简便小型易移动摊点来招揽游客,并形成非正式组织来应对管制,城管出现时便逃离;而卖黄牛票者、发传单者则集中于地铁口、公交车站、展馆入口及交通干道,下午16∶00以后随进馆人数减少而减少。为满足参展商旅人群的需求,摊贩售卖的商品主要有艺术签名、录音笔、摄像笔等,这些商品除了与其他旅游空间摊贩售卖的商品一样具有隐蔽性、低成本性、便携性、多样性的特点外(罗秋菊 等,2011),其商务性尤为明显,这也使该空间的摊贩与以售卖杂货为主的日常城市道路摊贩(林琳 等,2006)不同:
孕妇常有反酸、暖气、上腹压迫感等症状，是由于子宫增大造成胃部受压的结果。再加上孕期胃肠蠕动减弱，胃部肌肉张力低，尤其胃贲门部括约肌松弛，致胃内容物倒流到食道下段，食道黏膜受到刺激而产生胃区烧灼感，孕妇主诉“烧心”。
有展会时才来这边,现在网络发达,一查就知道什么时候有展会。(PZF001,艺术签名)
会展空间非正规就业者的集聚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规模参展人群的吸引;(2)市场缺口吸引部分搬运工作者及食品销售者;(3)客流的专业性和集中性,吸引了以营销宣传为目的的“展虫”(即展示与展会主题相关的商品批发卡片的人员)及兼职发放传单的群体;(4)展会期间由于该空间内交通繁忙且人员复杂,因此管理人员只能将管制重点放在影响交通的非正规就业者中,难以兼顾其他隐蔽性和流动性很强的非正规就业者。
非正规群体的存在会阻塞交通及影响市容,但自广州亚运会举办以来强力的管制已使非正规群体大量减少。作为国际交流的窗口,公众对会展空间的非正规就业态度不一,有部分流动摊贩售卖的商品因为价格和种类的优势受到一些商务游客及路过市民的欢迎,而黄牛票群体普遍受到游客的防范和抵制,“展虫”群体因吸引力小而被参展商家认为不造成影响。
4.3 RBD:社区推动下的点线式集聚
RBD的非正规就业者主要由早期居民的示范效应(7) 早期少量社区居民通过摆摊等非正规就业方式获取收益后,其他社区居民跟随效仿。 推动形成。老城区交错纵横的街巷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了聚集点,他们主要在巷口或家中摆设摊档。与城中村社区非正规就业者在小区内形成规模集聚(尹晓颖 等,2006)不同,在相对严厉的管制及街巷的自然分割下,RBD非正规就业者的摊档以点状分布于街口巷内,数量规模较小但相对稳定(见图5b)。受人流量影响,他们主要于9∶00至21∶00摆摊(见图4),而零星一两个流动摊档在兼顾隐蔽性与可见性的情况下在主干道街面上游走,出现于午后及晚上。RBD非正规就业者所兜售的产品既有纪念性的又有生活化的,市井气息足且价格低廉,与RBD正规摊贩所售卖的以品牌为主的物品不太一样,形成互补,同时产品的本地文化特色明显,如北京路的猪脚姜及上下九步行街的鸡公榄,成为外地游客了解本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入口。
RBD非正规就业集聚主要有四方面原因:(1)规模购物休闲人群流量的吸引;(2)社区居民的经营示范;(3)居家经营的便利;(4)管制的宽容,居民经营行为不超过街面不影响形象及交通即可:
如果它的形式适合于它的动作目的，它的本质就可以被人们清楚了解和认识。一件东西必须在各个方面都同它的目的性吻合，即它能够从实际方面完全达到自身的功能目的，这样才是可以运用的，可以信赖的，并且是造价低廉的。
本文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以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对旅游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就业原因和空间集聚特点进行信息收集,并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对各旅游空间一天内不同时刻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量及空间行为特征进行观察记录。采用以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的调研方法是因为,通过深度访谈可以更好地了解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想法及背后存在的问题,在被调查者不方便或者不愿意深入访谈时才采用简短访谈或问卷的形式,而以往大量关于非正规就业形成原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问卷调查之上的。访谈问题主要涉及个人基本信息、从业原因、售卖商品种类、就业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工作特点、如何应对管制及环境变化、工作收获与感受等方面。问卷获取的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和就业特征信息等。
RBD非正规就业群体因能为游客及街坊提供纪念性及生活化的商品而受到理解,但移动摊贩对城市形象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作为重要旅游区域,RBD管制规范了店铺门面经营的界线,对于街道上的流动摊贩,每街段都安排了城管巡逻车辆及城管人员,使得RBD非正规群体规模小而较为有序。
有意思的是，两台相机的推荐套装都采用了不太寻常的焦段。E-M1 II的推荐搭档是新推出的12-100mm f/ 4 IS Pro镜头，这支镜头会让E-M1 II看起来更小巧。完美的焦段，适中的光圈，高效的光学防抖以及实用的微距功能都是这支镜头的优点。而松下G9的搭档是比12-100mm f/4更轻更短的12-60mm f/2.8-4，与G9的搭配十分协调。
4.4 风景区:正规化进程中的依附式集聚
风景区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包括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8) 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是指为疏导流动商贩,由城市管理部门主导设置,所在区人民政府指定的临时摆卖区域。引自: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门户网站.《广州市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管理办法》解读[Z/OL].(2018-08-28).http://www.gzcgw.gov.cn/gzcgw/zcjd/201810/80d84af1bc684eaca68d9ca4bcf928c0.shtml. 中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及依附于疏导区但位于疏导区外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疏导区外的非正规就业群体沿登山道形成条状集聚(见图5a),并以疏导区为躲避管制的缓冲带。这部分非正规就业者主要出现于6∶00—9∶00这一登山小高峰及城管上班前的晨间时段,城管上班后便“走鬼”,躲进疏导区中,摆摊于正规摊档之间,呈现见缝插针式特点,偶有一两个摊档于午间13∶00—14∶00出现(见图4)。与疏导区中售卖日常蔬果的中年正规摊贩不同,非正规就业者主要为售卖帽子、防晒衣、草药等登山用品的老年人。
疏导区外仍存在非正规就业群体,主要有四方面原因:(1)登山休闲人群的吸引;(2)流动摊档聚集区可见性比疏导区大;(3)疏导区摊位有限、摊位费高昂且手续烦琐;(4)城管人员工作时间确定,而城管上班前已有游客出现;(5)疏导区可作为躲避管制的缓冲带:
(我在)这里摆了十几年,疏导区也建了十几年,从在这里摆摊(开始)疏导区就存在,档口费很贵。比较多人来(我)这里买,他们走过来不一定看到疏导区。(BYSF0042,帽子扇子)
风景区非正规群体的存在能方便游客,但也会存在污染环境、破坏市容等影响。作为城市的重要旅游空间,风景区非正规就业的管制也显得很重要。与其他类型的旅游空间不同,为适应社区情况,部分风景区如白云山风景区设置了流动摊贩临时疏导区对流动摊贩进行就地管制。目前治理效果较好,移动摊贩数量缩小,风景区门口只有零星一两个摊贩不定时出现,但疏导区外仍存在小规模非正规就业者。
4.5 主题乐园:城郊接合部的掩饰性集聚
主题公园的非正规就业者主要包括小商品商贩和摩的司机两类。小商贩小规模聚集于公园门口、地铁口和公交车站附近(见图5a)。他们将轻便的泳衣、手机防水袋藏于身上、伞下或交通工具上,伪装游客躲避管制,并在游客靠近时通过手机展示商品,然后再隐蔽交易。摩的司机则驻扎于各公交车站及地铁口,为上下班市民和游客服务。在时间上,商贩主要于游客进园时段(8∶00—10∶00)出现,10∶00—13∶00人数有所下降,13∶00—16∶00又随入园人数增多而有所增长,16∶00后随入园人数减少而减少。摩的不止服务游客也服务市民,工作时间更长,主要于7∶00市民上班时出现,工作至18∶00后随下班人数减少而减少(见图4)。
主题公园非正规就业者集聚主要有四方面原因:(1)规模游乐人群存在,且公园内部商品价格昂贵、类型单一;(2)若不摆摊或手上无显眼商品,管制人员就无法进行管制,可以伪装成游客而躲过管制;(3)公园和交通枢纽间存在交通接驳空白地带,为摩的提供就业机会;(4)城郊接合部的位置为外来群体提供低成本的生活环境。
有学者调查研究发现：有些集团企业资本成本率直接采用国资委核定的5.5%资本成本率，未根据成员单位所在的行业、风险等特征设定资本成本率，造成各成员企业对自身在集团战略实施中的地位和职能理解不清，不利于加强管理；有些集团公司参照国资委的资产成本率，区分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确定不同的资本成本率；有的公司有针对性的对不同企业制定不同的EVA指标考核权重；还有的集团公司非常重视EVA考核工作，组建专门团队规划和设计，但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并未全面开展EVA业绩评价。
月经血主要包括血液、脱落的子宫内膜、宫颈黏液以及阴道的分泌物。因为混有子宫内膜碎片，所以经血并不像平时血管内抽出来的血那么鲜红，一般呈暗红色。
中午到下午3点半摆摊,这时候城管休息。(PZF003,芭比娃娃)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对广州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空间集聚的原因和特征进行了探索,发现社会经济环境的拉动及非正规就业者个体层面的推动,加上城市旅游空间的吸引力,共同促进了广州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空间集聚(见图6)。研究结论如下:
图6 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集聚机理
(1)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以往研究中提出的社会经济环境层面和个体层面因素对旅游非正规就业形成的影响,即个体层面的“生活需求”和“个人追求”因素、外部环境层面的“大城市的机会与限制”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牵引”因素对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增加了“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因素,突出了互联网在传递旅游地活动及管制信息、拓宽营销推广渠道、提供快捷电子支付方式等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在非正规就业的集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采用单点交叉法对个体进行交叉[8]，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路径A中某单个路径点，将该点之后所有路径与路径B中相应路径点交换，形成新的个体路径。
一般情况下，含有SO2、NO2及NH3等成分的物质大多有强烈的臭味；色氨酸等分解产生吲哚类物质也有臭味；有机物中含有羟基、酮基和醛基的挥发性物质及挥发性取代烃也都有臭味。这些物质主要来源于蛋白质的腐败和油脂的氧化酸败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含硫，如硫化氢的臭味、含氮物质的臭味（如氨臭味、吲哚引起的粪臭味）及脂肪酸氧化酸败的臭味等，它们在感觉上有一定的差异。在鉴定臭味时要注意鉴别，前二者的臭味主要是蛋白质腐败所形成，后一种是鱼油氧化所形成。
(2)城市旅游空间的吸引力是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集聚原因中区别于其他空间类型旅游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方面。城市旅游空间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其不同的功能特性、优越的区位空间、多头管理下的灰色地带,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城市旅游空间作为接待游客及服务市民的公共空间,其空间功能设置产生的市场服务缺口为特定非正规就业的出现提供可能;而其优越的空间区位带来的便捷交通及既可接近游客又可躲避管制的空间形态则满足了非正规就业者工作需求;多头管理的管制虽然严厉但存在灰色地带,非正规就业者可以在掌握管理者的管理对象、管理权限、管理态度、管理时间后,通过“游击战”、伪装掩饰等方法灵活应对管制;城市旅游空间兼具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两大消费市场,其带来的高收入机会则是非正规就业人员最本质的追求。
经脱水处理，泥渣含水率小于45%，可以直接用普通的工程车外运，不会造成环境二次污染。湖塘河这类城区河道，沿岸只有居民区，没有工业区，经检测，尾水指标均小于国家污水排放标准一类排放标准；底泥有机质含量13.8%，符合土地改良用泥质标准（表2），故本工程部分泥类被作为园林绿化用泥。
城市旅游空间的功能、区位、管制、市场四大因素相互影响,功能特性决定了其区位选择、又影响了其消费市场及管制特征,而区位空间特征又影响了其功能设置,如休闲步行街在有独特民居及商铺集中的老城区形成,而老城区又是居民居住地,使得其集游憩和生活于一体,产生服务游客和居民的需要,推动了非正规就业的集聚。
(3)各类型城市旅游空间因功能、区位、管制及市场不同,其非正规就业集聚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标志性公共空间为严控下的“游击战”式集聚,会展空间为事件驱动下的临时性集聚,RBD游憩商业区为社区推动下的点线式集聚,风景区为正规化进程中的依附式集聚,主题公园则为城郊接合部的掩饰性集聚。空间形态特征、空间管制特征及消费者时空行为特征共同影响了旅游空间内非正规就业者的分布模式,而空间功能影响下的消费者类型特征则影响了非正规就业者提供的商品(服务)类型。
5.2 讨论
本文发现,目前广州市的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管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在银行对账、日常账务调整、无现金支付银行信息审核、无现金支付失败重付、凭证传递、非税收入上缴等业务，核算科和结算科工作职责划分不清，影响业务处理效率。例如，银行调账业务现由稽核科负责提出申请，在未经结算科确认的情况下，直接交由核算科进行账务处理，流程上存在内控隐患。另一方面，当部分业务涉及两个科室时，协调难度较大。核算科和结算科人员思想不统一，工作中缺乏交流互动和大局意识，不能根据工作需要灵活调配人员。
第一,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提升及互联网购物的普及,如果公共部门加以引导,有相当一部分非正规就业者可以从原来的流动摊贩转向正规的线上商店。另一方面,公共部门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优势,即时发布对于非正规就业部门管理和疏导的政策并收集公众意见,及时对公众的建议、质疑等进行有效回应,实现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顺畅沟通。
第二,城市旅游空间的吸引力是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城市中旅游空间的叠加功能使得其通常具有多重的管理主体,这就导致非正规就业者可以活跃在其中的管制灰色空间中。公共部门应更进一步明确旅游空间中的管理职责。
第三,城市不同类型旅游空间的旅游非正规就业集聚呈现不一样的特征,公共部门在制定管制政策的时候应考虑这种差异性,而不是将所有的城市旅游空间当成一个均质的整体。
本文以城市旅游地吸引力为重点,结合非正规就业者个体层面及社会经济环境层面影响对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集聚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城市不同类型旅游空间的集聚特征。本文是对城市与旅游非正规就业相结合的研究的补充,凸显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与普通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差异性。此外,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集聚特征的研究,有助于城市管理者更好地从非正规就业在不同旅游空间的集聚特征及其原因寻求管理和疏导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措施。城市旅游空间中非正规就业的集聚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未来应该从不同类型旅游空间异质性的现实出发,综合考虑旅游空间的类型特征、游客需求,结合公众的意见,对非正规就业群体进行科学的管制和疏导,协调好“旅游空间-管理部门-非正规就业者-正规商业部门-公众”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促进我国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健康发展。
这个世界的人情之美，拳拳心意，应该还有很好的“送鱼帖”“送豆帖”“送瓜帖”……这些纯美的心意书帖，写在过往的时空，或在路上，即将抵达，将一个季节的耕种与生长，写在纯美的宣纸上。
参考文献：
岑梦璐,2013.非正规就业者类型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管理(3):24-26.
陈静,2014.体面劳动视角下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高权,2017.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现状探析[J].淮阴工学院学报(2):91-95.
郭为,何媛媛,王丽,2009.旅游人力资本和旅游就业的地区差异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1):42-49.
郭为,黄卫东,余琴,2017.旅游共享经济与非正规就业:对供给侧改革下就业问题的思考[J].旅游论坛(4):76-85.
郭为,厉新建,许珂,2014.被忽视的真实力量:旅游非正规就业及其拉动效应[J].旅游学刊(8):70-79.
郭为,秦宇,王丽,2012.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群体特征与行业满意度——以青岛和烟台的旅游非正规部门调查为例[J].旅游学刊(7):81-90.
胡鞍钢,杨韵新,2001.就业模式转变:从正规化到非正规化——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状况分析[J].管理世界(2):69-78.
黄耿志,徐孔丹,薛德升,2013.广州摊贩空间疏导模式及其成功效应的影响因素——基于沥滘村疏导区的实证研究[J].人文地理(6):74-79.
黄耿志,薛德升,2009.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兼论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议题[J].热带地理(4):389-393.
黄乾,原新,2002.非正规部门就业:效应与对策[J].财经研究(2):52-58.
李娜,2005.探析我国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J].商业经济(11):60-61.
李强,2018.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类型差异与治理方向[J].探求(1):99-103,115.
梁增贤,保继刚,2012.主题公园周边非正规就业管制的堵与疏——以北京欢乐谷为例[J].城市问题(4):67-72.
梁增贤,黎结仪,文彤,2015.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生活质量感知研究——以广州为例[J].旅游学刊(9):72-81.
梁增贤,赵昭,肖莹瑶,等,2016.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J].旅游论坛(5):62-69.
林琳,马飞,周子廉,等,2006.城市“走鬼”现象的特征与评析——以广州新港西路为例[J].城市问题(2):90-96.
罗秋菊,梁宇婷,彭冰洁,2011.依附城市定期大型活动的流动商贩现状调查研究——以广交会为例[J].热带地理(6):586-592.
刘学平,刘丹,2006.非正规就业——下岗职工的另一种选择[J].长江论坛(1):66-69.
乔观民,丁金宏,刘振宇,2005.对城市非正规就业概念理论思考[J].宁波大学学报(4):1-6.
任远,2008.完善非正规就业“上海模式”的思考[J].社会科学(1):119-124,191.
万向东,2008.农民工非正式就业的进入条件与效果[J].管理世界(1):63-74.
王丽,2011.旅游非正式部门的自我就业研究:现状、原因与对策[D].青岛:青岛大学.
许珂,2015.基于就业者角度的旅游非创业性自我就业原因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
薛德升,黄耿志,2008.管制之外的“管制”: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生存状态——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J].地理研究(6):1390-1398,1484.
闫海波,陈敬良,孟媛,2013.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形成机理研究:理论、实证与政策框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8):81-89.
尹晓颖,薛德升,闫小培,2006.“城中村”非正规部门形成发展机制——以深圳市蔡屋围为例[J].经济地理(6):969-973.
尹晓颖,闫小培,薛德升,2007.国外非正规部门相关概念辨析及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1):21-27.
张霞,胡露,2017.中国女性非正规就业:立足于人的发展经济学的考察[J].改革与战略(2):1-4;8.
张延吉,秦波,2015.非正规就业的空间集聚及与正规就业的共栖关系——基于全国工业和生活服务业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8):142-148.
邹忠红,郭为,廖淑凤,2016.就业歧视、社会认同与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J].旅游论坛(1):55-62.
ADAMA B,HAROLD G,2003.Improving access for the informal sector to tourism in the Gambia[R].Gambia:Pro-Poor Tourism Partnership.
CASTELLS M,PORTES A,1989.World underneath:the origins,dynamics,and effect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M]//BALTIMORE M D.In the informal economy:studies i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Marylan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1-37.
CUKIER J,WALL G,1994.Informal tourism employment:vendors in Bali,Indonesia[J].Tourism management,15(6):464-467.
DE S H,1989.The other path: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M].New York:Harper and Row:49-52.
DONALD G,JACK C,2005.Family business in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2(1):237-258.
HUSSMANNS R,2004.Measuring the informal economy:from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 to informal employment[R].Geneva:Policy Integratio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JANTA H,LUGOSI P,BROWN L,et al.,2012.Migrant networks,language learning and tourism employment[J].Tourism management,33(2):431-439.
JIYANE G,ZAWADA B,2013.Sustaining informal sector women entrepreneurs through financial literacy[J].Libri,63(1):47-56.
KESTELTOOT C,MEERT H,1999.Informal spaces:the geography of informal economic activities in Brussel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23(2):232-251.
MICHAEL G,ISABEL G,2005.Inter-and intra-household linkages between the informal and formal sector:a case study for urban Burkina Faso[J].Wider working paper:1-34.
MICHAUD J,1991.A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in Ladakh,India[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8(4):605-621.
MURPHY P E,2000.Tourism:a community approach[M].New York:Methuen:132-141.
NICKSON D,2007.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th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dustries[M].Oxford,UK:Butterworth-Heinemann:235-236.
RAHAYU M J,PUTRI R A,RINI E F,2018.Sustainable street vendors spatial zoning models in Surakarta[C]//IOP Conference Series: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Bristol,UK:IOP Publishing Ltd.:1-8.
SETHURAMAN S V,1976.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concept,measurement and policy[J].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114(1):69-81.
SZIVAS E,RILEY M,1999.Tourism employment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6(4):747-771.
SZIVAS E,RILEY M,AIREY D,2003.Labor mobility into tourism:attraction and satisfac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0(1):64-76.
WAHNSCHAFFT R,1982.Formal and informal tourism sectors:a case study in Pattaya,Thailand[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9(3):429-451.
VAUGEOIS N,ROLLINS N,2007.Mobility into tourism refuge employer?[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4(3):630-648.
A Study on Informal Employment Agglomeration in Urban Tourism Space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LIN Minhui1,*, HUANG Linyu1, ZHENG Jiajing1, LIANG Zengxian2
(1.College of Forestr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China ;2.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 -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00,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did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mechanism and feature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agglomerations in urban tourism spaces in Guangzhou.With the results an in-depth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it was found that the pull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push of informal employees,and the appeal of the spaces(demonstrated as their functional peculiarities,superb locations,gray zones due to disordered management,the mammoth consumption market duel effected by tourists and residences)worked as a whole in gearing up the formation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urban tourism of the city.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exist in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tourism spaces.In view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this agglomeration,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regulating urban tourism informal employment in Guangzhou.
Key words ：city tourism space; tourism informal employment; agglomeration; Guangzhou
中图分类号 F 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75(2019)-04-0013-19
收稿日期： 2018-05-25;修订日期： 2019-03-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城市居民日常户外休闲的空间实践:机理及效应”(41701143);国家旅游局面上项目“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形成机理与空间异质性研究——以广州为例”(17TAAG008)。
作者简介： 林敏慧*(1982-),女,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非正规就业、城市公共空间与公共休闲、历史城镇旅游商业化,E-mail:linminhui@qq.com。黄琳玉(1995-),女,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硕士生。郑嘉静(1996-),女,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本科生。梁增贤(1984-),男,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主题公园、城市旅游、旅游与人的发展。
*通讯作者 。
标签：城市旅游空间论文; 旅游非正规就业论文; 集聚论文; 广州论文;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论文;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论文;